红星网 | MLM 文库 – 文章

把资本看做“物”是历史的倒退

Fri, 18 Apr 2025 00:00:00 +0000

“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马克思毕其一生的大半精力，致力于“资本”的研究，写下了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宏伟巨著，对“资本”现象做了极其深刻的研究，做出了 “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 的科学论断，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

最近，我国思想理论界某些人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文章，一而再再而三鼓噪“资本是物”这种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笔者认为，这种鼓吹“资本是物”的现象是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倒退，是对《资本论》的根本否定，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倒退和反动。笔者前不久写了一篇谈论“资本”的文章《是辩证法，还是诡辩论》，本文在此基础上，从 经济学思想发展史 角度再谈“资本”的本性。

一、马克思主义以前古典经济学理论对“资本”的认识

中世纪之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出现和发展起来，同时也是 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理论论证 ，出现一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家，在哲学领域宣传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在经济领域里出现了资产阶级 古典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配第（1623—1687年）、亚当·斯密（1723—1790年）、李嘉图（1772—1823年）等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的经济现象，而经济现象的主要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货币以及资本现象。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无疑对商品、劳动、货币等做出了一系列合理正确的回答，但是 在对“资本”这个最主要的经济现象的回答上基本都是错误的，都是把资本等同于物。

古典经济学首先是把资本看做一种自然物，从直观的物质性出发阐述资本从物到物的增值过程，认为资本、劳动、土地在创造价值的意义上来说都是独立的生产要素。资产阶级最早的经济学说 重商主义 将金属货币等同于资本，而 重农学派 所理解的资本就是指农业物质产品这种实物。亚当·斯密早期著作中曾经一度认为资本家的收入来源于工人的无偿劳动，最后他背叛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把投入生产活动的资金就看做是资本。他说，某人“所有的资金，如足够维持他数月或数年的生活，他自然就希望这笔资金中有一大部分可以为他提供收入；……他希望从中取得这笔收入的部分； 称为资本 。”而其继承者 大卫·李嘉图 却 将资本与生产手段等同，混淆了资本与资本的物质形态。他说：“即使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早期状态中，虽然资本可能是有猎人自己制造和积累的，但他总是要有一些资本才能捕猎鸟兽。没有某种武器，就不能捕猎海狸和野鹿。”这里，他 把资本和生产手段完全等同了 ，他 甚至把猎人自己制造和积累起来的劳动手段以及所有的武器都认为是资本。

古典经济学之后，资产阶级 庸俗经济学家 的萨伊（1767—1832）、托伦斯（1780—1864）、西尼耳（1790—1864）、穆勒（1806—1873）等也都 主张“资本是物”的思想。萨伊在其主观价值论中提出了“生产三要素论”，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一样，凡能给行为人带来效用的东西，都是价值的源泉。托伦斯 甚至在野蛮人用的石头上发现了资本的起源。 “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 西尼耳说：“资本是永远的生产和分配的一项财富，是人类努力的结果。”穆勒说：“所谓资本，是手段与工具”。

这种把资本看做“物”的观点， 不可能正确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更不可能真正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二、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资本是物”认识的批判及对“资本”本性的科学揭示

“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极其重要的现象，但“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现象，它 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现象都有直接的联系 。对资本现象的不同认识，同人们的 阶级立场、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也都有直接的关系。因此，马克思 从多个角度、多个视角批判了那种把“资本等同于物”的错误认识，科学揭示了“资本“的本性，也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性。

1、错误地解读商品生产的起源

把“资本看做物”观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否认“资本”的历史性 ，把资本看做人类的永恒现象，因为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把商品看做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永恒的存在物 。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讲到，任何人首先都有吃喝穿住的需要性，而这些需要物都不能自己生产出来，于是就产生了商品的交换活动。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类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和原始公有制，生产活动没有任何剩余产品， 也就没有商品交换的活动 。即使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也只是出现少量的劳动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交换 ；人们生产商品是为了交换，是为买而卖，即W—G—W，而不会出现G—W—G’，更不会出现G’大于G的现象，不会出现资本现象。 所有“资本”现象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且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出现的现象。而经济学家把人类阶级社会以来才产生的物与物的交换活动，解读为资本也是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后增值的过程，也看做普通交换活动中物与物交换过程的新的历史条件的延续，自然就把“资本”看做一种物，看做一种普通商品，看做投入商品生产的资金、本钱或者生产的物质手段。

2、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唯心史观解读商品生产者的动机和目的

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是上帝创造一切的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就在思想理论方面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用无神论反对有神论，用人性论反对神学论。他们主张人不是上帝造的人，人首先是自然的人，人的本质、人性是人的吃、喝、性行为；人们追求这些自然物质不需要任何约束，人应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人们在这种动机、目的支配下的活动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人的动机、目的史。

亚当·斯密就是在这一世界观、历史观、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和阐发他的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他的首要的也是最主要的经济学原理，就是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他认为，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客观上就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他人利益的实现。如他说：“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一些经济学家竭力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商品生产发展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就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也就是说，在存在商品交换的社会中，参与其活动的每一个人都只要从个人的物质利益出发，客观上就一定会促进他人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资本家参与商品交换活动赚取利润或价值，也就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通过“资本”进行物与物的交换，也一定会定促进他人和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就是物，就是资金，就是生产资料；利用“资本”这种“物”赚钱发财是资本的本性。

3、生产和交换活动中的“物”，不能脱离生产关系谈论资本的本质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物质生产劳动即劳动中的物资因素 必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 ，单独的物质生产并不能给资本家带来任何利润和发财致富，归根结底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目的才能够达到。 也就是说，资本不是利用“物”，而是利用“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达到。

马克思早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批判了那种把资本归结为劳动工具和原料的错误观点。他说：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345页）马克思还说，如果把资本看做“物”，那就是 “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这无非是说，资本就是生产工具，因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任何东西，甚至纯粹由自然提供的物，例如石头，也必须先通过某种活动被占有，然后才能用作工具，用作生产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1页》马克思还推理说，如果 “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按照这种说法，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因为要使它们能发挥器官的作用，就必须通过活动，通过劳动来使它们发育，以及使它们取得营养，把它们再生产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这样，资本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因为任何一种劳动，甚至最原始的劳动，如狩猎、捕鱼等等，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把过去劳动的产品用作直接的活劳动的手段。”

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 “抽掉资本的特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 （同上，第212页）

4、没有把劳价值论贯彻到底

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就是发现了商品的二重性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原理以及劳动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价值论思想。但他们的商品二重性原理与劳动价值论思想有极大的缺陷和不足：一是把商品交换的根源归结为人的自私本性；二是停留在对交换价值的现象认识上，没有揭示交换价值背后的东西；三是把商品交换的关系只是看做物与物的关系；四是没有对创造价值的劳动进行二重性分析；五是没有揭示价值形式发展的完整过程和货币的本质；六是把商品交换看做人类永恒的社会现象。

马克思提出了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思想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实质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经济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产生条件一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二是出现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出现，三是出现社会分工。商品的二重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的使用价值体现的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商品的价值体现的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交换在现象上是物与物的交换， 实质是人与人的劳动的交换。

马克思特别提出了 劳动的二重性原理 ：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且认为，劳动二重性原理是理解他的整个经济学的枢纽。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作为价值，也一定是劳动创造的产物。而劳动绝不单纯是纯自然的活动，按照唯物史观它一定是 在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下进行 。用劳动创造价值和劳动的社会性来解读“资本”的本性，那就说明，资本不是物、不是资金、更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而是 劳动中的社会关系，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

5、停留在直观、现象的角度认识资本的本质

唯物辩证法要求认识事物不能停留在对事物的表面、外在、现象的认识，而应该 透过表面、外在、现象的认识把握事物的内在的、本质的认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类不可能直接认识事物内在的本质，必然是一个曲折的从现象到本质、从表面到深入、从外在到内在的过程。

对一般商品到资本的认识过程，也必然如此。最初人们看到商品的交换只是看到其表面的、现象的物与物的交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创立之后，认识到人的本质是 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性、本质不是自然性，而是 社会性 。商品交换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实质是社会的人的劳动的交换，货币也不是纯粹的金银等自然物，而是 充当交换价值的人类的劳动凝结。

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拜物教现象，就是只看到商品交换中的物与物的表面的虚幻的对人的支配关系，看不到其背后的凝结人类劳动的人与人的关系。同理，在资本运行过程中，人们从现象上也是看到资金、生产资料等在生产和物物交换过程中的作用，也就把“资本”只是等同于资金、资产和生产资料、土地等物质因素。原因就是他们不懂得劳动创造价值，不懂得劳动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这种现象如同商品拜物教一样也是资本拜物教。

资本的本性、本质 被物的外壳掩盖着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其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所占有。离开了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关系，抽象地谈论生产劳动，谈论资金、资产、资源这些物的因素，就只是现象地、外在地、表面地看问题，也就必然把资本只是看做“物”，看不到“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看不到资本的本质、本性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鼓吹资本是“物”而不是社会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其目的，就是把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剥离开来，变成一个孤立的中性概念。（如《财经杂志》6月22日欧纯智、贾康文中说：“当代经济生活中，‘资本’已不是贬义词，而是指生产资料的一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完善中的中国，既有国有资本，亦有民间（民营）资本，本身都是中性概念了。”）然后再与所谓社会主义关系嫁接在一起，不仅作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也变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如他们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剥离开来，在“市场经济”前加一个“社会主义”概念的如同一辙的手法，资本的本性就变戏般成为“社会主义”性质了。

6、没有把劳动力当做特殊的商品

马克思认为，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 开始只是物，而不是资本。 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种 “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1—782页）没有劳动力的买和卖，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商品活动，也就不可能由物转化为资本。

资本主义存在两个流通公式，在第二个公式中，资本家用货币购买的商品中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用货币购买的生产过程中的物的要素即机器和原材料，二就是生产过程中的人的要素即 劳动力 （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它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综合。劳动者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条件一是 一无所有 ，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二是 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 。资本家在第二个流通公式中一定要使第二个货币高于第一个货币。但这种变化，马克思认为，从纯粹的流通中是不可能产生的。 “这种变化只能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上产生。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第190页）因为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也具有二重性，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

马克思这里把劳动力与劳动严格区别开来。资本家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 而不是劳动 。劳动本身不是商品，它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支出过程。劳动力的价值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维持自身生存、繁育后代、接受教育和训练费用等）的价值。资本家最后获得的剩余价值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而绝不是一般商品交换中的物与物的交换过程中产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把劳动力当做一种普通商品，而没有把其看做具有劳动这种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而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也只有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中才能够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 资本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的“物”，而是特殊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 离开“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就绝对没有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也就是没有“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特殊的社会关系的本质。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区别于以往社会的商品经济的特殊性，就是 把劳动力和土地推向市场 ，这也是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 市场经济就是资本、资本主义经济，三个名称本质完全是同一含义。那种企图把能够自由买卖劳动力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割裂和剥离开来，戴上“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于是就改变了“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转变为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完全是企图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 实行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经济。

7、不能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科学认识资本的运行过程

以往的经济学理论的思维方式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他们发现了资本运行过程中的利润或者说剩余价值，但利润或者说剩余价值究竟如何产生的？他们只是极其简单认为，资本购买了劳动力、机器和原材料之后，在资本运行过程中就产生了利润和剩余价值，于是把他们投入的资本就归结为资金、机器、原材料、生产手段等。 这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经把人类社会分为四个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7页）也就是说，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本性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要复杂得多，人们极容易受现象的迷惑，看不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正是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复杂、暧昧、两面、虚无”的特征竭力掩盖资本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具体深入通过资本的具体运行过程，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一是马克思 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区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这种劳动区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已经以工资的形式付给了工人，而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就完全被资本家占有。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就是占有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就是占有工人的劳动，就是剥削压迫。

二是 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所谓不变资本就是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它的价值通过工人的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而不改变原有的价值量。所谓可变资本就是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它的价值不是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超过购买劳动力的这部分资本的价值。这个超出部分就是剩余价值。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增大原有的价值，是一个可变量。这一部分就是可变资本。马克思这一理论的提出， 证明了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家垫支的全部资本，而是由其可变资本带来的，即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

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理论的核心、精髓。恩格斯把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精髓归结为剩余价值学说理论。而剩余价值学说理论的核心精髓就是两种劳动的划分和两种资本的划分。这两种划分就更加具体揭露了那种把“资本看做物”的荒谬性。没有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没有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就没有资本的剥削。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含义一是原始资本积累是靠暴力、掠夺实现的，二就是 在资本的具体运行过程中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成果。

8、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谈“资本”的本性

人类任何生产活动包括交换活动都有其动机目的。亚当·斯密从“人本质自私论”的角度揭示了一般商品交换的动机目的：人们进行商品生产，为买而卖，就是生产目的。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目的是为卖而买，而 卖的目的就是赚钱、就是获取剩余价值 。谈“资本”的本性不能离开这一生产目的。恩格斯早在1843年在英国调查期间就发现了资本的这一本性。有一次他和一个资产者漫步在曼彻斯特街道上，他谈起工人区的恶劣的可怕的居住条件，这个资产者与恩格斯告别时说： “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到很多钱。再见，先生！” 恩格斯对此评论说： “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经济学这门专门讲赚钱方法的科学就成为这些人所喜爱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第565页）马克思说：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第368页） “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 （同上，第330页）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产生资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74年，第996页）资产阶级 “所关心的就是交换价值和它的增加，而不是使用价值和它的数量的增加。他只关心抽象财富的增加，对别人劳动的愈来愈多的占有。他象货币贮藏者一样，完全受发财的绝对欲望支配，所不同的只是，他并不以形成金银财宝的幻想形式来满足这种欲望，而是以形成资本的形式即实际生产的形式来满足这种欲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260页）而且马克思认为资本家这种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欲望是“尽可能多”的、“永无止境”的、“无穷无尽”的，是“绝对的致富裕”。

那种把“资本看做物”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观念就是 否认资产阶级这种特殊的动机，同一般商品生产者的为买而卖的物物交换的动机混为一谈。因而掩盖资本生产的特殊目的，也就是掩盖“资本”的剥削、压迫、吃人肉、喝人血、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本性。而当今某些人把“资本看做物”也是把资本的运行活动与其无耻、卑鄙的赚取劳动者血汗钱的目的割裂和掩盖起来。

三、《资本论》的核心、精髓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就是《资本本性论》、《资本主义关系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研究和写作《资本论》的过程，实质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把“资本看做物”的荒谬观点的过程，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和运用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上从资本主义的大量事实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是从 “资本是物” 到 “资本是关系” 认识的质变过程，也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理论革命和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所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就是 科学的对资本本性的确立，对资本主义本性的确立。整个《资本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论”，也就是“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本性论”，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论，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资金、生产资料、生产工具、技术论。

《资本论》 实质是《共产党宣言》在对资本主义认识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深化。其主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是具体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就是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戳穿了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欺骗性。二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工人阶级贫困化和反抗斗争的深层次的经济和阶级根源。三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灭亡，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正如《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结尾所说，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封建社会是第一个否定，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为“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第二个否定。实际是就是通过对资本的详细的运行过程的揭露， 再次证明和深入论证《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两个必然、消灭私有制等思想。

《资本论》中的关于资本本性的论述，不仅是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也是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本质、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区别的理论武器。列宁正是依据《资本论》的基本思想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写作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巨著，不仅在《资本论》对资本本性认识的基础上继续揭示帝国主义的垄断性、腐朽性、寄生性、垂死性等特征，揭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性和现代战争的根源，揭示资本主义国内阶级矛盾和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矛盾的尖锐化，导致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由此 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客观依据。由此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了与帝国主义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

四、当代中国鼓吹“资本是物”的观点是思想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倒退

“资本不是物，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板上钉钉的确凿无疑的著名论断和 客观事实 。但当今某些权力者和某些学者却在媒体上 以创新为名，公开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发出挑战，鼓吹什么“资本是物，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资本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对“资本”要进行“辩证”分析，既要看到“资本”的无序发展，也要看到其有序发展，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应该为资本的有序发展（资本无穷无尽的追求剩余价值和贪得无厌的本性决定了其只能是盲目无序发展）大开绿灯。他们还鼓吹资本“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本质过时了，资本这个“贬义词”已经转变为中性词。他们玩弄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 把“资本”与资金、资产混为一谈 ，认为民营企业有“资本”，国有企业也有“资本”（实质是指资金、成本），离开“资本”的经济运行活动是不存在的等等。

上述论断绝对不是创新，也不是与时俱进，而是倒退，是反动，是把早已经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重新乔装打扮一番，打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旗号推销和贩卖之。

首先是思想发展史的倒退。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定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研究及某些科学范畴的提出。这种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来源。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种种原因，其某些成果带有极其严重的局限性和缺陷，尤其是在对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社会现象“资本”的认识上。 其共同特点都是把资本看做货币、看做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看做普通商品。正是由于停留在这种现象的认识上，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看做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社会制度。他们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也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特点，不可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和灭亡的必然性。 他们必然要全力捍卫这个制度。他们和封建主义比较起来，是代表社会的进步和先进势力，但和其内部成长以来的否定因素社会主义比较起来，他们代表历史发展的阻力、障碍、倒退和反动。在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170多年、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建立70多年的历史时期，还在继续鼓吹被马克思主义批判过的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垃圾和破烂玩意，难道不是对《资本论》从“物”到“关系”认识的根本变革的根本否定吗？难道不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根本否定吗？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大倒退和反动吗？

其次是社会主义实践和历史发展的倒退。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全世界无产者就为消灭“资本”和“消灭私有制”进行永不停懈的斗争。巴黎无产阶级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在原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当今这种把“资本看做物”的思潮在中国的泛滥和影响，就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突出表现。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一切逆历史发展前进的错误思潮和反动势力必将被发展前进的历史车轮所碾碎！

德国古典哲学的发生学

Fri, 11 Apr 2025 00:00:00 +0000

一、德国古典哲学发生的前提

首先我们来看德国古典哲学发生的前提。当然这个前提的概念很广，大致上呢，我们可以归纳一下，把它分成这样几个前提。第一个是当时的社会前提，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第二个是当时的科学的前提，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第三个当然是近代哲学思想的前提。德国古典哲学，我刚才讲了，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前人在哲学上面所做的大量的工作。主要是这三个层次，三个方面的前提。

1.社会前提

现在我们看看第一个前提，当时的社会状况，德国、德意志民族的社会状况。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上半叶，整个欧洲都处于一个所谓革命的年代，最典型的就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当然在此之前，有1688年的英国革命，“光荣革命” ，还有更早的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最具有震撼力的。它跟前面的两次革命都不一样，震撼了整个欧洲。它把一种普遍的思想带给了欧洲。当然1789年以后，还有比如说1830年的法国革命，1848年的德国革命，革命不断地兴起。兴起以后呢有一段沉寂，但是又在酝酿新的革命。所以我们把这一段时期，德国古典哲学所经历的这整个历史时期，称为“革命的年代”，包括酝酿革命，爆发革命，革命的沉寂，以及再次兴起这样一个过程，反反复复，是一个激烈动荡的年代。激烈动荡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社会、阶级关系都处于一个剧烈的变化过程中。那么这种动荡呢，当然跟思想启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法国革命就是由法国启蒙运动所酝酿出来的。法国启蒙运动也波及当时的周边国家，包括德意志。法国革命本身就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普及。法国革命以后，拿破仑的铁蹄横扫整个欧洲，同时，也把一种启蒙精神带到了那些封建落后的国家。（正如你国近代化）

所以德国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呢，也受到了巨大的震动。我们知道德国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后不断地连年战争、分裂，四分五裂。德意志当时在此之前已经不能称之为一个国家。就算在康德的时代，德国古典哲学初创的时代，德意志的统一还是一个问题。分裂成大大小小300多个公国，各种各样的小城邦，这样来统称为德意志，只是一个名称，德意志已经不存在了。30年战争，就是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的，封建的领主们各自为政，每个领主占一个城邦，就是公国，就是王国。他就是一个小领主，然后跟其他的各个领主城邦之间又谈判啊，又打仗啊，四分五裂了。所以在当时的德意志呢，就像一个瘫痪了的巨人，虽然很大，德意志有它的传统，甚至于他们自命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但是实际上呢，不成一个国家。他们的民族无以凝聚。那么，他们在政治上如此的瘫痪，在经济上呢，也非常落后，严重地阻碍了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当时的德意志的经济基本上还是旧的那种封建的农奴制。有点点行会的手工业，贸易也不发达，近代化工业更加谈不上，还处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很羡慕英国已经走上了健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法国经过法国大革命以后，复辟王朝也开始注重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德国那是更加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们很羡慕。英国、法国、荷兰都走到前面去了，但是德国还是这么落后，所以在思想界有种改革的倾向。他们那个时候就搞改革，非常强烈地呼吁要改革体制，要废除这些旧的体制，比如说农奴制。普鲁士的国王腓德烈.威廉二世一上台就把自己的全部农奴解放了。

旧的传统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当时从上到下，德意志有一种改革的思潮。有点像我们今天，德意志当时属于“转型时期”。我经常读德国古典哲学的书的时候，就想到这一点。你读一读康德，你读一读费希特，你读读黑格尔，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种全新的东西。至于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品，我们往往用不上。但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东西，你拿来，说不定就能用得上。它是一种近代启蒙的理性精神，我们缺的就是这个。怎么样启蒙?什么叫理性精神?我们在康德和其他几位德国古典哲学家那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你不去读它，理性精神就是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口号，你只有在读了他们以后你才知道什么叫理性精神。现在盛行反理性主义，觉得理性精神太狭隘了，后现代要抛弃理性精神，我们也要抛弃理性精神。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理性精神吗?我们连什么是理性精神都不知道，你怎么批判?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个。

德意志当时也是这样。在当时，德意志的政治和经济都非常落后，但是它的思想非常活跃。法国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人，通常是这样认为，比如说莱布尼茨和沃尔夫，莱布尼茨就是常年在法国做学问，他的很多作品都是用法文写的，肯定受法国的影响。但是他有自己的发展。他跟法国人不样，他有德国人的特点。所以造成了思想的激荡，一种非常生动、活跃、超前的这样一种局面。德国人的思想是非常超前的，所以后来马克思、恩格斯都说，德意志民族在经济上那么样的落后，但是在哲学上却可以拉第一小提琴，可以领衔整个欧洲世界。这是很奇特的一种现象。为什么?因为人家在那里搞革命，在那里动荡，在那里改变现实的社会关系;而德意志呢，在一个非常僻静的角落里面，观察这些东西，在默默地看着这些东西，同时在思索。你所想到的东西，他都想到了，你没有想到的东西，你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也在想。所以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有一种超前性。（我认为这一点也可以反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生产力论蠢货”）他的哲学领先于他的老师，领先于英国、法国、荷兰。当然英国、法国、荷兰都很了不起，都有它们伟大的哲学家，但是德意志的哲学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出来以后呢，世所公认这是一流的。他们想得更深更远。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行动上面呢是庸人，德国人在行动上面是畏畏缩缩的。他不敢贸然行动，他在没有想清楚之前，他不敢迈出任何一步。这是德国人的特点。这个特点有它的长处，就是说他的每一步都是有计划的，都是考虑了后果然后才迈出去的。当然也有发疯的年代。比如说希特勒，希特勒不考虑后果。后来人们讨论为什么会产生希特勒这个问题，德意志那么理性的民族，有那么理性的传统，为什么产生希特勒?但是实际上就连希特勒也是很理性的。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的种族主义，都是经过“科学”论证的，你不要以为他就完全是在发疯。他当然是利用了民众里面那种非理性的情绪，但是他的行为方式仍然是科学的，计划好了的，当然他的计划不一定能够切中现实，有失误，所以最后失败了。但是他是有理性特点的。我们看德国的足球也是如此，打得很没有意用德国足球最没意思，他就是按部就班地、规规矩矩地，按照他既定的一套方法，他就坚持到最后，没有点感情用事，所以他老是能赢、但赢了你也觉得不光彩，你这样赢了人家，有什么看头。没有一点精彩，他就是一种纯粹的理性。这种精神，在德国古典哲学里面呢，表现得最为突出。当然在此前，也有表现，比如说德语的语法、德国的语言，从马丁，路德以后，把《圣经》翻译成德语，奠定了德语的基础，我们就可以看出，德语非常理性，非常有逻辑。它的一句话几乎就没有产生歧义的可能，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翻译康德的著作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非常有逻辑，哪怕一句话老长老长，但是你还是可以发现，它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出错的。当然在德国古典哲学以前呢，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莱布尼茨经常用法文写作，甚至于经常用拉丁文写作。沃尔夫通常也用拉丁文写作。康德是第一一个主要用德文写作的德国哲学家。

而非理性呢，在康德以前也有，像艾克哈特呀、波墨呀，还有雅可比这样一些人，都带有非理性这样一种倾向。所以，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性里面呢，可以有两种倾向，一个是神秘主义倾向，另外一个是极端理性主义倾向。那么德国古典哲学其实也有两个方面，康德是当然表现为极端的理性主义，但是随后的费希特、谢林，包括黑格尔，也掺杂了德意志民族的那种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但在这个时候呢，这些东西，主要是以一种启蒙理性的方式，表现出改革、超前这样一一种倾向。但在行动上面，他们是庸人，他们保守，德国人在当时被看作是保守的典型代表。马克思、恩格斯的词汇里而经常把德国和庸人联系在一起，说是“德国庸人”。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确实很多庸人。德国的“容克地主”，那是非常保守的。容克地主阶级也经常搞一些现代的工业，也想发展一些现代工业，但是他们的根是在农村。他们是地主，他们的工业赔了本，或者打不开局面，他就可以回去，回到他的领地去，他有个归宿。“容克” 就是德语的Jungherr, “小主人” ，年轻的主人，或者叫“少爷”。地主家庭里面的那个长子就是容克。容克在外面搞社交，充当国家的官员，或者有的经商、办企业。但是他们的根始终在他们的领地里，农奴制嘛。所以他处于一种既想求新，同时又有退路的状况，在他的领地那里，最后他们还可以退回到他们的田园生活里面去。所以他们有一种保守、胆怯的特点。哪怕是德国的资产阶级，也有这种特点，既保守又胆怯。（就这点来说，与你国近代类似）

但是在当时的时代呢，有三个很重要的德国的统治者，主要是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王国的国王，一个是普鲁士国王腓德烈.威廉二世，就是康德那个时代的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国王腓德烈威廉二世的统治被称为“开明专制”。腓德烈.威廉二世鼓吹德国人要做“世界公民”，就是要打开眼界。普鲁士代表德意志，在什么上面代表呢?普鲁士是一个很落后的王国，在当时它比魏玛、巴伐利亚那些地区都要落后、野蛮，特别是东普鲁士，它属于和斯拉夫民族交界的地方。康德当时住在哥尼斯堡嘛，哥尼斯堡(Konigsberg) 意思是“ 王城”，曾经是普鲁士的首都，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是充当过普鲁士的首都。可见当时普鲁士是一个边缘的地区。但是普鲁士国王呢，他认为他们的思想是最开放的。虽然好像很落后，没有上面说的那些城市的文化根底，但是我们放眼世界，我们要当世界公民，推行世界主义。所以他具有一种非常开明的眼光，有世界公民的理念。他的继任者腓德烈三世呢，创办了柏林大学，也是鼓励学术，容忍宗教自由，宽容自由主义，宽容自由思想。虽然他也压制，但是相比而言呢，他还是宽容的。在腓德烈三世之下，有像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些哲学家在柏林大学造成巨大的影响，在柏林大学当教授，甚至于当校长。第一任校长就是费希特。费希特是一一个自由主义者啊，很强烈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在普鲁士国王的统治下，能够容忍他，这就很了不起。所以他们当时有几个很好的国王，包括再后来的腓德烈四世，他也是崇尚知识、崇尚文化，他本人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向往德意志的浪漫主义，在他的统治下，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蓬勃地发展。施莱格尔兄弟啊，诺瓦里斯啊这些人，都在那个时候发展出一种非常高的文化，非常有特色的。所以我们说，德意志虽然在当时落后于其他的欧洲国家，但是他们很幸运，连续有几位这样开明的国王、领导者，把整个德国带向了改革之路。（就这点而言，我更多倾向于容克和资产阶级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导致当时社会普遍有这么一个诉求）

那么自从宗教改革以来300年间，一直到现在，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这一段时期之内，才开始摆脱了他们的四分五裂的状态、停滞不前的状态，而走向了逐步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当时是处在新兴的、上升的阶段。而且呢，由于他们发展资本主义跟英国和法国发展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已经大不一样，英国、法国已经发展成近代的大工业，近代的工厂，近代的企业，近代的金融。在这种条件下，德意志要发展起来，比它的先驱者要更快。我们中国现在也是，我们在现在的国际条件之下，我们的发展肯定比美国、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要更快。（也就是说，你国现在什么成分也就不言而明了）我们现在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这个是不奇怪的。德意志在当时也比其他的国家发展更快。但发展得快也就引起了大动荡，引起思想上面的激烈的动荡。发展太快了，而思想方面、意识形态方面跟不上，于是呢就产生了一些冲击。一方面，近代的资本主义要发展，另一方面呢，封建时代的残余又死死地拖住向前的步伐。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转型期也是非常艰难的。发展很快，既然发展快就不稳，就有很多冲突、很多矛盾，很多东西要抛掉，又割舍不下，仍然在阻碍着社会的发展，那就有斗争了。这种斗争反映在哲学上面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短期内不断地发展，爆发式的，马克思把它称为“ 凯旋行进”，把德国古典哲学这几个人物，这几十年的发展称为“凯旋行进”。不断地克服旧的思想，摧毁旧的残渣余孽，树立新的目标，吹响了进军的号角，就是凯旋行进。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形势方面的特点。

2.科学前提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这样—个时代也是一个转型期，我刚才讲了，社会是转型期，但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是个转型期。是什么转型期呢?可以概括为自然科学领城里面，由过去的主要是搜集各种信息资料的阶段转到了主要是把这些资料贯通起来，构成体系，揭示这些资料中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这样一种机制的过程。是这样一个转型。以前呢，自然科学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博物学”，什么都知道，自然界的什么都知道，天上的，地下的，矿物、植物、动物、人，什么他都知道，但是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这个在德国古典哲学以前呢，是很普遍的。当然也有一种体系化的倾向了，比如说牛顿。牛顿是最典型的，想用一种自然哲学——牛顿的主要代表作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嘛——把整个自然界看作一个系统。比如说牛顿的故事，说他坐在苹果树下，一个苹果掉在他的头上，于是他想这个苹果掉在头上的这样一个规律，自由落体这样一个规律，跟整个天体的运行的规律应该是统一的。苹果下落这是一个现象，我晚上看于象、看星星的运行，那是另外一个现象。而这两个现象之间是不是有联系?要找出这个联系，这是牛顿所考虑的问题。所以他已经有这种联系的倾向，并且呢，至少在力学领域里面构成了体系。牛顿三定律嘛，万有引力嘛，这些东西都构成一个体系。但是这样一个体系呢，只是在力学领城里。在其他领城里，还没有构成，比如说光学、电学、磁学，更不用说生物、生理学、解剖学，那些还是零零星星的。甚至于到了康德的时代，康德都还不认为生物学可以成为一门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他只是认为，像这种有机体的观念，它不是科学的，它是人的一种主观反思的需要。那么到后来，到了黑格尔以后的时代呢，由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学才成为科学。这是一个转型的过程，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是一个转型的过程。就是开始呢，总是一门一门的科学，这一门，那一门，我什么都知道，但是科学与科学之间有什么联系，化学和物理学之间有什么联系，物理学跟天文学之间有什么联系，光学、电学、磁学之间有什么联系，有机化学跟生物学、跟细胞理论有什么联系，这些是在后期，在转型时代后期才开始探讨的。这样才能够把整个自然界当作自然“哲学”的对象联系起来。

社会科学方面，最有影响的应当数法国启蒙思想家盂德斯鸠和卢梭的社会政治理论。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总结英国政治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司法、行政、立法的“三权分立”的思想，它的基本理念直到今天还是西方法制社会的理论框架，在当时也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政治思想的“圣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打出了“主权在民”的旗帜，由此所催化的法国大革命虽然造成了人性的灾难，但它的原则精神却深人人心，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养料。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提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异化的规律，《爱弥儿》把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全面系统地贯彻到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中，这些在当时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对这些新思想、新概念趋之若鹜，法国启蒙运动波及整个欧洲，也使封闭落后的德意志大开眼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德国古典哲学就是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的深化，从康德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他们思想中都可以看出启蒙运动的影子。即使他们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也还是立足于启蒙的基本原则之上进行的。

3.哲学前提

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三个前提就是近代西欧各国的哲学。近代西欧哲学的核心问题是认识论问题，这与以往的哲学把宇宙论、本体论甚至神学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近代哲学的创始人是培根和笛卡儿，他们以认识论为核心，分别开创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传统。英国经验派在培根之后经过霍布斯和洛克的发展，已经成为系统化了的经验论哲学。他们认为人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并且一切知识都要以直接经验为最后的标准，“凡在理智中的无不先在感觉中”。当然他们也不完全否认理智的作用，培根建立了归纳法的一些基本原理，霍布斯强调推理在使经验知识得到整理和条理化方面的作用，洛克则在“感觉的经验”之外还提出了一种“反省的经验”，包括抽象、比较、分析和形成概念等理智活动。但所有这些理智的活动在经验派看来都只是对经验知识的一种整理工作，使经验知识更加清晰而已，本身并不能形成什么知识。如果理性想单纯凭自身构成知识，那肯定是没有根据的玄想。所以归根结底，一切知识都只能是感性的经验知识，离开了感性的经验，任何知识都是不真实的。经验派在它的早期形态中都具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也就是不假思索地承认我们的感觉来自于一个客观的物质对象，但是在它的进一步发展中，这种唯物主义的假定就遭到了毁灭性的质疑。贝克莱就认为，所谓“物质”，实际上不过是“感觉的复合”，我们凭什么设定一个在感觉底下的抽象的物质实体的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凡是抽象的东西，都是不可感知的，因而也就是不存在的。这就把经验主义的原则推到了极端，成为一种只承认自己的感觉的真实性的主观唯心主义了。为了避免陷人一种无人能够接受的“唯我论”，贝克莱把这种感知赋予了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认为当我们没有感知到一一个对象时，这个对象不一定就不存在，而有可能存在于上帝的感知中。

但另一位更加极端的经验论者休谟，则连这一点也否定了。他认为上帝也好，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也好，在彻底的经验论和感觉论看来都是没有根据的。认识的唯一的根据就是最直接的知觉印象，除此之外，一切抽象的概念如实体性、因果性等等，都仅仅是我们在多次接受知觉印象时所形成的联想和习惯，并没有客观必然性和实在性。所以我们在认识论上必须坚持知觉印象的直接性和生动性，而对一切客观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包括灵魂和上帝，都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我们既没有理由承认它们，也没有理由否认它们。休谟的这种彻底的经验论以及它所导致的主观唯心论和怀疑论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因为它不但导致了整个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全部成了问题，失去了客观必然性的根据，而且动摇了宗教、道德和法律的普遍依据，即个体人格的同一性和上帝存在的信念。经验论的发展在这里最终走向了对经验论本身的认识论原则的自我否定。经验论的这一发展历程，特别是休谟的这一发展结局，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力，使他从“独断的迷梦”中被惊醒，重新考虑自己的理性派的认识论原则。康德就是由于致力于寻找一条摆脱休谟怀疑论的道路，以拯救当时被视为“理性法庭”的自然科学的根基，并重建被休谟摧毁的道德和宗教，才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学"的。

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另一条线索就是以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大陆理性派哲学。与经验派不同，理性派哲学家继承了古代柏拉图的先验主义认识论的传统，认为感性知识是变动不居的，因而是不可靠的，只有逻辑上一贯的永恒的知识才是真正可靠的知识。而这些知识的逻辑顶点应该是某种自明的理智直观，一切知识都可以从这种直观的公理按照逻辑必然性推导出来。所以理性派又称为大陆“唯理论”。唯理论的哲学家们花很大力气寻求的就是那个最高的直观的公理，在笛卡儿那里，这就表现为他通过“怀疑一切” 而找到的一个不可能再怀疑的基点，这就是“我在怀疑”，或者说“我思”。他由“我思”推出“我在”，并由“我思故我在”推出一条认识论原则:“凡是我清楚明白地意识到的都是真的。”他所理解的“清楚明白”是理性直观和逻辑意义上的。于是他按照这一原则推出了上帝存在，并通过上帝而保证了整个物质世界的合乎规律的存在。笛卡儿的唯理论承认心灵实体和物质实体都是真实的存在，具有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元论性质，而从笛卡儿派中分化出来的斯宾诺莎的学说则带有泛神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倾向。斯宾诺莎认为，要真正按照“清楚明白”的原则来建立哲学体系，就用不着像笛卡儿那样先从“怀疑一切” 出发，而必须从最直接的理智直观出发，这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否认的客观世界、自然界，我们把它称为“实体”，也可以叫作“神”。它的最根本的规定就是“自因”，即它自己是自己的原因。它本身具有两种“属性”，即物质性的“广延”和精神性的“思维”，各自服从机械运动的规律和逻辑规律。但由于这两种属性都属于同一实体，所以它们一.对应，不可分离，并由此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样式”来。而每一样式只有被看作实体的表现才有实在性，本身则是不实在的，如各种经验现象都是如此。斯宾诺莎认为他这一套体系是严格 “ 按照几何学方法”来“证明”的，他甚至在证明的程式上也模仿几何学。

笛卡儿是法国人，斯宾诺莎是荷兰人，而德国的菜布尼茨可以说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唯理论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哲学出发点也是“实体”，但他先对实体概念进行了一番理性的分析。他认为实体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不可毁灭的东西，而凡是有广延的物质性的东西都是可以分解的，因而是可以被毁灭的，所以真正的实体应该是没有广延的东西，这就是精神性的“单子”。单子是构成万物的不可分的精神实体，它的特点是具有自发的能动性，同时具有独立性和封闭性，表现为内在的知觉和欲望。在构成事物时，每个单子和其他单子之间是连续的，永远还可以插人无数其他单子来连接，但单子和单子之间不能够互相影响和直接发生作用，它们的关系是由上帝这个最高单子按照“前定和谐”的原则规定好了的，每个单子的任何自由行动都是遵循着上帝预先安排好的曲谐在演奏。每个单子内部都以自己的方式反映着整个宇宙的曲谱，但只能以模糊的方式反映，所以凡是它们自以为是自由的或者是偶然的行为及事件，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背后其实都有其“充足理由”，最终都是由上帝安排好了的。上帝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选择了我们这个最好的世界，这就是一个最合乎逻辑规则的世界。所以莱布尼茨认为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有其数学的精确性，所有的问题，包括那些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为数学和逻辑问题，都可以拿出纸和笔来“算一算”而得到解决。莱布尼茨因此被视为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莱布尼茨的这种宿命论和庸俗的乐观主义在当时遭到了人们的嘲笑，伏尔泰还专门写了一个剧本来讽刺他，但他这种把-切都放到逻辑理性上来衡量的做法对德国人的散漫无序的思想是一种极其重要和必要的规范。尤其是他的追随者沃尔夫，将这种理性主义通俗化、体系化，对德国思想界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当这种理性主义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便爆发了极其伟大的思想力量，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中潜在的动力。早期的康德就是一个莱布尼茨- 沃尔夫派的信徒。

二、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发展线索

下面我们来看看德国古典哲学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它围绕这些问题所展开的逻辑进程的梗概。我刚才已经讲到了近代哲学的前提，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引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首先在认识论上，其次在本体论上，如何处理能动的主体性和客观的制约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方面如何面对休谟的怀疑论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另一方面，如何解决理性派的独断论所面临的困境。休谟提出的怀疑论是对一切独断论的挑战，不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受到了挑战，在当时的欧洲没有人敢于回应，但是又非常需要回应。如果不回应的话，当时的整个科学就失去了基础，包括牛顿物理学，包括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将失去它的科学的基础，失去它的普遍必然性。那对科学来说呢，是一个摧毁。近代启蒙思想的前提，就是科学、理性这样一些概念，这些概念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那么首先呢，康德回应了这个挑战。康德曾经讲，是休谟打断了我的独断论的迷梦。因为康德出身于大陆理性派，它原来继承的菜布尼茨——沃尔夫的传统，属于理性派传统。从笛卡儿、斯宾诺莎到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的弟子沃尔夫把莱布尼茨的体系完善化了，构成了一个体系，那么，康德就是在沃尔夫的体系这样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沃尔夫都是德国人嘛。康德首次回应了休谟这样一种怀疑。就是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不能按照休谟的那样一种方式完全避开。康德认为，休谟有一点是对的，就是说我们只知道我们能够知道的东西。至于我们能够知道的东西背后是不是有一个自在之物的对象，这个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搞清楚。当然康德认为有，但是我们没法认识，这是他跟休谟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康德的不可知论，是认为有一个对象，事物的背后、现象的背后有一个对象，有一个自在之物，但是我们没法认识。那么休谟这个怀疑论更彻底一些，就是说，就连有没有这个自在之物，我们都不知道。这样一种不可知，那就更加被动了，就是说，完全是怀疑，悬疑，悬而未决。

所以康德提出来呢，自在之物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不可认识。我们既然被它刺激了我们的感官，我们就必须承认它的存在。感官嘛，肯定是被刺激起来的，不然为什么叫感官呢?感觉嘛，就是感受。为什么叫感受呢?感受肯定是有东西刺激了我才感受到，但是这个感受并不能反映刺激我的那个对象。我们只知道感受，然后在这个感受的基础上呢，我们运用我们主体的能动性，建立起了我们的知识。所以，康德是从这个方面来解决主体的能动性和客体的关系问题的，就是说这个客体，它只是现象客体。他把客体分成两个层次。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现象客体。尽管是现象客体，但是它是有规律的。为什么有规律呢?并不是因为它是现象，并不像休谟讲的它仅仅是我们的感觉的印象、知觉，而是因为有我们主体的能动性把规律强加于它了，在显现出来时就强加于它了，否则它连显现出来都不可能。所以在必然规律这个方面呢，康德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的作用，通过这种能动性而使得我们的知识成为一个有规律的体系。主体能动地把规律加给各种现象，使它们成为个有序的系统，在这个现象的领域里面，解决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的关系问题。但是还留下了自在之物这样一个本体领域里面的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他把这样一个问题排除在知识的范围之外，他认为这个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主体，你再有能动性，你的能动性不能超越现象的范围触及那个物自体、自在之物又翻译成“物自体”。所以他实际上是把主体和真正的、绝对的客体对立起来了。主体的能动性，跟真正的客体即自在之物之间是对立的，是没有沟通的可能的。只有在现象领域里面，我们可以发挥主体的作用，建构起我们的科学知识体系。这是一种解决方案，这是在认识论中的方案。另外一种解决方案是本体论的方案，就是在自在之物的领域里面，我们可以采取另外一个角度，不从认识的角度，而是从实践的角度，从道德的角度看，这个客体跟主体是统一的。就是人的实践的主体，人的自由意志的主体，也是一个自在之物，所以在实践的领域里面，主体和客体在另外一种意义上面，也可以达到统一。自由意志是主体，同时呢，它又是自在之物。所以在康德那里有两个系列，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这两个系列里面，在不同的意义上，都可以实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在实践的领域里面，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形成他的客观规定性，这就是道德律。在认识领域里面，是人的主体的所谓统觉的统一，人的认识能力的统觉的统一，它可以把现象构成一个科学知识体系。而这两个系列相互之间是对立的，一个是现象界，一个是自在之物、本体界。他最终没有把这个主体和客体完全统起来，但是，他把主体和客体这样一种根本对立揭示出来了。康德的功劳就在这里，他把主体和客体最后的那种对立呢，揭示出来了。虽然他想尽了办法，要把它们统一起来，但是最后他揭示出来它们是对立的。康德的创造性就体现在这两个系列的对立上。理论和实践，或者是认识和实践，这两者是对立的。这是康德的一个基本的哲学的结构。

那么第二节呢，是费希特。费希特对康德的改进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把认识和实践合而为一，把它们统一起来。康德把认识和实践对立起来，把认识和道德割裂开来了，这是他的功劳，但也是他的缺陷;那么费希特呢，他把两者统起来，就是说认识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活动，而实践本身也可以纳人到认识的里面作为一个环节。甚至于从根本上来说，实践是第一的。康德虽然讲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但实际上他认为认识是摆在前面的，要从认识出发来看实践。那么费希特认为呢，实践首先是第一的原则，要从实践这个角度来看认识。所以费希特把自己的哲学称为“行动的哲学”，也就是实践的哲学。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是一个行动的自我意识，是一个实践的自我意识。费希特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使人的认识本身就成了自由意志的活动，并且在这种自由意志的活动中，通过一种必然规律，发展出道德，发展出科学知识，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它这样一个自由意志的基点，从这个费希特的行动的“自我”里面发展出来的。所以他把康德割裂开来的东西统一成了一个体系。这可以说是在行动的主观主义条件下，在我的这样一种主体性的条件之下，把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了。但是呢，他这种统一毕竟还是一种主观的统一，在“我”的这个前提之下的统一，所以它跟真正的客体呢，仍然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费希特还是一个主观主义者，他撇开了真正的现实的客观存在，把一切都看作是主体所建立起来、所造成的。

第三个阶段是谢林。为了克服费希特这种极端主观主义，他把自我和非我一也就是客体，归结为一个绝对的同一性。他认为最开始既不是一个客体，也不是一个主体，而是客体和主体的绝对的同一性，绝对无差别。所谓绝对同一性就是绝对无差别。这个是谢林哲学的一个出发点。首先是主客体的这种绝对同一性，然后才分化出比如说客体，从客体里面又产生出主体，然后从主体里面呢，又上升到更高的客体，然后又回归到主体和客体的绝对统一。通过什么恢复到主体和客体的绝对统一呢?最后是通过一种神秘的直观，所谓的理智直观，艺术直观。理智直观是一种哲学直观，从里面还会产生更高的阶段，就是艺术直观。通过一种艺术直观，灵感，创造，使自己成为客体，最后回到绝对统。那么这样一个体系最后就是非常静止的一个体系了，虽然具有客观性，但是你如何知道这个客观性呢?它是神秘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为了克服这样一种片面性呢，最后黑格尔提出来，绝对同一和绝对差异这两者也是绝对统一的。你说绝对同一，这本身就是一种绝对差异。绝对同一，你的意思就是说跟绝对差异“不同”嘛，跟差异不同，那也就是跟差异“有差异”。所以黑格尔提出来，绝对同一里面其实本身就包含着绝对差异，或者它本身就是绝对差异。那么从这种绝对同一里面，通过它自身的差异而行化出主体、客体所有这些阶段，作为同一个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

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就是从黑格尔那里开始提出来的。黑格尔通过一种辩证法，把主体、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的制约性统一起来了。当然这种统一呢，还是一种客观唯心论的统一，就是说这种统一最后是统一于精神了。绝对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它还是属于主体方面的，虽然采取了客观的、客体的形式，但是呢，还是属于主体的。

到了费尔巴哈呢，就通过感性，把绝对精神扬弃了。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是同一于感性，这个感性包括感性的自然界，那就不光是精神性的东西。感性本身就是精神和物质统一的东西，因而也是一种联结精神和物质的东西。所以费尔巴哈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前面三个哲学家都是立足于唯心主义，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但是费尔巴哈转向了唯物主义。在这样一个唯物主义的条件之下呢，他建立起了主体和客观世界之间的一种感性的统一。当然这种感性的统一呢，还是一种静观的，一种直观的感性，直到最后费尔巴哈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也是感性的统一，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感性是一种感性活动，不是静观的，是一种能动、实践的统一。

旌旗十万斩阎罗——《西游记》杂感

Tue, 11 Mar 2025 00:00:00 +0000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毛泽东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去岁偶读此诗，顿时百感交集，思如泉涌，后又翻来覆去地思索，对于《西游记》有了别样的认识，遂成本文，然终究见识浅陋，理解不深，有谬论之处还望指正。

几乎凡间的一切神仙们都在照顾，下雨刮风、财富姻缘都有专门的神仙负责，乃至人死之后都有阴曹地府评定是非，种种小仙更是遍布世间，甚至井水里都能有个龙王。整个神仙体系遍及天上地下、山川湖海，依托层层网络，最终所有神仙归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祖统治。如来和玉帝坐拥至高无上的权力，一道谕令就可以影响息息民生。按道理来说，一众神仙应该用自己的法力来造福凡人，才对得起上贡烧香的待遇，可实际上神仙们又做了什么呢？

大小神仙、罗汉菩萨，依附于成熟的制度，虽各守其职，却对上惟命是从，对下不闻不问。凤仙郡冒天止雨，若不是有孙悟空那种体制外的“仙家”去干预一下，真不知还要多少年才能降下甘霖；红孩儿为祸一方，奴役众多土地、山神，也不见谁去解救他们，当真不知道吗；祭赛国丢失夜明珠，冤枉了许多僧人，人家每天都在拜佛祖拜菩萨，偌大灵山，出不来一人为他们伸冤。

既然拥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何不将本领传到凡间，民众自会，也省得神仙们来回奔波了。可惜他们却把法力（改造世界的能力）的传播垄断在仙人圈子内，使普通人触碰不到（这样才有神秘感嘛，不然我拿什么使你们崇拜）。又时不时往下界放去个妖怪，过些日子自己一收服，得万众拥戴，充当百姓的救世主，换得年年祭祀，香火不断。还有许多神仙沦落到与妖怪相互勾结，例如虎力大仙就能唤风唤雨，令人唏嘘不已。

天庭并不是在为人间谋福，而是在为自身谋利，欺瞒压迫着百姓，靠着世间凡人的信仰得以繁荣。依靠对于法术的垄断，支配着世间的运转，凌驾于万民之上，享受着神仙身份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

一个石猴的出现却对这套看似稳定合理的秩序产生了冲击。孙悟空无所畏惧，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闹龙宫、闯地府，挑战了下层统治者的权威。天宫众神仙起初根本看不起孙悟空，一个猴子还想翻天不成？先封其为弼马温，后又让其看守蟠桃园，分明就是当笑话看。如此一来便使得矛盾一步步加深，最终酿成暴怒的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一惨案。

诚然，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目标也只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自己去当那个玉皇大帝，而不是去砸烂那套制度，但总算是发现了标榜为福地的天庭有多么荒谬，它并不会为自己的出身卑劣开通上进之门，哪怕有通天的本领，于是向最上层的统治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抗，不再想受制于人，思想已有了初步觉醒，战天斗地、毫不退缩，一个“革命者”出现了。

但，一个孙大圣的力量是有限的，想要以此来推翻有数千万年积累根深蒂固的天庭终究是痴人说梦，最后在如来的反攻倒算中失败，翻手困囚于五行山下。

在后来的取经路上，孙悟空逐渐变得“规矩”了，也对神仙间的交道日渐领悟，大抵是要被“同化”了罢。不得不说，如来的手段还是很高超的，五百年过去了，锋芒抹去了不少，只要不再造反，为我所用有何不可呢？

但是孙悟空不畏强权、敢于反抗的本色并未完全褪去，无论面对仙佛异人还是王公贵族，他向来是嬉笑怒骂不在话下，在得到无字经书之后，也敢在如来面前叫嚷。还经常做出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的事迹，例如车迟国解救僧人、小儿城保得1111个小儿的性命、凤仙郡求雨等等（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皇权的存在，而孙悟空的所作所为也只是缓解了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皇权不覆灭，日后这些荒唐的事情就免不了再犯）。之前的孙悟空是反叛封建传统的“齐天大圣”，后来就成了救民于水火的“斗战胜佛”了，改造不可谓不成功。

而唐僧，慈眉善目，宅心仁厚，肉眼凡胎，还常常因为自己混淆是非而错怪好人。正中主席诗中的“愚氓”二字，即愚昧的人。而导致唐僧愚昧的原因除了有自身缺乏神通外，恐怕自幼封建伦理道德的熏陶也难辞其咎。但唐僧终归还是个善良的人，面对各个国家中荒唐的现象，也是痛心疾首，总是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不过效果远不如孙悟空暴力的斗争手段）；当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可以悔悟，故唐僧一类人是在革命道路中可以争取的一大部分人，只要破除了传统制度对他们的束缚，就可以成为革命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猪八戒缺点不少，比如贪财好色，好吃懒做，挑拨师徒关系，取经意志不坚定等等，但可贵的是把取经路走了下来，面对妖魔鬼怪也选择还击。在唐僧和孙悟空在的时候（正确路线占优势），没闹过分家；一旦自己成了头，各种小九九就冒出来了。这种人大概很会见风使舵，随风倒，在革命道路上，要一步步地改造克服掉，否则顺时能跟着走，逆时就要拆台了。

猪八戒被贬下界是因为调戏嫦娥，相比之前，沙和尚就有些倒霉了，因在蟠桃宴上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流沙河，“每七日一次用飞剑穿其胸胁百余下”。处罚得非常严厉，那是不是天庭律条都是这么严苛呢？可为什么那一批批下界作乱的妖怪，害死了多少人，最后回天庭还不是不了了之。或者是天庭的奖罚全凭玉帝好恶，或者是所谓天庭律条只是用来对付这种低级神仙的，对高级神仙以及他们的宠物无效？

在整个神仙体系中，像沙和尚这样地位的应该不在少数，毕竟核心位置的神仙不会很多，占大多数的还是基层的小神。他们本以为自己和领导在一条战线上，结果人家压根就没把你当回事，随意处罚。在这么庞大的群体之中，也是会有可以团结的对象的，并非所有神仙都会拥护那套等级制度。

还有妖怪的问题，一种是自己成精的，像白骨精此类，为害人间的，应该受到审判，问题不是很大。并且像红孩儿、黑熊精可以接受观音菩萨的“教化”，那也有可能会接受革命思潮的改造，重新做妖，并不是所有的妖怪都要一棒子打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还有一类是在天上有靠山的，纵然是犯下了极大的罪行，也还是逃过一死。想要让这些妖怪得到正义的审判，恐怕要先打倒他们背后的靠山以及维持他们统治的制度，否则，今日制服了他们，明天还要继续下界做乱，有再多的孙大圣也是徒然。

而代表统治者的天庭与西天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不过在打压反抗者方面倒是看法一致），所谓的西天取经不就是西天的意识形态传播到东土大唐吗？一方面想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另一方面则不想和他人分一杯羹，这样双方便免不了会发生一系列的冲突。在两者内部，也存在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若是能恰当地利用这些矛盾，也是会有很大的裨益。

曾记否，陈家庄每年献祭给灵感大王的童男童女，被妖怪夺走与家人分离的妻女，狮驼城中被吃掉的百姓，灵山脚下亦是藏污纳垢。说到底，所谓天庭、西天并不是在为凡人做主，一切都是他们的游戏罢了。

所以，若想真正的“玉宇澄清万里埃”，就要把“千钧棒”砸向那些身处高位却不为百姓谋福利的神仙，再闹一回天宫，打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当然，想要完成这个使命，不是只依靠一个孙悟空就可以的，而是需要千千万万个孙悟空（觉醒者），需要在人间与神仙鬼怪中团结被压迫被束缚的大多数，需要培养大家的神通（改造世界的能力）来与敌人对抗，需要充分利用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当众人都反对最高权威的时候，如来佛还能给每个人一座五指山？便有此心也无此力。哪怕他能用强大的暴力把人民的抗争压倒，革命的火种还是会留下来的，等待下一次燎原的机会。

唯愿众人觉醒，彻底涤荡妖雾，团结起来到明天。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

马克思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继承与超越

Sun, 02 Mar 2025 00:00:00 +0000

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地把握住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主奴辩证法”的理论张力，并在主奴关系、奴物关系、奴的培养与陶冶和主奴关系的颠覆与瓦解四个方面继承了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关系结构，并以此为逻辑内核，结合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出了“人化自然”、“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等理论，实现了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超越。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在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思想转变阶段中的重要著作。在这一阶段，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的主要批判对象。马克思在《手稿》第三手稿里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章中对黑格尔哲学展开了全面和系统的考察。在本章中，马克思作出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论断，可见马克思已将《精神现象学》放在黑格尔哲学视野的中心位置。而在《精神现象学》中，“围绕劳动而来且具有巨大历史感的经济哲学辩证法使马克思大加赞赏”【1】，这一经济哲学辩证法即“主奴辩证法”，其巨大的理论张力被马克思所发现和把握，并在《手稿》中孕育出了“异化劳动”和“人化自然”等理论。探究《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继承和超越，对理解黑格尔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哲学思想关系问题有重要意义。

一.“主”与“奴”——资本家与工人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寻找和梳理意识从最低等级即感性确定性发展为最高等级即绝对知识的道路。在自我意识阶段，自我意识是独立自为的，并且它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对方的承认，即“双重性中的统一性”。起初，自我意识彼此“相互地承认着自己”，“每一方都是对方的中项”【2】，但由于自我意识否定自身的本质性要求，这种关系走向极端化，从而出现对立的局面，这种对立导致了自我意识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承认变成了“片面的、不平衡的”【3】，“一方只是被承认者，而另一方只是承认者”【4】。那些对死亡无所畏惧，超越了自身物性的自我意识成为了独立的、本质是自为存在的被承认者，即主人;而那些屈从于对死亡的恐惧，放弃了对自由和“承认”的追求的自我意识则成为了依赖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的承认者，即奴隶。而奴隶又对物有依赖性，所以主人便通过支配物这一中介而支配着奴隶。从另一方面讲，奴隶是主人满足自身物质享受的工具，主人将物的独立性一面交给奴隶，即将物的现实性外壳置于奴隶面前，让奴隶对物进行加工改造，而自己只与物的非独立性一面结合，只是单纯现成地享受劳动成果。由此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关系形成。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精神性有着深刻的把握，他在《手稿》中指出，黑格尔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而马克思所关注的则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5】。

马克思所直接面对的现实的历史即是资本主义社会，他在《手稿》中强调：“我们且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6】。当前的国民经济呈现的事实便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原本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即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劳动与资本保持高度的统一性，资本家和劳动者将矛头共同指向封建政权。而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联盟瓦解，二者关系表现为“二者的对立。它们互相排斥;工人把资本家看作自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双方都力图剥夺对方的存在”【7】。资本家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料，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相较于劳动者处于优势地位，劳动者为了获得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物质材料和劳动需要的生产资料，只能向资本家出租自己的劳动，成为工人，而“出租自己的劳动就是开始自己的奴隶生活”【8】。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9】。并且，資本家“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0】，对资本家来说，工人只是劳动的动物，只是物化的商品。

综上可以看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下，资本家以“物”为中介建立起对工人的“统治”，又以工人为中介直接享受劳动产品。工人依赖于资本家，却得不到资本家的“承认”，这样一种现实的劳资关系，是对“主奴辩证法”主奴关系的现实印证。由此可见，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主奴关系逻辑结构，并基于国民经济的现实，以厚重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实现了对黑格尔“主”与“奴”两种身份关系的超越。

二.“奴”与“物”——工人与“生活资料”

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物”既是主人用来“统治”奴隶的镣铐，还是奴隶“培养和陶冶”的对象，又是主人欲望的享受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现实地表现为“生活资料”。“生活资料”一方面是“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即生存资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加工的对象，即生产资料，如果没有生产资料，“劳动就不能存在”【11】。

而“生活资料”的初始来源便是自然。自然一方面为人提供生存资料，另一方面成为人劳动加工的对象。在应然的意义上，工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和感性自然界，并且人类生存的现实领域都就是经过人改造过后的自然。由此可见，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人化自然”的理论。虽然“人化自然”是马克思的原创理论，但这一思想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早已有萌芽。“在一切个别的环节里他扬弃了他对于自然的存在的依赖性，而且他用劳动来取消自然的存在”【12】。奴隶在劳动这一对象化的过程中逐渐确证自己，逐渐上升为普遍性，成为独立的意识，从而扬弃其对自然的依赖性。并且这种对象化的过程，即是改造自然的过程，奴隶将自己的个别性特征注入到自然中，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从而达到对纯粹自然的扬弃。但这种“人化自然”的消极作用是黑格尔忽视的，在国民经济现实里，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和自然的异化，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自己对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的占有，就越是对它们的丧失。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人化自然”理论有更全面的把握。

另外，在“生活资料”作为劳动产品的方面，马克思立足于国民经济的事实，作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反而越贫穷、越成为廉价的商品的论断。并提出他的“异化劳动”理论的第一个规定——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通过劳动使自己的劳动对象物化、现实化，成为劳动产品，但“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13】。虽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描述奴隶与劳动产品的关系时，也强调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是“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14】，奴隶无法充分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辛苦劳动的所得只能白白交给主人，劳动的对象化也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但由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抽象性的固有局限，他认为人只不过是“绝对精神”在特定时期的具体展现，必须要服从“绝对精神”的演进规律，因而让人无法从“主奴辩证法”中直观感受到奴隶的“非现实化的”的悲惨生活状态。而这样一种唯心史观正是马克思极力批判的。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仅在哲学的抽象层面讨论问题的局限，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结合，坚定地站在广大公认的工人立场，从现实出发强调“改造世界”。

三.“奴”的“培养与陶冶”——工人的劳动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劳动”理论有直接评述：“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15】。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看到的“劳动”的积极方面在于：“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16】。“主奴辩证法”中奴隶是一个对象化的存在，他在陶冶事物的过程中外在化他自己，而这种对象化又是为了非对象化，通过对对象的扬弃来完成自身的确证和建构，从而在这种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扬弃中实现自己，发展自己。以上可以看出，黑格尔对劳动塑造人、实现人、发展人的论述持高度肯定态度。

黑格尔忽视的“劳动”的消极方面表现在于：在实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并没有如他在“主奴辩证法”中设想的应然层面上成为劳动的主人、劳动的主体，而是表现为与劳动的对抗，“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都不属于奴隶而属于主人，奴隶在劳动中不是自觉自愿和主动自由的，奴隶劳动的原生态性质与自己相分离，相对抗”【17】。因此，工人被没有发挥其在劳动中的主体性地位，他被异化了。这种异化除了上文提到的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外，在工人与劳动过程的关系中具体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这种“外化”表現为三个方面：首先，劳动对于工人来说变成了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的本质的，工人不是在劳动中幸福地、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智，而是不幸地遭受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其次，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以至于强制一停止，工人就要迫不及待地逃离劳动;最后，工人的劳动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别人的，是属于资本家的。

马克思认为，造成黑格尔忽视“劳动”的消极方面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8】。尽管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奴隶通过劳动产生的对象是“有持久的”、“有独立性”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出奴隶从事的劳动确实是物质劳动。但要注意，物质劳动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只属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是偶然的、非主要的，而黑格尔认为劳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对自我意识来说是达到自身确证的手段，是自我意识摆脱其个别性而把握其普遍性的重要途径，因此，精神劳动才是本质性的劳动，是黑格尔唯一知道和承认的劳动。“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认为现实的本质在于生产自身及其生活资料的人身上而不在于绝对的自我把握的精神中”【19】。马克思强调现实的物质生产，批判虚幻的抽象劳动，从而实现了“劳动”从抽象思辨向具体现实的逾越。同时，他对“劳动”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双重把握，是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奴隶与“培养与陶冶”关系的超越。

四.主奴关系的颠覆与瓦解——共产主义及人的解放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主奴关系只是人类及其意识发展中的暂时性阶段，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奴隶对主人的服从都不是绝对的和永恒的，打破这种绝对和永恒的，就是人类的劳动，特别是奴隶的劳动”【20】。在劳动的视域下，主人仅仅表现为欲望的满足，但“这种满足本身只是一个随即消逝的东西，因为它缺少那客观的一面或持久的实质的一面”【21】，因而，沉浸在自然物性、只知道享受的主人便产生对奴隶的依赖，从原来的自在自为的意识变为依赖的意识。但在与物的劳动关系中，奴隶展示了自己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奴隶在劳动的过程中，将自己个别性的意识外在化，使其进入到持久的状态，从而达到“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直观”【22】，并在这种自身外在化的持久物中直观自己，实现自身的确证，完成自己个别性向普遍性的转化，成为自在自为的独立意识。“正如主人表明他的本质正是他自己所愿意做的反面，所以，同样，奴隶在他自身完成的过程中也过渡到他直接的地位的反面”【23】。由此，主奴关系在劳动面前发生颠覆。

马克思在《手稿》中将共产主义界定为：“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4】。而这种扬弃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同时也正是对资本家与工人这样一种主奴关系的扬弃。《手稿》指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25】。这种异化不仅是人同自身相异化，还是人同他人相异化。工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并没有归属于自己，而是归属于一个异己的存在物，因而工人同自身相异化了;而“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26】，这个异己的统治力量正是工地之外的他人，即资本家，可见工人和资本家相异化;最后，由于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的活动，工人的活动对资本家来说是非自身的活动，因而资本家自身也处在异化的状态。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表现是普遍的。

但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的主奴关系在马克思考察的国民经济现实视域中，是无法实现颠覆的，而只能被摧毁。因为虽然资本家在占有工人的活动中也已经遭受了异化，但“主奴辩证法”中的主奴关系在劳动面前所达到的颠覆，是建立在黑格尔片面强调劳动积极作用的局限性上的，而在国民经济现实中，工人已经被剥削到饿死的地步，个体生命存在都无法保证，又何谈资本家与工人地位的颠覆呢？因而“主奴辩证法”中主奴关系的颠覆只停留在应然的层面，而在实然层面，粉碎这种主奴关系不能寄希望于黑格尔所宣扬的劳动对工人的抽象益处，而要发挥无产阶级“武器的批判”力量，摧毁现实的主奴关系现实的主奴关系的瓦解所要达成的不仅是工人的解放，更是人的解放，人的解放是普遍的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即达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中，阶级鸿沟被彻底填平，因而也不会存在资本家把工人当作商品、当作“物”的片面承认，而是全社会对等的相互“承认”。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蕴含一定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承认”思想的精神内核。但马克思由对国民经济现实的考察达到的对劳动消极作用的敏锐把握，使得他跳脱出了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抽象陷阱，转而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宣扬共产主义，主张实现人的解放。

五、结语

综上可见，马克思在《手稿》中不仅继承了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哲学内核，还结合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实现了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抽象关系的超越。表面上，马克思只是为“主”、“奴”和“物”们这些空虚的外壳找到了现实的载体，但在更深层次上讲，马克思是将鲜活的、现实的人的生命注入到这些概念、范畴和关系中，使其迸发出生命的鲜丽色彩，从而在历史的长河层层涌动，不曾褪色。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并不是一条“死狗”，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深受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影响，马克思无愧于“黑格尔的学生”的自称。

作者简介：张梁（2000—），男，汉族，河北省邯郸市，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哲学专业2018级本科，071002。

参考文献

1

、

17

宫敬才.重建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3，72.

2

、

3

、

4

、

12

、

14

、

21

、

22

、

23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41，141，141，147，147，147，148，148.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3

、

15

、

16

、

18

、

24

、

25

、

2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94，62，75，55，63，43，63，63，97，97，.97，77，66，67.

19

蔡晓辉，王国胜.马克思与黑格尔劳动概念关联性的重新解读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03）：10.

20

韩志伟，吴鹏.论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历史形态与逻辑展开——兼论马克思的批判与超越

J

.学术研究，2017（08）：13.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Tue, 18 Feb 2025 00:00:00 +0000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这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著名思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这里批判的武器是指彻底的革命理论，即能够抓住人的本身，以人本身为人的最高本质的理论—— 人本主义 。武器的批判是指以无产阶级作为物质力量的人类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革命的理论不能代替革命的行动，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是在探讨德国革命的可能性时提出这一思想的。马克思认为：德国能够实现人类解放。其根据是：德国有一个彻底革命的 人本主义 理论，这一理论要求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这一理论的彻底性使之能够说服人，掌握群众，从而成为群众的思想武器。再一个根据是德国有进行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它表明一切等级的解体。由于自己受的痛苦具有普遍性质，它若不解放整个社会就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认为：光有哲学充当批判的武器是不够的，人类解放没有物质力量，没有无产阶级不行，因为革命本身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

马克思的上述思想诉诸武器的批判，诉诸无产阶级，这使他发展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思想，进一步接近唯物主义，并与仅仅注重说明世界的其他哲学家鲜明地区分开来。以往的哲学家，包括青年黑格尔派的共同缺陷在于看不到真理的发现和实现都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认为一旦发现真理，真理自身就能实现。所以总是诉诸理论，并不可避免地夸大精神作用，解决不了改造世界的问题。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为他正确地认识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但马克思当时是从 人本主义 出发来思考问题的，因而他的思想还不是科学共产主义，而是带有浓厚 人本主义 色彩的哲学共产主义。

斯大林哲学体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

Sat, 15 Feb 2025 00:00:00 +0000

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样，作为一位领袖理论家，斯大林理论研究的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是常人所不及的。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给以特别的厚爱，他曾这样讲：“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个哲学体系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

斯大林一开始投身到无产阶级运动中，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以极大的关注。从l901年公开发表论著起，他的几篇早期著述，就明显地体现了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答问题的理论研究能力。而l906—1907年发表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系统传播，并能运用这些原理同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和潮流直接进行论战，足见年轻的斯大林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之后，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斯大林将学习、研究、传播、运用、发展马克思土义哲学视为己任。在他的洋洋400万字的著述中，几乎每一篇论文、每一部著作都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观点。

1938年他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亲自撰写了第四章第二节，篇名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来以单行本形式发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上广为流传。这本书被公认为是斯大林哲学著述的代表作。虽然，该书曾经被有些人不恰当地评价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峰。”但是，这本书联系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系统化、通俗化的独特之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普及、群众化方面，一直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不可诋毁的重要地位。

斯大林最早的哲学专著《无政府主义还足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附录”的先发稿，还是作为正文的后发稿，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阐述时，都注意了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斯大林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 “ 一个完整的世界观 ”，“ 一个哲学体系 ”进行阐述的，而“ 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 ”。虽然，在这本早期的哲学著作中，没有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但该书第二部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已经涉及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32年后，他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就突出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斯大林特别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两大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注意到理论与方法，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斯大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必然要遵循经典作家已经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构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的完整性。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并不意味着封闭。斯大林认识到：“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每一个别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所有一切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50～100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都给我们作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他明确表示：“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

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及时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并能学会根据这些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具体化，用适合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结论代替过时的结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更加确切和完善，这正是斯大林一生理论活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在。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界定，对列宁主义理论思想的确立，斯大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斯大林关于政党、阶级、群众、个人关系的论述，斯大林对民族问题、农业问题的观点，斯大林的国家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宝库的丰富和发展。只要不带任何偏见，都应该承认：斯大林哲学思想体系，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斯大林哲学体系形成是一个过程，它既包含经典作家的理论框架，又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因此，这一理论体系独具特色。

第一，斯大林哲学体系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斯大林从当时的环境和斗争形势出发，在自己的哲学思想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党性原则。

哲学的党性首先在于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斯大林早期的哲学著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论著，尽管这不是一部很成熟的哲学专著，但是，通读全书，贯穿于其中的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思想跃然纸上。斯大林在阐述“辩证法”时，是把“形而上学”作为对立面的，同样，他在阐述“唯物主义”理论时，又是把“唯心主义”作为靶子来批判的。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全部哲学理论，都是以说明这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斯大林忠实地贯彻了列宁的教导，在他的全部哲学论著中，处处可见哲学两条路线斗争的轨迹。直到撰写《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时，就把这种“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讲得更加通透明彻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斯大林正是把自己的哲学定位在这一基点上，简洁、通俗地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希望无产阶级能够更多地、更快地掌握无产阶级哲学的实质，以便充分发挥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际作用。他自己在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认识实践，分析实践，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方法和认识工具，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可以设想，斯大林如果不是自觉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作用，领导苏联革命和建设30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的400万字的论著，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方法论解决苏联实践问题的经验总结。

斯大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时．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为无产阶级政党服务。斯大林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党内斗争特别尖锐的时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各种机会主义(诸如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派别，公开同布尔什维克较量。斯大林的全部哲学著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武装全党，共同反对党内外敌人。他曾反复教导人们，假若无产阶级的党要想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能够正确地解决它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它就必须在其活动中天天都要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作指导。在他的每一篇哲学论文和每一部哲学专著中，几乎都涉及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批判，揭露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伎俩，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联系。

在斯大林的哲学活动和哲学著述中，主张哲学不能脱离政治的思想，是斯大林坚持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的重要体现。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亲自领导了一场批判德波林及其学派的哲学斗争，这场斗争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哲学脱离政治的一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斗争。德波林作为当时苏联哲学界的领导人，提倡哲学研究要独立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哲学只是研究自身的理论问题。对此，斯大林做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该讲话主要是批判“平衡论”和“血统论”，但其中心思想却是批评“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该言沦立即引起哲学界的重视，随即开展了近两年的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斗争。这次哲学斗争有得有失，但哲学不脱离政治，哲学与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新导向确立起来了。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身体力行，坚持了哲学与政治、哲学与实践的统一。

第二，斯大林哲学体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斯大林哲学理论著作的全部内容，明明白白地体现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接受理论指导的原则。

斯大林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置身实践，一开始在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普及活动中，就十分注意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1901年斯大林在格鲁吉亚《斗争报》第一期上发表的《编辑部的话》，就突出地强调了要从理论上讲清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作用，对工人运动中遇到的一切实践现象都要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解释。之后，他陆续发表了许多哲学论著和论文，不管是哲学原理的概述，还是专题理论问题的研讨，或是针对某事某人发表的议论，在这些著述中，都提出一切革命实践必经过理论说明的任务，同时，针对实践提出的问题，还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作出回答。可以说，《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是斯大林哲学体系理论联系实践的集中体现。在这两部著作中，斯大林运用、捍卫并发展了理论联系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原则。斯大林讲过一句至理名言：“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恰当地表述了理论和实践的密切关系。

他把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活的革命的精髓”、列宁主义方法的基础和实质这一高度来认识。无论在分析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时，还是在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批判中，都深刻地阐明了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和发展动力的观点，论证了理论应为实践服务，并应接受实践检验的原理。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强调了理论对实践的反作用，作出了“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的结论。回顾斯大林对帝国主义矛盾的分析．对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证，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辩证法的阐述，对军事辩证法的运用，当斯大林对每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作出科学结论时．无不体现出他那种“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的坚定信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它的实践性，我们评价斯大林哲学思想时，自然要立足于斯大林强调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点上。

第三，斯大林哲学体系有明显的理论化、系统化、简洁化特色，这与斯大林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普及工作，强调全党、全体干部都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关。

斯大林说：“理论如果足真正的理论，就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这一切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而且不能不具有莫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他坚决反对工人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不需要学习马列主义的观点，同时，也反对精通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小部分理论家能做到的事的看法。他革命的一生是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生，《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他在系统地概括和通俗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面所做出巨大努力的有力证据，这一点也正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不是教条，他是在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规律更加具体、明确。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去任意创造不科学的概念、范畴、规律，只是刻意使它们通俗化，便于广人工农群众从理论高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样，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也并不是牵强附会，矫揉造作。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其哲学理论十分科学和丰富。列宁继承了马、恩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方面有自己的发展。这些都散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中。只有斯大林，第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构成部分：辩证法、哲学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一个系统的解释。这个系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结构清晰，逻辑层次清楚，便于人们从完整性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尽管有些人对斯大林的这个系统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实践证明，批判这个系统，另立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模式，并非易事。

斯大林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时，十分注意将枯燥、晦涩的理论语言通俗化。他在论述中抓的是理论要点、理论精髓。《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全文只有2万字，却基本上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这正是他用通俗简洁的语言，简明扼要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动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普及化上，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怎样自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Sat, 18 Jan 2025 00:00:00 +0000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如果我们学习理论仅仅是为了搞一些书面学问，那么即使我们学到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也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系实际、深入生活，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的眼力不够，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可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来谈一谈我们学习马列理论的现实意义。

例如，有些人可能会常常宣传，员工打工干活儿拿工资，老板出资购买生产资料拿利润，公平合理，这里边根本不存在剥削。这时候，你如果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学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知道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是怎样增值的，知道劳动力价值与增值之后的劳动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差额，你就不会被他们欺骗。或者，你也不会听到这种谬论后，既不同意、又不知道怎样反驳。如果你学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你一听就知道它错在哪里。当然，你在反驳的时候，不一定很教条地用一些理论术语来表达，而可以问他，如果没有剥削，那么员工劳动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之后，赚回的钱，扣除员工工资，特别是扣除机器损耗、原材料、电力等成本之后，为什么还会剩下很多钱？如果不剩下很多钱的话，老板还有积极性去投资吗？

是劳动者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劳动者？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换句话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还是资源创造了世界？显而易见，自然界存在的资源，如果没有劳动者去劳动，它是不会变成财富的。因此，肯定是劳动创造了世界，资源只是在劳动过程中被利用了。有人可能会说，所谓“资源”即土地、生产资料等等，它是资本家个人出钱购买的呀，又不是大自然无偿赋予的，因此资产阶级的“三位一体公式”宣扬说，劳动者拿工资、土地所有者拿地租、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拿利润，各得其所、十分公平。

问题是，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怎么会变成了私人财产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出，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在不知不觉的、盲目的状态中出现了私有财产。生产出来的财富越来越多，私有财产也就越来越多，以至于私有财产关系支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私有财产是由于人们的盲目性导致的，并不是天然合理的现象。而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终究要靠劳动者的劳动，如果没有劳动者进行劳动，一切土地、资源、生产资料、原材料都只会原地不动，永远不会自动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产品、不会成为财富。如果我们用比较生动、具体的语言来宣传上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恐怕很多人都会豁然开朗，而不会被“老板养活员工”这类鬼话所欺骗。

再举一个例子，某些持主流观点的人，可能会找到你说，某某朋友呀，你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其实，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呢？我们国家目前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呀！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咱们国家的经济落后、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所以社会上才出现很多落后现象、混乱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不是去批评社会，而是去埋头发展经济。另外，小平同志提出要“搞一段资本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咱们国家生产力落后，必然要实行相对落后一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呀！如果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就搞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不就是极左了吗？

其实，这种人是在歪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发展初期，由于盲目性而出现了私有财产关系，而随着生产的财富越来越多，私有财产关系支配了人与人的关系，这只是人类历史初期的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是人类社会产生剥削、压迫现象的原因。马克思正是在研究这个过程时指出，私有制绝不是永恒的、绝不是天然合理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几千年私有制发展的顶点，它必然走向内部紊乱和危机，最终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而因为现代资本主义是几千年私有制发展的顶点，那么资本主义的灭亡，也就意味着私有制的彻底灭亡、意味着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再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我们纵观历史长河，我们便可以看到，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建筑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之上，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在描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绝对不是主张“唯生产力论”。恰恰相反，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始终是持一种否定和批判态度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是一位科学巨匠，但这是第二位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一生所从事的，就是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现行制度的斗争。

早在恩格斯在世时，德国就有一个资产阶级哲学家，名叫巴尔特，他硬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经济决定论”；硬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就是“历史宿命论”、就是否定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恩格斯生前写过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5封通信，对此作过严肃的批判。恩格斯指出，这个巴尔特简直是在跟风车作战，因为马克思和他根本就没有主张过“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在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也有一部分青年党员，他们涉世未深，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例如，在当时的欧洲工人运动中，工人阶级不但要开展经济斗争，还要开展文化领域的斗争、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等等。这些青年党员就提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经济基础是最根本的，只要推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有什么必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去开展文化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呢？其实，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开展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妇女解放斗争，都是为了凝聚群众、使无产阶级不断地组织成为阶级，也是为了瓦解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工人阶级的奴役，从而撼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些青年党员不懂得这一点，恩格斯表示，青年们发生这样的误会，马克思和他是有一定责任的，马克思和他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只强调了问题的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但是，恩格斯对这些青年党员提出了批评，指出青年党员们这样做，就等于把复杂的政治问题变成了简单的小学生作业。

如果我们学习并弄清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面对今天一些主流舆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唯生产力论”，就不会上当了。另外，十年前，左派队伍里出现过一个以“大师”自居的左派知识分子，叫韩德强，他硬说马克思主张“经济决定论”，因此他写了一本《马恩体系批判》，觉得他发现了思想领域的“新大陆”、认为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缺陷，这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其实，韩德强根本不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而只是在重新拾起巴尔特当年的牙慧而已。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作为社会科学的巨匠，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学说。因此，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要抓住这两个重点。那么，针对这两个重点，我们应该学习哪些原著呢？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最系统的要算《资本论》了，但是我们大家去啃那么大的部头，可能有困难，我们可以找一些关于《资本论》的辅导材料，有些辅导材料只是一二十万字的小册子，我们从学习这样的辅导材料入手，就可以把《资本论》中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论点搞清楚。

关于唯物史观，也是散见于马克思早期的一些著作中，例如《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初学的同志，可以学习列宁写的《卡尔·马克思——传略及马克思主义概述》，这是一篇只有三万字的文章，却全面叙述了马克思的生平、学说和政治主张，其中有“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节，就简要介绍了唯物史观。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条件的学说。纵观整个国际共运，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上，曾经有过三个里程碑。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由他们领导的欧洲早期工人运动；第二个是列宁主义，包括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以及20世纪初在苏俄革命支持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第三个是毛泽东思想，包括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以及20世纪中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

列宁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两个大方面，一是关于俄国革命的策略。二是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策略，包括列宁提出的“灌输”理论和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理论，主要见于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任务》这部著作；还包括列宁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主要见于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篇著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曾经有一个“经济派”，他们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指出，现代产业工人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工人就自动地人人都是先进分子或者革命者。因此，工人群众反对资本家的自发斗争，就等同于无产阶级革命。其实，这种观点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现代产业工人最先进，是指在阶级斗争高潮时期。马克思还曾说过，在革命低潮时期，无产阶级最初还是自在的阶级，还处于不觉悟状态，而且工人阶级内部还可能相互竞争。因此，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不断地组织成为阶级。列宁在《怎么办》这部著作中严厉批判了这种“工人自发论”，他指出产业工人自发的斗争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革命，而只能产生工联主义。为什么呢？列宁回答说，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在奴役着工人群众，资产阶级思想比无产阶级思想更强大，而且资产阶级思想经过了更加细致的加工，更具欺骗性。列宁指出，必须在革命斗争中使工人群众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是所谓“灌输论”。另外，“经济派”和孟什维克认为，既然工人阶级个个都是先进分子，就自动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只有把工人群众都吸收到党里来，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才会无比强大。列宁说，不对！我们越是要加强党的群众基础，就越是要把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无产阶级群众区别开来，只有把先进分子严密地组织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深入群众、发动群众。这就是列宁的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学说。

19世纪的俄国，是一个既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又存在封建残余的国家，而且当时政治上实行的是沙皇的专制制度。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不仅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反对沙皇，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反对沙皇。在这样的国家里，必须首先开展民主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孟什维克认为，民主革命是人家资产阶级的事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最好不要参与。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参与过多，反而会吓跑资产阶级、不利于民主革命的开展。列宁则认为，在专制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开展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必须使民主革命运动刻上无产阶级的印记，革命之后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去领导，就有可能使这个民主革命变成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革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只能是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

毛主席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把列宁关于反对“自发论”的学说、把列宁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把列宁关于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具体运用到中国革命之中，并且发挥出一整套政策、策略。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什么内容呢？我们知道，马克思生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进行了深刻、详细的剖析。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才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资本主义制度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多变化、出现了很多新情况。例如，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运动的历史趋势就是不断走向集中和垄断。因此，到了20世纪初期，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同时，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延缓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也开始由国家出手，采取一些政策去干预经济。这时候，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们，他们面对这种情况觉得，既然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代了，是否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竞争”、“相对过剩”乃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可以避免了？既然资产阶级政府出手干预经济危机，是否就可以使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一个有序管理的大公司？这样的话，马克思曾经预言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出现，一定会造成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危机不断积累，一定会酿成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否都不灵了？此外，面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争霸，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认为，既然都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可否通过相互协商，组成一个世界大托拉斯，从而避免帝国主义战争？列宁于1916年写下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列宁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并不能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愈演愈烈，只是改变了竞争的表现形式，除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还出现了大资本对小资本的控制和盘剥。列宁指出，垄断资本主义也不能消除经济危机，只是改变了危机的表现形式，例如由过去单纯的商品过剩，变为现在的商品过剩、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并存；由过去单纯的产业危机，变成现在的产业危机和金融危机并存，由过去的周期性危机变成现在的周期性危机加上长期的经济停滞、膨胀。另外，列宁指出，无论是一个国家内部各个垄断集团之间，还是各个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必然是会争夺、争霸的，幻想让垄断资本之间相互谈判、结成联盟，那只能是暂时的。

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面对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发展，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去找现成答案，结果没找到，他们于是就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需要“修正”，他们不懂得、也没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去独立地分析新情况、解释新问题。这个任务，是由列宁完成的。因此，如何分析、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如何观察、驾驭我们当代的资本主义，是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一个绕不过的主题。

深刻剖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更好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这个更好的社会制度，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为了追求这个理想社会，人们曾经做过很多探索，只有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她的科学性体现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特别阐述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流行于欧洲的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思潮，大致分析起来，包括两大类。一类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修补、改良，目的是替资本主义制度维稳。因此，这一类所谓的“社会主义”是保守的、反动的。另一类是空想社会主义，这一类社会主义有进步性，因为它要彻底否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但它又找不到现实可行的手段。只有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才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只有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才能彻底解除人对私有财产的依赖、推翻私有财产关系对人的支配，使人类进入真正人的历史。这是唯物史观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而怎样实现这个理想境界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实现这一理想的现实手段。马克思曾经说过，阶级斗争不是他的新发现，在他之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承认阶级斗争，但是他们都试图消解、淡化阶级斗争，以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马克思则认为，古代的阶级斗争只可能改朝换代，而现代资本主义是几千年私有制发展的顶点，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进而使人类步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活物，它也确实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因此，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在早期欧洲工人运动中，又出现过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同它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马恩逝世以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中又滋生出一种修正主义思潮，认为经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议会道路，也可以使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列宁对这种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严厉批判。以上这些假社会主义，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首先夺取政权，才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苏俄的十月革命，就是按照这种思路进行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之间必然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必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1919年写了一篇著作，题为《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在这篇著作中指出，过渡时期，无非是新生的共产主义和垂死的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相互斗争的时期。然而，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时期，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认为苏联已经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剥削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没有了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因此苏共已经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全民党”，苏联的国家政权也已经由阶级压迫的工具变成“全民的国家”。毛主席则按照马克思、列宁的思路，提出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这个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来，有可能在党内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无论是在早期欧洲工人运动中，还是在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中，抑或是在共产党已经执政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到底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算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因此，在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过程中，辨别真假社会主义也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列宁有一篇著作，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后两者，前边已经讨论过了。哲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生前没有写出哲学专著，但是马克思在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彻底贯彻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恩格斯写出过一部《自然辩证法》，但这部哲学专著篇幅大、内容繁杂。列宁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也有一些短篇哲学著作，但没有系统的哲学专著。因此，我们初学的同志，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重点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主席的哲学“两论”写得简明扼要，又非常全面、系统。另外，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挥、运用，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又有过许多具体的哲学论述，也值得我们学习。此外，毛主席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克敌制胜的过程中，也运用到改造革命队伍的过程中，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改造革命队伍的思想作风，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可见，学哲学、用哲学，是威力无比的。因此，毛主席曾经提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

排华屠杀反思及其现实意义

Wed, 18 Sep 2024 00:00:00 +0000

137年前的今天，美国石泉城的白人矿工针对华工展开了一场大屠杀，这让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历史上的排华问题。为什么工人会对他们的阶级同胞抱有如此大的敌意？我们将把它与现实中的中国的黑人问题结合起来，对工人中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

康乾盛世中的土地兼并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变得流离失所，乾隆年间佃户的地租甚至达到了收成的七、八成。这种现象与欧洲的圈地运动同时进行，迫使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但是中国并没有发展工业来为这些农民提供劳动岗位。许多农民被迫逃往国外谋生，国内的农民也不断掀起反抗压迫的战争，但这些都没能改变土地兼并人民流离失所的现状。

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清国国门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富饶的宝库：几百年土地兼并制造出的大量饥肠辘辘流民，就好像专门为资产阶级准备好的一样，这些流民不求什么工资，只求能吃上一口饭，简直就是绝佳的剥削对象。自十六世纪以来，列强以花言巧语的欺骗或直接的武力掠夺把大量华人当作猪仔一样用货船运到他们的殖民地和本土，华工被迫随着资本家的脚步在世界上四处扩散。而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市场的倾销，中国几千年专制的封建建筑和其根基逐渐走向崩溃，大量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为被掠夺的华工制造了巨大的后备军。

　　　　恩格斯在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件中曾做出这样论断：

　　　　 “那时（列强打开中国国门之后），中国苦力将比比皆是——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都有。他们将试图把我们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降到中国的水平。那时我们欧洲工人的时刻也就会到来。英国人将首先起来；他们身受这种渗入之害，就会起来斗争。我很希望这次中日战争能使我们在欧洲的胜利至少加速五年并使它空前顺利，因为这次战争将把一切非资本主义阶级都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对中国人感兴趣的只有大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

他认为，被迫加入世界市场的中国工人将大幅压低工人的工资，迫使欧美工人起来斗争，甚至掀起革命。不幸的是他只有一半的论断是正确的，欧美工人的工资确实被压低了，也确实斗争了，但是他们斗争的主要对象却是中国工人。

“中华民族”在民族主义者口中是一个吃苦耐劳的民族，压迫再深也不会反抗，历史上的表现似乎确实如此。长期的专制奴化让中国人在平时任劳任怨，虽然在被迫起义时却是非常极端的。白人认为他们排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要求多少工资，人数又不少，直接降低了白人工人的工资水平。

是的，华工缺乏反抗精神，被鞭子抽打也不会说什么，被扣工资也是唯唯诺诺，但是我们还能怎么苛责他们呢？他们就是被当作“猪仔”和“苦力”被白人资本家贩卖、偷渡过来的，他们是在白人工人的异样眼光、言语攻击和肢体暴力下生活的，他们是在白人资本家的就业歧视下为生活奔波的，他们被“科学”证明为低等生物，被社会当作没有公民权的下等人。华工不得不努力工作，但却又从不进行反抗，只能利用他们工钱廉价这唯一的优势在竞争中苟活下来。白人说他们降低了工资水平，但难道不是白人的傲慢把他们逼迫到这种地步吗？几千年专制文化的熏陶，陌生的土地和陌生人的无形压迫感，一同把他们的精神贬低到了奴才的程度。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私有制。封建专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白人工人和华工的竞争是在争夺工资，正是白人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让他们把华人绑架、诱骗到国外，也是他们故意利用华人和白人的竞争压低工资。华工已经脱离了中国的封建经济而加入了资本主义的进程，他们和白人工人的敌人同样是资本主义。加入欧美工人行列的华工本应能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促进他们的革命，但是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却让这一切成为泡影，美国的工人中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以爱国、维护白人血统纯洁等理由制造了多场大屠杀。

今天类似的问题却出现在了中国。经过革命的中国摆脱了许多枷锁，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成为了列强之一，非洲却依然是最落后的地区，落到了当初中国的地位。中国工人的工资很低，但斗争烈度却不高，资产阶级总是觉得还能再多压榨一点也没关系。他们抱怨新生儿太少，抱怨老龄化，想要把老年人也加入工人的行列，可是中国却还有很多人失业，很多高学历人才不得不做那些根本不能用到他们学识的工作。如果只是为了填满岗位的话，中国并不缺工人，但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过多的工人意味着工人内部更激烈的竞争和更低的工资。以此为目的，就像过去欧美吸收华工一样，中国政府制定了很多策略想要吸收更多外国人来华工作，非洲黑人就成了首选目标，随着中国与非洲商业联系加强的是越来越多的黑人坐着偷渡货轮或者别的什么工具来到中国。

中国政府对外国人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借以引诱他们来华，这就像是当年的美国一样。1868年七月，中美签订了一纸条约以补充十年前的《天津条约》，明确规定“两国人民互相居住，相待为最优之国，利润均沾。”在那个年代，列强能跟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签订这种平等的互惠条约可以说十分难得。不过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美国人是有一定民主权利的，他们不会允许政府拿自己的利益去惠外国人，所以一般只会搞互惠政策。但是中国不一样，人民的意见不会被听取，中国政府给外国人再多优惠条件人民也不敢责怪政府，反倒去责怪外国人夺走了他们的利益。中国害怕自己被发达的网络揭穿，不得不给予确实的利益；当年的美国资本家则没有这个顾虑，可以用花言巧语欺骗华人来到美国，利益却几乎没有，这可以说是中国与美国在吸引落后地区移民的策略中最重要的不同。

随着非洲人来到中国的自然还有一系列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随着大量工人的涌入社会矛盾被激化了。资产阶级害怕人民意识到他们的死敌到底谁，拼命将矛盾转移到民族上。在资产阶级媒体的宣传下，对黑人的仇恨被煽动起来，即便是根本没有见过黑人的人也对他们产生了没来由的愤怒情绪。

中国媒体责怪黑人不负责任，让中国女人怀孕之后就跑了，然而中国男人在非洲却干着一样的事。中国媒体骂黑人丑陋不堪，可是美洲奴隶主经常和黑人产生爱情，经常与黑人接触的中国人也会与黑人产生爱情。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责骂不过是因为与黑人接触的太少而且本就并抱有很大成见罢了。许多中国人责怪黑人抢了他们的工作，责怪黑人知识水平低下乃至智力水平低下，责怪黑人污染了中国人的血统……他们忘记了华工当年是如何遭遇白人霸凌的了。那些从非常落后的地区来的人怎么可能会受到多少教育，素质怎么可能赶得上现代社会的人呢？责怪黑人经常犯罪不务正业，别忘了华工当年在美国也是被白人评价为懒惰的民族，被侮辱为抢劫强奸无恶不作却死性不改的劣等人。非洲教育不发达，非洲人的生活方式还带有大量前现代残余，我们本应该让非洲来的移民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用各种手段帮助他们融入到现代工人之间，可是中国民族主义者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对黑人的排挤就像当年白人对华人的排挤一样，迫使黑人不得不自己组成一个小社区而不能融入社会，迫使他们不得不跟社会对抗。美国人曾经这样评价华人：“中国人不追求进步，习惯恶浊，道德水准视欧洲人为低，残酷对待病人，常把他们推出街上致死。总之，他们永远不可能与白人同化。”现在中国民族主义者认为自己和白人同样是高等民族，却以过去白人对待华人同样的恶毒的诽谤来诽谤黑人，这样的人跟那些压迫华人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有什么资格自称文明人，以殖民者的傲慢给落后的野蛮人带来文明教化呢？

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我们绝不应该允许排华屠杀这样的惨案再发生。中国工人被政府区别对待，黑人被资本家歧视，但是这两种歧视是同样的资产阶级偏见。不论哪个民族的工人，他们的敌人同样是资产阶级和专制政府。民族主义让各族人民互相攻击，忘记了他们同样的阶级属性，如果不能放下民族仇恨，那么等待我们的只会是野蛮的互相屠杀；而一旦放下成见，中国工人的力量只会随着非洲的移民的增加而增加，历史将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 工人移民将加剧阶级矛盾，革命必将加速到来。

学习鲁迅后期杂文的辩证法

Wed, 11 Sep 2024 00:00:00 +0000

鲁迅的著作概括了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充满着唯物辩证法。这是鲁迅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鲁迅后期的杂文，从中学得战斗的本领，把我们的批判武器磨得更加锋利。

毛主席指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利，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鲁迅能够具体切实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对中国社会矛盾进行透辟的分析，使他的后期杂文几乎篇篇都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鲁迅后期杂文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紧密地为现实斗争服务，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鲁迅从年轻时起，就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漩涡中。他参加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后的阶级分化，经历了大革命失败时的严峻考验，晚年率领革命文艺战士英勇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并且与执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周扬一伙作坚决的斗争。革命斗争使他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丰富的斗争实践又为他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矛盾，提供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鲁迅善于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考察矛盾的各个方面，全面地看问题。他十分强调对敌、我、友三方面都要熟悉，“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鲁迅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不但看到事物的正面，而且看到事物的反面；不但看到革命阵营，而且看到反动营垒；不但看到公开的敌人，而且看到暗藏的“蛀虫”，在白色恐怖中，能预见光明的前途；在胜利的形势下，能觉察暗藏的逆流。因而，他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洞若观火。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写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全面分析问题的典范。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在当时的确是一个胜利，从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的人，只看到北伐军与吴佩孚，孙传芳一类军阀的矛盾，以为北洋军阀即将被打倒，革命从此便大功告成，。他们根本看不到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还存在着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在他们眼里，革命阵营是铁板一块，只要挂着革命的徽章统统都是“同志”’。实际上，不少象《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一类的投机家，也在“革命的策源地”广州鸣放庆祝“盛典”的鞭炮呢！唯物辩证法给鲁迅以深邃的洞察力，使他不仅看到北伐军的胜利，而且看到？北伐军阵营内部新的矛盾和新的分化，指出当时广州的政治状况是“红中夹白”，透过庆祝“盛典”的爆竹的烟雾觉察到反革命的阴谋家正在霍霍磨刀。他及时提醒革命者：“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决不能因为“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否则，“革命的策源地”是很容易变成反革命策源地的。果然，在这篇文章写成后不到两天，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革命举起了屠刀，把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推入血海。黄埔江畔凄厉的枪声证实了鲁迅的预见是多么的准确啊！

面对着革命营垒的分化，鲁迅临危不惧，从容坚定。在他看来，革命队伍的不断“离合变化”完全是合乎辩证法的正常现象。鲁迅亲自经历过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维新派的分化，五四运动后文化战线左翼与右翼的分化，对此是有深切体会的。鲁迅深刻揭示了这种分化的根源，他说：“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由于“终极目的不同”，吴虞、刘半农等人，一个个从“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堕落成为“拉车屁股向后”的复古派。鲁迅认为，“分化”是绝对的，“聚合”是相对的，新的“分化”必然带来新的“聚合”，新的“聚合”后，也不可能使队伍绝对的纯，仍然会有“投机者的潜入”，又开始酝酿着新的“分化”。因此，必须时刻警惕投机者从“内里蛀空”革命的阴谋；同时又不要对革命队伍的“分化”和“改组”惊慌失措。那种以为内部斗争“不可知”，并由此产生厌战和悲观情绪的人，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被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所束缚。鲁迅说得好：“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

鲁迅由于坚持唯物辩证法，对斗争始终是乐观的。他认为，经过斗争，革命队伍必然会更加发展。壮大，愈来“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鲁迅的这种分析，为我们党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证实。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发生多次大的分化，经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建国后，也象鲁迅所预见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我们党正是经过这种“离合变化”，先后把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揭露出来。我们的党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纯洁、坚强，团结，更加生气勃勃。今天，我们正在深入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党内第九、十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这一斗争，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迎来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无产阶级思想上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它使鲁迅在斗争中心明眼亮，看得真，看得深，看得远，能够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和现象是对立的统一。本质一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

但不一定暴露在表面，而往往隐蔽在现象的背后。鲁迅在论战中，十分注意揭开论敌的伪装革命的画皮，识破其反革命的本质，“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三十年代，四条汉子”是以马列主义的“指导家”的面目出现的。鲁迅并没有被他们的闪光的“头衔”所迷惑，落入他们机会主义的圈套。鲁迅对任何问题、任何人都取分析的态度，对“四条汉子”也是听其言，观其行，看出他们“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从而“投一光辉”，使其“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周扬一伙抓住“统一战线”这大题目”，来做他们的“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文章。鲁迅一眼看穿，他们出卖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马脚”，用马克思主义的剖刀剥下了披在他们身上的“抗日”、“爱国”的“麒麟皮”，揭露了他们从内部“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的投降主义本质。

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新生事物代替腐朽事物，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就是要“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鲁迅在后期杂文中，通过许多活生生的事实，揭示了新与旧、革命与反动的对立面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地位互相转化的道理，告诫人们必须彻底革命。他提出的“痛打落水狗”的战斗口号，是一个促进革命向胜利转化的口号，体现了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在中国近百年的革命斗争中，革命派和反动派进行过长期较量，统治和被统治的地位反复多次互相转化。鲁迅曾目睹辛亥革命前清朝统治者对秋瑾、徐锡麟等革命者的血腥屠杀。辛亥革命后，杀害秋瑾烈士的刽子手章介眉之类的反动派成了落水狗。当时任绍兴军政府都督的革命党人王金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主张对敌“宽容”，不打落水狗。结果，到了二次革命失败时，落水狗章介眉之类在袁世凯军队的刺刀保护下，又爬上岸来，咬死了王金发。你看，开始反动派在台上，革命派在台下；前者处于压迫的地位，后者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前者是岸上的狗，后者是被咬的人。可是经过革命斗争，双方地位便发生了变化：革命者在台上，反动派在台下，前者成为胜利者，后者变成落水狗。然而，这时双方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落水狗拚命地往岸上爬，而岸上的革命者又有“哀矜之意”，在这种条件的作用下，被打下台的反动派又恢复到从前的地位。于是，革命者重遭迫害。所以，鲁迅痛斥那种对鬼域发“慈悲”的胡言乱语，坚决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落水狗一打到底。因为“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它落水之前要咬人，在水中也未必会改变本性，况且它的落水并不意味彻底完蛋。有时它看来似乎“落水”，“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了的，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落水狗似乎受伤，其实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为重新上岸准备条件。因此，革命者切不可书生气十足，以为恶狗落水，便是革命成功，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样，“在睡梦里，总是吃亏”。鲁迅从学的经验教训中所学得的活的辩证法，对于我们目前同邓小平这样的“还乡团”头子做斗争，难道不是很有启发的吗？

辛亥革命时期，象王金发那样的革命者之所以吃了袁世凯一类“落水狗”的大亏，固然是由于他们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决定，同时也与他们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分不开。他们往往是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他们没有把与袁世凯、章介眉之流的斗争看作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而错误地认为仅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民国一成立，他们便以为“不应该再修旧怨”了?。鲁迅则与此相反，在他与形形色色的论敌作斗争时，从不把对方看作孤立的单个人，而是看到论敌“代表着某一群”，即代表着一个阶级或集团。他从不把斗争看作“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始终把这种斗争看作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部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所以，他主张“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即注重于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他并不认为某一论敌的暂时败下阵来，或者敌对阵营中某个代表人物的下野，是反动阶级和反动路线的彻底垮台，是革命派的全面凯旋。鲁迅在批判蒋介石集团的卖国投降政策时，曾经指出：有人“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大买办大地主阶级还在台上，代表着他们阶级利益的卖国路线怎么会由于个别代表人物的下台而消失呢？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虽然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一个接一个地垮了台，然而修正主义路线消失了吗？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产生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还存在，党内资产阶级还存在。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大搞修正主义，就是一个铁证。今天，邓小平下台，也并不意味着修正主义路线从此消失，阶级斗争从此结束。

鲁迅不仅运用矛盾双方依一定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法观点来考察敌我矛盾，而且用来分析革命者自身的矛盾。以为曾经是革命者就必然一辈子是革命者，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鲁迅从“同路人”的堕落和叛变的事实中，认识到“左翼”是很容易成为“右翼”的。他说，有些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因为他们参加革命，实际上也“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于是，他们必然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变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在我们党内，一些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则变成党内走资派，不正是再次证实？鲁迅所揭示的这一规律吗？革命者必须正视这个问题，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象鲁迅那样运用唯物辩证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时时解剖自己，永葆革命的青春。如果把革命看作是为个人夺“椅子”，一味追求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那么，随着革命的深入，迟早要转化为革命的对象，被革命人民当作官僚主义者阶级打倒。“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革命、要前进，奔向共产主义大目标，这个历史洪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总结

Sun, 18 Aug 2024 00:00:00 +0000

内容提要：在结束对黑格尔哲学的阅读之后，列宁集中地写下过三个思想小结，即《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以及《谈谈辩证法问题》。其一是读书小结，其二是对辩证法理论逻辑结构形成的再评估，其三是列宁自己关于学习辩证法和想要展开说明的一些思想心得。其中，份量最重的是《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因为这是列宁对自己全部读书活动的逻辑整体构析。

“伯尔尼笔记” 研究对象的主体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列宁在哲学思想上的两个重大飞跃和新的理论逻辑构境也都是在阅读《逻辑学》期间完成的。不过，在读完《逻辑学》一书以后，列宁意犹未尽地继续研读了黑格尔的其它一些重要哲学著作，并最终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新思考和新认识。在这个新的思考过程之后，列宁再度对自己的这一次哲学研究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小结，我注意到，列宁的不少思想观点在这个反思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深化和发展。本文中，我们就来具体看看列宁在“伯尔尼笔记”的最后一程形成的思想观念。

1、在哲学史中确认实践辩证法

我们已经知道，列宁对黑格尔哲学以及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深刻理解，是在《逻辑学》一书的阅读过程中，经过多次显著的飞跃性过渡而完成。在读完《逻辑学》之后，列宁并没有中断这场阅读，他紧接着又翻开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历史哲学讲演录》。不过，这两本书后来都没有读完。《哲学史讲演录》共四卷，分别为《黑格尔全集》的第13～16卷，而列宁对此书的摘录中止在第15卷的开头（第33页）。《黑格尔全集》第9卷是《历史哲学讲演》，笔记文本显示，这部书列宁也只读至第175页。此外，列宁还找来了一大堆“关于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不过也只是选读了乔治•诺埃尔的《黑格尔的逻辑学》（其他还有埃•博西尔等人的四部论著）。在这个阶段的读书过程中，列宁的笔记量显然有所下降。《哲学史讲演录》（二卷半）和《历史哲学讲演录》一共只写了七十一个页码，而《逻辑学》一书则写了一百三十七页。

我猜想，这个现象的出现系因列宁此时读书的心境已大不同于当初阅读《逻辑学》时段中的状态了，此时他已经十分深刻地把握了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本质，所以在这一段的阅读中，多半是为找一找还有没有什么之前的阅读中没有发现的新鲜东西，来加强自己已经获得的理论观点。杜娜叶夫斯卡娅也注意到，进入哲学史的阅读后，列宁不再“感受到读《逻辑学》时的激动”。

列宁阅读黑格尔哲学史论著时思考和关注的焦点仍然是辩证法问题。在阅读希腊哲学史的开初，他就标注出所谓“辩证法的反面规定”，即“实体、物和世界的‘规定’是‘枯燥的、没有过程（运动）的、非辩证的”。这也是后来人们通常指认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当读到黑格尔对爱利亚学派的论述时，列宁的目光被黑格尔的一段总体评述吸引住了。黑格尔认为，爱利亚学派的哲学思想是“辩证法的起始”，因为他们认证了“概念中的纯思维运动的开端”，以及“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的对立，自在之物与这个自在之物的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并且在对象有本质中发现它自身所具有的矛盾（这是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列宁随即对此做了深入讨论和具体分析。他写道，黑格尔这个关于辩证法的思想“片断”可以做如下的“不带唯心主义神秘色彩”表达：

第一，“人的概念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过渡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过渡”。显然，列宁此时已经接受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观点，所以，这里所说的运用概念的艺术是主观辩证法，同时也是认识论。

第二，“具体地说，辩证法是研究自在（an sich）之物、本质、基质、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相互过渡、往返流动：本质在显现；现象是本质的。）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的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不断演化，以至无穷”。这是“伯尔尼笔记”中十分著名的一段话。列宁这里所说的辩证法指的当然不是外部的客观规律，而是一种对外部世界辩证运动的辩证认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已经认识到，作为客观事物存在与它们通过实践－认识向我们呈现的形式之间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这一点，是康德对认识论的贡献，也是旧唯物主义没有看到的重要方面。并且，在为我之物中所划定的内在本质与外部现象之间，二者是不断转化的。从现象到初级本质，再从被扬弃成二级现象的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以至无穷。这是一种极为深刻的辩证认识。

第三，“就本来的意义来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约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这一点，显然是对上述那段重要分析的理论小结。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被我们历史性的实践进程不断改写的。我觉得，列宁此处的这个思想认识与恩格斯曾经提出的“人的实践达到什么水平，人的认识才可能达到什么水平”的观点大体是一致的。这个时候的列宁更多的是在确认“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辩证法和认识辩证法”。此后，列宁还曾深刻地注意到，这种概念辩证法并不是简单地来源于自然物质的，因为“现实的历史是意识所追随的基础、根据、存在”。这个现实历史即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的社会生活。

当读到黑格尔对芝诺辩证法的评论之后，列宁在摘录笔记中写下过一段关于辩证法原则的比较集中的议论，议论主要聚焦在辩证法的发展观上。他提出，“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同时，列宁他也将其概括为辩证法的两个总体原则，即“发展原则”和“统一原则”。这两个原则后来被人们改写为联系和发展的原则。

阅读进入《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之后，列宁的思想中不断涌现出新的想法。其中一个有趣的文本细节是，当列宁读到黑格尔讨论高尔吉尔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时，竟然在一个大的方括号中写道：“‘消逝着的环节’＝存在和非存在。这是辩证法的极好的规定”。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刚刚开始黑格尔《逻辑学》时，正是这个“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变易）的问题令列宁颇感费解，而现在，却变成他容易理解的“极好的规定”了。读至“苏格拉底的哲学”一目时，列宁写道：“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心主义代替聪明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陋的、不动的代替愚蠢的。” 这也是“伯尔尼笔记”中列宁的一段名言。这段表述的语义指称是十分复杂的，所谓聪明与愚蠢，是列宁用的一种特指，其中他在这里所读到的苏格拉底等人显然是“聪明”的，而辩证唯心主义则是指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黑格尔这些人，我以为，他此处这么说无非是想阐明辩证法在哲学逻辑中的重要意义。更有甚者，在此后不远的一个方框中，列宁竟然说：“客观（尤其是绝对）唯心主义拐弯抹角地（而且还是翻筋斗式地）紧紧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甚至部分地转变成了唯物主义”。关于此，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列宁此时的认识正好表明“列宁与自己的哲学过去的决裂多么具有决定性”。这个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可是，当她进一步认为列宁这种转变是全面接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根本否定唯物主义哲学基础时，就沦为荒谬的结论了。就列宁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的阅读，莱文曾经发表了大段大段的批评，主要意思是说，黑格尔对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思想的评论的判定标准是普遍性的先在性，可列宁却将这种古代辩证法解读成了运动和变化的观念。如果站在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观念先在性的立场上去看，莱文说的是对的，黑格尔眼睛的确总在盯着毕达哥拉斯抽象的“数”、爱利亚学派那个万变中不变的普遍性的“存在”（大写的“一”），甚至包括赫拉克利特的那个非感性的“火”。这个观念的普遍性的确是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基础。可是，聪明如斯的莱文难道真的不懂，并不打算成为黑格尔信徒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列宁会无视古代哲人对事物运动与变化的辩证法特征，转而去关注这种思辨辩证法的错误逻辑起点吗？

在紧接着的一段以“探讨”为题的表述中，列宁的意思终于清晰起来了：

普烈汉诺夫关于哲学（辩证法）大约写了近1000页（别尔托夫＋反对波格丹诺夫＋反对康德主义＋基本问题等等、等等）。其中关于大逻辑，关于它、它的思想（即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本身）却没有说什么!!

列宁此处所列举的普烈汉诺夫关于辩证法论述，几乎包括了后者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由这三个加号链接起来的东西，可能是指普烈汉诺夫以“别尔托夫”之名发表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等书，批判波格丹诺夫的全部著述，批判伯恩斯坦的论著，以及他那本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列宁与普烈汉诺夫在哲学上的决裂，就发生在这个时刻。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说法不乏一定的道理。当然，准确地说，这种决裂在前面列宁阅读《逻辑学》发生的第一次认识飞跃中已经开始了，“二十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那就是一个深刻的反省。此处不过只是表现得更彻底一些罢了。我们知道，在这些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中，普烈汉诺夫也总是会谈到唯物辩证法，可为什么列宁却指认他（甚至包括所有“半个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关于” 大写逻辑（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呢?我以为，列宁此时已经深刻地反省到，他的老师普烈汉诺夫等人其实根本没有真正弄懂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别是没有弄懂那个在客观的实践辩证法之上的大写的辩证逻辑（和认识论），而这个观点，正好又是他自己在不久前通过第二个重要思想认识飞跃所获得的。

我猜测，此处的思考立刻激活了列宁的深层思想构境。就在这段笔记的下一页，列宁再次深透地表述了这种大写的实践辩证法逻辑。

读到“柏拉图的哲学”一目后不久，列宁在一个大方框中写道：“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等等，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在这个大方框的右侧，他又用一个上下两端写着“注意”的小方框标出了“认识的辩证法”，然后画了个箭头，指向一个大方框，并写下：“认识向客体的运动从来只能辩证地进行：为了更准确地前进而后退——为了更好的跃进（认识?）而后退。相合线和相离线：彼此相交的圆圈。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实践＝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相符合的标准）。

这段话相当深刻，也十分重要，它呈现了列宁思想中一个全新的理论构境层级。我们看到，列宁此处的思考起点是从主体出发的（“认识向客体的运动”），这个观点直接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相关涉。同时，这种运动“只能辩证地进行”，而不是像旧唯物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直接与客体符合，甚至在认识过程中，还会“为了更准确地前进而后退——为了更好的跃进（认识?）更后退”。我们还记得，在早期革命政治斗争中，列宁曾经提出过“退一步进两步”和“为了更好的进步而后退”的辩证策略。所谓的“后退”，指什么? 结合列宁在此读到的哲学史上的辩证思想的具体内容来看，“后退”当指人对外部规律（“逻各斯”）的真实反映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达到，而只能通过某种中介间接地、逐步地实现。显然，这个介于主观辩证法和客体辩证法之间的中介，就是从主体出发的客观的社会实践。为此，列宁选用了一个十分精辟的词：交错点。“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

也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列宁这时对唯物辩证法理论逻辑结构的确定：人的主观辩证法与客体辩证法在运动着的实践辩证法的中介下，构成特定的基本逻辑构架。在此，主观辩证法并不与客体辩证法直接同构，而是与实践辩证法结构同步，并通过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人类实践，“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相符合”。因此，主观辩证法与客体辩证法是有触点（“交错点”）的“彼此相交的圆圈”，因而，同一条“相合线”也在通过触点后迅速成为“相离线”。对所谓的“相离线”最好的说明，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越是抽象则越是具体”。

在紧接着的第三个方框里，列宁写道： “这些交错点是矛盾的统一，就是说，在运动（＝技术、历史等等）的某些环节上，存在与非存在这两个消失着的环节在一瞬间相符合”。不难看出，且读且进，列宁的思想理论构境层已经越来越深刻，也越来越丰富了。黑格尔那个有与无的辩证法在此处的认识论逻辑中被列宁重新建构了。在列宁看来，主观辩证法并不直接映射客体辩证法，而要通过不断发展的实践辩证法（“技术、历史”），并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功能度中，人们才能在认识的“一定环节”上，反映客体辩证法的一定规定性。很显然，这种映射必然是一个过程，看起来，人们这种“消失着的环节在一瞬间相符合”中所把握的客体辩证法并不是客观规律的全部内容，不过，在整个实践的历史总和中，人们是能够“逐步按近客观真理”的。在我看来，这是“伯尔尼笔记”中列宁哲学思想构境达及的一个新境界。

在此后的阅读笔记中，列宁还曾多方面地批评了黑格尔在哲学史叙事方面的唯心主义逻辑强暴。第三卷的阅读开始之后不久，列宁的摘录就突然中断了。此时，他翻开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不过对它的阅读也没能持续很久，并且对这个讲演录，列宁主要只是做了一些摘录，很少留下批注和心得。关于这一点，列宁也有一个说明：“总之，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则已经老了，成了古董。”

至此，列宁结束了自己对黑格尔哲学的整个研读。他感到收获很大，十分有必要再进行一些理论总结。在这个时段里，他也还附带着看了一些相关的二手哲学文献，如诺埃尔的《黑格尔的逻辑学》书，不过主要心思显然都放在自己的思想构境实验和理论小结上。

2、重要的读书小结与心得

在黑格尔哲学的研读基本结束之后，列宁比较集中地写下了三份带有小结性质的心得（请注意，这些心得仍然不是什么为建构唯物辩证法体系而作的“计划”或“构想”!），即《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以及《谈谈辩证法问题》。我现在的看法是，在这三篇心得中，其一是读书小结，其二是对自己所重新理解的实践辩证法理论逻辑的再评估，其三是关于列宁自己学习辩证法和想展开说明的一些问题的心得。从本书的研究视角出发，我以为，这其中的《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列宁对自己全部读书活动的整体逻辑构析和高峰式思想构境。
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这篇思考提纲式的笔记中，列宁先将黑格尔的整个《逻辑学》的理论框架（《哲学全书》中的《小逻辑》一书的序目）排列出来，然后在一用双线划出的大方框中写道：

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同一、差别等等规律）——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一般进程确实如此。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从各门科学的历史来更具体地更详尽地研究这点，会是一个极有裨益的任务。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

在此，列宁首先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人的认识是一个在面向主体的“直接的现象中”不断揭露本质的过程。不难发现，列宁此时已不再像哲学唯物主义认识论那样，假设主体是直接面向物质实在的了。他将“存在”界定为通过实践历史地呈现现出来的直接现象。这是列宁对全部人类认识和科学一般进程的重新认识。进而，人的认识（主观辩证法）就不再简单是直接与对象相符合了，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运动。列宁发现，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这一思想进程的表现，即对人类整个思想史的真实性逻辑结构和历时性线索的提炼。列宁这个观点也是在读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之后才逐渐强化起来的。不过，还应该指出，黑格尔的思想史基础主要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视域。也就是说，主观辩证法的结构并不直接等同于外部客体的结构，而直接是思想史的逻辑结构，因此，“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这可以说是列宁对全部黑格尔《逻辑学》（辩证法）的极重要的科学确证：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学）并不是简单的一派胡言，而正是人类认知逻辑的客观化、本体化和神秘化。这个观点，与他在前期阅读中基于那个他性构架而持有的看法显然已经完全不同了。可见，这是列宁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全新的思考构境层。

接着，列宁进一步分析了黑格尔哲学运演中的两个相反的逻辑方向，即“有时从抽象到具体［存在（抽象）——定在（具体）——自为存在］，——有时却相反［主观概念——客体——真理（绝对观念）］”。其实，这两个逻辑式并不是相反的，应该说，它们都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运演，只不过前者是本体论的存在观，后者是绝对观念总体认知进程中的逻辑式。列宁先是自问道：这种逻辑指向上的不同一，是否就是黑格尔的那个唯心论的不彻底性或神秘主义呢?但他很快就转念回头了：“或者还有更深刻的道理呢?”可见，列宁此时已经不再简单地处理黑格尔了，他已经习惯于在自己更深入的思考中去体会深层道理。

我们看到，列宁随即就建构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解析线索和深层语境：

起初有一些印象闪现，而后有某个东西分出，——然后质#（物或现象的规定）和量的概念发展起来。然后研究和思索使思想去认识同一——差别——根据——本质对现象的关系——因果性等等。所有这些认识的环节（步骤、阶段、过程）都是从主体走向客体，受实践的检验，并通过这个检验达到真理（＝绝对观念）。

这明显是前一个思考构境的深入，列宁是在具体结合黑格尔逻辑学的整体逻辑结构来加深认知辩证法的真正本质。

在这个思考情境中，列宁发现，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存在和非存在（“无”）的统一，而这种统一也是客观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发展过程。这一点，恰恰是他在刚刚开始阅读黑格尔《逻辑学》时曾经感到十分费解的东西。这是人类认识的对象，而任何对象起初都是抽象的。对此，列宁专门用一个大的方括号来注明：“抽象的‘存在’仅仅作为‘一切皆流’ 中的一个环节”。在人的认识中，首先发生的是各种变动的印象的“闪现”，这也是人的感性经验的片断，这些片断的组合（知觉）导致了“某个东西”的分出，这个特定的东西就是具体“定在（此在，Dasein）”了。没有文本证据表明列宁曾经阅读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可是，列宁此处的思考天才地重构了十分相近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叙事逻辑。当人类主体从基本差别性和规模形式两个方面上对这个东西加以确定时，也就有了质和量的规定性。列宁此处描述的过程正是对人类（个体经验）认知对象进程的抽象表述。

特别值得注意的文本细节是，列宁在“质”一词后加注了一个#号，并随即在笔记本左面（将本子竖起来）横写了对“质”的说明：“#费尔巴哈说，质和感觉（empfindung）是一回事。感觉是最先的和最初的东西，而在感觉中不可避免地也会有质……”。费尔巴哈的这个观点是在《宗教本质讲演录》的第十讲的最后才开始出现的。针对神学的创世说，费尔巴哈首先提出，人的感觉才是“最初的、直接可靠的东西”，并且正是这种有具体属性的东西，才构成了人的存在和神的颠倒本质。但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已经看到的列宁关于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的摘录笔记中，他只是将其作为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摘录和评注，而在此处，这个观点倒是以一种深层学术记忆的方式被激活，重新进入到列宁关于辩证法逻辑结构的思想构境之中了。列宁突然想到费尔巴哈关于感觉与质同一的论点，然后悟到：感觉是人的认识最初的一切，而质是在感觉中“不可避免”地先出现的。这与他早先阅读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时，立论于哲学唯物主义构架中的关注点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质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逻辑位置恰巧是与人的认识进程一致的，而不简单等同于对象的特性。读到此处，列宁又有新领悟了。他立刻想到，从一个东西的同一（质）到此物与他物的差别，从这一事物得以确立的内在矛盾（根据），再到这种本质通过现象的展示，最后还包括事物走出本身与整个世界的联系（“因果性等等”）——所有这一切的基本逻辑序都不是哲学唯物主义假定的客体的结构，而是“认识的环节（步骤、阶段、过程）”，并且都是从主体走向客体的有序度，即人的认知结构和逻辑进程。黑格尔不过是把这个认知逻辑武断地客观化为物质世界的本质而已。虽然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法基础是唯心主义的，但这个辩证法的内在逻辑结构并不是“胡说”，而是真实地反映了人的认知进程和逻辑结构。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改造，并不是简单地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词句，也不是把黑格尔唯心主义化了的观念辩证法逻辑直接视为物质辩证法的客观结构。因为，倘如此简单处理的话，得出来的将是看似唯物主义，实则却是隐性唯心论的东西，因其还是把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实质是认知结构）直接当成客观规律了。我猜测，至此，列宁可能才真正自省到自己在阅读初期所居有的那个他性构架的深层问题。

其实，在不久之前对《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最后部分的阅读中，列宁已经明确告诫自己：“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不能现成地搬用”。而到了此处，他显然更加清醒了，他意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结构是人类主体认识结构的逻辑映照，其错误正是把这个主体的主观认知结构唯心主义地确定为客体存在结构的基始性本质，所以我们批判性地改造黑格尔就决不应该是再把这个主观认知结构直接说成为客体结构本身，而要在主体中重新确定主观认知结构的真正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实践!人的主观认知结构（逻辑）是由人的客观实践进程的结构和逻辑制约的，黑格尔所描述的逻辑递升有序度只能是主体走向客体的实践掘进度!客体结构只有透过实践结构的中介，才能历史地表现出来。我认为，列宁此处的思想构境是他在阅读黑格尔哲学著作的进程中达及的最高点！正是在这个节点上，他相当深刻地从总体上，真正把握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列宁说：

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该充分利用这种逻辑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了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此处实际上是在深化他在先前的认识飞跃中所获得的思想。关于黑格尔的认识，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及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三者同一的思想，在这里汇合了。也是至此，列宁才真正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资本论》第一卷写作的通信时的一些言谈，理解了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会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做那样积极的评价。列宁已经能极深刻地认识到，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逻辑结构是有共通点的。“开始是最简单的、最常见的、最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 这是黑格尔所说的那个最初呈现给人们的“质”性存在，市场经济的感性现象。可是，这一点具体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却是作为抽象之无设定的。商品不是物，而是一种看不见（“无”）的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以商品才具有物相的神秘性。这还因为，商品“作为社会关系” 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简单的概括”，所以从这里出发，依据“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线索就可以逐步揭示出“以尚未展开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正是在这一逻辑构境中，马克思“模仿”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可是，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全部逻辑推进中，每一步“都用实事即用实践来检验”。以上，是列宁的全新理论收获。

在关于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的摘要中，列宁写下了第二篇小结性的心得。较之于之前的几篇思考和总结，这份小结要简单一些，并且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写作的。

列宁感到：“在马克思那里有很多新东西，他感兴趣的只是从黑格尔和从费尔巴哈继续前进，从唯心主义辩证法向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进”。在此时的列宁看来，这种“新东西”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所在，这不仅是针对黑格尔，而且也是针对费尔巴哈而言的。“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我们注意到，列宁在此将自己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部。他的思想史断代分析似乎更准确了。很重要的一点是，列宁终于不再跟着狄慈根和普烈汉诺夫亦步亦趋，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过程说成是“先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再将它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如今，列宁指认马克思在超越费尔巴哈之后，直接走向了“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东西！那么，马克思靠什么来超过费尔巴哈?过去，人们说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似乎只是提供了一个“加号”，这是根本不对的。列宁意识到，马克思实现自己哲学革命的关键之点在于实践规定的确立。

所以，列宁才会批评拉萨尔根本不懂辩证法，指证他相对于“马克思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来说是“反动的”！写到此处，让我想起最近一些国内学者跟着西方马克思学后面，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贬低为1844年《神圣家族》的某种延续物，试图根本抹煞马克思这一重要思想革命实验的意义。用列宁这里的话来说，这是极其“反动的”。其实，在作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提纲”中，马克思哲学的新视界（“新东西”）是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的辩证法，在此之上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自然观、科学历史观和科学认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才超越了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科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理论不是直接对应于客体对象，而是形成于人类实践进程之上的“全部知识领域”。哲学的历史是基于“各门科学的历史”的，其中应包括：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还有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等等，“简单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当然，因为列宁没有看到过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写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自然也就不可能了解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再向“人类直接生活和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转变，以及全部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研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杜娜叶夫斯卡娅将列宁的“伯尔尼笔记”中思想转变的实质指认为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观念的认同是多么可笑和肤浅的。

3、“谈谈辩证法”：列宁学习辩证法的主要收获

第三篇小结性的心得就是《谈谈辩证法》这一未完成的论文手稿。这也是在关于列宁的哲学研究中被人们较多关注的文献之一。在这篇文章里，列宁显然是想跳出那个随着他人的思路走的读书圈子，试图独立地整理自己学习辩证法的主要收获。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列宁在1914～1915年的关键时期所写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评论的最后结论”。我还注意到，在德波林写于1924年的《革命辩证论者列宁》一文中，第二节就是专门讨论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的。在那篇文章中，他的评论还比较克制，基本上是复述列宁的论断，没有做什么过高的学术评价。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这一节在收入《哲学与政治》一书时被全部删除。

首先，列宁突出阐明了他在写作关于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十六要素”时已经发现的重要问题，即对立统一学说是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实质和核心。这个观点在之前不久列宁阅读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时写下的笔记中也有指认，那是列宁读到芝诺的悖论时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矛盾是辩证法的实质，“对立面的统一、同一这个公式正是表现了这个实质”。此处，列宁再一次写道：“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特点或特征）。” 根据列宁的标注，这一论点直接与拉萨尔《赫拉克利特》一书第三篇的“论认识”中一段对斐洛的引文相关。在原文里，斐洛提出，“因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斐洛为此还列举了山岭与平原、淡水与减水、冬季与夏季等两个对立面的统一事物的现象。列宁专门指出，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定作为辩证法的实质这一基本点的正确性只能由“科学史来检验”。他认为，关于这一点，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过多地举例子，大有将矛盾规律变成某种“实例的总和”之嫌。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时，列宁读到马克思对拉萨尔的一个批评：“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归纳大量‘事例’为一个普遍原则的做法称为辩证法”。他直接指认了自己的老师普烈汉诺夫和恩格斯。其中点到的例子之一，是恩格斯所举的“种子”的生长中出现的“否定之否定”现象。列宁批评他们不是将矛盾现象“当作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恩格斯和普烈汉诺夫都是列宁前期阅读中那个他性阅读构架里重要的理论镜像支点，现在却成了他批评的对象。

在列宁看来，研究事物与现象的对立统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在“自己运动”中、自生发展中和蓬勃生活中的世界一切过程，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统一来认识。

这也是一个学术小结。在读书过程经历的不同文本语境中，列宁都遇到了黑格尔关于不同概念的矛盾结构，这是因为黑格尔的全部逻辑构架就是概念自我矛盾的正反合的三段式的共时性结构或者历时性关系，无一例外。列宁似乎格外看重黑格尔这一重要的辩证法观点，并将其经过唯物主义的改造，直接指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其次，列宁转换了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即从事物发展的过程性上来思考。他进一步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换句话说，亦即之前已经被指认为辩证法实质的矛盾，正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和动力。也因为“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具有内在矛盾，所以，客观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是由自身内部的矛盾推动的。列宁说，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观有两种：一是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并且将发展的泉源和动力“移到了外部——移到上帝、主体等等那里去了”。在列宁看来，这是一种“僵死的、平庸的、枯燥的”发展观。关于这种发展观的判断是列宁在对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阅读中，由芝诺的辩证法讨论而引起的界定，当时他的概括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二是“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这种发展观的“主要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其实，这个作为事物运动泉源和发展动力的所谓的“自己”运动，就是事物内部具有的矛盾。也由于这个“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提供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在之前不久的《哲学史讲演录》中的概括为：“一切事物的产生和消灭、相互过渡”的发展观。

列宁当然也意识到，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的自我矛盾推动着理念自己运动的逻辑进程，而在客观世界中，则是客观事物的自身矛盾推动着一切运动、转化的发展。至此，列宁突然又想起自己刚刚建构起的思想实验来，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来深刻地呈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显然，列宁在加深自己先前的思考构境。他的具体分析又指证了一个新的问题层面，即人的认识，特别是本质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往往是对对象内部复杂矛盾关系的揭示。
其三，也是经由马克思《资本论》这个例子，列宁又想到了“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应该“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东西开始” ，看起来是抽象的一般，可这个“一般”又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因此，任何个别都是一般。而个别经过无数次的转化，就会把偶然性和现象抛弃，走向必然的和本质的东西。这就是辩证的认识论。列宁说，“辩证法本来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然而，这个实质性的问题，“普烈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其四，列宁发现，这种与辩证法同一的认识论在思想史上必然是“一串圆圈”。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整体的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此处，列宁十分准确地使用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一词（之前他用的多是“庸俗唯物主义”），并指出“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列宁自己在“伯尔尼笔记”的前期阅读中，称黑格尔的哲学是“胡说”。所以，弗兰尼茨基在评价这一观点时说，“列宁在这里又一次修改了自己以前的观点，同时出色地阐明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源’，指出唯心主义不只是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是一定的认识上的结果，虽然它是片面的和直线的等等”。相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现实的“神化的绝对”。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

关于人的总体认识过程是一个多种圆圈构成的圆圈的想法，显然受到了黑格尔类似观点的影响。在《逻辑学》一书的最后，黑格尔曾经将科学的发展比喻为圆圈：“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旋绕的圆圈，中介把末尾绕回到圆圈的开头；这个圆圈以此而是圆圈中的一个圆圈；因为每一个别的支节，作为方法赋予了灵魂的东西，都是自身反思，当它转回到开端时，它同时又是一个新的支节的开端”。列宁将黑格尔的这段话作了全文摘录，并在边注中加注了“科学是圆圈的圆圈”。在阅读《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时，列宁也读到了相同的说法：黑格尔将哲学史比作一个大圆圈，这个圆圈的边沿上还有许多圆圈。在文本右面的一个边框中，列宁肯定性地指认道，“每一种思想＝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他认为这是“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列宁说，这种“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唯心主义不是没有基根的，它“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无实花”。这就是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最后评价。莱文说，1915年写下《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的列宁“变成了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这显然又是过于简单的错误断言。

在此，我还想再提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列宁在这篇关于辩证法的短文中，与讨论“十六要素”时一样，也没有涉及他在研究中已经发现的实践辩证法？丛大川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事实上，这个新认识在之前不久列宁写作第一个小结时已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这的确是困扰我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疑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找到答案。直到进入列宁阅读后期的笔记以后，我心里的这个疑惑才逐渐得到了澄释。

我推断，在完成阅读和哲学研究之后，列宁思考问题的方式会有较大的改变。他不仅要将学习成果运用到现实革命的实践中去，而且势必要关心另一个问题，即如何让俄国的无产阶级逐渐了解和懂得自己理解到的这些科学思想。在“谈谈辩证法”一文中，他所选取的四个要点都是通俗和简明的思想，而没有使用“逻辑的式与实践”、“大写的逻辑”之类任何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概念。在这一点上，列宁历来是反对学究式的态度的。所以，直至后来，列宁从未直接谈到过自己在“伯尔尼笔记”中实现的思想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不仅认为自己还要学习普烈汉诺夫的“一切哲学著作”，并且再次出版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杜娜叶夫斯卡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还有人甚至说，“列宁没有勇气公开承认，他已经把自己1908年时期的哲学的某些非常重要的部分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弃了”。而我的看法是，列宁并不是抛弃了自己在“伯尔尼笔记”中获得的重要思想，而是更多地考虑到如何更通俗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使之为俄国无产阶级所接受。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已经无暇再回到哲学研究上来，但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法留给他的印象已经太深了。我们在他1922年写下的最后一篇直接涉及哲学的论文中，可以读到他的重要遗言。1922年1月，为了开展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传，苏联创办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1922年3月。列宁完成了《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并刊登在当年第3期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上。在这篇文章中，列宁的主要论题是坚持唯物主义和反对宗教神学。他要求人们要能够懂得哲学，能够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
　
列宁说，可以“在杂志上刊登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解释”。他甚至提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都“应该是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杜娜叶夫斯卡娅也说，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成了他此后一切严肃著作的哲学基础：从《帝国主义论》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从他在革命期间所写的一切著作，到他的《遗嘱》，莫不如此”。显然，列宁想继续自己在“伯尔尼笔记”中的理论思考，可是历史的进程无情地中断了这个美好的愿望。更令人遗憾的是，列宁的哲学思想研究后来竟被斯大林硬化成一种外在的政治意识形态构架之中的虚假构境。今天，我们固然也承认当时的这种意识形态有其出现和存在的必然性，可它毕竟严重遮蔽了列宁哲学思想中事实存在的深刻内容，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差异就是矛盾

Sun, 11 Aug 2024 00:00:00 +0000

毛主席关于矛盾普遍性问题的思想命题是在1937年写作的《矛盾论》一书中提出。毛主席指出： “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

所谓差异，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直接的差异和特定的差异。

直接的差异，是指各种不同的事物或表象的多样性。它的特性在于：各种不同的事物，按照它们的原样各自独立，与它物发生关系后互不影响，因而这种关系对于双方都是外在的。由于不同事物只是发生一种外在的关系，无关其本质，所以，它们的差异又叫做外在的差异或单纯的差异。人们在表象中看到的差异，大都属于这种差异。这种差异包含着矛盾，但还没有尖锐到对立的矛盾。

特定的差异，是指同一事物或过程内部的不同方面。它的特性在于，差异的双方处于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中，每一个方面之所以各有其自为的存在，只是由于它不是它的对方，同时每一方映现在它的对方内，只是由于对方存在，它自己才存在。由于事物内部的不同方面发生一种内在的联系，尤关其本质，所以它们的差异又可以叫做内在的差异或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本身就是已经达到尖锐对立的矛盾。直接的差异虽然不同于特定的差异，但可以发展为特定的差异。认识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扫除知性所理解的各种不相涉的外在性联系，而进入到事物或过程的内部，把差异看成本质的差异，把事物看成是与自己正相对立的自己的他物，从而把握事物及过程的内在必然性和矛盾。

对于差异与矛盾关系问题的认识，最早出现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在《逻辑学》中，黑格尔从现实世界的发展是 绝对精神 的外化出发，把发展划分为 同一、差别、对立和矛盾 这样几个阶段，与此相应，又把人们对事物发展的认识划分为 知性思想 （又叫表象意识或外在思维）、 机智思维 和 辩证性思维 这样几种形式。

他认为，知性思维所抓到的只是相同和下相同，而不是一方向向另一方的转化；机智思维虽然能抓信矛盾矛后，并且通过概念表述矛盾但却把矛盾双方绝对区别开来，不能理解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理解矛盾：辩证理性思维不仅承认矛看，而且使有差别的东西的已经钝化的差别尖锐化，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即矛盾，并且通过事物或过程内部那种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相互贯通的关系来把握矛盾。

可以看出，在黑格尔这里， 同一是包含着差别的同一，不是抽象的同上，差别是包含着同一的差别，不是单纯的差别。 所以，黑格尔把发展划分为同一、差别、对立和矛盾这样几个阶段，虽然出发占是唯心的，但却具有 辩证法的命题 因素。它揭示了人类认识事物的辩证发展过程。

然而在苏联30年代出现的 形而上学 者 德波林学派 ，在照搬黑格尔的公式，把事物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同一、差别、对立和矛盾几个阶段的同时，却抽掉了黑格尔公式中的辩证法成分，把同一变成了抽象的同一，把差别变成了单纯的差别。德波林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说： “当一切必然的发展过程——从单纯的同一，经过差别和对立，到达于极端的矛盾——都经过之后，‘解决矛盾的时期就到来了’”。

这就是说，矛盾 不是一开始在过程中出现，而是要等到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出现 ，在这一阶段到来之前，过程显然不是由于内部的矛盾而发展的，而是由于外部原因影响推动的结果。这样，德波林学派便回到形而上学外因论和机械论上去了。

德波林学派用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问题，必然得出结论：苏联条件下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 只有差异，并无矛盾 。对于德波林学派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对于德波林学派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苏联哲学界在30年代就进行过批判。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米丁在《辩证法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著作中集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形而上学错误，并针对德波林的差异不是矛盾的观点，提出了 “每一差异中已经包含着矛盾” 的思想。

30年代以前，德波林学派的哲学，在中国颇为流行。德波林学派主观、片面和抽象的方法论，使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一些教条主义者。30年代，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中，使中国也开展了对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但当时这种斗争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所以未能克服教条主义的缺点。为了从根本上看清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危害，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写作了《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著作。在《矛盾论》一书中，毛主席吸取和借鉴了苏联哲学工作者研究成果特别是米丁的“每一差异中已经包含着矛盾”的思想，提出了 “差异就是矛盾” 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说明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普遍性原理，同时也要求人们对事物或过程的认识要有联系、转化和发展的眼光，不能片面地、孤立地和静止地认识问题，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驳人性功利说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性观

Thu, 20 Jun 2024 00:00:00 +0000

编者注：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因而就能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

《列宁在1918》

他们要的是什么自由呢？他们要的是在前线红军同白军浴血奋战时临阵脱逃的自由，在工厂工人组织生产时消极怠工的自由，在工兵群众忍饥挨饿时囤积居奇的自由，自由不是无序，更不是恶行的遮羞布，这一点要首先弄清楚。

有人说“人性本善”，有人说“人性本恶”。你如何看待“人性”的？马列主义者又是如何看待“人性”的？

我们先回归一下历史。我们知道，近代哲学彻底修正了古典哲学对人性的理解，他们用人的权利取代德性和义务作为人性的新根基：文艺复兴时代人本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原来那些基于人性的欲望并非罪恶，而是一些合理的需要；启蒙运动的本质是通过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和传播把人天性中的自私转化为开明的自利，使之成为公民社会的稳固基础。这使得，在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中，对社会的理解总是把政治社会视为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理性的创造物。大约直到孟德斯鸠，近代哲学的方法才发生了从先验观念论向经验主义的转变，开始考虑到地理、风俗、人口、贸易等物质环境因素对政治的影响。

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一步，正是通过研究黑格尔法哲学而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就是说，强调物质生产对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力量、把人类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能力视为历史的动力、把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视为政治和伦理的基础。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最后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人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看法。它可大致地包含思维方式和社会意识两个方面。前者是生产方式的产物，后者则是阶级关系的产物。思维方式是人们在一定生产条件下认知和理解世间万象的方式，是意识形态的基础。而社会意识则是人们对自我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看法，因阶级地位不同而各自区别开，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有了不同的特点。

这里以劳动异化论证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生产和人本身产生了异化、外化。首先，人作为一种“类生活”动物。所谓“类生活”指的就是人作为一个物种可以把自然界直接作为生活资料，依靠自然生活；另外，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人可以进行共同劳作（生产生活、类生活）、生产从而改变自然的面貌。而对于其他动物，则没有这一种利用和改变的能力。然而，在异化劳动（后期马克思写作雇佣劳动）中，人因为需要进行生存而被迫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马克思说：“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所以说，劳动（包括劳动的意识和生产的实践动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异化了，它变成了和人对立的东西。

与思维方式不同，社会意识则是主体自身的社会境遇在意识中的反映，是由主体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对于统治阶级，他们希望稳定的阶级社会，因而就需要稳定的阶级关系，因此就只有制造并传播与当时的社会秩序相协调的社会意识。这个过程夹杂着对社会的描绘与诠释。描绘展示出“世界怎么样”的图景，让人不自觉地产生和改变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的看法。描绘固然可以影响人们，诠释则能够改变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同样的图景，从不同的角度或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诠释，会使受众获得不同的在场感，从而影响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位置和功能的认知。社会上掌握话语权的人们，通过有目的或无目的的描述和阐释世界，从而改变人们的社会认知，进而改变世界。这样的过程，就是塑造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塑造世界的过程。

人性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否认抽象人性的存在。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永恒的，也就是不是”从来就有“的。物质决定意识，人性并不是天生而来的，而是从人的社会生活中来的，它与社会和时代的各种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变化发展着。小农经济下的重义轻利与商品经济下的重利轻义的人性区别，正是来自于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的区别。可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会主义社会会、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性都是很不一样的。

在历史的最近阶段，最新流行的人性功利说，是统治阶级为权力掌控劳动者命运需要而构造的臆说而被大肆宣扬。但就是这样，人性功利这个被反复证伪的谬说，与资产阶级的”人性” 恰好相符。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资本主义是最适合人类的制度，也是人类的最后的制度。这种观点把基本的生存需求也当作是“自私”和功利，把自私当作“最高人性”，把功利当做是人类行为不可避免的行为，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从这种人性产生的。

把生存需求当作”自私的人性”和功利的起源，那为什么不谈谈“动物性”的自私呢？甚至植物也有为了生存而争夺水分和土壤。仓鼠在食物不足的时候，会吃掉自己的亲生骨肉，比人更“自私”，更功利，那是不是仓鼠比人更适合资本主义制度呢？这时候，正常人都认为不对，因为仓鼠的生产力和智力都不足，也是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说出了带有物质决定意识原理的话了。

我认为，人的生存需求是人的本能，是由人本身的自然性决定的，而人性这种东西则是具体的，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起作用的，因此也是社会性的。而且人的自然性不是人的完完全全的主宰，社会性对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社会性也能改变部分自然性，否则，如果人只能由自然性作主宰，那么可以说，人不是高级动物了。一个母亲或者一个消防员，会在特殊的情况下，放弃自己的生命，去挽救他人的生命，这种行为是完全无私的，只能说他们功利吗？这完全是明知对自己生命有害也去做的，而且在人死后，任何的追悼和赞誉对他们来说都没有意义的，因为人都死了，这对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利益可言了。如果说人的本能是求生，那这时候，人的社会性，或者说人的教化就战胜了人的本能。

有人说，人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仍有无限的欲望需要满足，功利性就是这样的，而资本主义满足了人性这一点，给予了人有追逐满足欲望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资产阶级也不允许政府来干预。但事实上，人性自私论建立在一个物质欲望无限的“常识”上，但这个“常识”本身就是消费主义造成的假象。人类的物质欲求是有限的。连消费主义自身，都是资本家在承认这个事实后应对市场饱和的结果。现代人功利的表现，恰恰反而是消费主义造成的奢侈浪费和社会资源分配问题，产生相对贫穷和贫穷焦虑。。有这么一个例子。将两只松鼠放在不同环境下越冬，一只规律投放少量饲料，一只间隔时长无规律地投入远超过其需求的大量饲料。其结果是，前者没有储藏任何食物，且投放的少量饲料也有剩余。松鼠只取食了自己需要的量，状态健康。因为它不担心自己会饿肚子，剩下的饲料可以供给其他松鼠。后者则相反，因为它不知道下次饲料何时会来，因此远超其需求的大量饲料全都被取食，在巢内发现大量储粮，松鼠自身也出现体脂严重超标的状态。由此，我们知道反推，人性并非就是贪婪，就是自私，就是功利，这些劣性也不是简单的欲望所能解释的。相反，资本社会的盲目和不确定、通胀体系的官僚性质导致了贫穷焦虑，导致了物质欲求过剩。能幸免的只是巢里永远有余量的资产阶级而已。

可是，仍然有资产阶级或受蛊惑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极力来宣扬这种“自由”。可惜，这种“自由”却在不断走向他的反面。同时，这种看似的自由其实并不自由。请诸位设想一下：一个来自负债累累的黑人年轻人和一个来自百万富翁的白人年轻人，他们都有一个追逐并成为千万富翁的欲望。按照资产阶级的说法，他们都是“自由”的，但是我想，谁更“自由”，谁更容易成功，一目了然，很明显黑人年轻人的人生充满了枷锁，也是资产阶级统治下，给无产阶级套下的枷锁。

资产阶级告诉大家：人人都自私，功利性不可避免。他们却从不强调自己也是自私的，不错，他们提倡的显然是无私，是为资本承担一切风险的无私；他们不提控制或抑制自身的自私，而怪罪无产阶级太多欲望了（比如指责美国工薪阶层过度借贷消费引起信贷危机）。既然人是自私的，那为什么还不断助长它，激化矛盾呢？为什么金融寡头蚕食人民财富的自私不要抑制呢？既然自私已经造成如此大的贫富差距，已经使无产阶级被困在那么多的枷锁之中，为什么还提倡私有制呢？很显然，人性功利说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

鼓吹人性功利说的人，在被驳倒之后，总会说：面对现实吧。这种说法只不过是逻辑被摧毁推到，无可奈何地发出最后的哀叹。这种“现实”指的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并不是整个人类社会永恒的现实。如果人是永恒利己自私的，那就不会出现封建社会舍生取义的行为了，也不会牺牲和舍身救人的行为，上文已经提到，因为人本身如果已经死亡了，再多的追悼和赞誉对他来说，也毫无意义可言。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会认为有永恒的抽象人性存在，而现在人们所谈及的人性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我们清楚地认识了这一点。提倡人性功利说的资产阶级，他们会说人有不道德或罪恶的行为，因此要用法律来阻止和惩罚这种行为，但对于他们认为自己的自私，却要用私有制来发展它。他们借此否定共产主义，但就像马列之声（见注2）说到:“资产阶级说人性是贪婪的，我们承认，因为在共产主义下，正是最大程度满足了这种贪婪，人民因为对美好生活的贪婪会使用公有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更多今天来看’奢侈’的产品，因为对土地的贪婪，他们会制造太空飞船去探索宇宙，正因为贪婪，所以才有必要打破资本主义这一束缚生产力的枷锁，解放生产力。”

人性功利说是荒谬的，愚昧的，虚伪的。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都爱说人性永恒，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这是因为永恒的人性就为他们的统治永恒提供了一种“合理性”，他们也都爱说他们的统治方式是最适合人性的。最新的经济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恩格尔系数低时会转向文化消费与精神欲求。这一精神欲求又被消费主义以“文玩”，“旅游”等等之名捆绑在物质上，又成了所谓“自私”的一部分。而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就不可能认为人性产生社会，而是社会产生人性；辩证，就会看到人性的变化、发展和联系。不消灭消费主义，不打倒资本主义，则人类永远“自私”。唯人类拥有文化。精神欲求才是人类的特性。而文化是无限的，绝非相对稀缺的。如果人类有其人性，这个人性一定是博爱且公平的。

人不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

Mon, 20 May 2024 00:00:00 +0000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中，有些同志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的命题。笔者认为这个命题难以成立，现略述管见。

凡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同志，无不援引马克思和思格斯的一句话：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以此作为理论根据。然而，只要我们不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而是对原文 全面地具体地历史地 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把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原话出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0页)

诚然，这里确实讲到了他们哲学的出发点和人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第一，这段论述是在 特定背景 下，有 特殊针对性 的。当时的情况是， “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 (同上书，第22页)或者说，他们的出发点是自我意识、绝对精神等 设想的东西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出发点则是设想的人，抽象的人，离开人的现实关系，把人看作感性的对象，而不看作感性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出发点，就是针对这种“德国哲学”即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辩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而言的，指出他们都是 “从天上降到地上” ，即用离开现实的精神、虚幻或设想，解释现实生活过程，理解真正的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截然相反，是 “从地上升到天上” ，即从现实生活出发，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以此来同旧哲学区别开来，第二，这段话的精神实质不在于强调人，而在于强调 什么样的人。单就研究人这一点，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哲学”并无二致。问题是什么样的人，人又怎么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了 “从事实际活动” 这一定语，区别于旧哲学对人的想象、设想和抽象；用了 “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 这一补充，阐发了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这与后文中讲到的个人是怎样的，取决于怎样生产和生产什么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其本意与其说是从 现实的人 出发，勿宁说是从 人的现实 出发。第三，关于这一点，还可从他们反复的论述中得到印证。例如，他们紧接上文指出： “思辩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 (同上书，第31页)真正实证科学即马克思的学说。这里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思辩哲学的分水岭—— 是否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 他们还是在这篇著作中，对出发点问题最后得出结论：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同上书，第43页)。这样通观全篇可知，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他们 历史观 的或曰 历史哲学 的出发点是 物质实践 ，而不是需要用物质实践来说明的人。

那么，对他们早期著作中有大量关于人的论述，他们开始从事哲学活动又主要是从人的社会问题研究着手的这一事实，应作何解释？ 这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来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从事哲学活动时还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信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四十年代初，自从费尔巴哈首先发难，以人本学唯物主义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使唯物主义重登哲学王座，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其影响下成为唯物主义者。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他们由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过渡的中介。 因此，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痕迹，这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842年萌发到1846年最后形成，经过了一个对过去的信仰进行清算，和旧哲学宣布彻底决裂的过程。在这个决裂当中，由于过去的盟友、信仰者——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都曾大谈人，马克思恩格斯就 不得不 接过这个话题作文章，以同他们划清界限。因此，他们就难免大量使用“接收”过来的人的概念，但却注入了新的内容。但是，一旦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形成，他们对这些遗迹便坚决摈弃，而开始使用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更为科学的范畴。如果只从表面看问题，似乎是马克思由于早期研究人，才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只要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就不难看出， 当马克思恩格斯大谈人的概念时，还不成其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熟后，也就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后，他们就从不侈谈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告诉我们，要寻找某一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必须遵循下列原则：一、它必须是整个研究中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的东西，是“最简单的抽象”；二、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是以后整个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或者说，在这个最简单的抽象概念中，蕴含着尚未展开的概念的全部丰富性；三、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马克思还曾经明确指出过：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 而从抽象到具体， “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103页)他具体运用这种方法，把商品确定为政治经济学的起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把人作为出发点的理论也是似是而非的。第一，人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虽然是简单、普遍、基本、常见的，但缺少一个“最”字，还不是“最简单的抽象”。哲学上最简单的抽象是物质和精神。况且，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是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个丰富的具体。如果舍掉丰富的现实性，那人就离开了他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成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如果把人看作是一个最小单位，那就成了孤立的个人，而孤立的个人并不是现实的人。第二，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人固然是其中的研究对象，不容忽视。但是，除人之外还有自然界。把人作为整个哲学的出发点，显然他本身的内在矛盾不能包含研究过程的一切矛盾的胚胎。第三，人并不是历史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人类历史的起点是物质生产劳动。只有劳动才把人和动物完全区别开来。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页)可见，把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是不恰当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不仅应体现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还应该直接联系着哲学的最高问题，即物质和精神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的关系问题。这样一个概念只能是物质。物质是再简单不过的抽象，是唯一的本原，是第一性的。事物的多样性，莫不统一于它的物质性。物质作为整个哲学体系的起点是无可替代的。但是，具体到体系内部的不同有机部分又有所不同，辩证唯物论的起点就是物质：历史唯物论的起点则是劳动。这是因为，一、历史唯物论是研究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而历史是有自觉能动性的人的历史，所以历史唯物论中的物质载体就不能取一般的物质范畴。二、人不能作为逻辑起点，如上所述，从历史的角度看，劳动先于人；从抽象的程度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肯定过劳动是 “最简单的抽象” 。三、人是需要被说明的，人的本质需要通过劳动实现，正是在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的社会性、能动性、整体性、发展性等基本特征。至于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指出这要取决于劳动的解放。四、劳动是物质性的创造活动，属于物质范畴，劳动体现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直接联系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因此，把劳动作为历史唯物论的起点恰如其分，和把物质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是一致的。

此外，还有一条重要理由，不容把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即， 人是有多方面规定性的 ，从人出发必须说明从哪方面出发。倘若从人的天性、意志、意见出发，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是一面镜子。 中外哲学史上，凡不把生产劳动作为出发点，而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的，无不导致历史唯心主义。

在中国，从先秦诸子百家到魏晋玄学，从宋明理学、心学到近代进化论唯物主义学说，几乎都十分重视政治、伦理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但都没有唯物主义地解决社会历史问题。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无论是德谟克利特代表的唯物主义，还是柏拉图代表的唯心主义，或者亚里士多德的中间路线，都没有离开研究人的政治、伦理问题， 但他们在社会历史观上都是唯心的 。中世纪的教父和经院哲学家，有的伦理思想相当深刻，但其唯心史观是不言而喻的。至于近代唯物主义，从其创始人培根开始，应该说都重视研究人，然而无不是唯心史观。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出发，陷入了恶性循环：环境创造人，人的意见创造环境。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则陷入了另一种恶性循环：人的天性发展以社会需要来解释；社会需要的发展以人的天性发展来解释。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和黑格尔嘲笑前人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之秘的钥匙应到人性以外去找，即到绝对理念的逻辑发展中去找。结果，他们又迂回曲折回到了逻辑人格化了的人性，同样把人性作为历史的最高审判官。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这是他在唯物主义路线上的重大建树。但是，他的人是 离开实践，离开人的社会性的人，是抽象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他把人性理解为人的自然属性，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理性、意志和爱，要建立爱的新的宗教，仍然用宗教解释历史，未能逃脱下半截唯物，上半截唯心的必然命运。

由此可见，把人作为研究的前提，并不一定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在社会历史领域大都直接或间接地乞援于人的天性，最后莫不走向唯心史观。

马克思综合了以前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成就，别开生面，另辟新径，完全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近问题，把人的天性看作是永远改变着的历史运动的结果，认为历史发展的原因在人之外。马克思指出，为了生存，人应该维持自己的机体，从他的周围外间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品。这种摄取需要人对这个外间自然的一定作用。这就是生产劳动。历史必须用生产劳动的发展来解释，而不能用迷信或人的天性来解释。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这一伟大发现比之于哥白尼的发现。他说：“按其科学的重要性说来，这个发现可以勇敢地和哥白尼的发现以及一般地最伟大的最有效果的科学发现平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第706页)正是由于这一伟大发现，由于马克思从生产劳动出发来研究历史，把全部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了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才创立了历史唯物论，有了真正的社会科学。

历史发展总是曲折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不是按照马克思的方法，从物质范畴开始，从生产劳动开始，而是强调从人开始进行哲学研究的大有人在。但是，尽管他们也不乏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之士， 却又有谁能摆脱阶级的偏见，正确解释社会历史呢？ 欧美现代哲学中的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流派，就是典型的反面教员。他们的体系无不以人金玉其外，而以唯心史观的败絮充于其中。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文人墨客，别有用心地提出 “回到青年马克思” 的口号，用青年马克思反对成年马克思，离开物质基础，离开生产关系侈谈人。他们必然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否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否认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从而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这种唯心史观的把戏是很狡猾的。东欧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试图以人为立脚点，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取得了某些成就，然而，只要他们继续沿着把人作为出发点的老路走下去，也难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在我国，一些同志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强调研究青年马克思，强调研究人，这固然是对的。但遗憾的是，有人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去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离开马克思一再强调的物质生产实践去侈谈人。我们很难说这将不会滑入唯心史观的歧途。

谈谈先锋队问题

Sun, 18 Feb 2024 00:00:00 +0000

一、革命运动与群众组织

什么是革命的主体?革命的主体如何运动?革命组织的基本和首要任务是什么？

显然，不理解这些问题，任何对社会运动的准确理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如何，一定的社会运动一定是一定的社会体系所决定和作为主体运动的，没有社会主体的社会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就像没有工人的罢工，没有军队的战争一样滑稽可笑。

那么，一定的社会体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社会中的人的一切行动都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创造出这些关系来进行的，比如，我购买一瓶可乐，这需要创造和通过我和商店老板的商品交换关系来进行，因为我自己是不能也没有持有或生产可乐的。而商店老板的之所以能够持有和出售可乐，也是因为他通过创造并通过与可乐生产者的商品交换关系来达到的。那么很明显，如果商品交换关系需要创造和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去实现和进行，那么像革命这种高度复杂的社会运动也必然需要通过同样复杂的社会关系去进行。

那么这种高度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且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之间的高度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表现为什么呢？我们仍然以商品交换为例，我们知道，高度复杂的商品交换关系，区域商品交换网络的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的商品交换组织——市场组织和公司组织的形成。那么显然，革命运动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复合的最终表现就是革命组织的形成，革命组织由革命运动的社会关系产生，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复合物和结果，同时也推动这种关系达到更高的阶段，因为革命运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革命运动已经脱离了自发的，日常的盲目斗争，而只有转向有意识的自觉的斗争才能进一步推进的阶段。而这种要求自觉性有意识的进行革命运动的阶段是很容易达到的。因为日常的，自发的斗争，如工人的口头抗议，和老板的争执，以及简单的暴力行动是不能解决哪怕是缓解阶级斗争的表象问题的。因此，可以说，任何有意义的缓解或者消灭阶级斗争及其表象的行动都只能而且必须通过有意识的斗争的组织进行。

那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很清楚了——革命运动的主体不是革命者个体，而是革命的组织。

那么革命的主体——革命的组织是如何运动，如何工作的呢？显然，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本身，即扩张组织的人员数量和支持者，这显然不可能通过暴力达到，因为组织需要的不是挂名的幽灵，而是运动的，愿意为组织工作，认同组织的运动的支持者和实际工作者。那么如何获得支持者呢？只能通过组织工作者不断的宣传和说服非组织群众，动员和鼓动非组织群众加入并逐渐亲近组织——显然，这里是容不得任何暴力的。

因此，说服，教育，动员工作，是一切组织（无论是不是革命的）的基本工作，没有说服，教育和动员工作，组织是不能保持并扩张自身的。革命的组织与其他组织不同的地方在于，在这里，这种基本工作表现的更突出，更明显。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才是真正有力的和决定性的斗争。

关于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关系就是这样。

二、群众组织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的最终产物——先锋队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一切社会运动都是依靠和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开展的，那么很容易理解，社会组织越发达，社会组织越强大，那么他能够掀起的社会运动越强大。

因此，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阶级矛盾的扩大和激化，阶级斗争的组织程度和广度就会越大，而最后，就会形成一个固定的代表一定阶级（阶层）的阶级斗争的先锋队，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先锋队，是因为这个阶层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先锋队就是这个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这个先锋队的纲领，组织模式，工作方法都体现了一定的阶级（阶层）利益。而阻止这个社会组织进一步扩张的原因就是这一组织相对固定地代表了一定阶层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是与其他阶级相矛盾的，因此最后只会出现相对固定的，阶级的先锋队，而一般不会出现能够代表多个阶级利益的先锋队。

那么这是不是说先锋队不能笼络其他阶层的群众呢？绝不是，一个阶层的先锋队无论何时都是要力求把尽可能多的群众包括进自己的组织体系中的，而如果先锋队想要保证自己的基本盘，不背弃真正的，自己阶层的群众，那么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不过是与其他阶层的协议和同盟，而不可能代表这一阶层。而这种协议和同盟也通常是在极特殊的条件下订立的。

所以一个阶层只会有一个先锋队吗？从理论上来讲确实如此，因为同一个利益阶层的群众之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但是他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就是说，这种矛盾和纠纷是可以调解的，可以解决的，这是与阶级矛盾相区分的地方。但是在现实社会运动中却并不是总是同理论上一致，实际上，同一个利益阶级同时并列有两个甚至多个先锋队的情况并不奇怪，这是因为有许多因素阻碍着组织工作的开展，比如政府的宪兵，信息交流的不畅，组织负责人的宗派主义等等，但这是不是说同一个利益阶级的先锋队的分裂现象是能够容许的呢？绝不是。因为在根本上，这个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注定分裂状况不可能持续，因为斗争要求每一个利益阶层尽可能的组织起来，调动起自己一切群众的力量，而分裂则只会造成不必要的力量损失，更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因此无论各利益阶级的先锋队多么散漫，多么分裂，在阶级斗争的要求下和内部先进份子对落后份子的斗争中总是会统一起来的。也许这种统一并没有形式上实现，甚至保留着形式上的分裂，但总是会通过种种联系把这种分裂下的群众联合起来完成阶级力量的统一。

那么先锋队的联合，或者说先锋队本身——阶级力量的统一——是怎么出现的呢？

首先，先锋队并不是什么其他的，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而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能够坚定的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具有充分斗争经验和理论的先进份子的组织。这种组织在一开始也同千千万万个其他的群众组织一样，是渺小的，不发达的，没有经验的小组织。但是通过不断地说服，教育，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断地巩固和扩张自己的组织程度和组织深度，不断地与组织内的落后份子做斗争，他们得到了该阶级群众的充分信任和崇高声望，最后通过将该阶级的大部分群众转变为该组织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组织体系的一部分，才能够称之为这个阶级的先锋队。显然，这和许多人印象中的先锋队天差地别，在他们的印象中，先锋队是一群小黑屋里的密谋者，书房里的理论家，他们时不时地下达冷酷无情的命令，要求他们手下的爪牙在哪里哪里暴动，罢工——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从根本上就不符合群众组织的运动逻辑，群众组织首先要求组织者说服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而不是单纯的下达命令。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那些认为先锋队是群众运动桎梏的人是有多么不了解实际的社会运动，是多么反动和妄想的一帮人。

既然社会运动的强度和深度决定于群众组织的广度和深度，那么群众组织的发达程度决定了革命的命运，因此群众组织的发达和群众力量的集中就是革命的最重要问题——这难道是很难理解的问题吗?

三、先锋队与国家政权

不言自明，先锋队绝不是一开始就拥有政权的，先锋队拥有政权的局面只能而且必然是社会革命运动的结果。只有在强大的群众的革命运动下，先锋队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夺得无产阶级专政——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可是，在先锋队夺取政权之前，在先锋队拥有与政府相媲美的号召力和行动力以及强迫力之前，先锋队是如何扩张自己的组织体系，扩张自己的力量的呢？

答案是，通过先锋队领导的但区别与先锋队组织本身的广泛的群众组织。比如工会，学联，农协等等。这种先锋队领导的广泛的群众组织是先锋队同群众结合，动员和教育群众的主要武器，因为先锋队本身的组织模式——职业的革命家的组织——并不适合与所有阶层的所有社会运动，因此先锋队必须创建许许多多不同组织模式的，不同用途的，针对不同阶层的群众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动员群众，并在斗争中教育群众，说服组织外群众。

但是这种党组织领导下的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在先锋队夺取政权之前注定是得不到充分而全面的发展的，这首先是因为敌人——资产阶级政权无时无刻力求消灭和破坏一切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其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裂，更有许许多多阶层甚至无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这些都注定党体系不可能在先锋队夺取政权甚至在夺取政权并彻底地改造社会生产之前得到相对充分的发展。但是如果先锋队的路线正确，策略得当，那么这种没能充分发展的党体系是能够支持先锋队夺取政权并巩固的。

但政治革命——政权的更迭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党体系下的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能够为先锋队夺取政权，但是对先锋队来说，他们仅仅是夺取了政权而已，在庞大的社会经济当中还有大量的资产阶级份子和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疯狂的反抗，甚至试图直接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如果想生存，那么显然就必须力图改变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流和绝对优势的社会生产。

这种社会生产的社会化改造是如何进行的呢？只能是通过党体系和国家政权的扩张——通过国有化生产单位，再利用先锋队对政权的执掌将党的体系“掺杂”进去。

有些同志在这里就问了。这明显是错误的。先锋队和其领导的党体系在进行了政治革命，执掌了政权，对资本主义生产单位进行了国有化改造之后，党体系和国家机关就融合到一起了，而不是党体系“掺杂”到国家机关中。

这一理论乍看起来有理有据，但实际上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 由于革命前敌人的疯狂打压和迫害，党体系无论如何不可能发展到能够全盘接管社会经济甚至哪怕只是一个政府的地步。先锋队只是“取得”了政权而不是创造了政权，只是接管了社会经济而不是改造了社会经济。对于过去旧政府，旧生产单位的领导者来说，革命只不过是使机关单位和报告人换了个名字罢了，实际的，本质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改变。因此，对于这些旧社会的遗物来说，党，先锋队不过是掺杂进来的异物罢了。

因此，实现单纯的政治革命，执掌政权和实施生产的国有化并使其统一于中央政府的计划经济下并不是完整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革命的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在各个生产单位进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改造如何进行呢？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无产阶级绝不能单纯的利用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而应该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显然，这种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必然要体现无产阶级的特点，他绝不能是官僚的或者资产阶级民主的，而必然是一种无产阶级性质的，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体系。

那么很明白，党体系，先锋队领导下的广泛的群众组织体系是毫无疑问的第一选择。

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的表现也就不言自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只能而且必然表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的党体系的空前扩张和发展壮大。

那么党体系——先锋队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的广泛高度发展和扩张意味着什么呢？又表现为什么呢？

一旦群众被先锋队广泛地组织进党体系中，那么这种广泛的群众组织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自治化，也就是群众普遍的自我管理和公社自治。因为在这里，群众的高度发达的组织状态必然导致群众组织在一切社会事务上决定性的话语权，而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也使经济和政治同一起来，使群众在经济上的自我管理直接转变为群众在政治上的普遍管理。而党也将因此获得成千上万的新生力量用于更彻底更完全的改造社会生产，发展党体系和组织。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党体系的扩张和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过程。没有先锋队对生产者群众的普遍组织并吸收他们参与公共决策，社会生产中的特权现象永远不会结束。而没有社会生产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先锋队也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这样广泛而普遍的组织生产者群众的。

在这里，有同志就会问了。这种空前庞大的，高度发展的党体系难道不会成为社会的桎梏，异化腐化为无产阶级的对立物——修正主义的官僚资产阶级吗？

这就证明这位同志对党体系和群众组织的运动一无所知，我们在前面提到，任何一个有生命的群众组织，其组织者的基本工作方法都只能是不断地说服，教育，动员群众。如果不这样，就不会有哪怕一个群众会倾向和支持他，更不会有大量的工作者。更何况，维持一个异化于社会的暴力机器——国家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尽可能的消灭和分散劳动者群众的斗争组织，难道可以设想，一个压迫性质的剥削阶级的政权能够在劳动者群众的普遍组织下立足吗？

因此，高度发展的党体系——即普遍高度组织起来的劳动者群众绝不会使国家政权异化成劳动者群众的对立物，恰恰相反，这种劳动者群众的普遍高度组织只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稳固，更难以变质腐化——因为这些群众组织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地盯着国家政权和其中的官僚份子。而这种群众普遍的组织和群众的自我决定也在不断地消灭这种与社会相异化的国家机关。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消灭是通过“空前发展”进行的。

毛泽东与群众运动

Mon, 18 Sep 2023 00:00:00 +0000

一、毛泽东一生始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毛泽东从投身革命到逝世，始终与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从早年发动和领导的工人、农民运动，一直到晚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领导过无数的群众运动，包括震惊世界的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

他参加和领导过的群众运动，从斗争的内容看;包括和大自然的斗争，如大生产运动、大跃进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等;更多的则是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就其社会性质看，包括民主革命的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就其阶级性看，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等;从斗争的领域看，包括军事、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各个领域，既有文斗，也有武斗;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与群众运动结合的一生，是领导群众运动的一生。

毛泽东之所以一生都与群众运动联系在一起，是由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质决定的，是由他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性质决定的，是一种客观的必然。

第一，革命家要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才能推翻旧的政权，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否则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因为革命者最初既没有掌握政权，也没有经济实力，他们的力量在于群众的支持。只有依靠和发动群众，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所以，革命家无不是靠发动、组织群众来进行革命并取得成功的。

第二，其他阶级的革命家在夺取政权以后，成了统治者，一般就不再搞群众运动了。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使命，不仅是要推翻旧的统治阶级，使自己成为“统治者”，而且要带领人民群众最终消灭统治阶级、消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必然终生与群众运动联系在一起，带领群众消灭“官吏”，由群众自己起来管理社会。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要根本改变私有制社会的秩序：官吏管理(靠警察、军队和舆论工具，如电视、报刊杂志等)，劳动群众服服帖帖;社会主义要建立全新的社会秩序：劳动群众监督“官吏”，把“官吏”造就为人民公仆；另一方面广大劳动群众要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自觉地参与管理，使广大群众摆脱只管个人家庭事务的私有观念的束缚。

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和群众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一方面反对干部“当官做老爷”，要求他们深入群众(如举办“五七干校”;要求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另一方面又始终如一地领导着群众，在运动中学习管理社会。他曾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册第275页)他清楚地知道，群众要学习管理社会，只能在不断地斗争中学习，就像他一再强调的“在游泳中学游泳”，因此，他一生都在领导群众战斗，让群众在实际的斗争中参与管理社会。

第四，社会主义要建立全新的民主形式，一种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民主是有阶级性的，没有抽象的民主;民主是一种政治形式，是为特定的经济制度服务的：资产阶级民主是维护雇佣劳动制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则是要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工农劳动群众的参与。群众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多党制就民主，只有多党制才能互相监督，共产党一党执政就不民主，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一些人头脑中的反映。其实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主要内容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官吏”最怕的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监督，而是怕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一点已被我国的历史所证明。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严重，人们在探讨防止腐败时，避而不谈“三反”、“五反”的历史经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由于发动了群众，让广大群众参与监督，从而扭转了旧社会遗留下的腐败现象，使政治、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事实证明群众运动就是最好的监督方法。毛泽东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决定了他始终和群众运动紧密结合。

最后，群众运动是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必由之路。群众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广大群众也不可能脱产学习，而且光靠读书也不能真正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人在群众运动中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最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在他一生的革命实践中，在群众运动中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矛盾论)、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当代四十几岁以上的中国人，张嘴就能说出“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科学概念，就是最好的证明。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在群众中宣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生，必然是与群众运动结合的一生。

二、对群众运动的态度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科学的概括，是一种不同于过去一切旧历史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因此，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是高度评价、积极支持、站在前面领导。

高度评价

“好得很”与“糟得很”，是当年人们对湖南农民运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当街谈巷议都说农民运动“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般‘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毛选》第一卷第15页)毛泽东却深入农村调查，力排众议，大声说“好得很”!人们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他则说是“革命先锋”。他认为：“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毛选》第一卷第17页)等等。

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面临反动派的围剿，毛泽东就指出：“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选》第一卷第139页)毛泽东把群众看作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选》第二卷第511——512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就是在这种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演出了“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期，很多人都认为“天下大乱”，毛泽东却说：“形势大好!”“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5页)

可见，毛泽东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如文化大革命等，非常重视群众的参与，非常重视新秩序的建立、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形成，把群众发动的广泛、深入，看作是形势发展的根本标志。

毛泽东对群众运动高度评价的例子还很多，以上是比较典型的几例。

积极支持

当革命的群众运动遇到挫折时，他总是大力支持。

农业合作化初期，有的人采取了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认为“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等等。毛泽东说：“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毛选》第五卷第168、169页)

1956年，有人“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冒进。”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口号是错误的。“毛主席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忆毛主席》吴冷西著第48页)可见，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主要是为了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保护群众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曾出现一段不小的曲折。当出现浮夸风时，毛泽东发现了这种倾向，及时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忆毛主席》第64页)

可见，他一方面要纠正浮夸倾向，另一方面又注意不给群众泼冷水。并且反复强调，“希望在压缩空气时注意避免影响士气，避免泄气，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忆毛主席》第68页)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群众运动的态度，说：“……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是怎样评论革命的情况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447—448页)可见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保护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

站在前面领导

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毛选》第一卷第13页)

毛泽东自始至终是站在群众的前面领导运动。这方面的事实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冲决束缚的罗网

群众运动的形成，根本原因都是客观矛盾的结果，而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科学地揭示客观存在矛盾(“束缚的罗网”)，指明群众运动斗争的方向，是正确领导运动的首要条件。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他们(指农民——引者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毛选》第一卷第13、17页)群众运动的出现，就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着“束缚他们的罗网”、存在着剥削与压迫。能不能揭示客观存在的矛盾，是正确组织、领导群众运动的关键。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揭示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掀起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革命运动。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时，他们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指出我国人民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从而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揭示矛盾，给我国人民指出斗争的方向，掀起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四清、五反”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

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在不断前进的群众运动中，我国才能在极其贫穷的基础上、在不利的外部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帝国主义的封锁，基本上没有外资可用，靠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积累，)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一个政治清明、没有腐败现象的政府，建立了一个具有良好社会风气的社会。

如果客观上不存在这些矛盾，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要求，是不可能掀起这些群众运动的;反之，如果不是科学地、如实地揭示这些社会矛盾，群众运动也必然要走上斜路。

大跃进运动可以作为探讨的典型。大跃进取得的伟大成绩，是因为支持了广大农民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的要求。

以农田水利建设为内容的大跃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是如实地揭示了农民群众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的要求。

大跃进运动是从农田水利建设开始的。解放后农民迫切要求改土治水，迅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但私有制束缚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实现集体化后农田水利建设的开展，是农民群众摆脱私有化束缚的必然结果，是由群众自发形成的，而不是毛泽东主观意愿的产物。毛泽东大力提倡大跃进，则有力地推动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

从1955年农业大规模合作化运动时期，农民群众就开始了兴修水利的运动。当时大面积农田水利建设的典型是河南省的济源县和河北省的天津地区，单个合作社兴修水利的事例就更多了。(详情请看《有关大跃进的几个问题》笑多)

农业集体化以后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一定物质条件的产物，一种必然趋势，不是偶然现象。早在毛泽东提出“大跃进”口号以前，就有文章指出：“我国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以后的第一年，就出现了第一次兴修水利的高潮。从那以后，不少地区在群众性的水利建设方面已经有了显著的成就……这些典型事例，都说明了我国农业合作制度有巨大的优越性。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土地、劳力的分散，要在群众中大规模地动员人力、物力、财力，在大面积上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是不可能的;在合作化以后，就提供了充分条件。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个体经济力量单薄，顾了基本建设就顾不了当前生产，使兴修水利和当前生产的结合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合作化以后，就可以把兴修水利和当前生产密切地结合起来。”(《推广先进经验发动群众大兴水利》《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5日)

解放初期农村非常贫困，主要的生产条件就是十几亿亩贫瘠的土地和大量劳动力，改造土地就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主要途径;土地公有化和劳动力的集体使用，为改土治水准备了充分条件。这就是我国农村出现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基本建设的客观必然性，也是出现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大跃进的根本原因。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说：“去冬今春的农业新高潮，有力地推动了今年的工业新高潮……在农业方面，最突出的跃进，是合作社农民的兴修水利运动。”(《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可见，农业的大跃进绝不是“主观主义的产物”。

毛泽东号召大跃进，有力地推动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60年代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发展生产力的方面看，主要还是号召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而且发展为“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事实是，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修筑梯田、修建机耕路、种植防风林等方面都取得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而且至今还在吃这些老本。

我国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大跃进。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估计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农业成就时指出：“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01——302)

灌溉面积由三亿亩扩大到六亿七千多万亩，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我国农业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总共才积累了三亿亩灌溉面积，而新中国建立才二十多年，就把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就是说二十多年的成就超过了几千年，这是农田基本建设的伟大成就，这还不是大跃进吗?!

历史上我国的水旱灾害频繁。“水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威胁，是普遍、严重而有历史性的。据历史记载，我国自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共二千一百四十二年间，发生过较大水灾1031次，旱灾1060次，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大水灾或旱灾。据不完全资料统计，1928年华北、西北、西南等区十三省普遍遭旱，受旱县占全国县份1/4强。灾民达1.2亿人，农产品收获量平均不足二成，很多地方颗粒无收。1931年全国大水，仅长江、淮河流域即有1.2亿亩水稻损失，占常年总产量的38%，棉花损失占常年总产值的24%。在清代267年中间，就发生了旱灾201次。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水利失修，山林破坏，旱灾更加严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2日)新中国建立才二十几年，“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这也是农田基本建设的成绩，还不是大跃进吗?!

毛泽东提出了大跃进，确实有力推动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但是，确定一定时期农田基本建设规模大小，还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否则也会出现曲折。

可见，能否如实地揭示客观存在的矛盾，是群众运动成败的关键。

四、找到最好的形式

要形成群众运动，仅仅靠指出目标还不够，还必须找到适合群众需要的斗争形式，否则运动就不可能形成或不能顺利发展。毛泽东总是不断地探索各种不同类型群众运动的适当形式。

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在斗争的过程中，摸索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农民，形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农民的群众运动，以游击战的形式，反抗反动派的镇压，逐步发展革命力量，最终夺取政权。

武装农民的群众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环节。武装农民，除了建立正规的军队，如正式的红军外，还重视发展农民群众的武装，如土地革命时期的赤卫队、暴动队等。

“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枪和单响枪……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毛选》第一卷第66—67页)

“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参看《毛选》第一卷第55页注(9))

在一般人看来，不脱产，使用如此简陋的武器，根本就不能作为武装部队;而作为农民暴动组织者的毛泽东，却十分重视农民武装组织的发展，认为“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地方武装和正规部队配合，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争形式，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解放战争时期，民兵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充分了，大量的正规军成员就是由民兵补充的。

不仅仅是组织革命的正规化军队，而且“土法上马”，用简陋的武器，装备不脱产的农民，让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就是毛泽东为武装农民找到的最好形式之一。

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又成了一个新课题。

毛泽东始终注视着群众斗争中的创造。“今年这一年(指1957年—引者注)，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事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毛选》第五卷第467页)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吗?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毛选》第五卷第485页)

他还明确指出：“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毛选》第五卷第468页)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并被写进了宪法。

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这种革命的形式不是武装斗争，而是批判资本主义，引导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服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只能用说服的方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正是广大群众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大大小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方法。

害怕群众运动，以致压制群众运动，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要求的社会秩序是：广大劳动人民只管“干活吃饭、挣钱养家”，“莫谈国事”;社会事务则由少数统治者来管，用古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在他们看来，群众运动就是破坏社会秩序，必须镇压。

而社会主义则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是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区分的过渡社会。社会主义的革命家就是要搞群众运动，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在社会活动的实践中，逐步消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在社会主义革命家看来，群众运动是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社会事务的正常现象，是社会主义的正常社会秩序，应当积极领导，大力支持。所以真正的共产党人怎么会害怕群众运动呢?!

毛泽东一生领导了那么多群众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总结的内容很多：如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如群众运动的初期主要是防右;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又要防“左”;又如对犯错误的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要给出路等等，大量的经验都需要认真地总结。

如何正确理解劳动价值论

Mon, 18 Sep 2023 00:00:00 +0000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核心理论。简单来说，劳动价值论是对商品价值的解释，它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似乎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个道理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实际上对劳动价值论的误解，以至于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上产生一系列错误的观点，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是非常常见的，对误解的澄清因而也是必要的。

这种误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经常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口中的一个似乎是无可质疑的论断：

“价值的来源，就是劳动” 。

这个论断表面上看似乎无可置疑的正确，因为这似乎就是劳动价值论要说明的观点。然而它实际上潜藏了一个错误，即忽略了劳动价值论的另一个关键词“商品”。因而忽略了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前提，即劳动的私有以及交换。对上面表述的正确的修正应当是“价值的来源是私有化的可交换的劳动”。这样就指出了劳动具有价值的条件，即劳动成为私有，因而个人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一般劳动，成为社会化的劳动，从而交换成为无法避免的事情，于是商品就出现了，价值也就随之出现了。

其实，劳动价值论只是指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它是马克思研究商品社会中的价值交换的基础，也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础。然而，常常被人忘记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却是，人类活动到底能不能成为凝结于商品中、能够交换的劳动，这却是受自然、技术和社会条件制约的。这些条件不仅制约着什么东西能够成为商品，从而什么样的人类活动能够成为“劳动”，也制约着这种劳动的所有者是否能最终成为被资本所雇用的劳动力，从而这种活动最终成为“生产”。同时，那些促使或者保证劳动能够私有，能够交换的条件往往就是生产关系的关键条件，往往就是阶级斗争的焦点。

对劳动价值论的误解的一个常见的表现就是常常被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用来论证劳动的伟大性的所谓“工人劳动创造价值”这样的提法。或者是说“工人是价值的创造者，而不是资本家，没有资本家工厂照样运转”。然而，这种论述一方面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不符，比如我们的确发现资本家不投资或者破产以后工厂不会运转，比如经济危机时候的大面积公司破产和工人失业。另一方面这会陷入类似于下面的逻辑错误。当我们说人是用手举起杯子的时候，我们无法否认必须用大脑来指挥手，无法否认大脑的核心地位。同样，在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资本家，谁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呢？没有资本家雇佣，工人如何实现自己的劳动价值呢？资本家同样似乎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可见，“价值的来源是劳动”这个论断必须指出其前提，那就是将劳动者视为劳动的私有者，强调私有的劳动和劳动交换作为前提。只要是在这个劳动价值的体系里，就是在商品经济的体系里，在私有劳动的体系里，工人就不可能完全摆脱资本家，取得彻底的解放，正如在脑指挥手的逻辑里是无论如何无法破解掉脑的必要性的。相反，对这一体系的突破必须要从破解劳动交换的条件，价值产生的条件，脑指挥手的条件着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有一段经典的对公有制的论述指出了劳动价值论的私有制前提“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人为的，无论是偶然的还是刻意的，创造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使得某些人类活动能够凝结于商品中进行交换，这种行动本身就是新型生产关系的塑造行为，是人类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能动性的体现，也是在这里我们最容易看到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而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忽略人的主动创造劳动私有和交换的外部条件的能动行为，也就会忽略阶级斗争，或者是找不到阶级斗争的深刻来源。

举例来说，文革时期，走资派和走社派在生产领域斗争的一个焦点便是工厂里的工资制度。走资派一方竭力要求承认劳动价值，坚持多劳多得，工资奖金与劳动量挂钩；而走社派则认为，多劳多得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将劳动与收入挂钩是在将劳动变为私人所有，是资产阶级法权。因而要求彻底批判取消奖金制度。这里走社派和走资派的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劳动价值论，他们都承认劳动创造了价值，他们的分歧实际上正在于是否要破除劳动具有价值的条件，也就是劳动是否为私人所有。这正是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关键点。

另一方面，在我们所看到的私有制主导的人类历史上，将某种人类活动变成为私有的可交换的劳动的新型生产关系创造活动，往往扮演了深化分工，扩大劳动和生产的外延的积极角色。以至于起初并不能归入劳动或者生产的人类行为都可以随分工、私有制和换条件的发展而成为劳动生产。理解了这一点，能帮助我们清除很多对于劳动和生产本身的困惑。

比如常常有人对唱歌，表演是否是劳动产生困惑。结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对唱卡拉ok的人来说当然不算，但是对以演艺为生的人，无论是街头卖唱的，还是唱片或影视公司的雇员来说，他们一定认为唱歌和表演就是“活儿”，就是他们的劳动。

单单从唱歌，跳舞，表演从非劳动变成劳动的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的活动是如何从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的活动变成私有的可交换的活动，成为商品生产活动，促使了价值的产生，再最终变成以劳动力本身与资本相交换（即雇佣劳动）从而成为（马克思称之的）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的。

在人类分工的最原始阶段，歌唱，跳舞，表演只是作为一般人类活动，即使在原始的部落中出现了某些分工（某些人更擅长唱歌，更善于跳舞），但在商品交换没有出现以前，这些都只是一般的娱乐或者祭祀活动，无法被视为劳动。只有在分工进一步深入了，私有制出现了，商品交换发展起来了的时候，这些活动伴随商品交易而出现。最初是作为实物商品交易的辅助部分，例如市场上的商贩唱歌或者演奏乐器以吸引顾客的行为。这时候，唱歌，表演就已经是一定意义上的生产活动了，尽管只是辅助的。待到卖艺人以独立的私有者的身份出现，表演歌唱，舞蹈，杂耍等来挣取生活资料，这就可以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然而限于技术条件，这些仍然无法进行广泛的交换，扩大为最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生产。这也是为什么，相当长一段时期，卖艺人，比如中国古代的唱戏的，北京天桥卖艺的，仍然不被认为是劳动者，他们的活动不被认为是生产。只有在被唱片和在线收费音乐和影视这样通过法律和技术手段确立为可以交换的私有劳动以后，所有这些活动才能被认可为一般商品意义上的劳动和生产。

然而，这种条件下的演艺行业仍然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性的，这里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雇佣）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与此相应的是，这些领域包含着一切尚未充分资本化的领域的特点，比如其运作本身强烈依赖于劳动者自身的特殊技巧和天赋（嗓音，歌唱，演奏技巧），以至于很多时候艺人自己就是老板，仍然扮演着部分劳动者的角色。另一个特点是，在没有取得独立的生产地位以前，这一行业强烈的依附于其他已经资本化的生产。比如中国的影视业仍然主要靠为那些已经独立的资本化的行业做广告来获取收入。而像欧洲美国这些国家，影视，娱乐受到强有力的版权法的保护的地方，才正真的成为独立生产性的资本，被认可为生产。

可见，在商品社会里，某种人类一般性的活动转变为专门性的活动的过程，既有自然的分工深化的作用，也需要人为的通过技术或者制度“创新”将这种活动（或者其产物）变成私有的可交换的。这促使了这种人类的活动转变为为某种专门的商品生产活动，从而也就成为劳动。这种劳动再以劳动力雇佣的方式被纳入资本的生产中去，这就变成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

历史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限于技术条件，只有实物化的劳动才能确立私有权，只有实物才能成为具有确定私有权的商品。因此，很长一段时期人们都认为只有实物化的劳动才算生产，这种误解直到今天仍然广泛存在。依据我们的分析却可以知道，在现代，当私有权可以通过专利，版权，密码来确立，从而软件，数据库都成了可以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音乐，电影这些非传统意义上的实物产品都成为了商品的时候；唱歌，跳舞，表演，绘画，教学，科研等等非实物化的劳动就都可以成为生产劳动。正确理解了劳动价值论，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结来说，正确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关键不在于劳动本身，而在于劳动具有价值的条件，即如何将某种人的活动变为可交换的私有劳动。尽管从早期的历史来看，劳动的私有化和交换是随着分工的深化和扩大自然形成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整个私有制的人类社会中，把一般性的人类活动，通过各种方式（科学技术上的，法律的，强制力的等等）确定为私有的可交换的劳动几乎是贯穿人类发展的一条主线。明确了这一点才能深入的理解人的能动性的历史意义，才能理解阶级斗争是如何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建立桥梁的。

最后，有必要指出这里的讨论能够引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几个结论。尽管对这些结论仍然需要具体的深入的论述，仍然不妨把他们作为对劳动价值论的正确认识的直接逻辑结果提出来。

1，不只是只有实物的，或者是体力劳动的生产者才是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主力军。社会主义革命从哪个领域率先爆发，这与技术条件，社会文化传统，无产者组织程度，阶级斗争具体状况都有关系。正如资产阶级的革命率先是借助棉纺织业发展起来是有其特殊条件是一样的道理。必须依据具体的状况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力量。

2，借助某个，或者某几个领域的领先地位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性胜利，即夺取一国或者部分地区的政权以后，对其他的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必须在深入的阶级分析，深入的对此领域的内部的和对外的劳动交换的特点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不是简单的取缔或者由暴力政权直接接管。比如，银行和保险公司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生息资本，是分享剩余价值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革除。然而现代银行业也做经济数据采集整理分析的工作，保险公司也借助现代技术对人类的某个行为做风险评估。这些工作都要求社会主义者进行积极的分析，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加以扬弃。

3，在社会主义的长期发展阶段，劳动的私有状况和交换状况将会长期存在，这就是那个被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他可以借助各种新的实物的或非实物的形式得以再现。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充分研究掌握这些状况并采取正确策略的基础上才能逐渐稳固。实际上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

最后，我们不妨用马克思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个讨论，“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一般劳动。而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在交换以前就会被设定为一般劳动；也就是说，产品的交换决不会是促使单个人参与一般生产的中介。”

谈谈劳动价值论

Mon, 18 Sep 2023 00:00:00 +0000

为什么要学习和坚持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2而否定劳动价值论，就必然会否定剩余价值论，以此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被抽掉了根本，共产主义运动也自然而然成为乌托邦分子的胡闹。

资产阶级非常明白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1867年9月，《资本论》1卷在德国出版，出版后官方经济学家鸦雀无声，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却迅速传播开来，“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3。《资本论》1卷出版后不到一年时间，1868年7月4日，一个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资产阶级非常明白，要推翻马克思的全部结论，就必须从推翻劳动价值论开始4。所以一百多年以来，从庞巴维克到晏智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把反对劳动价值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学习和坚持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意义。

下面就几个资产阶级经常攻击、在社会上也容易造成混淆的几个问题共同讨论劳动价值理论。

一、机器是否创造价值

对于机器是否创造价值，必须先明确价值的概念。政治经济学中，价值是指人类无差别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耗费。首先，价值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劳动价值论所考察的劳动是专属于人的劳动。从具体劳动角度考察，“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劳动是人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活动，也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从抽象劳动角度考察，“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6，只有人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其次，劳动价值论研究和强调的是人的劳动在一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社会性，也即在商品生产关系中劳动的特性。由于“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这种无差别劳动“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特殊的社会的性质。”7现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多被自动化机器所取代，脑力劳动也部分被电脑代替，如果根据这一现象得出机器也创造价值的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理解价值的概念，不清楚价值是对社会关系的反映，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是商品生产者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

既然机器本身不创造价值，那么机器对于价值形成有什么作用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专门探讨过机器同商品价值的关系。一是使用机器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更多，“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二是机器是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机器损耗的价值将转移到新产品当中，“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份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8三是机器只是过去的死劳动，机器运转不能使价值增殖，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来源不是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而是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所使用的活劳动。

因此，回答机器是否创造价值，需要明确以下问题：第一，从创造价值角度，人的劳动与物的运转有什么区别？第二，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是否创造价值？机器人生产的商品价值来源于哪里？

在回答机器是否创造价值的基础上，还可以按照同样的思路，解释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死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死劳动对商品价值形成具有什么作用？死劳动不仅包括机器，还包括原料、工具等，死劳动对商品价值形成的作用同机器是一样的。第二，畜力是否创造价值？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上看，畜力也是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的一种工具或机器，尽管畜力是一种活的生物，但它仍是一种死劳动，使用畜力运输所增加的商品成本，是历史上饲养牲畜的死劳动的转移。

二、知识分子是否创造价值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有两种情形。一是误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只有体力劳动者才创造价值，脑力劳动不创造价值；二是受“新经济”、“知识经济”等概念误导，认为新知识新技术也是可以创造价值的。

我们仍然必须回到价值的基本概念上。价值是人类无差别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耗费，其中既包括体力劳动，又包括脑力劳动。只要脑力劳动凝结在有形的商品上，这种脑力劳动就创造了价值。并非只有知识分子才进行脑力劳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也要付出脑力劳动的，并且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劳动者掌握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因此在创造价值的劳动中脑力劳动地位日益重要。在马克思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一些科技工作者或技术人员原先是游离在生产过程以外的，“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这些人逐步被纳入到生产过程中，生产劳动的范围扩大了。因此，马克思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9也即，直接或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参与生产、并耗费了脑力和体力的劳动都创造价值。

与知识分子是否创造价值相似，还经常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设计人员是否创造价值？按照马克思的“总体工人”的概念，当前设计工作已经成为产品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设计人员已经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产品图纸设计职能。二是与商品生产无关的科学或科技研究人员是否创造价值？例如天文学家发明了某种理论，这个肯定不会创造价值，同商品生产无关。那么数学家发明某种算法可以大大提高运算速度并对提高生产率形成影响，这位数学家是否创造了价值呢？仅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帮助，并不创造价值。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使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更多使用价值，并不是现实的去生产商品，既然没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商品生产中，当然不会创造价值。我们所讲的价值，是特定社会关系下的生产劳动，并非所有对人类社会有益的劳动都创造价值、都影响商品生产关系。为人类历史作出巨大贡献和创造价值无关，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同教师、社会管理者是一样的，是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这同是否创造价值没有关系。当然将科研工作者变为资本的附属物，纳入到商品生产关系中，变为资本家“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这才是对科技进步最大的阻碍。三是一张刻有资本论的光盘价值应如何计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事实上无论这张光盘刻有多么伟大独到的思想，其价值仍是c、v、m三个组成部分，仍是生产光盘的原料和机器耗损，加上付出的人工成本，再加上利润。至于一些垄断资本出的光盘要远超过盗版光盘价格，是因为计入了知识产权使用费用，这涉及到垄断条件下商品价值的转换形式，也即个别商品利润被平均利润和垄断利润取代，在3卷中有相关的内容。此外，知识产权本身就是对科技发展的一种反动，科技属于全人类，但却只归一小部分寡头使用，这本身就是垄断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发展的一种表现。

三、资本家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

一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说私营企业主是劳动者，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者。一些资本家亲自出马，说他们起早贪晚，要协调好各方人际关系，要频繁应付政府官员，还要承担资本经营的风险，天天想着万一破产了怎么办，工作压力如此之大，怎么会不创造价值呢？

首先要把资本家的劳动同经营管理活动区别开来。一是资本家的劳动不是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进行的那种劳动。作为处于与雇佣工人对立的地位的资本家，特征就在于不是自己从事劳动，而是驱使别人劳动，并无偿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二是资本家的劳动也不是受雇佣的工程师和科技人员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进行的那种劳动。即使资本家当中有的曾经从事过科学技术工作，现在一般说来则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继续从事这种工作，市场会向企业供给它所需要的各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三是资本家的劳动是指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用他的部分时间从事企业的部分管理工作的活动，即“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10

在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是经理阶层，不是资本家。在资本论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资本家为了必须维护自己无偿获取剩余价值的权利，因此他为自己辩护：“难道工人光用一双手就能凭空创造产品，生产商品吗？难道不是他给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之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吗？社会上大多数人一贫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社会和由他供给生活资料的工人本身进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他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这一逻辑不成立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工人把棉花和纱锭变为棉纱，不也就是为他服务了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工人不能占有这一“服务费用”即剩余价值呢？所以资本家立马变换说法，“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马克思接着写道：“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复了他原来的面孔。”事实上生产经营的管理监督劳动是监工和经理做的，所以他们“耸肩膀”了。无论如何，资本家都是要取得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无法从自身对生产的作用得出有助于自己的结论，所以“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11。只有经理阶层可能创造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关于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勾当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

其次看生产中经理阶层的管理监督劳动。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最近的英国官方工厂报告‘十分明确地’把在工厂和工厂办事处就业的所有人员，除了工厂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劳动者的范畴”12。经营管理在商品生产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但这种经营活动“具有二重性”。一是符合社会化生产要求的指挥劳动，“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象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二是监督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劳动，“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监督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经理阶层的管理监督劳动，“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3。

因此，对于资本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事实上就是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管理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二是指挥生产的劳动与监督压迫的劳动有什么区别；三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资本家是否还进行指挥生产的管理活动。

四、三产是否创造价值

一产、二产中的劳动基本上都是创造价值的。三产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也有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必须要明确生产和服务的区别，马克思说：“生产劳动便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便是生产个人服务的劳动了。前一种劳动表现在一个可卖的物品上，后一种劳动必须在操作时被消费。前一种劳动包括一切在实物形态上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肉和书籍。（但形成劳动力自身的劳动除外。）一切依某种方法满足个人需要（幻想的或现实的需要）或反乎本人志愿被迫到本人身上来的劳动都属于第二种。”14三产中以人为对象的服务活动，例如理发等，没有“实物形态”，属于非生产劳动；而以有形商品为对象的活动，如餐饮业、汽车维修等，属于生产劳动，维修业实际上就是商品生产的延长线。在同一行业内部，既有可能包括生产劳动，又可能包括非生产劳动。例如文艺活动，本身不创造价值，但如果把文艺活动刻成光盘，这部分加工商品的劳动就创造价值；卫生行业，给人看病是非生产劳动，没有实物形态的商品，但如果生产药品，或加工某种药材，都是把劳动凝结在有形商品之上，是创造价值的。

此外，还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相关问题。第一，交通运输业是否创造价值，客运和货运是否创造价值。交通运输业既包括生产劳动，又包括非生产劳动。客运是典型的提供个人服务的非生产劳动，这种劳动在发生时同时被消费，不创造价值；货运将劳动凝结在可卖的商品上，以实物形态存在，是创造价值的。第二，商业是否创造价值，纯买纯卖是否创造价值，仓储、包装是否创造价值。商业活动中，纯买纯卖并未改变商品的任何存在状态，没有劳动付出，是不创造价值的；仓储、包装、冷藏等活动，将劳动凝结于有形商品之上，属于在商品上追加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

五、如何看待要素价值理论

在以上四个具体问题基础上，下面着重讨论一下两个流行的理论，一是要素价值论，二是边际效用价值论。

要素价值论不是一个新理论，早在200年之前就产生了。当前一些曲解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要素价值论的最终目的是“资本价值论”，是要为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正名。跟前面举的资本论中那个资本家一样，这种理论认为资本家提供了生产资料，只说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资本家的投资没有创造价值是不对的。其实早在18世纪萨伊就说过同样的话：“把创造价值的力量，完全归之于人的劳动，是一种错误。”15萨伊是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他认为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形成这个商品的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自身具有价值，从而构成商品的价值。他说：“事实己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协力。”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共同创造价值，工人劳动得到的报酬是工资，资本家提供资本并管理生产得到的报酬是利润，地主掌管土地及其使用得到的报酬是地租，这就是三要素理论。现在还有人提出人力也是一种重要资源，企业家（指经理阶层）同前三种生产要素一起共同创造价值，所以经理分割剩余价值、按照利润提成定年薪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四要素理论”。还有人提出自然资源也参与了价值创造过程，例如细菌参加了酿酒生产，这是“五要素理论”。

马克思早就批驳了萨伊的“生产要素论”。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将资本看作社会关系，看作人类历史特定阶段存在的特定关系，而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看作是物，看作是机器、厂房等物品，他们根本不懂得、也不愿意懂得机器、厂房等本身并不就是资本，只有在特定的关系下才是资本。当然，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根本不承认资本体现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要素价值论有几个方面的错误，其中一些错误已经在前面的几个问题中讨论到了。一是把劳动和劳动力混为一谈，劳动创造价值，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者所获得的报酬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和延续后代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把土地和劳动对象混为一谈，在农业劳动中土地是劳动对象，是自然物，但地主通过对土地的所有权向租地资本家征收地租，正是特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三是把资本和劳动资料混为一谈，劳动资料是客观的物，但如何使用劳动资料，如何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获得剩余劳动，是不同生产关系的产物。四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为一谈，作为客观物的生产要素是参与创造使用价值的，对形成商品的特定效用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并不因此创造价值。五是混同了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通过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在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上的不变资本把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原有价值转移到新生产的商品中去，它既不改变原有的价值量，也不创造新价值。死劳动不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创造新价值。六是混同了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和分配领域的价值分配。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和土地不创造任何价值，却能在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剥削收入不是取决于资本和土地在创造价值中的贡献，而是取决于财产权，即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

要素价值论者之所以抱着“资本创造价值”、“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等错误理论不放，本质上是由于他们否认剥削的立场，由此必然产生一系列的理论错误。总结起来，理解要素价值论所存在的问题，需要明确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素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和当前表现；二是自然物和死劳动对使用价值生产有什么作用，对创造价值和形成价值有什么作用。

六、如何看待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论的集大成者是庞巴维克，在19世纪末西方庸俗经济学掀起“边际革命”，要用边际效用论取代劳动价值论，以利息时差论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目前这一理论在知识界仍有很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庞巴维克的那些理论。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根本缺陷就在于只考虑交换价值，不考虑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边际效用”将影响商品的交换价值；还认为劳动不是商品间的唯一共同属性，此外还有稀缺性、作为供求的对象、被占有以及引起人们消费欲望等属性。庞巴维克把利润、利息、地租等各种剥削收入都归结为人在不同时期内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不同的结果。

如何批判庞巴维克的理论不详细说了，一些关键问题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仅举一个例子，在以效用为基础的各种理论中，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无法回答。同一商品，在不同时间、地点等条件下，对使用者的效用都是不同的。例如一个人吃了7个饼吃饱了，他吃的第1个饼同第7个饼对他自己的效用是不相同的，但为什么在市场上不同效用的饼却以同样价格出售，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可以解释，但从个人主观感受出发，效用理论无法解释。全面分析各类商品关系，只能回到劳动价值论才能解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庞巴维克先后出版《卡尔•马克思体系的终结》和《资本与利息》两本书，有体系的否定劳动价值论。仅两年后，希法亭就写了《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对其理论进行批判。希法亭的批驳也很到位，在《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一书第3章《主观主义的观点》中，希法亭揭示了以庞巴维克为首的经济学心理学派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希法亭指出，生产价格变化的现象说明孤立的考察商品或资本，绝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只有所处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才制约并能阐述个别资本的运动，这些个别资本本身只不过是总资本的一部分。但是，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的代表没有看到这种社会联系，因而必然对那种旨在揭示经济现象的社会制约性的理论产生误解，总是从自己个人主义的观点上来理解和表述这种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现象不从属于个人愿望，而受社会关系支配的客观规律决定。庞巴维克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其实只是他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论做出的主观主义解释的结果。商品形式是考察经济现象的起点，但是在商品形式中存在着迷惑人的假象，这是由人的社会关系采取物的客观属性而产生的。商品只有作为社会物，它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使用价值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每一种从使用价值出发的价值理论，都是从物与人的个别关系出发，而不是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因此就陷入了从主观的个人关系得出客观的社会标准的错误。

总结起来，对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关键在于两个问题：一是使用价值对价值创造是否有作用；二是个别人对物的效用的主观评价，能否影响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的标准。

注释：

1.马恩选集3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2.马恩选集3卷，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3.资本论1卷，第二版跋

4.吴易风，理解、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 南开经济研究，2001（5）

5.资本论1卷，第5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1、劳动过程

6.资本论1卷，第1章商品，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7.资本论1卷，第1章商品，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8.资本论1卷，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9.资本论1卷，第14章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

10.吴易风. 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 当代经济研究，2001（10）

11.资本论1卷，第5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2、价值增殖过程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7页

13.资本论3卷，第23章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14.《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266页

说“国”--兼谈马列国家学说

Sun, 18 Jun 2023 00:00:00 +0000

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每个人都生活在“国”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国”从何来？何谓“国”、国有何用？“国”向何处去？人们往往不思究竟，然而，这却是万万不能忽视的问题。诚如列宁所说：“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生活在一个无“国”的社会。拿中国来说，云南的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陕西的蓝田人距今约80万年。一般认为从元谋人到公元前21世纪，是中国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原始社会是无“国”的社会。在原始社会的后期，也就是在原始社会的高级阶段，社会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产生了奴隶和奴隶主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语）。”马列经典作家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这无疑非常正确。　　

人类早期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马列经典作家认为“主要是指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原来，在原始公社的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是有“队伍”的，但那种“队伍”充其量是平时生产，战时打仗的“民兵”而已，其使命是对外征伐，不是打自己人。到了阶级社会，武装队伍与原始公社时期相比，不仅变得“专业”，而且“特殊”起来了。对外征伐的使命变成“攘外必先安内”，打自己人。镇压奴隶的造反，把造反的奴隶关起来服劳役，成了早期奴隶制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监狱和军队就构成了早期“国”的主要内容。　　

你看，“国”这个东西的产生，本来是因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性辛勤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后，进入阶级社会才产生的；而体现“国”之本质内容的军队，不仅吃穷人种的粮食、穿穷人做的衣服，而且，成员的多数也是穷人子弟。结果呢？在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头儿”们的指挥下，枪口却对着穷人（自己的父老兄弟）。劳动人民的子弟“异化”成向他们的父兄专政的工具。　　

在中国这块地方，“国”的产生伴随着有趣和基本可信的传说。史书记载：大约4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原始部落的部落联盟的“头儿”黄帝，率领部落打败南方的蚩尤部落和黄河上游的炎帝部落。后来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在黄河流域长期繁衍，构成了以后华夏族的主干成分。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盖源于此。黄河流域继黄帝以后，有名的部落联盟的首领有尧、舜、禹。“禅让”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民主推选“头儿”的制度。　　

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是中国这块地方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传说到尧的时候，尧就比较富有了，到舜的时候，舜已经有储粮的仓库。禹的父亲曾筑城保护自己的财产。经济上的私有制，必然无情地动摇那种原有的上层建筑。禹在世的时候，大概尧、舜的政治影响还在，禹想推翻“旧制”公开搞“家天下”还不怎么行得通，禹也许还舍不得和他一起治水的穷哥儿们，总之，禹没有主动把天下交给他的儿子。但禹的儿子——启就不同了，老子前脚死，他紧接着就毫不客气地打破“禅让”惯例，自说自话地继承了父亲禹的职位。从此，“禅让”制被王位世袭制所替代。“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为私”。启敢于这样大胆地搞，根本原因在于原始公社的公有经济已经解体。启是靠着私有制经济基础、依靠强势群体的人际关系，做了奴隶主贵族的“总头儿”。从主观上来说，也由于启一直养尊处优，没有吃过什么苦，和穷人没有感情，才最终走到穷人的对立面。公元前21世纪开始，中国正式进入了奴隶制社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夏朝奴隶主贵族为了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设置了军队，制定了刑法，修造了监狱，建筑了城墙，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机器，更加有效地剥削和压迫穷人，发展和保护私有财产。

郭沫若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于春秋战国之交。但就国家形式来讲，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应该从秦始皇开始算起。这种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经历过许多朝代，一直延续到晚清，直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才在形式上把这种国家制度推翻。奴隶制国家也好，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也好，无论朝代叫什么夏、商、周、秦、汉、唐等，也无论“国”的“头儿”姓嬴、刘、李还是姓爱新觉罗，“国”的那种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的本质始终没有变。“国”中，始终是有钱人拥戴着“王”或“帝”，剥削和压迫穷人；始终是穷人辛辛苦苦种粮食、做工去完成苛捐杂税，穷人的劳动果实被统治阶级拿去养活军队、狱警；始终是统治阶级用穷人组成军队、狱警，去监督、镇压敢于造反的穷人；始终是有钱人在“王”或“帝”的天下，消费穷人的血泪，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当然，统治阶级对付被剥削和压迫阶级的，也不仅仅是“武”的一手，而是“文”“武”两手并用，在“文”上狠下功夫。首先，皇帝老儿都把自己说成真龙天子。最典型的是刘邦和朱元璋。刘邦本来是个只管百十来户的小小亭长，后来想做皇帝了，就说自己是“赤帝子”下凡，也就是“赤帝”的儿子。朱元璋的父母本是普通农民，没什么故事来源，拍马屁的文人就说在朱元璋落地的那一刻，朱家的草房火光冲天，邻居跑来救火，却发现朱家生了个男孩。总之，朱元璋就是“命当为帝”。史书上还有公然写着皇帝的母亲在怀孕时梦见龙压在身上的。总之，为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让黎民百姓服从统治而耍尽花招，甚至不惜拿自己的母亲出丑。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着是：创建、完善、实行罪恶的统治理论，以愚弄穷人。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百家争鸣，有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但在本人看来，无论哪个学派，都是在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对被剥削阶级没有安什么好心。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的两千多年，更是把这种“软”的一手，发展的登峰造极。孔夫子被视为“圣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在天命论的指导下，在“中庸”的掩盖下，一个“仁”字欺骗了中国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两千多年。孔夫子的学说，就是要穷人认命，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叫穷人世世代代、心甘情愿地做非人的封建人治专制统治的顺民，让皇帝老儿为“头儿”的封建地主阶级永享天下。　　

对“国”的这种阶级属性，历来统治者和反动文人是不承认的。他们摆出一副中庸的面孔，把“国”说成“全民”的国、超阶级的国，反复叫被剥削被压迫的穷人要与富人“和”、“谐”，不要抗议，不能造反,等待来世翻身。但是，近百年来中国考古界发现的许多奴隶殉葬墓，具具白骨注释着“国”的残酷压迫史。座座皇帝老儿的陵墓，有的高大如山。司马迁记载，秦始皇的陵墓，不仅陪葬了无数的珍宝，而且，陵墓竣工的时候，连工匠都未能幸免地予以活埋。慈禧太后死后，仅鞋子上的一颗鸡蛋大的珍珠就价值连城。事实无情地粉碎了剥削阶级统治者的无耻谎言。　　

特别可笑的是，自认为懂得人类文明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不仅没有一个承认“国”的阶级性，而且，千方百计地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无产阶级也是玩的镇压和欺骗两手。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外衣下，一边是掌握着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一边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双方就那样“等价”地、“自由”地交换着各自拥有的“要素”，无产阶级就那样“流动”地被“自由”地剥削着。但是，资产阶级忘了，当年英国的斯图亚特封建专制王朝和英国资产阶级“全民”过国家吗？当年的法国路易波旁王朝和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全民”过国家吗？没有！在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在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他们和封建专制王朝的斗争，也是血淋淋的，他们也是痛彻感受过阶级压迫的，他们也千方百计去推翻封建专制国家。只是在自己掌权、成为统治阶级以后，才改变了角色，也与无产阶级玩起了历来统治阶级在国家问题上的鬼把戏。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不仅揭示了国家的产生根本原因，而且，也揭示了国家的消亡基本规律。国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自行消亡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国家不仅仍然会继续存在，而且，国家的阶级性也会继续存在。只不过这时的国家已经不是少数剥削者剥削和压迫穷人的机器，而是多数人，亦即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保护、发展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利益，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组织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不断向共产主义推进的政权机关，这种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直到生产力高度发展而导致阶级消灭,国家才会真正消亡,那时的"国家"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组织,彻底没有了阶级专政的职能。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无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还是赫鲁晓夫以及当今世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这些混入共产党内或共产党内滋生出来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无不充满刻骨仇恨，必欲否定、篡改、修正而后快。赫鲁晓夫大肆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至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仅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而且，根本就是早就背离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苏联特殊利益集团在面临社会危机时对修正主义理论的再修补，根本不是什么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理论。苏共被强行解散，庞大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苏联亡国，是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列主义的恶果，而决不是马列主义失效。苏联降旗于戈尔巴乔夫，但却肇始于赫鲁晓夫。你看，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混在共产党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千方百计去建立私有制的、让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受害的资产阶级国家。他们的企图实现了，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变成寡头私有制，工人阶级重新陷入被剥削的悲惨境地。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再次证明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这块地方，在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问题上，曾经面临两种选择、两种前途。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心想延续“古制”，建立一个继续剥削和压迫穷人的独裁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在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指引下，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前途，下决心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用三年时间，打败了蒋家王朝。公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终于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然后，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克服了各种干扰破坏，完成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终于建立在华夏大地。长远目标是走向共产主义的中国人民,对残酷的剥削压迫制度记忆犹新。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毛泽东同志健在的时候,虽然发生过"错误",但是,有资料统计显示,经济发展仍然取得了9%以上的年均增速.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不仅有消灭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本事,而且,完全具有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设彻底摆脱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能力。

千年历史一瞬间，改天换地百战难。我国社会和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还相当遥远,前进的道路还存在着是一直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两种可能。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难道非要搞私化吗,非要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吗？不能，也不需要！相反,更需要发展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理直气壮地进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保持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以杜绝经济危机（这本来是完全做的到的），促进生产力以高于资本主义的速度更快发展，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一些打马列旗号的“修正分子”、“资改精英”和无良学者,念念不忘在中国搞私化,巴不得已经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彻底化公为私。他们的理由是：公有制企业“产权不明”，私有制才能够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把公有制说的一无是处，让私有制的“长处”绝对化。既然私有制那样神乎，那么,中国搞了四千多年的私有制,特别是近代以来，为什么越来越落后了呢?结果搞成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差点被小日本消灭了呢?倒是在公有制搞的最得力的时候,那个霸权主义国家的总统跑到毛泽东的书房,主动和毛泽东握手来了呢?他们在毛泽东身后搞私化的结果又如何呢？结果是：腐败分子不择手段地掠夺社会财富，新生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超经济剥削，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想吃好、想穿好、想住房、想读书、想看病，但是，许多人因手中无钱，只能望洋兴叹。中国的社会购买力明显不足，已经走上了和美帝国主义一样的经济危机的死路。弄得社会阶级矛盾趋向突出，人心向背已经泾渭分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开始提心吊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毫无出息地求救于孔老二，向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大肆鼓吹儒家学说，大念“和”经、大谈“民主”，公然否认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甚至连“阶级”两字都怕见到，掩耳盗铃地写成阶层，企业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贩卖修正主义的全民党、全民国家那一套，妄图彻底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幻想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什么纯而越纯的单一所有制,但是,也从来不动摇和不允许动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列宁说：“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列宁的教导一点没有过时。工人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只是万里长征开始的一小步，坚持和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性质，是一个漫长的、无比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体现在事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切身利益和政治地位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操作上，其间，面临着被打倒的本国剥削阶级及国际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意识形态上，等无所不在的反抗和破坏，客观存在复辟的可能。这就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保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显得尤其艰难。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彻底认清事关自己阶级利益的、生死存亡的这一重大原则问题。

人类只有认清过去走过的路,才能够明白今后应走的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五星红旗是烈士鲜血染成的。建成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正是无数先烈甘愿牺牲的原因所在,也是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之最爱；爱无产阶级专政的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才是真正的爱国，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最大历史责任！

生存时间与资本占有

Thu, 11 May 2023 00:00:00 +0000

人的生存时间的划分

劳动是人有意识的、有目的的、通过自身活动来调整与控制外部环境的行为，是人和人类社会形成的关键和基础。以是否进行劳动为分野，人的生存时间可划分为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两部分。劳动时间是指用在生产维持人的生存和再生产的资料上的时间，这是人类社会形成、发展历程中占第一性的时间要素。非劳动时间是劳动时间之外的时间，由维生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时间构成。维生时间是人受制于自然规律、为进行再生产而必须用去的时间。可自由支配时间指的是人从事外部生产和自身生产及再生产之外的时间，这部分时间是人用来发展人自身能力的时间，是人类社会持续前进的时间基础。

在可讨论的范围内，维生时间并不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消失或大幅变动。所以，人的生存时间就只剩下劳动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时间这此消彼长的两部分。这两部分时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劳动时间中产生的成果为自由时间的增长打下了基础，自由时间中的人的发展为劳动时间的缩短提供了支持。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间的这种关系与人类生产水平密切相关，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关系的转变带来生产水平的提高，人的生产逐渐有了富余，用于产出满足人类生产和再生产所需时间不断缩短，自由时间才有可能从劳动时间中分化和游离出来。另一方面，随着自由时间的相对增加，人能够把更多的时间变为“闲暇时间和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进而提升劳动效率，缩短劳动时间。

生产环节—资本对劳动时间的占有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水平快速提升，自由时间从劳动时间中呈加速度游离出来。在资本批判的视野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循环增殖过程的解剖、分析，为我们揭示了剩余价值与劳动时间分配的基本线索：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劳动时间的分配取决于所处时代的生产关系。具体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在劳动时间中从两种活动，一种是与生产雇主进行等价交换价值的活动，这部分时间称为必要劳动时间，一种是生产被雇主秘密占有的新价值的活动，这部分时间是产出社会发展物质基础的剩余劳动时间。工人产出的价值也相应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等同于劳动力的价值，一部分是超出劳动力价值的余额，即剩余价值。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一方面在保证生产产品所需“必要劳动时间”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延长劳动时间来实现剩余劳动时间绝对的增加；另一方面借助科学技术发展等方式提升生产效率，减少生产某种产品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实现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的增加。在资本逻辑中，雇主雇佣工人并不是为了普渡众生，而是为了占有剩余劳动时间，进而攫取剩余价值，完成资本的循环，实现资本的增值。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劳动时间的分配权掌握在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并最终取决于资本对剩余价值追逐的热情程度。

利润、收益是资本永恒的追求，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恰恰能够迎合这种追求。悖论的是，高歌猛进的生产力提升理应大大缩短劳动时间，延长自由时间，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在生产率呈加速提高的情况下，即使考虑到生活条件普遍提升所必需的一部分增加的劳动量，必要劳动时间依旧是缩短的；而与之对应的是，人的总劳动时间没有大幅缩短—资本压榨相对剩余价值的本能冲动使生产水平的提高与工人劳动时间的缩短并没有达到平衡。究其根本，因为占有生产资料，资本能够把持劳动时间的分配权，进而在必要劳动时间越来越短的情况下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利润，劳动者却失去越来越多的“额外生产出”的自由时间，在应得的自由时间中继续从事生产劳动。

与减少劳动时间进程止步不前同时存在的还有人劳动时间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劳动者的生产负担加重，加班、超负荷运作成为常态；一部分劳动者则面临着劳动时间不足的困境，以至于短时间或长时间的失业时有发生。时间分配两极分化的祸首还是资本逻辑，正是资本压榨相对剩余价值、占有剩余劳动时间的动因造成了自由时间生产者与占有者间境遇的天壤地别，一方面，占有者坐享其成；另一方面，生产者进退维谷，或者增加劳动时间、生活质量下降，或者失去劳动时间、连生存都难以维系。

消费环节—资本对自由时间的占有

马克思直接把对自由时间的运用分为两部分：“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¹这两部分自由时间的用途显示出了人的两种倾向：用于消费品的自由时间可以理解为人花在休闲娱乐上的时间；从事自由活动这部分时间应该是指人从事较高级活动上的时间，即花在“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上的时间。

资本逻辑乐于涉足一切可以使自身增值的领域，为了抢占自由时间这片新大陆，就必须诱导人把自由时间的运用片面化，把自由时间误导为用于消费的休闲时间。消费社会理论对这种对自由时间的理解的症候进行了深刻的描述。

消费主义症候的泛滥是资本主义生产迅猛发展的应景产物，更是资本自身基本矛盾持续放大的必然产物。消费社会的关切点在于引导、刺激全面消费，以此解决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大量产出和因剥削而造成的大部分人的贫困之间的供需失衡。据此，西方理论界认为，消费社会与以往的工业社会有着质的不同，现代社会已经从“生产者的社会”转化为“消费者的社会”，“消费”已经代替了“生产”，成为资本逻辑的重中之重。

作为消费活动的宿主，自由时间在消费社会中自然也被符号化，“本身也变得越来越需要直接或间接地被购买以被‘消费’”²。除去吃饭、睡觉等维生时间，人在劳动时间中的被压榨使得自由时间极易转化为用来享乐的休闲时间，而这种休闲时间则是通过消费行为来组织的。在消费社会氛围的潜移默化中，人需要什么，资本就创造什么去迎合你，人不需要什么，资本也会通过媒体、舆论来引导你的需求，因此，人出于自己本真需求的或喜欢做的事情往往是“虚假的”、被“引导”的消费活动。这类活动的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在自由时间中消费”，也可能是很没有交易行为的“对自由时间的消耗”。

当然，这里并不是在诋毁闲暇时间，否定其对人的积极意义。合理地运用闲暇时间也很重要，在辛苦的劳动后及时调整生理、心理状况，可以使人以崭新的面貌再次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但是，披着消费主义光鲜外套的资本逻辑并不放过每一个可以产生利润的领域，它通过对社会成员进行消费训练，把闲暇时间也纳入到自身循环之中，实现了对时间的占有。因此，鲍德里亚评论道：“消费的时间即是生产的时间，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从来就只是生产循环中的一个‘模糊阶段’……被消费了的正是劳动本身，只要它比自由时间更受欢迎。”³而自由时间的丰富内涵和可能性则在这个“模糊阶段”中被大大压缩，最终成为资本逻辑内消耗大量产出的消费活动的宿主。

结语

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⁴除了认识到时间作为“标尺”的度量作用外，更应该深入思考人如何用时间更好的发展自身的问题。如果说作为“尺度”而存在的时间是机械的、不变的自然时间、那么作为人“发展空间”的时间就是实践的、流动的社会时间。不幸的是，本该是实践的、自由发展人自身能力的社会时间却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特定生产关系中，剩余劳动时间被无情夺走，劳动者失去了全面、自由发展的时间条件；

在消费社会中，人类生存时间中唯一一块理想大陆—自由时间也再不能幸免，逐步被“模糊化”、进而被资本侵蚀。通过把持劳动、消费两端的时间分配权，资本几乎占有了人的所有生存时间。要摆脱这种占有，一方面要超越资本，消除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间的对立，消除劳动者与不劳而获者之间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要克服消费主义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正确认识自由时间，合理运用自由时间。只有这样，人才能走出资本逻辑中的时间的死循环，实现对生存时间合理的分配，进而自主使用“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潜力的时间”，最终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8～219页。 ↩︎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 ↩︎
同 ²。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2页。 ↩︎

驳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活力更优越的错误观点

Fri, 17 Mar 2023 00:00:00 +0000

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竞争，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实现的。在私有制的商品经济中，各个生产者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盲目地进行生产，他们事先不了解市场的需求状况，他们“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因此，市场价格的涨落便成为商品生产者了解市场供求状况的晴雨表。各个商品生产者，就是根据市场价格的涨落来安排或调整自己的生产的。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到价值以上时，就表明这种商品的供给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商品生产者感到生产这种商品特别有利，便纷纷护大生产;于是，分配到这种商品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就随之增加。反之，当某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价值以下时，就表明这种商品的供给超过了社会的需要，商品生产者感到继续生产下去将会带来不利，便纷纷缩减生产;于是，分配到这种商品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便随之减少。在私有制的商品经济中，正是通过这种市场价格的波动对社会生产的调节，才使得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建立起大体上平衡的比例关系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价值规律厖是当作盲目的自然混律来发生作用，并且要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

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虽然使私有制的商品经济能够建立某种秩序，但必须明确，这种秩序的建立是以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为代价的。资产阶级学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把价值规律描绘成为一架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自动“调整”的机器，说什么这一规律的作用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自然地和谐地”进行。刘少奇一类骗子无耻颂扬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实际上也是价值规律“自然地和谐地”调节生产这种谬论的翻版。他们污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呆板”，人为地破坏了这种“自然的和谐”。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价值规律在私有制的商品经济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作为一种自发的不受人们驾驭的力量来发生作用的，每个资本家都屈服在它的支配下面。生产的窗目扩大和缩小，资本的盲目转移，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大量减产、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等等，也就是说，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历史事实证明，受价值规律所调节的资本主义生产，绝不是“自然地和谐地”进行，而是在不断的震荡和经济危机之中进行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人们才有可能自觉地利用经济规律，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使社会生产得以协调地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是资本主义经济根本不能比拟的。

其次，价值规律的作用，还自发地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已经知道，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这种缘故，那些劳动生产率较高、个别劳动耗费较少从而商品的个别价值较低的生产者，按照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价值来出售商品，便可以获得较多的收入。反之，那些劳动生产率较低、个别劳动耗费较多从而商品的个别价值较高的生产者，按照社会价值出售商品，便只能获得较少的收入，甚至不能弥补自己的支出。另外，那些个别劳动耗费较少的生产者，他们还可以在社会价值以下来出售商品，这样做不仅可以获利，而且还可以更有效地打击竞争对手。

因此，各个商品生产者为了获得较多的利益，并在竞争中争得主动地位，便力求改进生产方法，采用先进技术，以此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竞争迫使每个商品生产者都普遍这样做，结果，整个社会生产力也就获得发展。在私有制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服从于私有者的狭隘利益，因此，在价值规律刺激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就必然会伴随发生阻碍生产力发展稚破坏生产力的现象。在改进技术和降低商品劳动耗费的竞争过程中，总是一些人得到胜利，而另一些人遭受失败。前者的发展是以后者的牺牲换得的。在这里，生产力的发展，是通过许多商品生产者的破产和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而实现的。同时，:在竞争过程中，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生产者，为了保证自己继续取得较多的收入，保持自己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又总是千方百计地保守技术秘密，阻碍新技术的传播。这种情况，当然也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最后，价值规律的作用，还促使小商品生产者向两极分化，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引导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由于各个商品生产者所掌握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不同，生产技术的高低不同，因而他们生产同一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是不相等的。那些生产条件较好的商品生产者，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较少，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因而便有可能发财致富。而那些生产条件较差的商品生产者，由于相反的原因，便会在竞争中遭到失败和走向破产。所以，从经济上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造成小商品生产者向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商品生产者分化所引起的社会后果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已经具备，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能够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在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存在的条件下，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则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人类社会自从有商品交换以来，已经有了五千年到七千年的历史。但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商品生产发展程度的不同，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情况也就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中，由于商品生产还不发达，因而价值律的作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具有了普遍的性质，因而价值规律也就获得了最广阔的活动场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存在着商品生产，所以价值规律在经济领域中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与私有制下的情况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生产不是靠价值规律，面是靠国家计划来调节的。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复辟资本主义，或则杏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存在，刮“一平二调”的妖风;或则主张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转而否定国家计划的作用。他们的阴谋已经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它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发生作用，并将随着商品生产的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

认清托洛茨基的真面目

Sat, 18 Feb 2023 00:00:00 +0000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托洛茨基是个专搞分裂、擅玩阴谋的派别活动老手，又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他经常打着“左”的旗号，喊着“革命”的词句来贩卖机会主义货色，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破坏革命和建设事业。

托洛茨基原名列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1879年生于南俄草原一个富农家庭。九十年代末在中学学习期间，因从事工人运动曾被捕流放。1902年自西伯利亚逃脱，侨居国外，开始为列宁创办的《火星报》撰稿。

1903年7月，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亚代表身分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围绕党纲和党章问题展开的激烈斗争中， 托洛茨基都站在机会主义一边。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他宣扬只有无产阶级成为 “民族多数”，党同工人阶级 “接近于等同” 的前提下，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在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中，他和马尔托夫一起反对列宁提出的条文，不承认参加党的组织是党员的必要条件。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十七名少数派分子会议，攻击代表大会的决定，扬言要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来“改变党的最高机构的成员”。托洛茨基是这次会议决议的起草人之一，也是会议选出的“少数派委员会”的成员。会后，孟什维克先后篆夺了《火星报》、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因此，《火星报》从第52号起成了孟什维克的派报。

接着，托洛茨基出版了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反对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阐述的组织原则， 否认组织上建党的必要性，攻击党的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党的纪律。 列宁称这本小册子为新《火星报》即孟什维克派的“信条”。

1905年2月，托洛茨基回到俄国，曾在短期内担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在1905年革命期间，他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所谓“不断革命”论，否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鼓吹“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同年12月初，托洛茨基被捕，1906年9月被判处长期流放。1907年初从西伯利亚逃往国外。

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已成为资产阶级君主国，土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因此要求抛弃“三条鲸鱼”，即争取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而代之以“结社自由”的口号，也就是争取诸如结社、罢工、集会的自由。这是不触及沙皇制度而诱使群众脱离革命斗争的取消主义口号。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里，托洛茨基打着“中派”的旗号，进行了紧张的派别活动。他靠取消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的资助，在维也纳办了一个《真理报》，鼓吹各派 无原则的联合 。他利用德国机会主义分子的支持，在《新时代》杂志、《前进报》上发表署名和匿名文章，歪曲俄国党内斗争真相，混淆国际工人视听。他越过中央，进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的分裂活动。 托洛茨基表面上标榜“不偏不倚”的“非派别性”，实际上处处站在取消派一边，攻击布尔什维克。 列宁曾对此痛斥说：“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断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0-411页。）列宁把他叫做“厚颜无耻的小犹大”（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页。）。

1912年1月，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宣布把取消派开除出党。托洛茨基一方面对布拉格代表会议破口大骂，一方面纠合了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回派、崩得分子于同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代表会议，结成臭名昭彰的“八月联盟”， 导演了一场反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合唱。 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这个联盟“是早就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的，因为这个联盟是建立在 无原则、虚伪、说空话 上面的”（《列宁全集》第18卷第8页。）。果然，不到两年时间，“八月联盟”就土崩瓦解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洛茨基紧跟考茨基，打着中派主义的旗号，口头上高喊“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实际上搞的是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他用“不胜不败”、“为和平而斗争”的口号反对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列宁把托洛茨基的口号斥之为 “夸夸其谈的典型” ，指出托洛茨基的口号是要现在的政府、现在的统治阶级不胜不败，这不过是“保卫祖国”这一口号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列宁全集》第18卷第8页。《列宁全集》第21卷第256页。）

1917年5月，托洛茨基从美国回到彼得格勒，参加了区联派，即“统一社会民主主义者区际组织”。鉴于区联派当时基本上采取了同护国派断绝关系的立场，列宁主张同他们联合。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区联派并入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在狱中的托洛茨基也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初，托洛茨基获释出狱，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从10月初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加紧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把武装起义提上了日程。托洛茨基虽不直接反对起义，但是却主张把武装起义、夺取政权问题推迟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去解决， 认为起义与否要取决于大会通过夺取政权的决定后临时政府是否采取对抗行动。 列宁坚决反对这种主张，并一再指出应当立刻夺取政权，不能因为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而耽误时间，错过时机，列宁认为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 十足的白痴 或 彻底的背叛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列宁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立即向各交战国提议举行和平谈判。由于英、法等国拒绝谈判，苏维埃政府只好单独同德、奥两国进行和谈。苏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起先是越飞，后为托洛茨基。但是，托洛茨基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国家胜利，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西方立即发生革命上，他把和谈仅仅看作是一种宣传手段，一种促进德国革命的手段，因而在德方提出最后通谍时，拒绝执行列宁的指示，宣布“不战不和”同时全面复员军队。托洛茨基的行径， 使苏维埃俄国最后在签订和约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全国进入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这时托洛茨基挑起了工会问题的争论，转移了全党的注意力。他提出“拧紧螺丝”，实行“整刷”，主张对广大工人群众实行 强迫命令 ，对工会各级干部实行 “更新” ，企图把那些担负工会领导工作的 老布尔什维克停职和撤职 。他主张立即实行“工会国家化”，把工会变成“工人国家的机关”。列宁尖锐地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这套主张和做法，指出这会造成党同工会和工会内部的分裂，从而造成无产阶级群众的分裂，“葬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页。）。列宁指出，工会不是国家机关，而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鉴于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反党集团的派别活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危害，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宣布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集团。这一决议是对托洛茨基派别分裂活动的严重打击。

1923年列宁病情开始恶化，不能视事，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当时国内在经济上也出现某些困难，托洛茨基把这看作是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妄想当“列宁的代理人”，“继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23年底至1924年初，托洛茨基抛出《新方针》等一系列反党文章，把矛头指向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制造青年同老干部的对立，攻击党的机关，要求党内有组织派别的自由。1924年夏秋，他又抛出《论列宁》、《十月的教训》等小册子，肆意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抬高自己，安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的言行激起了全党的愤慨，斯大林代表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战斗号召。1925年1月中央全会决定解除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然而，托洛茨基不思悔改，1926年夏同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结成了臭名昭著的 托季联盟 。他们纠集了在历次党内斗争中遭到破产的反党集团残余分子，一起向联盟发起猖狂进攻。托季联盟成了“一切右的机会主义派别的集中点和策源地”（《斯大林全集3第9卷第61页。）。

托洛茨基一伙发表大量反党纲领和宣言，利用各种会议的讲坛，攻击列宁主义，否定苏联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他们大搞阴谋活动，召开秘密集会，举行政治示威，散发反党传单，私设地下印刷厂，建立秘密联络点， 直至发展到成立第二党–这个党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有边区、省、市和区的各级组织，有办事机关和出版机构，自行征收党费等等。

他们配合国际反动派的挑衅，公然扬言要搞“克列孟梭式的实验”，即在发生外国武装干涉、兵临莫斯科城下之时，起来推翻苏维埃政权。正如斯大林指出的，国内外反动派“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2页。）。托季联盟的反党派别活动受到全党的谴责和抵制，不断地遭到失败。在强大的压力下， 他们曾不断向党做出不再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的保证，但是保证的墨迹未干，他们又变本加厉地向党进攻。 1927年11月7日，他们利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了一场反苏游行。托洛茨基一伙的所作所为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联共（布）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托季联盟的一批骨干分子开除出党。正如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的，在思想方面，反对派已经从策略性分歧转到纲领性分歧。在策略方面，他们的活动不仅越出了党章的范围，而且越出了苏维埃法律的范围。在组织上则已由派别活动发展到建立托洛茨基党。因此大会宣布：“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联共（布）党内不能相容。”（《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18页。）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团结全党，为捍卫列宁主义，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1月，苏联政府决定把他驱逐出境，1932年2月又剥夺了他的苏联公民权。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先后流亡土耳其、法国利拂威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在国外，他写了大量攻击和污蔑斯大林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著作，出版了《反对派通报》和《新国际》等刊物。1938年9月，托洛茨基在巴黎拼凑了一个“第四国际”，来同共-产（第三）国际相对抗。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住地遇刺，于21日死去。

托洛茨基一生用来同列宁主义对抗的主要理论是“不断革命”论。他的“不断革命”论歪曲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盗用“不断革命”的词句，是孟什维克的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加上极端革命的词藻拼凑而成的。它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名反对俄国的民主革命，以“世界革命”为名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期间提出来的。他否认当时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主张跳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认为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俄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没有形成独立的手工业，因而没有形成一个象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中充当激进民主派的手工业阶层， 而农民这个人数最多的革命民主派，在托洛茨基看来，无非是“一股暴乱的自发势力”。 托洛茨基断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政党来领导，而俄国却不存在能够领导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可能形成他们的独立政党，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俄国能够充当革命领导者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一旦领导革命，夺取政权，革命就只能跳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把托洛茨基的这套理论叫做 “空洞的革命词句” （《列宁全集》第8卷第262页。）。列宁严格区分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同时辩证地阐述了两者的关系，论证了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列宁指出，当前俄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农民是人数众多的革命民主派，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革命的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只有走完了这一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把要求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夺取政权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叫做“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指出“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 荒谬的和反动 的结论”（《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21、522页。）。

但是，主张“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实际上并不认为俄国单独一国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俄国面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时候，他又打出“世界革-命”的旗号来反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揭示了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9页。）这个结论推翻了革命只能在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旧公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托洛茨基却墨守过时的公式，坚持先进国家一起革命、同时胜利的理论。他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认为发展不平衡只是个别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在帝国主义时代，这种水平越来越趋于均衡化。 他在《和平纲领》中写道：“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地利、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社会革-命业已成熟的资本主义‘欧洲’了。”因此，在他看来，西欧各国完全能够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认为，俄国不属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因而也不属于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俄国经济落后，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俄国革-命最多只能是欧洲革命的“序幕”，否则，即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如果西欧各先进国家不发生革命，不给予落后的俄国以经济技术支援，那么胜利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必然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出现“前有欧洲的反动派，后有国内的反革命”的可怕局面，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垮台。“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的暂时的统治变为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他攻击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声称 “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会意味着成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那种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

列宁早在1915年8月就否定了“欧洲联邦”的口号，认为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就是 反动的 。列宁警告说，把“世界联邦”当作一个独立的口号，会把它和社会主义 混为一谈 ，会产生社会主义 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见解 。但是时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还咪喋不休地在鼓吹“.欧洲联邦”和“世界联邦”的口号，声称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组织起来，“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托洛茨基的这个口号是直接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理论的，他断言，今后的“革-命运动只有作为全欧洲的运动才能顺利发展和走向胜利。 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内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它必然会遭到毁灭” 。

1917年10月，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配合，俄国这个帝国主义矛盾的集中点，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了，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革命实践宣告了托洛茨基理论的破产。

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托洛茨基又以生产力的世界性和国际分工为借口，否认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认为落后的俄国如果得不到西方的经济技术援助，就不能长期保持这个政权，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 1922年，他在为《和平纲领》写的跋中叫嚷：“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基本倾向是集中化，是建立统一的不受民族框框和国家关税限制的世界经济，因此，他认为单独一个国家“不能作为完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盘”，“向国际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间的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排除了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把苏联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而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叫做“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到底能不能保持政权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呢？

列宁在揭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时曾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也能够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但是它的命运又是同世界革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列宁反复指出，俄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工人共同行动起来“（《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3页。）。把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本来是一条真理，但不应把它变成空谈，不能指望欧洲能立即或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即使世界革命延迟爆发，苏维埃政权也仍能存在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的互相协议，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迅速地把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实现全国电气化。1919年，列宁根据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的实践经验指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我国现已获得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保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87页。）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说，苏维埃国家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这就是：“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同上，第682页。）同时，列宁又始终保持警惕，看到“国际关系”即帝国主义的存在，看到国内资本主义力量复辟的可能性。显然，托洛茨基的论调是同列宁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的。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总结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他说：“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 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 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 庸俗化 ，用 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84-685页。）列宁的这一重要总结，也是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判决。托洛茨基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国家里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列宁对小资产阶级作了透彻的剖析，他指出，小资产者“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9页。）。这种人在革命高潮中往往表现得极端革命、极端激进，似乎“比一切人都更革命些”，而一旦革命浪头过去，转入低潮，他们又会迅速转为灰心丧气，悲观失望，或表现为冒险主义，不惜孤注一掷，或表现为投降主义，向统治者卑躬屈膝。

托洛茨基是一个惯于用“左”的言词来掩盖机会主义实质的两面派，他“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8页。）。他的一生总是 “摇摆，欺诈，装得象一个左派，其实一有可能就帮助右派”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79页。）。他正是依仗这种两面派手法，喊着极端革命的词句，在革命中招摇撞骗，曾迷惑了一部分人，而在世界各地也有某些影响，至今仍有一些信徒在活动。

列宁历来重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列宁在谈到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时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8页。）

在反对“左”倾的斗争中重要的是透过其“革命”的词句，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而不要被激进的假象所迷惑。列宁在批判“比一切人都更革命些”这类口号时指出，“我们根本不想追赶这种人的革命性；恰恰相反，我们对于这种革命性永远采取批判态度，揭露字句的真义，指出被美化的伟大事件的真正内容，同时教导人们在革命最紧张的关头清醒地估计各阶级以及各阶级内部的各种派别。（《列宁全集》第8卷第260页。）

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主义时也一再揭露它的机会主义实质： “事实上的投降主义是内容，‘左的’词句和‘革命’冒险主义的姿态是掩蔽和吹嘘投降主义内容的形式，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0页。）

托洛茨基是国际共运史上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研究和学习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经验，在目前仍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我们编选了托洛茨基从1903年到1928年，即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他被驱逐出境期间的言论。这些言论反映了托洛茨基在俄国三次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一贯反对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也反映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产生和不断破产的过程。看一看托洛茨基的言论，看一看托洛茨基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对于识别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揭露那些打着“革命”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政治骗子是会有所裨益的。

人的思想是由什么决定的？——和真理同志的谈话整理

Wed, 25 Jan 2023 00:00:00 +0000

以下文段由真理同志刊，作为对一些人性论辩护士的反驳。

人的思想是由什么决定的？它不是由什么基因或者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决定的，而是在社会里形成的。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人的思想是自私和无私，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决定的。

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由于统治阶级不仅垄断了生产资料，同时也垄断了精神资料，于是就导致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即使是大部分的被统治者的思想也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工人如果问他什么是最好的出路，他不会告诉你是一个粉碎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他自己能升官发财成为资本家。他的观念仍然是资产阶级观念，这种观念是自私的，它的潜台词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得侵犯”。

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大部分都是自私的。于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就跳起来叫嚣：“大家都是自私的，这是人性！”

那么，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如何做到无私？这是一个阶级社会，你多拿一分钱工资，老板就少赚一分钱，这之间的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当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八小时劳动力，他会让工人在这八小时内尽可能做最多的工作，因为他对他的私有财产有使用权，他要物尽其用，这是符合市场交换的等价原则的。但是另一方面，他购买的只是工人的八小时劳动力，如果过分压榨工人，就会损害工人的健康，也许在正常的工作强度下，工人能工作40年，但是当劳动强度太高，可能35年甚至30年工人就得退休，无法承担劳动了，这就导致工人白白失去了这五或十年的劳动力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是不符合市场交换的等价原则的。因此在这个劳动强度问题上，工人和资本家从两个角度都是谁说谁有理，唯一决定这个问题的方法，只能看谁拳头硬，只能靠阶级斗争的力量来决定，所以工人只能是自私的，他必须得靠斗争，争取自己的劳动力和生活资料，如果工人想做到无私，去把自己生产的价值都交给资本家，那等待他的结局只有饿死。

而爱财如命的资本家，那就更自私的很了。

但是有一点，工人的头脑中是统治阶级的观念，而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却是被统治阶级的。这就导致了，必然会有一部分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就具有被统治阶级的思想，那种无产阶级的无私的革命思想。

如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言，这一小部分被统治者的使命，就是要铸造“批判的武器”，要对反对的现存秩序进行批判，“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让更多的被统治者的思想转化为无产阶级的思想。

这时候，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矛盾的对立面将开始转化，统治阶级的思想将逐渐变得摇摇欲坠，“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就会“ 变成物质力量 ”，“ 批判的武器 ”转化成了“ 武器的批判 ”，“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统治地位将进一步彻底被击碎，无产阶级的思想上升为统治思想。

就如刚才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是没法谈无私的，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利益的对立，消除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无私的无产阶级观念才是一个可以谈论的东西而非纯粹的空想。

对于无产阶级无私的观念，HongXing引用两段1985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文章。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 " 井冈山的斗争 " 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 " 伙食尾子 " ，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根不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 " 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 " ，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

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 " 计件工资制 " ，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

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 " 钞票挂帅 " ，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

以下文段由 HongXing 刊。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他的身上及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

有人向我提问，说“既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无产阶级内部有资产阶级思想呢？”

我的回答是：因为无产阶级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存在私有制(私有制实际上对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好处),资产阶级就会垄断了精神资料，他就可以进行思想控制。所以说工人具有革命意识的只是少部分。因此需要有一个先锋队，来传播革命意识。就好像毛主席说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但是知识分子在执行实践的时候常常是软弱的，所以说，必须抛弃先验的人性，代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性。

有人又说：“性本轮都是靠不住的，是假的。但不管怎么说，“性本善”论至少相比性本恶论是积极的。”

我的回答是：所谓“性善论”，其表现形式就是“爱的力量是无限的”。他们总是强调超阶级性的“仁爱”，强调阶级合作，矛盾调和。从革命史上看，性善论还容易盲目相信自发性，然后导向反动的工联主义或者是无政府主义。实质上同样是在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总是给你灌输一种“资本家也是人”，“官僚以前也和我们一样，是普通老百姓”的思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民的名义》里的那个名台词“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穷怕了，一分钱不敢花”。这一句话里不仅在抹黑毛时代，也同样是在宣传性善论。

由于人性论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而这是进步派最鄙视，以及反动派最喜欢宣扬的论调。没有什么哲学不跟阶级挂钩。其实前两年说的“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观点，这也是一种人性本恶的观点，他变形提出的人也是从骨子里相信“性本恶”的，只想着怎么关，不想着怎么根除照。他们会说：“现在不就挺好的吗？官员的权力不都在‘牢笼’里么？资本家也没法搞自由市场，都在被政府调控着这不挺好的么？”现在不少敌人用人性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按需分配无法实现论，对我们进行攻击，但是关键在于，这个制度是个什么制度呢？咱们不能在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上混淆。

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要改名？

Sun, 18 Dec 2022 00:00:00 +0000

最近有同志问我：“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要改名？”，老实说，这个问题我曾经在读文革史的时候也纳闷。不过，现在我倒是可以谈一下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这也是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原因。

首先，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谈话中作了详细的指示：

“巴黎公社，不是我们都讲搞巴黎公社是个新政权吗？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大。这是巴黎公社。苏维埃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了赫鲁晓夫的苏维埃。”

主席还说：

“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它本质上还是一样，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哪一个比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他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样的哪一个国家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印度的好一点。这是从现在的表现来看啰。”

旧中国的三皇五帝，周朝是叫王，秦朝是叫皇帝，秦始皇他把三皇五帝都叫了。太平天国就叫天王，唐太宗也是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是只看名称变了，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总统”这个名词，在英文里边和“校长”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字，那考虑校长就和作总统差不多，其实英文里是一样。所以主席说这个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他说：“名称不宜搞得太多，我们不在名词，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汉朝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搞名字的啰，他一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都像现在我们很多人不喜欢“长”啊，都改了，他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也统统改了，有些像我们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字改的差不多，改了大家都记不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下诏书，下命令都困难了，老百姓也不知道是改成什么了，这样使得下公文就麻烦了。话剧这个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

主要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我们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资产阶级上了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握这是根本问题，不在于名字。

所以主席提出来，他说：

“ 这个问题主要看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 ”。所以他说：“我们是否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字了。因为这样就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叫什么主任、社长呢？不但出了这个问题，还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改就紧跟着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改变国号，外国大使就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维埃造成麻烦，怎么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是否还是叫文革委员会，十六条规定了。”

所以，工厂里面或者叫革命委员会，或者就简单一点，叫革命委员会也可以，工厂的“三结合”这种委员会也有三结合的，应该有干部，包括技术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应该有工人，不但有青年工人还应该有老年工人，还应该有民兵，就是这个名称，主席的意见是原来宪法上规定的一些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是叫国务院，也不必改名字了，市里还叫市人民委员会，他说:“也不要改了”。

不过，毛主席又说：

“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他问我们说：“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

一个办法就是不改，上海还是叫上海人民公社，不改，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大家很喜欢这个公社嘛他说，缺点呢？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么你们不是很孤立吗？因为我们现在不能登《人民日报》，大家都要叫人民公社，中央如果承认人民公社，一登《人民日报》，那样全国都要叫，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

第二个办法是全国都改，全国都改就发生上面讲的一些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承认不承认，很多麻烦的事，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上海改一下，这样就和全国一致了，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个时候，它就是主席的基本思想，就是怕挫伤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他说，这个事情你们想一起看，又不要伤害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又要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同志们，我们从这儿就可以看到，毛主席看问题总是站得高看得远，一个问题到了他那里，他就反复考虑的，考虑得比我们细致得多，他提出了我们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这个包括我在内。同志们，恐怕你们也没有想，我是没有想，什么国号问题呀！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呀！根本没有想过这个事，那个时候，还有大家哪！有很多单位主张搞公社，我们也觉得不错么！改名字叫公社也可以，那一下子就干起来了，干起来了我们当然就报告中央了，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往下想，有些时候，脑子里转过一下，唉呀！我们说什么人叫做社员啊！比如农村一个社员问题，农村人民公社，恶霸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在我们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将来怎么解决啊？脑子里想过一下，但也没有想下去，因为忙得不得了。脑子里有点热了。主席呢？他考虑问题反复地考虑。同时非常注意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

最后，中央是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的意见，就同意了全国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都不叫公社。但是中央文件上面特别加了一句：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这给上海的革命人民留下了一个余地，给你们上海人自己考虑考虑。所以毛主席在这些问题上考虑的非常周到，非常细腻。特别是对上海市人民群众的热情，他们就是怕，我们没有阻止他们。

主席说：

“你们看怎么样啊，能不能说得通呀？” 我们说：“上海人民都是听主席话的，主席讲了，大家会听的。我们回来以后就向公社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了。大家一致地，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那么就是中央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余地。我们完全考虑了，我们考虑的结果，还是按照全国一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成上海市革命人民委员会，从今天会议上大家的情绪来看，就更加证明了：我们向主席说的话不是假话，我们相信，全上海的革命群众组织，全上海的革命群众一定会同意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试析马克思主义的 “人性论”

Sun, 18 Dec 2022 00:00:00 +0000

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关于人性的科学理论，它研究属人的本质及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理论观点

马克思主义人性研究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 。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实现其目的价值的 “物质武器”。作为“一块整钢”，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高旨趣是解放全人类。因此，只有从构成全人类的元素——“现实中的个人”出发来认识和发现人性的本质，才能真正找到人类解放的条件和路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很多哲学家都没有科学地认识人，要么把人当做纯粹的自然物，要么仅从抽象的"人"上来理解人，如费尔巴哈抛开历史进程，预设出抽象、孤立的人类个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中的个人”是“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和"在历史中行动的人”，也就是可以用经验观察的方法认识的人，是经由“狭隘地域性的个人” 走向“世界历史性的个人”。

“现实的个人”的存在形式。“现实的个人”的人性本质是通过人的存在形式（或方式）来表现和确证的。马克思以生产实践为经度，以社会关系为纬度，以人、自然和社会历史为域界，来科学认识“现实的个人”。个人首先需要与自然界联系，通过生产实践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既是人们的生产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人们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个人会发展出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生产关系是基础性关系，决定着个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这些生产生活活动，在创造出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同时，更为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人类创造自己历史的过程，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①

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制约人们现实活动的基本因素。“现实的个人”通过社会生产实践不仅意识到自然的存在，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② 。也就是说人的生活过程和社会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③ 或者说，“现实的个人”在实际生活过程中，不仅在形式上表现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在本质上体现了个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类就不断地探索自身本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我意识，是否定和超越人的自然存在的“自在自为的精神”。与此相反，费尔巴哈认为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意识是自然人的本来属性，他继而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以人的本质来说明神的本质，这在对宗教神学与思辨哲学的批判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人，而是把人自然化为“感性的对象”，仅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他从自然人这个前提出发，把人的本质看作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片面地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即一种内在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性，包括理性、意志和心。因而从实质上说，费尔巴哈所谈论的“人”是"抽象的人”，他的思想仍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

马克思从实践和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人的本质，把对人的本质认识提升到了科学的高度。他认为,人的本质既不在于人的自然属性，也不在于人的意识，而在于把感性的世界理解为“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而现实的人在生产过程中，总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人也就是怎样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强调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⑤ 。人的社会关系多种多样，主要有生产关系、政治关系、阶级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文化关系、民族关系、家庭关系等。其中，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关系的基本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人的本质；其他社会关系有相对独立性，也从不同侧面规定着人的本质。换句话说，人的本质是以生产关系为主导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中的“人性”特征

人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人性本身是对人的属性的抽象,是人作为一个"种类”所具有的共性。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人都能够把自身和其他物的类作为对象，尤其是“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把类作为对象是为了过“类生活”，类生活需要依靠无机界，与动物相比，人越有普遍性，人生活所依赖的无机界范围就越大，表现在理论领域，无机界是人的意识和精神对象，是人的“精神食粮”；在实践领域，人的普遍性表现为以劳动为手段，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而劳动对人来说,是一种生命活动，生产生活即是类生活。马克思指出：

“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⑥ 动物没有意志和意识，不能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因而，人是类存在物，是有意识的存在物。

马克思认为，人能够通过实践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人不仅能生产自身，而且能再生产自然界；与动物比照，人有更多的自由，既能自由面对自己的劳动产品，也能按照任何种的尺度和美的规律来生产，并在其中彰显目的性，“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⑦ 因此，人的普遍性是作为类存在物的有意识、有目的和相对自由。

人的普遍性蕴含于人的特殊性之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在阶级社会中，人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具有阶级性。“某一阶级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反对另一阶级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社会关系，总是构成这样一种集体，而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 ⑧ “人都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⑨ 除了具有阶级性之外，人还具有民族性。历史环境和民族文化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民族性。而阶级性与民族性等构成人性的特殊性，它们与有意识、有目的、自由等普遍性是相统一的。

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从自然属性看，人所具有的机能和本能与动物并无二致，如告子所说的 “食色性也”，但人还有社会属性，马克思曾说： “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惟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⑩ 事实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互相渗透、不可分离的，人类的机能、本能因为与人的其他活动相结合也迥异于动物的本能。

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体，但二者不能等量齐观。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社会属性，人与人的区别也主要是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人的自然属性总是受社会属性的规定和制约，是社会化的自然属性。“‘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⑪ 因而，人的本质不在于人的自然性，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

总之，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透过人的实际生活过程，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属性及其特征，从而实现了对人性的正确认识，也为认识和评价古典人性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注释

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119页。

②④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72、60、121 页。

③⑤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 122-123. 24、94页。

⑥［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101 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 202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 270页。

阶级社会的起源

Fri, 18 Nov 2022 00:00:00 +0000

人类在地球上居住了几十万年，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也没有构成我们所知的阶级社会的任何其他因素。然而，我们被教导阶级划分是人类生存的一个自然和普遍的条件。正如Josh Holroyd和Laurie O’connel在这篇首次发表在IMT理论期刊《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上的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现代考古学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社会的阶级划分是人类历史上相对较新的发展。正如它产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它最终会消失。

当我们放眼当今世界，看到数十亿人的生命饱受贫困、奴役和压迫的折磨时，这些苦难伴随人类一直存在。毕竟，几千年来，国王、哲学家和牧师告诉我们，遭受这些邪恶一直是人类的本性。然而，对我们遥远过去的认真研究，证明情况恰恰相反。在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整个存在过程中，几乎我们都生活在狩猎采集者的共产主义群体中，没有任何领主或主人。

对于当前秩序的维护者而言，这个简单的事实是对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构成了有力的反驳。因此，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倾向于完全忽略这个话题。那些敢于向我们的共产主义历史发起挑战的人解释说，不平等的起源是我们的贪婪、压迫性的本性在沉睡了数千年之后得到了证实。我们应该理解它的本质:资本主义道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错误强加。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一切历史只不过是人性的不断转变。”¹

如果我们要用真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发展，我们就必须把阶级社会的诞生理解为:它不是某种不幸的偶然事件，也不是某种迄今休眠的、超越历史的“人性”的觉醒，而是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最终是由人类生产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产生的。这绝不是一个学术问题。通过理解阶级社会的诞生，我们可以把握其制度的真正本质，并发现我们可以推翻它们的手段。

人与自然

马克思解释说，所有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不是什么抽象的理想，而是对一个事实的完全实际的认识，即人类要生存，我们总是需要资源，这些资源来自我们周围的世界。

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是通过劳动来调解的，我们在社会上进行劳动。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提取资源，找到食物和住所的来源。尽管许多现代考古学家感到尴尬，但人类必须劳动才能生存，这一直是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

“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是人类生存的条件……这是一种永恒的自然需要，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２]

但是，尽管我们劳动的事实在历史上没有改变，但我们劳动的方式，以及我们努力满足的需求或愿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百万年来，为了更好地达到目的，人类发展了各种工具和技术。但是，即使是满足我们最基本需求的手段的发展也必然导致新的需求、新的社会关系和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创造。这种持续的互动为我们决定了许多事情——我们是搬家还是呆在一个地方，我们是全年工作还是按季工作——甚至还影响了我们的生理和进化。因此，在改变环境的同时，我们也改变了自己。这是人类一切进步的基础。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中总结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

“正如达尔文发现了发展的规律或有机自然的规律，马克思也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一个简单的事实，迄今为止被过度增长的意识形态所掩盖，即人类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追求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因此，直接物质手段的生产，以及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所取得的经济发展程度，构成了有关民族的国家制度、法律观念、艺术甚至宗教观念的发展基础，因此，必须根据这些基础来解释它们。” ²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劳动工具的使用和制造，虽然存在于某些动物物种的胚芽中，但却是人类劳动过程的具体特征。只要现代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存在，考古学就可以观察到这一点，甚至更早。我们最早的一些古人类祖先，能人和匠人，制作石器。在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发现的奥尔多万工具群，可以追溯到260万年前。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大约覆盖到公元前10000年)，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工具综合体的出现——阿丘利式、穆斯特式、查特佩隆式等等。随着这些工具的产生，我们甚至可以追溯意识和复杂思维的发展。一般来说，每一种复杂的工具都比前一种更对称，需要更多的前瞻性规划，推动现代人大脑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度。”

这是对唯物主义的进一步证实方法，即使是非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也被迫根据每个时代盛行的物质文化来分期过去。我们谈论旧石器时代（来自古希腊语的“旧石”）、新石器时代（“新石”）、青铜时代等并非没有道理。这些名词都是指当时用于制造生产所依赖的工具的材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的：

“过去劳动工具的遗物对于调查已灭绝的社会经济形式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就像化石骨骼对于确定灭绝的动物物种一样重要。这些不是臆造出来的，它们是如何制造的，以及通过什么工具制造出来的，这些使我们能够区分不同的经济时代。劳动工具不仅提供了人类劳动所已达到的发展程度的标准，而且也是进行这种劳动的社会条件的指标。” ³

这一简单但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在学术界绝不被接受。的确，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在大学教员中引起的恐惧和愤慨，就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客厅中引起的恐惧和愤慨一样。

其结果是，现代学术界在对社会的理解上甚至远远落后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承认，他们的闲暇时间是有物质基础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所写的那样，理论艺术是在人们有充足空闲时间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因此，数学科学起源于埃及附近，因为那里的祭司阶层被允许闲暇。⁴这必然以劳动生产率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结构本身的重组。我们现在将转向这一发展的早期开端。

原始共产主义

考古学家发现，在新石器时代之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新石器时代始于不到12000年前。从世界各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收集的证据描绘了一幅小规模、绝大多数流动社会的图景，依靠狩猎、捕鱼和觅食为生，从与死者一起埋葬的物品中几乎看不到财富或地位的差异。

当然，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说出史前狩猎采集社会的详细情况。但是对现有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如喀拉哈里沙漠的贡人，也许可以通过他们了解过去的一瞥。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y）这样写道：

“他惊讶于 !Kung 没有首领和领导……没有人发号施令或接受命令……分享深深渗透在 !Kung 的价值观中，就像利润和理性原则是资本主义伦理的核心一样。” ⁵

这种观点在世界各地的狩猎采集社区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并且与旧石器时代遗址提供的证据完全吻合。但是，我们史前过去的平等主义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或道德现象;从根本上说，它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拥有工具和其他个人物品之外，不存在且不可能有私有财产。这些群体是成功的、熟练的狩猎采集者，但他们日复一日或年复一年地如此生活，没有积累任何可观的盈余。因此，没有土地所有权或继承权的概念。

这在澳大利亚中部沙漠原住民的实践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该沙漠被广泛认为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连续文化之一，可以追溯到5万年前。在1960年代，人类学家理查德·古尔德（Richard Gould）在澳大利亚大陆的中心与狩猎采集者一起生活。他指出，所有带回营地的食物“在小组的所有成员之间精心分享，即使它只不过是一只小蜥蜴”⁶。根据对当地岩石庇护所的挖掘，古尔德假设自智人首次占领该地区以来，该地区的居民一直以这种方式生活。这种极端的，甚至是绝对的共产主义形式背后的原理是：稀缺性，是由于生产力发展阶段相对较低和对自然环境的控制水平较低造成的。虽然其他狩猎采集社会没有面临如此恶劣的条件，但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世界都可以看到同样的原则。

原始共产主义中的女性（为恩格斯辩护）

旧石器时代社会平等主义特征的另一个特征是妇女地位平等。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他的杰作《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中所写：

“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接管的最荒谬的概念之一是，在社会初期，女人是男人的奴隶。在所有野蛮人和所有中下层的野蛮人中，在某种程度上在上层中也是如此，女性的地位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光荣的。 ”⁷

恩格斯基于当时最新的人类学研究，特别是刘易斯·亨利·摩根对易洛魁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即对妇女的系统性压迫实际上是我们物种历史上相对较新的发展。他不仅分析了易洛魁社会，还分析了古雅典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认为“女性的历史性失败”有一个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特别是土地和畜群，以及它们在男人手中的积累。

此外，恩格斯总结说，如果妇女的压迫有一个开始，那么它就一定有一个结束。建立一个没有私有财产和阶级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的水平上重建男女自由和平等。正是这种观点武装并激励了马克思主义者从那时起为妇女解放而斗争。

然而，这种革命性的见解不仅被现行制度的维护者所驳斥，甚至被女权主义理论家所驳斥，他们声称恩格斯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释只不过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神话”。近年来，甚至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加入对恩格斯理论基础的攻击。例如，巴黎大学的（Christophe Darmangeat）认为，“男性对狩猎和武器的垄断在任何地方都使男性相对于女性具有优势地位”，这意味着“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她们可能被简化为男性战略中的工具。⁸

这个论点的显著之处在于，虽然它声称在更现代的研究基础上纠正恩格斯，但它设法重复了恩格斯在100多年前推翻的完全相同的错误假设。Christophe Darmangeat的第一个前提是狩猎和武器一直是男性的专利。为了使这个论点有效，它必须具有普遍适用性，即它必须表明这种所谓的垄断在任何时候都存在，没有例外。但这样的断言是无法做出的，因为它与大多数现代研究相矛盾，包括在继续存在的狩猎采集社区中。例如，在菲律宾的阿格塔，⁹众所周知，妇女从事武器辅助狩猎。再往前追溯，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最近在安第斯山脉一名年轻成年女性的坟墓中发现了狩猎装备，¹⁰可追溯到公元前 7，000 年左右，在印度布尔扎霍姆最早的洞穴壁画中描绘了女性用长矛狩猎的描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6，000 年左右。¹¹然而，即使我们承认狩猎通常是男性的保护区，Christophe Darmangeat的论点也包含一个更有害的谎言：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被简化为“纯粹的工具”。

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否认男女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差别，因此在所有社会中，性别之间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劳动分工。妇女生育孩子的事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根据一个社区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这可能意味着男性会远离营地，例如参加狩猎探险，而女性往往专注于收集离家近的资源，并带着孩子一起去。例如，在 !Kung 族中就观察到了这种劳动分工然而，关键的一点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在这一早期阶段在劳动分工中占据不同的地位不能作为社会另一部分人压迫或剥削的证据。相反，所有现有的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

提到 !Kung，Patricia Draper写道：

“觅食群体的男人和女人在彼此交往时是平等的。虽然他们的工作通常是在同性群体中进行，但他们通常在营地环境中的混合性别群体中被发现。女人并不顺从男人。她们生活在小群体中，没有成熟的领导角色，她们通过男女共同参与的共识来做出决定。”¹²

这里描述的女性很难被描述为任何人的“工具”。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例如 Kung，女性采集的植物“贡献了社区每日食物摄入量的80%”，“与男性猎人不同，女性觅食者保留了对他们收集的食物的最终分配的控制权”。¹³人类学家克里斯·奈特（Chris Knight）认为，在许多狩猎采集社会中，“一个年轻人永远不会在他经常拜访的女人身上获得永久的性权利。相反，他必须不断地获得批准，将他所有猎到的肉交给他的婆婆，让她随心所欲地分发。¹⁴再说一遍，谁在这里控制着谁？

拥有武器或拥有更大的力量也不一定导致对妇女的暴力行为。198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传统的游牧或半游牧桑人是“世界上仅有的六个几乎闻所未闻的家庭暴力社会之一”。¹⁵考虑到每年在全世界夺走数万人生命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长期流行，这是一个绝对令人震惊的事实。

男性是占主导地位的“提供者”，而女性是从属的“家庭主妇”的形象是完全不合时宜的——这是直接从《燧石》中取出的史前概念。这种想法的坚持与科学或历史研究无关。它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兜售这个神话的人无法超越当今阶级社会的观念和偏见。如果你接受阶级社会的偏见，那么你最终必须接受它的结论，不仅拒绝男女平等的可能性，而且拒绝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科学论证最终归结为一件事：阶级社会永远永远存在。

栽培的开端

有时有人问，人们怎么会从这个看似乌托邦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变成一个绝大多数人受到压迫的社会。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甚至根据自己对狩猎采集群体的研究创造了“原始富裕社会”一词，得出的结论是，每个成年人每天只需工作三到五个小时即可收集足够的资源。虽然基于对工作过于狭隘的定义，可能是夸大其词。但它确实对狩猎采集社会永远处于饥饿边缘的观点产生了质疑。但是，正如我们应该拒绝霍布斯式的生活神话一样，在被国家的文明镇压解放之前总是“肮脏、野蛮和短暂”，我们也应该警惕在另一个方向上把棍子弯曲得太远。

旧石器时代的社会并不存在某种健康和丰富的伊甸园状态。冰河时代的人口必然很少，对他们的生存条件几乎没有确定性和控制力。大多数人会在数小时或数天内食用他们的食物，这表明只有非常有限的剩余产品，如果有的话。大多数狩猎采集群体的预期寿命低，出生率低。即使在公元前9，700年左右的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后，稀缺和困难仍然是狩猎采集社区面临的挑战。仅举一个例子，在印度的Mahadaha遗址，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发现的所有13具骨骼的估计死亡年龄在19至28岁之间，但“可能更接近19岁”。¹⁶ 没有一个超过50岁。当时和现在一样，发展的驱动力是在逆境中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手段：“生产和再生产生活的直接必需品”。[^20]

正如改善人们收集资源的方式的需求鼓励了石器的发展一样，它也驱使人们寻找更多样化和可靠的食物来源。随着大约2万年前全球气候开始变暖，这一过程将具有自己的生命。在此期间，气温和湿度上升，以及冰盖的消退，为人类开辟了整个地区，并大大增加了可用资源的数量和种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刺激下，狩猎采集者迅速开发出新的、更复杂的方法来获取这些资源，从而产生了人类生产力的爆炸式增长。

手斧等较旧的石器被“微石器”所取代，“微石器”是钻头和箭头等小得多的石器。¹⁷骨头被塑造成细针，用于将不同类型的毛皮缝合在一起，创造出人类用来殖民西伯利亚冰冻荒野的温暖、分层的衣服。¹⁸鱼叉是用驯鹿鹿角雕刻而成的，以便利用更多的鱼类。¹⁹柳条笼是为了捕捉鳗鱼而制作的。²⁰这是人类劳动生产率和范围的质的和量的飞跃。

除了狩猎和捕鱼，人们还利用了在温暖潮湿的气候中开始蓬勃发展的野生植物食物。已知最早的野草收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0年左右的最后一个冰河时代，在现代以色列的奥哈洛。到公元前14，000年左右，整个地区开始种植野生埃默小麦，einkorn和大麦。这一发展在当时似乎只是一个很小的收获，但它标志着一个进程的早期开始，这一进程将不可逆转地改变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人类生活本身的关系。

谷物和其他植物的首次种植距离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大多数地方，它更接近于一种“野生园艺”形式，耕种者会定期访问已知生长此类植物的地方，以便他们收集可用的东西。但即使通过这种看似被动的聚会形式，人类也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方式积极地改变自然。

我们今天作为主食所依赖的许多植物和动物并非一直存在。玉米，豆类，南瓜，主粮作物，甚至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猪，羊和牛，由于数千年前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而进化而来。例如，在奥哈洛这样的地方种植的野草的谷物比我们今天消费的小麦小得多。在现代叙利亚的Jerf el Ahmar发现的谷物大于平均水平，这表明，早在公元前13，000年，人们就故意用更大的谷物重新播种草以提高生产力。²¹

更重要的是，这些古草的穗会在不同的时间自发脱落和分散，增加了它们成功繁殖的机会。但对草有好处的不一定对采集者有好处。在收割机到达之前，很大一部分潜在作物就会损失掉。现代谷类作物具有“非脱节花轴”，这意味着耳朵将保持原位，直到有人来收获它们。这种生物转化是人类干预和创新的产物。在适当的条件下，有意改进采集者技术所产生的潜在选择压力将在小麦和大麦新品种的进化中实现，这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戏剧性发展。

新石器时代革命

随着这一时期资源的增加和工具和技术的改进，第一个定居点开始出现。这些可能首先是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返回的半永久性或季节性营地，例如英国的斯塔尔卡尔（大约公元前9000年）。²² 但最终这一时期将见证世界上第一个永久性村庄。一个早期的例子可以在黎凡特的“Ain Mallaha”（大约公元前12，500年）的“Natufian”遗址中找到，人们依靠狩猎瞪羚以及种植野生小麦和大麦来永久定居。²³

然而，即使在旧石器时代（字面意思是“晚期旧石器”时代）的最高阶段，永久定居点也非常罕见，只能在自然条件特别有利的地点找到，例如’Ain Mallaha，或太平洋西北部的鲑鱼。在这个阶段，很难，在某些情况下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创造类似的条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定居点的位置和生活资料最终仍然是由自然被动决定的。但此时发生的事态发展正在为戏剧性的转变铺平道路，在这种转变中，例外将成为规则。

在历史上，危机往往催化了在表面之下发展的深刻变革过程。这些危机既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在近东农业发展之前，世界明显变冷，回到被称为年轻树干（大约公元前11，000 – 9，700年）的冰川条件。随着牛群迁徙和野草的出现被打乱，许多人的既定生活方式变得不可能。有些人肯定会死去，而许多人将不得不回到更流动的生活方式。但是，之前几千年来逐渐积累起来的发展并没有丢失。

当人们放弃垂死的定居点时，他们带着收获的谷物，将它们播种到全新的地方。新地块的创建以及某些社区更多地依赖使用燧石镰刀种植谷类作物被认为加速了自然和人工选择的过程，最终产生了完全驯化的小麦，²⁴以及克服旧狩猎采集者定居点局限性的手段。我们可以在现代叙利亚的阿布·胡雷拉（Abu Hureyra）清楚地看到这一过程，那里的人们通过密集种植野生黑麦来应对凉爽的气候，从而产生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驯化谷物，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0，500年。²⁵

从大约公元前9，500年开始，黎凡特和土耳其东南部的人们恢复了定居生活，但这次在质量上更高，基于驯养的谷物和动物，如绵羊和山羊，这些动物也因人类猎人变成牧羊人的有意识的干预而改变。到大约公元前8000年，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已经传播到近东，并将很快开始在欧洲和南亚被采用。定居农业也在其他地方独立出现，包括中国，非洲和美洲的几个地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V. Gordon Childe将这一过程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

对于资产阶级学者来说，将任何事情描述为“革命”听起来太马克思主义了，不适合考古学教科书。相反，他们认为驯化和农业的发展应该被称为“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因为这是一个经过很长时间发展的过程。这是一种幼稚的了解历史的方式。寒武纪大爆发（复杂多细胞动物生命快速多样化的时期）发生了一千万年，但与之前数十亿年令人难以置信的缓慢进化相比，它仍然是爆炸性的。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同样是一次大规模和快速的转变。智人已经存在了大约30万年，但这些发展只发生了几千年，完全是惊天动地的，催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以及人类历史的新阶段。

思想的作用

对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传统”描绘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攻击了其唯物主义结论。从10，000多年的距离回顾这些过程，很容易看出人类劳动和技术的发展对自然和社会的深远影响。但是，正如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对于今天的学术界来说太过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一样，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思想的确认对于一些“科学”头脑来说也太过分了。例如，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第三条道路”背后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由于定居早于农业的到来，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被视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和整个历史的决定因素。吉登斯写道：

“人类的社会生活既不是在生产中开始，也不是在生产中结束。当芒福德称人为’思维创造、自我掌握和自我设计的动物’时，当弗兰克尔在人类生活中看到’寻找意义’时，他们比马克思更接近于为人类文化的哲学人类学提供基础。²⁶

最近在现代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发现的遗址最近被声称为这种理想主义的历史概念提供了更多证据。该遗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9，600 年，即新石器时代初期，其特色是宏伟的石坛，清楚地表明有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和剩余的劳动时间用于遗址的建设。还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个网站全年都在使用。然而，丰富的野生动物骨骼和没有驯化动物表明建造这座“寺庙”的人是狩猎采集者。这一非凡的发现激起了大量宣称唯物主义死亡的胜利文章。有人认为，人们首先出于宗教目的定居，然后发展农业作为养活会众的手段，而不是因为农业的发展或任何其他与生产有关的事情而定居。“我认为我们正在学习的是文明是人类思想的产物”，²⁷现场首席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宣布。

但是，文明是“心灵的产物”的见解并不像其作者想象的那么深刻。蒸汽机也是思想的产物，工厂制度也是如此。燧石镰刀是心灵的产物。即使是最激进的唯物主义者也会给自己做一顿饭，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有这样做的想法。但这绝对没有告诉我们，除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

正如恩格斯所说，“凡是使人动起来的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的思想;但是，它将在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况。²⁸有必要问为什么建造哥贝克力石阵的人首先选择建造如此庞大而永久的礼拜场所，然后为什么他们选择转向小麦种植来维持自己。仪式活动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及以后都很重要，作为理解和控制自然世界的一种手段，野生小麦的收获可以追溯到23，000年前，那么为什么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没有发生类似的发展呢？对此的解释最终只能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找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劳动、其工具、组织和技术进行中介。

永久种植驯养作物和动物的手段在哥贝克力石阵建造之前几千年就已经在古老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准备好了。如上所述，驯化的黑麦谷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500年。此外，最近在该地点的挖掘揭示了两座家庭建筑的证据。²⁹和野生谷物的消费³⁰，这被施密特的理想主义方法所忽略或忽略。这意味着哥贝克力石阵不仅仅是一座寺庙：它是一个定居点，最终转向农业作为克服狩猎采集生产限制的一种手段。这只会强化这样的结论，即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迷人的祭坛和宗教习俗具有物质基础。就像泰尔·阿布·胡雷拉（Tell Abu Hureyra）的人们在逆境中转向精耕细作黑麦一样，创造哥贝克力石阵的文化标志着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关键点，其中新形式的社会组织的必要性反映在个人的有意识行动中。这就是任何真正的社会革命的过程。这些人的思想、欲望和宗教观念不是被动地、直接地从他们的工具中产生的——它们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类思想的产物——无疑会对这个过程的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个过程的真正内容仍然是由他们的环境、社会和赖以建立的劳动中发生的变化提供的：“决定他们生存的不是人的意识，而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³¹

新世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社会历史上的时代之间没有像地质时代那样，被严格而抽象的分界线分开。³²本着这种精神，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村庄似乎与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的一些狩猎采集定居点非常相似。在某些情况下，新石器时代的社区很可能相对流动，暂时定居耕种一块土地，只是在几个季节耗尽土壤后才搬到一块新的地块，正如摩根在易洛魁人中观察到的那样。狩猎、捕鱼和采集与谷物种植同时存在。要等到几百年的时间，社会上的根本变化才会变得明显。

其中一个变化是定居点的规模和数量明显增加。纳图夫人的平均定居点被认为容纳了100至150人：按照狩猎采集者的标准，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与公元前9，500年以后出现的新石器时代定居点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小村庄也往往可容纳大约250人³³，大约是纳图夫平均水平的两倍。杰里科也许是现存最古老的定居点，在大约公元前 9，000 年，即新石器时代开始后仅几百年，人口多达 1，000 人。这只有在生产力急剧飞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定居农业不仅有利于人口更加集中，而且促进了总体人口增长。这种生殖优势被儿童死亡率较高和新石器时代农民预期寿命普遍较低所抵消，这是由于饮食狭窄和以前未知的疾病的爆发造成的：久坐不动生活的阴暗面有时使成千上万的人和动物近距离。然而，尽管新的定居生活方式带来了问题，较高的出生率继续以牺牲游牧狩猎采集群体为代价，扩大了农业定居点的规模和分布。在英国，大陆移民被认为从大约公元前 4，000 年开始引入农业，在 2，000 年的时间里取代了整个岛屿的旧生活方式，³⁴按照史前标准，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

随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变，新的思想宗教形式也逐渐形成。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被解释为祖先崇拜的兴起，例如在耶利哥发现的灰泥头骨和已故亲属埋葬在房屋的地板上。³⁵一个人的祖先留在家里，有时实际上是在家里，并保护他们活着的亲戚，这种观念在自古以来的中国文化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证明。这将非常符合在同一块土地上工作的家庭的连续性和预期的永久性。

向定居农业的过渡也开始影响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出生率的大幅提高意味着妇女花更多的时间携带、分娩和照顾孩子，这意味着她们可能更少地从事实地工作。来自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证据表明，在许多地方，这种发展，加上田地和羊群所需的更密集的劳动和不断的监督，导致家庭内部的责任分工更加严格。

随着谷物种植变得越来越重要，小麦和大麦的加工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上面提到的Tell Abu-Hureyra，女性骨骼的脚趾有关节炎，因为她们花了几个小时跪着，前后摇摆，用体重将谷物磨成面粉。³⁶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类似的分工，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6，000年，那里的男性墓葬往往包括“石头农业和狩猎工具”，而女性坟墓“缺乏这些人工制品，但包括研磨谷物的工具”。³⁷这一证据以及其他研究使许多人类学家将定居农业的兴起与妇女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的倾向联系起来。

然而，这种“家务劳动”绝不是次要的，也不是男人劳动的附属品。新石器时代的房屋经常有自己的编织区域。工具制造虽然通常被描绘成“男人的工作”，但也发生在家庭或村庄周围，在许多情况下落在家庭中的妇女身上。事实上，对埃塞俄比亚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孔索（Konso）的人类学研究表明，这些社区的妇女通常是工具制造者。³⁸新石器时代的家庭既是作坊又是家，有证据表明，女性越来越多地成为其中的核心。

家庭内部分工的转移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绝对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在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内外从事的工作大致相同，例如极其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Çatalhöyük。³⁹在现代土耳其。也有许多社会的农业往往由女性而不是男性进行，例如摩根记录的易洛魁人。因此，将一般农业与妇女更多地在家工作的趋势之间自动和直接联系起来是过于简单和错误的。此外，我们不能将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这些变化解释为对妇女和父权制的系统性压迫的坚实证据，这将成为后来所有“文明”民族的标志。虽然妇女似乎更有可能在家工作，但她们的工作在社会中受到高度重视，她们享有与男子相同的地位。已经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墓地包含相同数量的男性和女性尸体，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财富或地位区别，例如奥克尼的Midhowe Cairn。⁴⁰

Tell Abu-Hureyra和其他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表明，新石器时代社会中新关系的早期萌芽出现，这种关系倾向于将女性更频繁地安置在家中。劳动分工的这种转变本身并没有使妇女处于依附或被压迫的状态，但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农业生产所涉及的劳动和监督的日益激烈，这种趋势将变得更加明显，最终为男女关系的更大转变奠定基础。但这在新石器时代本身不会发生;它需要阶级社会的诞生，然后这些发展才会转变为对妇女的系统性压迫。

村公社

尽管在新石器时代发现了不平等的萌芽迹象，但社会关系本质上仍然是共产主义的：我们几乎没有看到私有财产、阶级剥削或继承财富的证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概述了这些无阶级社会的社会结构：

“没有士兵，没有宪兵或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摄政王，省长或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一切都井井有条……家庭由许多共同的家庭维持，并且是共产主义的，土地属于部落，只有小花园暂时分配给家庭--但甚至不需要我们复杂的行政机构及其所有后果的痕迹。不能有任何穷人或有需要的人——社区家庭和世代知道他们对战争中的老人、病人和残疾人的责任。所有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包括女性。奴隶还没有立足之地，通常也没有征服其他部落的地方。” ⁴¹

恩格斯追随摩尔根，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称为“野蛮”，它始于农业的发展、动物的驯化和陶器业。对于生活在这些早期农业社区的人们来说，他们保留了公社的道德和文化规范，任何其他生活方式一定是不可想象的。

一个重要的证据表明了这一点，那就是集体埋葬的出现，其中所有个人都被共同埋葬，而不考虑社会区别或地位。上面讨论过的奥克尼的Midhowe Cairn至少有25个人被埋葬在一起。像这样资源密集型的纪念碑，有多个独立的石室，并不能反映出对埋葬在其中的个人缺乏尊重。它符合一个本身就是公共社会的道德。

即使是非常大的新石器时代定居点也是在公共基础上组织的。上面提到的Çatalhöyük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鼎盛时期估计有10，000人。它由密密麻麻的房屋组成，每个家庭作为一个单独的单元运作，埋葬在地板下而不是在共同的墓地中。但是，尽管家庭相对独立，房屋的大小几乎没有差异，这表明财富或地位几乎没有差异。

新石器时代公社的平等主义性质导致一些人质疑新石器时代革命与阶级社会崛起之间的联系。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社区持续了数千年，没有强迫劳动，没有税收，甚至没有非常不平等，那么我们可以说阶级社会的兴起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生产所固有的？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带来被新关系推翻的生产方式的条件：

“在一切足以生存的生产力发展起来之前，任何社会形态都不会被破坏，新的优越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成熟之前，决不能取代旧的生产关系。” ⁴²

阶级社会的必然性在于，新石器时代生产的发展本身就为阶级社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社会中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最重要的是剩余产品的增长。我们将主要集中讨论这种情况在近东是如何发生的。这里没有说，在这个地区发生的每一次发展都是所有阶级社会崛起的详尽模式，但是，在阐述一个地区所有阶段的进程时，我们希望带出它最基本的要素。

盈余的增长

随着新石器时代公社的不断发展，规模和生产能力都在增长，有更多的资源需要组织，需要做出更复杂的决定。事实上，新石器时代的整个历史可以总结为一个问题，“如何处理盈余？

新石器时代社区组织剩余产品的一种方法是将其储存起来以备将来使用。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如叙利亚的杰夫艾哈迈尔⁴³，一般持有由整个社区管理和控制的存储设施。盈余还表现为更多的劳动时间，可以用于维持生计以外的任务。例如，耶利哥的居民将他们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实施大规模的公共项目，如巨塔和城墙，⁴⁴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8，000 年。顺差的增长也增加了基本上自给自足的新石器时代公社之间的贸易，这开始为区域分工奠定基础，并在后期阶段建立了定居点的相互依存关系。⁴⁵

对剩余生产增长的最重要反应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手和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社会的一小部分人从田间体力劳动的需求中解放出来。这一发展是新石器时代的最终产物，将为历史上的一流社会奠定基础。因此，它的历史特别重要。

从公元前7000年左右开始，近东的新石器时代人民开始迁移到其他不太好客但更肥沃的地区，例如美索不达米亚（现代伊拉克），第一批国家最终将在那里发展。这就提出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显然，在“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我们的自然环境极为重要。在史前社会，人类的大部分技术和社会发展似乎是对外部环境压力的反应。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最终人类的活动起着主角。

人们常说，文明或阶级社会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黄河或印度河周围肥沃土壤的产物。但是，只要人类缺乏耕种它的手段，美索不达米亚土地的生产力就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可能性。在公元前7，000-6，000年，下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地区因覆盖它的浸水沼泽而变得不适宜居住。此外，缺乏木材和（后来的）铜等重要材料使得像下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地方很难在没有长途贸易网络的情况下定居。这些手段是由新石器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的。

杰里科和恰塔尔霍尤克都已经使用灌溉作为补充生产的手段。公元前7000年左右，这些定居点开始衰落，但那里的发展并没有丢失，因为这项技术最终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美索不达米亚灌溉农业的最早证据是在乔加玛米发现的，[^50]可追溯到公元前 6，000 年左右。但是这个定居点，以及它所属的萨马兰文化，仍然具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所有特征。然而，当被认为来自伊朗高原的定居者开始将这种新技术应用于美索不达米亚下游的超肥沃沼泽地时，它将为社会劳动分工的根本变化奠定基础，最终导致阶级社会的诞生。

城市革命

近东的城市革命不是从像杰里科这样的大型新石器时代定居点开始的，而是从小村庄开始的，虽然当时不起眼，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伊拉克南部埃里杜遗址的最低水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800年左右。使这个定居点具有重要意义的不仅是它是最早使用灌溉渠排出多余沼泽水的定居点之一，而且它包含了“专门用于邪教活动的建筑物”的最早证据。⁴⁶这些有时被称为“小教堂”，是社会关系中划时代变化的物理表现：牧师的崛起。

灌溉一定对埃里杜第一批居民的生活和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也需要对他们的劳动组织进行深刻的改变。挖掘运河不仅需要许多工人的劳动，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规划和指导。这项工作不能由独立家庭单独工作有效地进行;它需要相对大量的工人在某种领导的指导下进行合作。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评论的那样：“一切直接的社会劳动或集体劳动，或多或少地需要一种指导权威，以确保个人活动的和谐合作。”⁴⁷这个角色首先由祭司扮演并不奇怪。即使在狩猎采集社会中，萨满或其他精神领袖也往往在社会分工中占据相对特权的地位，因此他们可以致力于理解和掌握社区的自然环境。那些对自然和神圣的秘密有最深刻见解的人自然被认为是获得神灵祝福的最佳人选。但即使是神灵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相信存在全能的神干预人类事务，因此应该受到崇拜，这在狩猎采集社会中非常罕见，并且被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之前就不存在了。⁴⁸归根结底，神是可以想象的最高“指导权威”的概念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不仅对自然力量而且对人类日益增长的控制的意识形态反映。

这种发展也不是美索不达米亚独特条件的产物。预测尼罗河洪水的关键任务成为埃及祭司的领域，也是他们权力的最终来源。尤卡坦半岛的玛雅祭司同样被要求监督祭祀和仪式，以确保神圣的天然天然井（将充满地下水的天然天坑）的青睐，这是没有河流的地区唯一的淡水来源。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印度吠陀婆罗门种姓的崛起，类似的过程正在展开：这个群体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社会精英。

社会的一部分的建立，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的剩余产品维持，并指导其劳动，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随着它，美索不达米亚的新石器时代结束了，我们看到了戈登·柴尔德所谓的“城市革命”的开始。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公元前5800年的埃里杜肯定不是一个阶级社会;生产和分配基本上仍然是共产主义的。神父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强迫是社区的接受，或者至少是大多数成员的接受。在上述所有例子中，祭司“种姓”所扮演的角色最初是使整个社区受益的角色：作为公社的仆人，尽管是特权。但在某个阶段，这个仆人会变成篡位者。

在埃里杜发现的新劳动组织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通过灌溉创造的大片耕地使牛犁得以有效使用，这对当时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土地上供水的增强也催生了树木栽培的第一次实验，种植椰枣。⁴⁹在这些发展的基础上，“乌贝德文化”蓬勃发展，以伊拉克的Tell al-‘Ubaid遗址命名，该遗址从公元前5，100年持续到4，000年。这一时期见证了灌溉渠沿岸农业定居点的激增，这些定居点都拥有共同的陶器风格，质量非常高。这些定居点中的许多都有一个中央寺庙结构，与Eridu相同，但Ubaid时期的寺庙要坚固得多。

从考古学中可以明显看出，主要以谷物形式增加的剩余生产不仅有助于整个社区的财富和规模扩大，而且有助于其中央指导机构的社会分量。个别神父在这一点上可能还没有为自己获得多少财富，但圣殿的机构肯定掌握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劳动及其剩余产品。这并不一定是与过去平等主义规范的根本决裂。毕竟，如果守护神的恩惠首先提供了新的土地和丰收，那么谁能更好地接受剩余的产品作为感谢呢？

祭司们也没有浪费众神的财富。在乌贝德时期，我们发现工匠越来越专业化的证据，到这一时期结束时，将出现一批全职专家，他们的工作室构成了寺庙建筑群的一部分。⁵⁰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一种依赖关系，其中工匠有效地受雇于寺庙，以换取陶器、铜制品和半宝石等产品。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新的生产关系在旧子宫内发展。

乌贝德文化将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地区，甚至更远。然而，这绝不构成一个统一的“帝国”，甚至一个国家。没有证据表明我们在该地区发现的各种受乌贝德启发的定居点被原始的乌贝德定居点征服或殖民。更有可能的是，随着陶器、铜、黑曜石（一种用于制造锋利刀片的火山石）、半宝石和其他特殊贸易商品的日益复杂的贸易网络，出现了更密切的文化互动，其中像 Eridu 这样的定居点的财富激发了其他社区采用类似的生产技术，而从未被他们或其他任何人“统治”。

乌拜德社会已经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村庄截然不同。然而，在许多基本方面，乌拜德社会在性质上比阶级社会更接近原始共产主义。尽管社区内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牧师作为盈余管理者的权力越来越大，但社区本身仍然独立于所有其他人，民主，没有强迫劳动。因此，我们在乌拜德晚期看到的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过渡社会，同时包含阶级社会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强大元素。从乌拜德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关系中，会出现有史以来第一个阶级社会，其基础是城市对村庄的统治，以及人对人的统治：乌鲁克。

第一流社会

乌鲁克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之一，仅与古埃及争夺最古老国家的最终头衔。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乌鲁克市作为一对乌拜德村庄开始生活。与该时期的其他定居点一样，它们以相对较大的寺庙建筑群为中心：一座供奉天空之神阿努（“天堂”），另一座供养爱神伊娜娜（“天堂之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村庄的发展将导致它们融合成一个巨大的城市，到公元前3100年，这个城市的人口达到了惊人的40000人。

随着乌鲁克的发展，以及其专业和依赖工匠的人口，公社古老的自给自足以及独立性开始瓦解。手工业生产集中在城市中心，粮食生产集中在村庄，这意味着最大的定居点不能再依靠自己的人口来生产粮食，因此开始从周围村庄获取部分剩余产品。⁵¹随着社会分工的这种戏剧性转变，出现了城乡最早的分离。马克思认为这种分离对阶级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他声称“整个社会的经济史都归结为这种对立面的运动”。⁵²

来自村庄的盈余很可能采取供奉的形式，供养居住在各自寺庙的神灵，但也涉及一些“合同”因素。农民们获得了手工艺品和贸易商品，否则这些商品将无法获得。最终，这种关系从互补的相互依存转变为彻底的剥削，以“什一税”的形式出现。⁵³周围村庄欠乌鲁克寺庙的款项，无论农民是否得到任何回报，都以实物支付，必要时强行提取。

除了剩余产品之外，寺庙官僚还要求人民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在乌鲁克，我们看到数量向质量的转变，大规模地直接控制和剥削劳动，不再是通过村庄和家庭的旧社区结构，而是通过一个独特的阶级，站在公社之上并篡夺公社。

这个转折点在那个时期留下的陶器中得到了实际体现。与乌贝德文化中精心制作的碗和花瓶相比，乌鲁克最常见的陶瓷文物是粗糙的“斜边碗”。但这似乎不是后退一步;乌鲁克蓬勃发展，其陶艺家正忙于创造历史上第一个批量生产的物品。使用标准化的模具，专业工匠可以在短时间内生产数千个这样的碗。

但是谁在使用这些碗呢？最广泛接受的解释是，它们被用来向强迫的“护卫”劳工团伙分发口粮，这些工人很可能是周围村庄的农民，他们被征召从事挖掘灌溉渠或竖立城墙等项目，并在寺庙土地上做季节性工作。⁵⁴在乌鲁克和当时的其他地点发现的大量此类碗证明了劳动力的规模和所涉项目的规模。这些劳工很可能来自不同的村庄和家庭群体，为他们不认识的人工作，从事对他们自己或家人几乎没有直接好处的项目。在旧的公社结构之外，新的阶级关系开始形成。

社会基础的生产关系发生的变化开始产生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在乌鲁克时期之前，所有土地都属于家庭集体，不能从家庭中流出。这意味着它始终由乡村公社拥有和集体控制，乡村公社本身由几个大家族组成，类似于荷马希腊人的绅士。这种外邦人或氏族拥有土地的证据甚至可以在很久以后的早期王朝时期看到。在购买田地的“合同”中，购买者必须向个体卖方的整个大家庭分发“礼物”，然后才能获得他们的许可，将土地从其集体控制中解放出来。⁵⁵但是，从城市中出现的新关系对这种事态构成了重大威胁。

随着乌鲁克的成长，原有的村庄土地继续在旧的家庭制度下进行管理。然而，在寺庙的指导下，由护卫工人进行的灌溉工程的扩展创造了任何家庭或村庄都无法声称拥有的处女耕地。这意味着它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旧的公社制度。相反，这些新土地被分配给寺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寺庙土地的一部分被分配给个人，以换取向城市提供的服务。自然，这些人来自统治精英。这些转让并不赋予绝对所有权，被视为一种临时和可撤销的津贴，但它们仍然具有创造一种独立于村庄的个人拥有和控制土地的形式的效果。

旧社区秩序的解体也可以在乌鲁克市本身看到。乌鲁克的公民并非都从村庄榨取的盈余中平等受益。寺庙对剩余产品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为自己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寺庙官僚机构没有消费的东西在其控制下储存、分配和交易。另一方面，家庭制度的解体造成了一个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下层阶级。剩余开采对村庄的负担越来越大，开始迫使那些无力偿还的农民负债累累。那些未能偿还债务的人可能会被债权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奴役。在乌鲁克晚期，我们开始看到寡妇和孤儿作为一种奴役劳动形式的证据，在寺庙附属的作坊中生产纺织品。⁵⁶然后，这些作坊的产品将被交易，有时是长距离交易，以换取铜和黑曜石等抢手的商品。

这种“文明”的新产品也有力地表明，此时乌鲁克妇女的地位已经下降到什么程度。在城市中，工资或土地被授予个别工匠、牧师等，他们总是男性。在农村，使用牛拉犁种植谷物同样是男性独有的职业。随着社会分工的这一分支变得至关重要，男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变得至关重要。

“妇女作为家庭中平等生产者的地位被贬低，沦为’奴役’，是男人欲望的奴隶，只是生产孩子的工具”⁵⁷，正如恩格斯所说。苏美尔人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展开你的长袍，这样他就可以躺在你身上，为这个原始人执行女人的任务！”⁵⁸，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沙玛什”的捕猎者要求。通过男性继承的兴起使妇女完全依赖丈夫或男性亲属。如果他们的丈夫死了，寺庙提供的唯一救赎就是在作坊里工作，在肮脏的条件下从事家庭的“妇女工作”，只是为了扩大统治阶级的财富。恩格斯说“头等阶级的压迫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一致的”，这并非没有道理。⁵⁹

回顾乌鲁克阶级社会的兴起，很难相信如此巨大的篡夺行为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单靠武力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托洛茨基所写，“每个统治阶级的历史理由都在于这一点——它所领导的剥削制度将生产力的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⁶⁰在这一发展的基础上，相当一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特别是在城市。这种发展可以从文字和货币的诞生中看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两项创新。

写作和金钱

货币、写作和阶级社会的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写作或多或少同时发展，但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专注于美索不达米亚。粘土上的符号，被称为会计代币，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开始出现在近东。试图解释三只羊的人可能会制作三个“绵羊”令牌，并将它们串在一根绳子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羊群变得越来越大，代表不同数量的牲畜的符号被发明出来。然后，令牌通常被包裹在粘土外壳中，称为大疱，并烘烤。⁶¹来自叙利亚Tell Brak等网站的象形图板在数字旁边显示动物的图像，反映了在成熟的书写系统出现之前，这种符号的使用可以发展得最远。

在乌鲁克，开发了一种书写系统，允许寺庙官僚根据前一时期的象形文字相互交流复杂的概念。最初，它被用来组织乌鲁克的经济资源。从公元前 3，200 年左右开始，“楔形文字”文字（指其标志的楔形）开始出现在考古记录中。在与乌鲁克相关的楔形文字片中，约85%是经济和行政性质的。像楔形文字这样异常复杂的书写系统，预先假定社会中存在一个有时间学习阅读和写作的阶层：抄写员。文士拥有这些知识使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统治阶级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古埃及对行业的讽刺》中所说：“看，除了抄写员的职位外，没有没有主管的办公室。他是主管！”⁶²

虽然它始于经济需要，但写作随后被用于各种目的。楔形文字在美索不达米亚被使用了数千年。最终，最早的文学和诗歌，如著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歌曲《胡里安赞美诗》和汉谟拉比的法典都将被刻在楔形文字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诗人心中都承载着会计师的“破碎遗骸”。

正如盈余和寺庙官僚机构的增长创造了通过写作进行信息交流的社会需求一样，社会内部专业化和相互依存性的增加需要不断交换越来越广泛的产品。在乌鲁克，这些交流主要由寺庙管理。例如，生产斜边碗的陶工可以期望从寺庙获得足够的大麦配给，这些大麦本来是从村庄拿走的什一税。

寺庙进行的分布的规模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新石器时代常见的个人交流的界限。因此，需要一个更客观的计量系统。银的重量以谷物、谢克尔、米纳斯和人才来衡量。然后，该系统被用来创建记账单位，使寺庙官僚能够比较通过其商店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从而产生了最早和最基本的货币形式：“通用价值衡量标准”。⁶³

最初，大麦的体积和贵金属的重量都发挥了这种作用：300升大麦等于一银谢克尔。这些早期形式的货币几乎肯定不会作为硬币或货币在人群中流通。事实上，这些数量的大麦和白银是寺庙内进行抽象价值测量的有形代表。但就像写作一样，金钱不会永远局限于寺庙官僚的办公桌。它注定要在文明史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货币、信贷和今天所有闪闪发光的高级金融塔都可以从这些不起眼的银和大麦口粮中汲取它们的谱系。

时间的测量也标准化了，使用六十进制计数系统，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确年份 12 个月零 360 天。这个系统也要感谢我们包含60分钟的时间。同样，引入了标准化的距离测量，以协助规划农田和灌溉渠。亚里士多德明智地指出，所有这些创新都与牧师和抄写员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直接相关，为科学思想的力量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并催生了第一批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国家的诞生

到公元前3，100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以圣殿为中心的牧师和文士阶层，他们对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并开始为自己确保可遗传的私人财富储备。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阶级正在变得完全的自我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优于社会其他人，并宣传一种反映他们利益的统治意识形态。

乌鲁克新统治阶级出现的另一个特征是第一批“祭司国王”的崛起，他们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雕像和粘土印章设计中。任何历史上可验证的身份或记录的行为都不能可靠地与这些匿名统治者联系起来。甚至“祭司国王”这个名字也用词不当，因为我们能找到的关于乌鲁克统治者的最早头衔是En，意思是“大祭司”。这些国王是否真的可以被视为最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元首，还有待商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些“祭司之王”的出现，标志着旧的公社社会制度的进一步质变，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开始。

随着剩余产品的急剧增加及其在寺庙中的集中，乌鲁克等城市越来越需要竖立城墙并组织某种形式的军事力量，以击退牧民游牧部落甚至敌对城市的袭击。然而，这个军事组织需要一名指挥官。当时的粘土印章表明，这一角色是由乌鲁克的祭司国王和后来的苏美尔君主履行的。⁶⁴

在国王的下面还有unkin—一个公共集会。然而，这不仅仅是旧社区组织的延续。旧的村民大会是解决组成村庄的家庭内部问题的决策机构。相比之下，新兴国家或原始国家不仅声称对祭司国王居住的城市拥有绝对权威，而且还声称对周围领土拥有绝对权威。大会可以像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长老”一样，在与巨人洪巴巴的斗争之前警告浮躁的国王。⁶⁵但最终，祭司国王只对保护城市的神负责，实际上对他统治的统治阶级负责。

祭司国王崛起后不久，乌鲁克经历了一段危机和崩溃的时期，标志着所谓的“第一次城市化”的结束。公元前3，100年之后，我们发现不仅出现了“重大倒退”⁶⁶考古记录中的乌鲁克文化，但该地区其他城市的永久衰落甚至完全消失，这些城市在整个公元前四千年与乌鲁克一起成长。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阿尔斯兰特佩遗址，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该市的大型寺庙建筑群被大火烧毁，从未重建。⁶⁷

证据太少，无法对如此普遍的崩溃提出一个明确的解释。一个潜在的因素是干旱的影响或过度耕作的影响，但其他更多的社会因素也可能发挥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纵观阶级社会的历史，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统治阶级倾向于将任何危机的负担转移到直接生产者的肩上。当生产扩大时，社会中新的阶级矛盾可能会有所模糊，但随着农业生产的下降，农民村庄与城市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变得明显。

马里奥·利弗拉尼（Mario Liverani）在他的《古代近东》（The Ancient Near East）一书中认为，阿尔斯兰特佩神庙被大火烧毁表明了一场暴力斗争。可以肯定的是，它只被几个简单的家庭所取代，没有恢复到集中的寺庙结构。在乌鲁克境内爆发了类似的斗争，村庄抵制寺庙对盈余的要求，甚至试图完全脱离。

在第四个千年末的危机之后，一个全新的结构进入了考古记录：宫殿。乌鲁克和类似的定居点以寺庙建筑群为中心，这些建筑群占有和控制了全部盈余。后来的定居点，如Jemdet Nasr，拥有一座寺庙和一座宫殿建筑群，有储藏室和作坊，类似于乌鲁克时期的寺庙。⁶⁸ 宫殿，e-gal（意为“大房子”），因此既是生产中心，也是行政中心，是卢加尔（字面意思是“大人”）的住所。从这一点开始，国家的存在，在这个词的最充分意义上，是无可争辩的。

暴力的作用

乌鲁克经历的危机，以及阿尔斯兰特佩等其他地点的彻底崩溃，表明祭司的直接统治，尽管他们拥有相当大的意识形态力量，但缺乏在需要时压制臣民所需的蛮力。第一批军队只不过是武装人员，应征入伍。如果人民自己在反抗，祭司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阶级关系的延续所需要的是一支由“专门从事军事活动的全职工人”组成的永久力量。⁶⁹与广大民众分开，不仅是为了保护城市免受外来者的侵害，也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免受被压迫群众的侵害。这个“武装人员的特殊机构”将成为国家，以“大人物”为首。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

“因此，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权力;就像“道德观念的现实”一样少……相反，它是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社会的产物;承认这个社会卷入了无法解决的自我矛盾，陷入了它无力消除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但是，为了使这些具有经济利益冲突的阶级对立不致在徒劳无益的斗争中消耗自己和社会，一个显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已经变得必要，以缓和冲突并将其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而这种权力，产生于社会，但将自己置于社会之上，日益疏远社会，这就是国家。 ”⁷⁰

与恩格斯提出的解释相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经常认为国家是所有邪恶的根源，包括阶级社会、不平等和金钱，这些邪恶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国王和国家的有组织暴力的基础上产生的。例如，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认为，“金钱的真正来源在于犯罪和补偿、战争和奴隶制、荣誉、债务和救赎。”⁷¹但这显然与考古记录相矛盾，考古记录在恩格斯的辩护中占有重要地位。

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正确理解是它与阶级社会的绝对相互依存。乌鲁克的经验表明，没有国家保护和调节，任何阶级社会都无法长期生存。但是，把阶级剥削解释为国家的产物，就是本末倒置。除非我们把国家定义为任何形式的暴力或控制，从而使国家永恒和无意义，否则从对古代国家的研究可以明显而易见，当第一批真正的国王和国家出现时，阶级社会已经在形成过程中。

阶级社会的兴起到处都需要强行建立国家，这只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几千年来准备的旧公社关系的最终瓦解是不可能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的。社会中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利益与开始出现的新的剥削关系直接冲突。与此同时，社会中显然有影响力的阶层从新秩序中获得了很多好处。这产生了一场冲突，在决定性的时刻，这场冲突很可能将整个社会分裂成对立的阵营，最终只能通过武力来决定：“武力是每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士。它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大国。"⁷²

综合和不平衡的发展

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阶级社会是如何从社区的新石器时代社会发展而来的。这导致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列出了他在这些早期阶级社会中发现的重要“特征”，包括“全职专业工匠，运输工人，商人，官员和牧师”，剩余的提取，写作，以及“现在基于居住地而不是亲属关系的国家组织”。⁷³

柴尔德的许多批评者将他对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过程之一的宝贵描述扭曲为某种国家形成的“配方”，其中国家只是包含城市加上上述所有特征的任何社会。因此，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分析过于规范，实际上只适用于美索不达米亚。然而，这种说法站不住脚。马克思主义者明白，国家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特征清单。有些文明，例如印加文明，从未发展过文字;还有一些像古埃及这样的城市，其中城市发挥了较小的经济作用。与其根据社会的表面特征，以经验的分类学方式对社会进行分类，不如研究它们的起源、发展和与当时其他社会的关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描述了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它采取了“古典形式”。⁷⁴ 仅顺便提及其他国家/地区。同时，他并不认为在英国进行这一进程的确切形式是进行这一进程的唯一途径。是什么使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国家，也使它独一无二。它是第一个从封建主义发展中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这意味着这个过程持续了数百年，并且有许多中间的过渡形式。这使得我们得以仔细研究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其他一些国家发生的潜在的一般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一个为市场生产羊毛的时期，然后是制造业，最后是工厂制度，以发展资本主义。

所谓的“原始”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在苏美尔，埃及和中国发现的。这些早期的阶级社会远非“原始”，而是极其“混乱”和矛盾的，带有早期共产主义关系的印记。例如，在这些文明的影响下，后来涌现出来的文明的速度要快得多，而且没有乌鲁克所能找到的史前包袱。后来发展起来的苏美尔城邦，如乌尔，可以超越他们的前辈。这种现象在历史上被广泛记载，包括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率先发展的特权很快被“落后的特权”所取代，即经济上较落后的社会可以通过依靠其更先进的竞争对手的成就来更快、更合理地发展。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中也有类似的过程。他解释说，雅典国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由私有财产、奴隶制和金钱的“腐蚀性”影响引起的大规模社会动荡，所有这些都已经在其他地方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雅典阶级社会的兴起不仅发生在比乌鲁克短得多的时期，而且甚至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没有中央集权的寺庙官僚机构或税收作为获取剩余产品的主要手段。这是一个基于质的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其特点是更高水平的私有财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奴隶制，正是因为它后来出现，基于铁器时代而不是青铜时代的技术，并且与苏美尔和埃及相比处于不同的环境中。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被批评为对阶级社会的发展应用僵化的模板。但是，如果我们正确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国家的崛起，我们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我们甚至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铁律是，不同阶段的社会之间的不断互动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的飞跃和多样性：列夫·托洛茨基将这种现象称为“综合和不平衡的发展”。

无论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孔雀王朝和玛雅人、希腊和罗马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些国家发展的过程都是相同的。在任何情况下，生产力的必要发展都导致剩余的生产，而剩余的生产又使一群人能够依靠他人的劳动产品生活。在发展过程中，这个群体发展成为一个有自己利益的阶级，与社会其他人相对立。无论是由于外部压力，还是由于这个新的阶级社会的内部矛盾（通常是两者兼而有之），最终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国家，作为“秩序”的守护者，即现有生产关系的稳定和延续，将自己提升到社会其他部分之上。这个过程可以在数千年或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并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最重要的教训是，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是由社会阶级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矛盾造成的。

个人的角色

这并不是说，在基本经济条件开始形成的每一个社区中，国家和阶级必然会自动发展。在真实的历史事件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中新兴的阶级斗争过程中，这种过程可能会被打断、分散、减缓或逆转。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解释的：

“历史什么也没做，它‘没有巨大的财富’，它‘不打仗’。是人，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做这一切，拥有和战斗；‘历史’可以说不是一个人分开，利用人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历史只不过是人类追求目标的活动。” ⁷⁵

个人可以在早期国家的形成中发挥非常决定性的作用，就像他们在现代阶级斗争中一样。在考古学中，解释早期国家兴起的一个流行概念是“扩张原则”。这认为，在从酋长领地向国家的过渡过程中，个人“扩张者”或“伟人”在增加自身权力的驱使下，在早期国家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通常相当于一种“伟人”的历史观，它将伟人的行为和个性作为社会历史中独立的驱动因素。但是，通过唯物主义的国家形成方法，有可能将这些伟人置于他们真正的位置。这在埃及国家形成中最为明显，因为强调复杂的葬礼仪式和皇家葬礼使我们能够轻松挑选出各个国王的坟墓。

我们可以从统一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国王纳尔默的描述中看到，国家形成的过程远非自动的。Narmer调色板提供了历史上最早的已知任何国王的描绘之一，显示Narmer戴着上埃及的王冠，迫使下埃及人向他投降，手里拿着狼牙棒。早期王朝的国王不仅仅是继承一个现成的国家;他们必须通过武力形成一个。

如果纳尔默是一个无能和懦弱的领导者，那么古埃及国家的形成可能不会采取同样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的性格和行为是决定性的：事件是否像现在这样发生取决于执行它们的人。然而，雄心勃勃、有魅力的个人在历史上的每一个时刻都存在。任何希望了解国家崛起的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那个特定时刻，这些人能够以如此具有历史决定性的方式实现他们的目标。

像埃及人的纳尔默、萨波特克国王的美洲虎或苏美尔的卢加尔这样的人，可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行事，但他们也反映了一个被自身矛盾撕裂的阶级社会中存在的潜在必要性。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

“一个伟人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个人品质赋予了伟大的历史事件以个人特征，而是因为他所具有的品质使他最有能力满足他那个时代的巨大社会需要，这些需要是由于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而产生的。⁷⁶

就像哥贝克力石阵的寺庙建造者和排干苏美尔沼泽的新石器时代定居者一样，第一批“伟人”是用自己的行动和能力创造历史的人。但他们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如果他们的愿景和野心似乎仅仅通过意志力就改变了社会，那是因为这种愿景揭示了一幅未来图景，远远超过任何个人的意愿。

在阶级社会的曙光中，推翻公社和建立国家是当时的“重大社会需求”之一。必须找到解决社会中出现的危机的方法，并且在国家的诞生中找到了解决方案，其中像纳尔默这样的领导人的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犯的错误是暗示个人能动性和历史必然性是相互排斥的，而实际上两者在每个历史事件中都是统一的。正是通过无数个人意志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发挥了作用。

捍卫进步

考虑到新石器时代农民面临的艰辛以及他们的许多后代在阶级社会下所遭受的剥削，有些人质疑我们是否可以将这种发展描述为“进步”。当然，自由主义关于开明的“社会契约”的神话，在这种契约下，全人类过着更加和平和繁荣的生活，这显然是错误的。苏美尔农民的生活可能和他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一样“肮脏、野蛮和短暂”。进步也不能被视为任何形式的道德优势，如果阶级社会对妇女的奴役是可以接受的。唯一能够考虑到历代以来发生的明显发展，而不使自己陷入无望的自我矛盾纠结的进步概念，是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力量和我们自己的社会发展的掌握。

当然，如果进步意味着每个人生活各个领域的改善，那么从上一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我们很难在人类历史上找到多少真正的进步。然而，这一时期整个人类的进步是毋庸置疑的。在公元前5000年至2000年间，世界人口增加了五倍，从估计的500万增加到2500万。⁷⁷利弗拉尼估计，与新石器时代的水平相比，第一批城邦的崛起恰逢产量增加了十倍。⁷⁸生产力的提高，包括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科学、数学和艺术的发现，是在更加不平等和压迫的关系下实现的，只会加强这些关系。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是如此。使阶级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进步的，不是它们抽象的道德优越性，而是它们作为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具体必要性：进一步发展的唯一形式。

但是，各种形式的阶级剥削和压迫曾经是社会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永远如此。原始共产主义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但它同样不可避免地被推翻了。阶级社会凭什么可以声称自己是整个历史所趋向的人性的最终和绝对表现？在历史和自然界中一样，“所有存在的东西都应该灭亡”;作为发展前进道路的东西最终注定要被同样的发展所推翻。

在我们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取得的每一项胜利都必然带来其自身的障碍和威胁，必须与之作斗争，争取进一步进步的斗争必须与之作斗争。在阶级社会下尤其如此，在阶级社会中，“每向前一步也是相对的倒退，一些人的繁荣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挫折赢得的”。⁷⁹因此，进步的真正内容，即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以一系列有限的和相互矛盾的形式实现的。如果我们今天发现这些形式令人反感，那么告诉我们的只是它们已经过时了。但这绝不是反驳总体进展的事实。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发展的生产力正在与私有财产、所谓的“自由市场”和世界分裂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束缚作斗争的世界。定期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战争和日益恐怖的气候变化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进步。只有推翻这个已经失效和垂死的制度，我们才有希望将人类从其继续存在的噩梦中解放出来。但这只能通过夺取目前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数十亿无产工人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并以理性和民主的方式规划全球经济来实现。简言之，人类的进一步进步只意味着阶级社会本身的终结，以及它的所有致命的外衣，尤其是国家。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在1884年写道：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⁸⁰

今天，这个阶段早已到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不仅存在，而且“烂熟”。现在我们必须努力使恩格斯的预言成为现实，并为全人类建立一个自由、满足和希望的未来。

引用：

[^20];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Wellred Books，2020），第一版序言，第二十八页

[^50]; M Liverani, The Ancient Near East, pg 48

K Marx，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Marx & Engels Collection （MECW），Lawrence & Wishart， p. 192 ↩︎
F Engels， “Karl Marx’s Funeral”， MECW，（Lawrence & Wishart， 2010）， pg 467 ↩︎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86页 ↩︎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23卷，第17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81b节 https://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abo:tlg,0086,025:1:981b ↩︎
R Leakey，《人类的形成》（BCA，1981）第107页 ↩︎
S Mithen，《冰之后》（凤凰城，2004）第323页 ↩︎
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Wellred Books，2020年）第29页 ↩︎
《女性的压迫：为女性的压迫》，2010年6月，第31页 https://cdarmangeat.blogspot.com/2016/11/une-nouvelle-version-de-ma-brochure-sur.html ↩︎
M Lombard和K Kyriacou，“狩猎采集妇女”，牛津研究人类学百科全书，2020年9月28日在线发布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854584.013.105 ↩︎
哈斯等人，“早期美洲的女性猎人”，《科学进展》第6期，第45期（2020年11月1日）：eabd0310。 ↩︎
I Habib，《印度人民史》，第1卷（图利卡，2015），第66页 ↩︎
同上。 ↩︎
M Lombard和K Kyriacou，“狩猎采集妇女”，牛津研究人类学百科全书，2020年9月28日在线发布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854584.013.105 ↩︎
C奈特，共产主义使我们成为人类吗？ https://brooklynrail.org/2021/06/field-notes/Did-communism-make-us-human ↩︎
一个莫勒，非洲桑族妇女权利的变化 https://www.unearthwomen.com/ ↩︎
哈比卜，《印度人民史》，第1卷（图利卡，2015年），第41页 ↩︎
米森，冰之后，第139页 ↩︎
同上，第391页。 ↩︎
同上，第136页。 ↩︎
同上，第140页。 ↩︎
G Willcox 和 D Stordeur，“叙利亚北部公元前十千年驯化前的大规模谷物加工”，古代，（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 年），86（331），第 99-114 页。doi：10.1017/S0003598X00062487。 ↩︎
N Milner, Star Carr Volume 1, (White Ro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https://universitypress.whiterose.ac.uk/site/books/e/10.22599/book1/ ↩︎
Mithen, After the Ice, pgs 30 & 34 ↩︎
S Mithen, After the Ice, pg 37 ↩︎
G Hillman, et al.,“New evidence of Lateglacial cereal cultivation at Abu Hureyra on the Euphrates”, The Holocene, 11(4), (May 2001) pgs 383–393. doi: 10.1191/095968301678302823. ↩︎
A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g 156 ↩︎
C Mann, “The Birth of Religion”, National Geographic, June 2011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article/gobeki-tepe ↩︎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MECW, Vol. 26, pg 289 ↩︎
L Clare, A brief summary of research at a new World Heritage Site (2015–2019) https://lens.idai.world/?url=../repository/eDAI-F_2020-2/eDAI-F_Clare.xml#citations ↩︎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1681-w ↩︎
Marx,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ECW, Vol. 29, pg 263 ↩︎
Marx, Capital vol. 1, pg 492 ↩︎
Liverani, The Ancient Near East, (Routledge 2014), pg 38 ↩︎
S Brace et al, “Ancient genomes indicate population replacement in Early Neolithic Britain”,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volume 3, (2019), pgs 765–771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9-019-0871-9?proof=t ↩︎
Mithen, After the Ice, pg 60 ↩︎
T Molleson, “The Eloquent Bones of Abu Hureyra", Scientific American 271, no. 2 (1994): 70-75. Accessed November 23, 2020. https://www.jstor.org/stable/24942804 ↩︎
C Hansen et al, Modern Gender Roles and Agricultural History: The Neolithic Inheritance (November 4, 2012), pg 5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170945 ↩︎
T Belkin et al., Woman the Toolmaker: Hideworking and Stone Tool Use In Konso, Ethiopia, (Walnut Creek, Calif.: Left Coast Press, 2006) ↩︎
P Cockshott, How the World Works: The Story of Human Labor from Prehistory to the Modern Day,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pg 38 ↩︎
A Henshall, “The Chambered Cairns”, The Prehistory of Orkney BC 4000–1000 AD,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5). ↩︎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Wellred Books, 2020), pg 78 ↩︎
Marx,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ECW, Vol. 29, pg 263 ↩︎
B Arnaud, “First Farmers”, Archaeology Magazine Volume 53 Number 6, November/December 2000 ↩︎
Mithen, After the Ice, pg 59 ↩︎
ibid., pg 434 ↩︎
ibid., pg 52 ↩︎
Marx, Capital vol. 1, pg 448 ↩︎
H Peoples, P Duda & F Marlowe, “Hunter-Gatherers and the Origins of Religion”, Human Nature 2016; 27: 261–282, Published online 2016 May 6. doi: 10.1007/s12110-016-9260-0 ↩︎
M Liverani, The Ancient Near East, pg 53 ↩︎
M Liverani, The Ancient Near East, pg 53 ↩︎
M Liverani, The Ancient Near East, pg 62 ↩︎
Marx, Capital vol. 1, pg 472 ↩︎
M Liverani, The Ancient Near East., pg 69 ↩︎
ibid., pg 72 ↩︎
ibid., pg 101 ↩︎
J Scott,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g 159 ↩︎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Wellred Books, 2020), pg 37 ↩︎
https://www.ancienttexts.org/library/mesopotamian/gilgamesh/tab1.htm ↩︎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pg 46 ↩︎
L Trotsky, “The USSR in War”, In Defence of Marxism (Wellred, 2020), pg 7 ↩︎
W Hallo & W Simps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pgs 25-26 ↩︎
https://www.worldhistory.org/article/1074/the-satire-of-the-trades ↩︎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88页 ↩︎
利弗拉尼，《古代近东》，第75页 ↩︎
https://www.ancienttexts.org/library/mesopotamian/gilgamesh/tab2.htm ↩︎
利弗拉尼，《古代近东》，第88页 ↩︎
同上。 ↩︎
利弗拉尼，《古代近东》，第89页 ↩︎
同上，第80页。 ↩︎
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威尔雷德图书，2020年），第155页 ↩︎
格雷伯，债务：最初的5000年，（梅尔维尔之家，2014年），第19页 ↩︎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16页 ↩︎
V G Childe，“城市革命”，城市规划评论（利物浦大学出版社，1950） 21（1）： 3–17 ↩︎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76页 ↩︎
马克思：《神圣家族》，《世界文学部》第4卷，第93页 ↩︎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plekhanov/1898/xx/individual.html ↩︎
J Scott，反对谷物：最早国家的深刻历史（耶鲁大学，2017），第4页 ↩︎
利弗拉尼，《古代近东》，第572页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Wellred Books，2020），第46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198页。 ↩︎

辩证唯物法论

Sat, 23 Jul 2022 00:00:00 +0000

这个题目中准备讨论下列各问题:

(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

(二)过去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

(三)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

(四)哲学对象问题;

(五)物质论;

(六)运动论;

(七)时空论;

(八)意识论;

(九)反映论;

(十)真理论;

(十一)实践论。

下面简述这些问题的观点。

(一)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历史给予无产阶级以消灭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就用辩证法唯物论作为他们斗争的精神上的武器，作为他们各种见解之哲学基础。辩证法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只有当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认识世界的时候，才能够被我们正确地和完整地把握住; 只有从这种立场出发，现实世界才能真正客观地被认识。这是因为一方面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先进与最革命的阶级;又一方面，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是高度的和严密的科学性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性密切地结合着的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中国无产阶级担负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必须采取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精神的武器。如果辩证法唯物论——一种最正确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被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广大革命份子所掌握，他们就能够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命的任务，团结自己和同盟者的队伍，战胜反动的理论，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工作的错误，达到解放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犯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

(二)旧的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

现代的唯物论，不是过去各种哲学学说的简单的继承者，它是从反对过去统治哲学的斗争中，从科学解除其唯心论和神秘性的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不但继承了唯心论的最高产物——黑格尔学说的成果，同时还克服了这一学说的唯心论，唯物地改造了他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又不但是一切过去唯物论发展的继续和完成，同时还是一切过去唯物论的狭隘性之反对者，即机械的直觉的唯物论(主要的是法国唯物论与费尔巴哈唯物论)之反对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和最完备的哲理的科学。

中国在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自觉地走上政治舞台及科学水平之提高，发生了与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然而在它的第一时期，中国的唯物论思潮中唯物辩证法的了解还很微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机械唯物论，和德波林派的主观主义风气占着主要的成分。1927 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进了一步，唯物辩证法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最近，由于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也由于苏联哲学清算运动的影响，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了一个广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这个运动，目前虽还在青年的阶段上，然从其广大的姿态来看，它将随着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同革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发展，以横扫的阵势树立自己的权威，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勇往迈进，定下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进入胜利之途的基础。

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

(三)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唯心论的马克思主义修正派认为辩证法唯物论的全部实质只在于它的“方法”。他们把方法从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裂开来，把辩证法从唯物论割裂开来。

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辩证法，不是如同黑格尔一样的唯心的辩证法，而是唯物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丝毫也不能离开它的宇宙观的，另一方面机械唯物论者却又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看作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去了它的辩证法，而且认为这种宇宙观就是机械的自然科学之各种结论。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简单的唯物论，而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这两种割裂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辩证法唯物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

(四)唯物辩证法的对象问题 ——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什么的?

列宁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理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看做关于客观世界的发展法则及(在辩证法各范畴中反映这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发展法则的学问。他说:论理学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问，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及精神的事物之发展法则的学问，即关于世界的一切具体内容及其认识之发展法则的学问。换言之，论理学是关于世界认识之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列宁虽然把作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看的唯物辩证法的意义强调起来，然而这是因为辩证法系由世界认识的历史中得出来的结论。因此他说:“辩证法就是认识的历史”¹。

上述列宁对于当作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对象所给与的定义，他的意思是说: 第一、唯物辩证法与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有它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便是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之最一般的发展法则。并且研究的时候，唯物辩证法的任务，不是从头脑里想出存在于各现象间的关联，而是要在各现象本身中观察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来。列宁的这种见解同少数派唯心论者把(事实上离开了具体科学及具体知识的)范畴的研究当做唯物辩证法的对象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少数派唯心论者企图建立一个从认识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现实发展中游离了的各范畴的哲学体系，这样他们就事实上放弃了唯物辩证法。第二、各个科学分科(数学、力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物质世界及其认识之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各个科学的法则是狭隘的，片面的，被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所限制了的。唯物辩证法则不然，它是一切具体科学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一般内容，及人类的其它一切科学认识之总计、结论、加工和普遍化。这样，唯物辩证法的概念、判断和法则，是极其广泛的(包含着一切科学的最一般的法则，因此也包含着物质世界的本质的)各种规律性和规定，这是一方面。在这方面，它是宇宙观。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是从一切空想、僧侣、主义、和形而上学解放出来的真正科学认识上的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基础，因此它同时又是研究具体科学的唯一确实的、有客观正确性的方法论。我们说唯物论辩证法或辩证法唯物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在这里更加明白了。这样对于否认哲学存在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者和庸俗化者的错误也可以懂得了。

关于哲学对象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反对使哲学脱离实在的现实，使哲学变为某种独立实质的东西。指出了那根据实在生活和实在关系的分析而生长出来的哲学之必然性，反对单单以论理观念和论理观念的自然做研究的对象，如同形式论理学及少数派唯心论的那种干法。所谓根据实在生活和实在关系的分析生长出来的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这种论发展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解说唯物辩证法为论发展的学说。恩格斯称唯物辩证法为“论自然社会及思维之一般的发展法则”²的学说。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看作“最多方面的，内容最丰富的，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³他们都认为在这种学说以外的其他一切哲学学说所述一切发展原则的公式，概属狭隘的无内容的“截去了自然和社会之实际发展过程的东西”4。至于唯物辩证法之所以被称为最多方面的，内容最丰富的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原故，乃是因为唯物辩证法是最多方面地和最丰富地、最深刻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变化过程中的矛盾性和飞跃性，而不是因为别的东西。

在哲学对象问题中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辩证法、论理学及认识论的一致性的问题。

列宁着重指出辩证法、论理学及认识论的同一性，说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说“三个名词是多余的，它们只是一个东西”⁴，根本反对那些马克思主义修正派把三者当做完全各别独立的学说去处理的那种干法。

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也是唯一科学的论理学。唯物辩证法研究吾人对外界认识的发生及发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转移，研究自然及社会的发展法则在人类头脑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唯物辩证法研究客观世界最一般的发展法则，研究客观世界最发展的姿态在思维中的反映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研究现实事物的各过程及各现象的发生、发展，消灭及相互转化的法则，同时又研究反映客观世界发展法则的人类思维的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论理学的一致。

要彻底了解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三者为什么是一个东西，我们看下面唯物辩证法怎样解决关于论理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之相互关系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了。

恩格斯说:“对于一切哲学家的思维方法来说，黑格尔思维方法的长处就在于横亘在根底面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感，他的形式虽说是抽象的唯心论的，然而他的思想的发展却常常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的。并且历史原来就是思想的检证。”⁵“历史常常在飞跃地错杂地进行着。因为有这种情形，所以假若常常要依从历史的话，不但要注意许多不重要的材料，而且会不得不使思想行程中断。这时唯一适当的方法，就是论理的方法。然而这—论理的方法根本仍然是历史的方法，不过舍去了它那历史的形态与偶然性罢了”⁶。这种“论理发展与历史发展一致”的思想，是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充分注意了的。“论理学的范畴，是外在的与活动之无数个别性的简约”⁷。“范畴就是分离的阶段，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一个网和网的结节点的”⁸。“人的实践活动，把人类的意识几十亿次反复不息地应用到各种各样的论理学式子里面，这样，这些式子就得到了所谓公理的意义了”⁹。“人类的实践，反复了几十亿次，才当做论理的式子固定在人类意识中。这些式子，都有着成见的永续性，因为是反复了几十亿次的结果，才有着公理的性质”¹⁰。上述列宁的那些话，指明唯物辩证法的论理学的特点，不象形式论理学那样，把它的法则和范畴看成空虚的，脱离内容而独立的，对于内容无关心的形式，也不象黑格尔那样，把他看成脱离物质世界而独立发展的观念要素，而是把它当做反映到和移植到我们头脑里，并且经由头脑加工制造过的，物质运动的表现去处理。黑格尔立脚在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上，把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同一性当做唯心论的同一性去处理。反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里，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同一性，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只有用唯物论解决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只有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才能使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用辩证法唯物论去解决论理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相互关系的最好的模范，首先要算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同时又包含了这一社会的论理发展。《资本论》所分析的，是那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及消灭反映出来的各经济范畴的发展的辩证法。这问题之解决的唯物论性质，在于他以物质的客观历史做基础，在于把概念和范畴当做这一现实历史的反映。资本主义的理论¹¹和历史的一致，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论理学和认识论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一致的门径。

以上是辩证法唯物论的对象问题。

(五)物质论

马克思主义继续和发展哲学中的唯物论路线，正确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彻底唯物地指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或意识对于存在的依赖关系)。

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以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存在为前提的。隶属于唯物论营垒的第一个条件就承认物质世界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人类出现以前它就存在，人类出现以后也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承认这一点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前提。

拿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证据是多得很的。人类时刻同外界接触; 还须用残酷的手段去对付外界(自然界同社会)的压迫和反抗;还不但应该而且能够克服这些压迫和反抗——所有这些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实在情形，就是最好的证据。经过了万里长征的红军，不怀疑经过地区连同长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它作战的敌军等等的客观存在，也不怀疑红军自己的客观存在，中国人不怀疑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自己的客观存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也不怀疑这个大学和学生自己的客观存在。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地离开我们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的东西，这是一切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哲学的物质观。

哲学的物质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不相同的。如果说哲学的物质观在于指出物质的客观存在，所谓物质就是说的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引起人的感觉，并在感觉中得到反映)。那末这种说法是永远不起变化的，是绝对的。自然科学的物质观则在于研究物质的构造，例如从前的原子论，后来的电子论等等，这些说法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变化的，是相对的。

根据辩证法唯物论的见地去区别哲学的物质观与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彻底贯彻哲学的唯物论方向之必须条件。在向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作斗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唯心论者根据电子论的发见轰传物质消灭的谬说，他们不知道关于物质构造之科学知识的进步，正是证明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论之正确性。因为表现在旧的物质概念中的某些物质属性(重量硬度，不可入性，惰性等等)，经过现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即电子论的发现，证明这些属性仅存在于某几种物质形态中，而在其它物质形态中则不存在，这种事实，破除了旧唯物论对于物质观念的片面性与狭隘性，而对于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存在之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却恰好证明其正确。原来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正是以多样性去看物质的世界的统一，就是物质多样性的统一。这种物质观，对于物质由一形态转化到另一形态之永久普遍的运动变化这一种事实，丝毫也没有矛盾。以太、电子、原子、分子、结晶体、细胞、社会现象、思维现象——这些都是物质发展的种种阶段，是物质发展史中的种种暂时形态。科学研究的深入，各种物质形态的发现(物质多样性的发现)，只是丰富了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的内容，那里还会有什么矛盾?区别哲学的物质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必要的，因为二者有广狭之别然而是不相矛盾的，因为广义的物质包括了狭义的物质。

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不承认世界有所谓非物质的东西(独立的精神的东西)。物质是永久与普遍存在的，不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无阻的，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从来如此”与“到处如此”的东西(就其统一性而言)，那就是哲学上的所谓客观存在的物质。用彻底的唯物论见地 (即唯物论辩证法见地) 来看意识这种东西，那末所谓意识不是别的，它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是人类物质头脑的一种特殊性质，是使意识以外的物质过程反映到意识之中来的那种物质头脑的特殊性质。由此可知，我们区别物质同意识并把二者对立起来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只在认识论的见地有意义。因为意识或思维只是物质(头脑)的属性，所以认识与存在的对立就是认识的物质同被认识的物质的对立，不会多一点。这种主体同客体的对立，离开认识论领域就毫无意义。假如在认识论以外还把意识同物质对立起来，就无异于背叛唯物论。世界上只有物质同它的各种表现，主体自身也是物质的，所谓世界的物质性(物质是永久与普遍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就是这个意思。一句话，物质是世界的一切。“一统归于司马懿”，我们说“一统归于物质”。这就是世界的统一原理。

以上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论。

(六)运动论(发展论)

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在于它的物质论，即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这种世界的统一原理，在前面物质论中已经解决了。

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在于它的运动论(或发展论)，即承认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是物质多样性的表现，

这就是世界的发展原理。世界的发展原理同上述世界的统一原理相结合，就成为辩证法唯物论的整个的宇宙观。世界不是别的，就是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或物质世界是无限发展的)。

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观，对于(一)离开物质而思考运动，(二)离开运动而思考物质，(三)物质运动的简单化，都是不能容许的，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论，就是同这些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及机械的观点作明确而坚决的斗争建立起来的。

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论，首先是同哲学的唯心论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相对立的。一切哲学的唯心论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们从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出发，设想世界的运动及发展是没有物质的、或在最初是没有物质的、而是精神作用或上帝神力的结果。德国唯心论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从所谓“世界理念”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周易哲学及宋、明理学都作出唯心论的宇宙发展观。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世界，佛教及中国一切拜物教都把宇宙万物的运动发展归之于神力。所有这些离物质而思考运动的说法都和辩证法唯物论根本不相容。不但唯心论与宗教，就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及现在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论，当他们说到自然现象时，是唯物论的运动论者，但一说到社会现象时，就无不离开物质的原因而归着于精神的原因了。

辩证法唯物论坚决驳斥所有这些错误的运动观，指出他们的历史限制性——阶级地位的限制与科学发展程度的限制，而把自己的运动观建设在以无产阶级立场及最发达的科学水准为基础的、彻底的唯物论上面。辩证法唯物论首先指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不是由外力推动的)，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同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是一样不可思议的事。把唯物的运动观同唯心的及唯神的运动观尖锐地对立着。

离开运动而思考物质，则有形而上学的宇宙不动论或绝对均衡论，他们认为物质是永远不变的，在物质中没有发展这回事，认为绝对的静止是物质的一般状态或原始状态。辩证法唯物论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最普遍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属性。一切的静止与均衡仅有相对的意义，而运动则是绝对的。辩证法唯物论承认一切物质形态均有相对的静止或均衡之可能，并认为这是辨别物质，因而亦即辨别生命的最重要条件(恩格斯)。但认为静止或均衡只是运动的要素之一，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情况。离开运动而考察物质的错误，就在于把这种静止要素或均衡要素夸张起来，把它掩蔽了并代替了全体，把运动的特殊情况一般化、绝对化起来。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思想家爱说的一句话:“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这样的宇宙不动论。他们也承认宇宙及社会现象的变动，但否认其本质的变动，在他们看来，宇宙及社会的本质是永远不变动的。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阶级限制性，封建地主阶级如果也承认宇宙及社会的本质是运动与发展的，就无异在理论上宣布他们自己阶级的死刑。一切的反动势力，他们的哲学都是不动论。革命的阶级同民众，却眼睛看到了世界的发展原理，因而主张改造这个社会及世界，他们的哲学是辩证法唯物论。

此外辩证法唯物论也不承认简单化的运动观，就是说把一切的运动都归结到一种形式上去，即归结到机械的运动，这是旧唯物论宇宙观的特点。旧唯物论(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十九世纪的德国费尔巴哈唯物论)也承认物质的永久存在和永久运动(承认运动的无限性)，但仍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不去说他们在社会论上的见解依然是唯心论的发展观。就在自然论上，也把物质世界的统一，归结到某种片面的属性，即归结到运动的一个形态——机械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原因在外力，象机械一样，由外力推之而运动。他们不从本质上，也不从内部原因上去说明物质或运动、本质或关系的一切多样性，而从单纯的外面的发现形式上从外力原因上去说明它，这样在实际上就失掉了世界的多样性。他们把世界一切的运动，都解作场所的移动与数量的增减。物质某一瞬间在某一场所，另一瞬间则在另一场所，这样就叫做运动。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增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变化是循环的，是反复产生同一结果的。辩证法唯物论与此相反，不把运动看作单纯的场所移动及循环运动，而把它看作无限的质的多样性，看作由一形态向他一形态的转化，世界物质的统一和物质的运动，便是世界物质无限多样性的统一与运动。恩格斯说:“运动的一切高级形态必然同力学的(外的或分子的)运动形态结合着，例如:如果没有热和电气的变化，化学的作用就不可能，如果没有力学的(分子的)热量的、电气的、化学的变化等等，有机的生命也不可能，这当然是不能否认的。然而如果只有某些低级运动形态的存在，是决不能包括各种状态中主要形态的物体的”。这话是千真万确地合于事实。即使就单纯机械运动而论，也不能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解释它。须知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辩证法的，虽然它们之间的辩证法内容的深度与多面性有着很大的差异。机械运动仍然是辩证法的运动，所谓物体某一瞬间“在”某处，其实是同时“在”某处，同时又不在某处，所谓“在”某处，所谓“不动”，仅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情况，它根本上依然是在运动，物体在被限制着的时间内和被限制着的空间内运动着。物体总是不绝地克服这种限制性跑出这种一定的有限的时间及空间的界限以外去成为不绝的运动之流。而且机械运动只是物质的运动形态之一，在实在的现实世界中，没有它的绝对独立的存在，它总是联系于别种运动形态的。热、化学的反应，光、电气，一直到有机现象与社会现象，都是质地上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界时期的自然科学的划时代的大功劳，就在于发现了运动转化法则，指出物质的运动总是由一形态转化成为另一形态，这样的转化的新形态是与旧形态本质上不同的。物质所以转化的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由于外部机械力的推动，而是由于内部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两种因素相争相斗推动着物质的运动与发展。由于这个运动转化法则的发现，辩证法唯物论就能够把世界的物质统一原理扩大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上去，不但把世界当作永远运动的物质去考察，而且把世界当做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无限前进运动的物质去考察，即把世界当作发展，当作过程去考察，做一句话来说:“统一的物质世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样就把旧唯物论的循环论击破了。辩证法唯物论深刻地多方面地观察了自然及社会的运动形态，认为当作全体看的世界之发展过程是永久的(无始无终的)。但同时各个历史地进行的具体的运动形态又是暂时的(有始有终的)，就是说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并在一定的条件下消灭的。认为世界的发展过程由低级的运动形态生出高级的运动形态，表示了它的历史性与暂时性，但同时任何一个运动形态无不是处在永久的长流中(无始无终的长流中)。依据着对立斗争的法则(自己运动的原因)，使每一运动形态总是较之先行形态进到了高一级的阶段，它是向前直进的，但同时就各个运动形态来说(就各个具体的发展来说)，却也会发生转向运动或后退运动，前进运动同后退运动相结合，在全体上就成为复杂的螺旋运动，认为新的运动形态是作为旧的运动形态的对立物(反对物)而发生的，但同时新的运动形态又必然保存着旧的运动形态中的许多要素，新东西是从旧东西里面生长出来的。认为事物的新形态、新性质、新属性的出现，是由连续性的中断即经过冲突和破局而飞跃地产生的，但同时事物的连结和相互关系又决不会绝对破坏。最后辩证法唯物论认为世界无穷尽(无限)，不但就其全体来看是这样的，同时就其局部来看也是这样的，电子不是同原子分子一样表现着一个复杂而无穷尽的世界么?

物质运动的根本形态，又规定根本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科目。

辩证法唯物论把世界的发展当作无机界经过有机界而达到最高物质运动形态(社会)的一个前进运动去考察，这一运动形态的从属关系就成了和它相应的科学(无机界科学，有机界科学，社会科学的从属关系的基础)。恩格斯说:“各种分类的科学是把特定的运动形态或相互关联相互推移的一联的运动形态拿来分析，因此科学的分类就在于要依从着运动的固有顺序去把各个运动分类排列起来，仅在这一点来说，分类才有意义。”¹²

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是采取质地不相同的各种形式的物质的运动，因此也就不能忘记物质运动的各种具体形式这个问题。所谓“物质一般”与“运动一般”是没有的，世界上只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物质或运动。“物质和运动这些字眼只是一些简写的名词，在这些名词中，我们依照它们的共同特性是把各种不同的被感觉的事物一概包括在内的。”14

以上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运动论或世界发展原理。这个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与方法论，无产阶级及一切革命的人们如果拿着这个彻底科学的武器，他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并改造这个世界。

(七)时空论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空间和时间也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运动的物质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并且物质的运动本身是以空间和时间这两种物质存在的形式为前提的。空间和时间不能与物质相分离。“物质存在于空间”这句话，是从物质本身具有伸张性，物质世界是内部存在着伸张性的世界，不是说物质被放在一种非物质的空虚的空间中。空间和时间都不是独立的非物质的东西，也不是我们感觉性的主观形式。它们是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形式。它们是客观的，不存在物质以外，物质也不存在于它们以外。

把空间和时间看作物质存在的形式的这种见解，是彻底的唯物论的见解。这种时空观，同下列几种唯心论的时空观是根本相反的:(一)康德主义的时空观，认时间和空间不是客观的实在，而是人类的直觉形式;(二)黑格尔主义的时空观，认发展着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日益接近于绝对观念;(三)马赫主义的时空观，认时间和空间是“感觉的种类”，“使经验和谐化的工具”。所有这些唯心论观点，都不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都不承认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自身发展中反映着物质存在的形式。这些错误理论，都被辩证法唯物论一个一个地驳翻了。

辩证法唯物论在时空问题上，不但要同上述那些唯心论观点作斗争，而且要同机械唯物论作斗争。特别显著的是牛顿的(机械论)，他把空间看做同时间无关系的不动的空架子，物质被安置到这种空架子里面去。辩证法唯物论反对这种机械论，指出我们的时空观念是在发展的。“世界上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便没有别的东西，而运动的物质若不在空间和时间中便无运动之可能。人类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是相对的，但是这些相对的概念积集起来就成为绝对的真理。这些相对的概念不断发展着，循着绝对真理的路线而前进，日益走近于绝对真理。人类关于空间时间概念的变动性，始终不能推翻二者的客观实在性，这正和关于物质的运动形式及其组织之科学知识的变动性，不能推翻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是一样的。”15

以上是辩证唯物的时空论。

(八)意识论

辩证唯物论认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发展之一形式，是一定物质形态的特性。这种唯物主义同历史主义的意识论是和一切唯心论及机械唯物论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根本相反的。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意识的来源，是由无意识的无机界发展到具有低级意识形态的动物界，再发展到具有高级意识形态的人类。高级意识形态不但同生理发展中的高级神经系统不可分离，而且同社会发展中的劳动生产不可分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着重指出意识对物质生产发展的依赖关系，和意识同人类言语发展的关系。

所谓意识是一定物质形态的特性，这种物质形态就是组织复杂的神经系统，这样的神经系统只能发生于自然界进化的高级阶段上。整个无机界、植物界和低级的动物界，都没有认识在他们内面或外面发生着的 l那些过程的能力，它们是没有意识的。仅在有高级神经系统的动物体，才具有认识过程的能力，即具有自内反映或领悟这些过程的能力。吾人神经系统中的客观生理过程，是同它之内部取意识形式的主观表现相随而行的。凡就本身论是客观的东西，是某种物质过程，它对于具有头脑的实体却同时又是主观的心理的行为。

特殊思想实质的精神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思想的物质——脑子。这种思想的物质是有特别质地的物质，这种物质随着人类社会生活中言语的发展而达到高度的发展。这种物质具有思想这一种特殊性质，这是任何别的物质所不具备的。

然而庸俗唯物论者却认思想是脑子分泌出来的物质，这种见解歪曲了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念。须知思想感情和意志的行为，不是具有重量和伸张性的东西，意识同重量伸张性等是同一物质之不同的性质。意识是运动的物质之内部状态，是反映着在运动的物质中所发生的生理过程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同客观的神经作用过程不可分离，但又不与这过程相同，把这二者混同起来，推翻意识的特殊性，这就是庸俗唯物论的观点。

和这同样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附和心理学中某些资产阶级的左翼学派的见解，实质上也完全推翻了意识。他们把意识解作理化的生理的过程，认为高级实体的行为之研究，可以由客观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去执行。他们不了解意识的本质之质的特殊性，看不到意识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他们把客体和主体之具体历史的一致，代之以主客的等同，代之以片面的机械的客观的世界。这种把意识混同于生理过程的观点，无异取消了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个哲学中的根本的问题。

孟塞维克的唯心论企图用一种妥协理论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论，把唯物论同唯心论调和起来，他们拿客观主义同主观主义的原则，而这种原则既非机械的客观主义，也非唯心的主观主义，而是客观和主观之具体历史的一致。

可是还有怀疑论，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关于意识问题的物活论的见解。在他的“石子也是有意识的”一句名言中充分表现着。照他的意见，意识不是发生于物质发展过程中的，而是最初就存在于一切物质的。石子的、低级有机体的和人的意识之间，仅仅在于程度上的区别。这种反历史的见解，对于辩证唯物论认为意识是最后发生的具备着质的特殊性的见解，也是根本相反的。

只有辩证唯物论的意识论才是意识问题上的正确的理论。

(九)反映论

做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单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不够的，还须承认意识对于物质的可认识性。

关于物质能否被认识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切过去哲学都觉得无力对付的问题，只有辩证法唯物论能够给予正确的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既同不可知论相反，又同直率的实在论不同。

休谟同康德的不可知论，把认识的主体隔离开来，认为越出本体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自在之物”和它的形象之间存在着不可跳过的深沟。马赫主义的直率实在论，则把客体同感觉等同起来，认为真理在感觉中就已经成就了完成的形态。同时，他们不但不了解感觉是外界作用的结果，而且不了解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即外界作用在主体的感觉机关和思想的脑子中所做的改造工夫(取印象和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

只有辩证法唯物论的反映论，肯定地答复了可认识性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灵魂”。根据这一理论，指明我们的印象和概念不但被客观事物所引起，而且还反映客观事物。指明印象和概念，既不象唯心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主体自动发展的产物，也不是不可知论者所说的那样，是客观事物的标符，而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照象和样本。

客观的真理是不依靠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它虽然反映在我们的感觉和概念中，但不是一下子就取完成的形态，而是一步一步完成的，认为客观真理在感觉中就已经取着完成形态，而被我们获得的那种直率实在论的见解是一种错误的见解。

客观真理在我们感觉和概念中虽不是一次就取完成的形态，然而不是不能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不可知论的见解，认为意识是能够在认识过程中反映客观真理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反映到我们的感觉印象、概念上来时，就变成“为我之物”了。感觉和思维，并不是如同康德所说的那样，把我们同外界隔离开来，而是把我们同外界联系起来的。感觉和思维就是客观外界的反映。思想的东西(印象和概念)并非别的，不过是 “人类头脑中所转现出来和改造过来的物质的东西”(马克思)。在认识过程中，物质世界是愈走而愈接近地愈精确地愈多方面地和愈深刻地反映在我们的认识中。向着马赫主义和康德主义作两条战线的斗争，揭破直率实在论和不可知论的错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任务。

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认为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无限度的，这和不可知论者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那种见解根本相反。但我们之接近绝对真理，却每一次有其历史上的确定界限。列宁这样说:吾人知识之接近客观的绝对真理，是历史地有限度的。但是这一真理的存在是绝对的，我们不断地向真理接近也是绝对的。图画的外形是历史地有条件的，但这张图画描绘着客观上存在的模型则是绝对的，我们承认人的认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真理是不能一次获得的。但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我们又承认真理能够完成于人类认识的历史运动中。

列宁还说:对于自然人类思想中的反映，不要死板板地或绝对地去了解他，认识不是无运动与无矛盾的，认识是处于永久的运动过程中，“即矛盾之发生和解决的永久的运动过程中”¹³。认识运动时一个复杂的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运动，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见解。

一切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反历史的观点，都不把认识当作过程看待。因此都带着狭隘性。感觉主义的经验论之狭隘性，在感觉和概念之间挖开了深沟。理性主义学派的狭隘性，则使概念脱离了感觉。只有把认识当作过程看待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才彻底除去了这样狭隘性，把认识放在唯物的与辩证的地位。

反映论指出:反映过程不限于感觉和印象，也存在于思维中(抽象的概念中)，认识是一个由感觉到思维的运动过程。列宁曾说:“反映自然的认识，不是简单的，直接的整体的反映，而是许多抽象的思考、概念、法则等等之形成过程”¹⁴。

同时列宁还指出: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过程，是飞跃式地进行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精确地阐明了:认识中的经验元素和理性元素相互关系之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许多哲学家都不了解认识的运动过程中，即从感觉到思维(从印象到概念)的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突变。因此理解这一由矛盾而产生的飞跃式的转变，即理解感觉和思维的一致为辩证的一致，便是理解了列宁反映论的本质之最重要的元素。

(十)真理论

真理是客观的，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观。

真理首先是客观的。在承认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及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之后，就等于承认了真理的客观性。所谓客观真理，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我们的知识或概念的内容之唯一来源，再也没有别的来源;只有唯心论者否认物质世界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这一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才主张知识或概念是主观自主的，不要任何客观的内容，因而承认主观真理，否认客观真理。然而这是不合事实的。任何一种知识或一个概念，如果它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它就不是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主观地自欺欺人的迷信或妄想。人类以改变环境为目的之一切实际行动，不管是生产行动也罢，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行动也罢，其他任何一种行动也罢，都是受着思想(知识)的指挥的。这种思想如果不适合于客观的规律性，即客观规律性没有反映到行动的人的脑子里去，没有构成他的思想或知识的内容，那末这种行动是一定不能达到目的的。革命运动中所谓主观指导犯错误，就是指的这种情形。马克思主义所以成为革命的科学知识，就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实际规律，它是客观的真理。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所以都是错的东西，就是因为它们不根据于正确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的妄想。有人说，一般公认的就是客观真理(主观唯心论者波格达诺夫¹⁵这样说)。照这种意见，那末，宗教和偏见也是客观真理了，因为宗教和偏见虽然实质上是谬见，可是却常常为多数人所公认;有时正确的科学思想反不及这些谬见的普及。唯物辩证法根本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只有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性的科学知识，才能被称为真理，一切真理必须是客观的。真理与谬说是绝对对立的，判断一切知识是否为真理，唯一的看他们是否反映客观的规律。如果不合乎客观规律，尽管是一般人都承认的，或革命运动中某些说得天花乱坠的理论，都只能把它当作谬说看待。

唯物辩证法真理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的问题，它的答复是否认前者而承认后者。唯物辩证法真理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它的答复不是片面地承认或否认某一方面，而是同时承认它们，并指出它们正确的相互关系，即指出它们的辩证性。

唯物辩证法在承认客观真理时，就是承认了绝对真理的。因为当我们说知识的内容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时，这就等于承认了我们知识的对象是那个永久的绝对的世界。“关于自然之一切真理的认识，就是永久的无穷的认识，因此它实质上是绝对的”19。然而客观的绝对的真理不是一下子全部成为我们的知识，而是在我们认识之无穷的发展过程中，经过无数相对真理的介绍，而到达于绝对的真理。这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的表现。人类的思维，就它的本性说，能给我们以绝对真理，绝对真理乃由许多相对真理积集而成，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增加新的种子到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中去。但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却总是相对的。绝对真理仅能表现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上，如果不经过相对真理的表现，绝对真理就无从认识。唯物辩证法不否认一切知识之相对性，但这只是指吾人知识接近于客观绝对真理的限度之历史条件性而言，而不是说知识本身只是相对的。一切科学上的发明，都是历史地有限度的和相对的，但是科学知识跟谬说不同，它显示着描画着客观的绝对的真理，这就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相互关系之辩证法的见解。

有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另一种是唯心论的相对论。对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相互关系问题都是不正确的。

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根据于他们的“物质世界无变化”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认为人类思维也是不变化的，即认为在人的意识中这一不变的客观世界，是一下子整个被摄取了。这就是说他们承认绝对真理，而这个绝对真理是一次被人获得的，他们把真理看成不动的，死的，不发展的东西。他们的错误不在于他们承认有绝对真理——承认这一点是正确的，而在于他们不了解真理的历史性，不把真理的获得看作一个认识的过程。不了解所谓绝对真理者，只能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开发出来，而每一步向前的认识，都表现着绝对真理的内容，但对于全部真理说来，它具有相对的意义，并不能一下子获得绝对真理的全部。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关于真理的见解，表现了认识论一个极端。

认识论中关于真理问题的再一个极端，就是唯心论的相对论。他们否认知识之绝对真理，只承认它的相对意义。他们认为一切科学的发明，都不包含绝对真理，因而也不是客观真理，真理只是主观的与相对的。既然这样，那末一切谬说就都有存在的权利了，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统治阶级剥削劳动群众，这些侵略主义与剥削制度也就是真理，因为真理横直只是主观的与相对的。否认客观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结果，必然到达这样的结论。并且唯心论的相对论，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替统治阶级作辩护的，例如相对论的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之目的就在于此。这样看来，不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是唯心论的相对论，都不能正确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只有唯物论辩证法，既给思维与存在相互关系问题以正确的解答，并且随之而来又确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再则，还同时给了绝对与相对真理以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论。

(十一)实践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与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的依赖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同时也认识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与其他社会成员协力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了解了人与人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是这个原故。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提给人们对于外界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会发生力量。农民如果得不到收获，工人如果做不成器物，罢工斗争，军队作战，民族革命，如果也都得不到胜利，那末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们的认识没有外界的过程的实况去反映这些过程的规律性。因而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不能达到预想的结果。人们要想得到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一般性的价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价值”¹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与基本的观点。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国民党考察团到延安的头一二天，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与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与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理论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与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外部的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与推理的方法，就可生出理论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与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或叫论理阶段，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抗日民族抗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与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国共合作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与推理的阶段，在人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认识之真正任务不在感性的认识，而在理性的认识。认识之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达到于思维，到达于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与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理论的认识。再重复地说，理性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理性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之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之内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之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之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之由浅入深的唯物辩证法的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之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与阶级斗争之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的法则，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即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重要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比较深刻、比较正确、比较完全地反映自然。”¹⁷列宁又曾这样指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理性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与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与列宁也不能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产生，这是因为虽然同时但不同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身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者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的人，那些人在他们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与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份子”，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多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与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到是他的反面——诚实与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化学家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具体理论与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来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与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附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正确的、重要的、非瞎说的)抽象”，那末它们是可靠的，否则便是不可靠。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属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了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份子”之所以可笑，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中国商人有一句话:“要赚畜生钱，要跟畜生眠”。这句话对于商人赚钱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运动——认识之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过程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与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个别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到了他们实践的后期——有意识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教训了他们，他们就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时他们就造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与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苏稚埃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的战争之规律性，懂得了战略与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说:他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这项工作的内容与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说到了解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客观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 l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与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与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与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改造和整顿，属于概念、判断、与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与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与理论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发源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重复了历史上“经验论”的理论。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不去说“经验只是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与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其内部联系规律性，就非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论的系统不可，非从感性认识，改变到理性认识不可。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地，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¹⁸庸俗的事物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哲学上的认识论与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与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宇宙，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改造宇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¹⁹。人的一切行动(实践)都是受人的思想指导的，没有思想，当然就没有任何的行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在把它空谈一会，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用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住了世界现实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用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或理性的认识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此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际，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认为真理，不但在于发现此学说时，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等人科学地构成此学说时，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辩证唯物论之是否为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认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实践是认识论第一与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的好:“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²⁰。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投身于变革在某一一定发展阶段内之某一一定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与主现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之法则性的理论、思想、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理论、思想、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于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某一救国团体的成立，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之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与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理论、思想、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部分或全部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与预想结果之正确的认识)。但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一定发展阶段内之某一一定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之推移而言，人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与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与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与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所贵于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加以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一定的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一定的发展阶段向另一一定的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及参加革命的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与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

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限制的原故。许多人受了阶级条件的限制(反动的剥削阶级，他们已无认识任何真理的能力，因而也没有改造宇宙的能力，相反地，他们变成了阻碍认识真理与改造世界的敌人)，有些人受了劳动分工的限制(劳心、劳力的分工，各业之间的分工)，有些人受了原来的错误思想的限制(唯心论与机械论等多属于剥削份子;但也有被剥削份子，由于剥削份子的教育而来)，而一般的原因则在受限制于技术水平与科学水平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利用自己天然优胜的阶级条件(这是任何别的阶级所没有的)，利用新的技术与科学，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紧密地依靠革命实践的基础，使自己的认识跟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使理论的东西随历史的东西，平行并进，达到完满地改造世界的目的。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中国 1927 年的陈独秀主义，苏联的布哈林主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派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轮后面怨恨车轮走的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清谈主义。中国 1930 年的李立三主义，苏联在尚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派别看待时的托洛斯基主义(现在则已成最反动的派别)，以及世界各国的超左思想，都属于这一类。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强迫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与机械论，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都没有唯物辩证的认识论的根据，他们都是以主观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与实践相舍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人的认识也在绝对的真理中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之认识只有相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也是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认识中来。实践中之发展与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之发生、发展与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根据于一定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大宇宙中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到了今日的时代，正确地认识宇宙与改造宇宙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与中国的黑暗面，把它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及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为自己为世界推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也都正开始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进自己与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与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形式，循环发展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知行统一观。

注释: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第 2 版序言》:“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55 卷，第 77 页) ↩︎
出自《自然辩证法》中《[辩证法作为科学]•辩证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3 版，第 3 卷，第 907 页:“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个一般规律”。 ↩︎
出自《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辩证法》。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6 卷，第 55 页:“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 ↩︎
出自《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55 卷，第 290 页:“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
出自《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 2 部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3 版，第 2 卷，第 12 页:“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 ↩︎
出自《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 2 部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3 版，第 2 卷，第 13 页:“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 ↩︎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第 2 版序言》。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55 卷，第 75 页:“逻辑的范畴是‘外部存在和活动的’‘无数’‘细节’的简化”。 ↩︎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第 2 版序言》。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55 卷，第 78 页:“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 ↩︎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第 2 篇客观性》。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55 卷，第 160 页:“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不同的逻辑的式，以便这些式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 ↩︎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第 3 篇观念》。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55 卷，第 186 页:“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 ↩︎
原文如此，恐为“论理”(即“逻辑”)误。 ↩︎
出自《自然辩证法》中《[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3 版，第 3 卷，第 943 页:“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其内在序列所进行的分类、排序，科学分类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此。” ↩︎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第 3 篇观念》。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55 卷，第 165 页:“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 ↩︎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第 1 篇主观性》。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55 卷，第 152 页:“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 ↩︎
即波格丹诺夫。 ↩︎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第 3 篇观念》。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55 卷，第 183 页:“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
出自《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主观逻辑或概念论•概念总论》。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55 卷，第 142 页:“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它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
参见前注。 ↩︎
出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以及《怎么办?》第 1 章第 4 节。分别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 卷，第 443 页;第 6 卷，第 23 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
出自《论列宁主义基础》第 3 部分《理论》。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99—200 页:“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

就事论事-对安倍晋三的死亡的反思

Sun, 10 Jul 2022 00:00:00 +0000

安倍晋三遭到了刺杀。他流血倒地的图像在全球社交媒体网络上瞬间传遍，引发了雷霆式的讨论。

首先，对待安倍这个“军国主义遗腹子”式的右翼政客的死，表明日本极右翼势力抬头,并以有组织的暗杀的方式清洗日本右翼队伍，而且这必定导致日本中右势力将不得不对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极右翼势力进行戒备,甚至慢慢削弱。对于中国人民和日本、世界进步的人民，也很难对被刺者寄予过多的同情。可是，仅仅表达难以寄情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

反对慈悲为怀

有人说，安倍是右翼，但不是极右的，甚至自作聪明地以为“留着”安倍更有利。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安倍晋三都干了些什么？

在经济上，以2020年第二季度为例，日本全国产出较第一季度水平下降7.8%，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7.8%，季度降幅比2009年大衰退时超过60%以上。

事实上，2013年初安倍上台时宣传的巨大希望遗憾地落空了。安倍当时宣称了他的经济政策，很快就被称为“安倍经济学”，有三支“箭”，分别是货币增发、财政刺激和结构改革。现在我们可以说，我称之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结合的安倍经济学，对促进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几乎没有起到作用。我们来看看安倍政府自己用来检验成功的基准之一，即安倍经济学文本中列出的经济增长指标：名义GDP。

2012年底安倍上台时，名义GDP为495万亿日元。他给政府定下的目标是让日本经济达到600万亿日元。在COVID-19爆发之前，实现了多少呢？到2019年底，名义GDP达到了560万亿日元，每年增长2%左右。而实际GDP的表现更差，年均增长只有1.2%，几乎是G7经济体中最差的，仅仅略好于最差的意大利。

在工资方面，日本的劳动者要多花11%的时间才能挣到和二十年前同样多的工资，而且有些人加班加点都没有加班费。很多工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做两份或更多的兼职，有的人做多份兼职，每周工作时间长达70小时 !在安倍执政的期间，每个员工平均的年工作时间有所下滑，但这仅仅是因为很多新员工是兼职或者临时工——日本的年平均工作时长仍然位列全球最高之一。

同时，安倍晋三没能促进日本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的低增长。在经合组织的36个国家中，日本仅仅排名第21。2018年日本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只有46.8美元（相当于4744日元）；还不到爱尔兰102.3美元生产率的一半，大概只有美国74.7美元生产率的60%。

总之，经济上万变不离（凯恩斯主义）其宗，根本无益于日本资本主义，借提高物资生活条件欺骗无产阶级，还大大激起了日本的阶级对立和矛盾。 这或许也是他为什么被刺杀的经济背景。

在政治上，安倍晋三曾经在国会上宣称日共为“暴力革命组织”，称“共产党有昭和26-27年（1951-1952年）在全国杀人放火暴力革命的行为。我们意识到他们并没有改变这个方针。”

在任上，安倍还致力于自卫队国防军化、扩军备战。讽刺的是，刺杀安倍的山上彻也，是一名前日本自卫队成员。

这也警示全球其他试图把人民绑上战车的帝国主义者：玩火必自焚。

综上，安倍这种老练于实际政治操作的、看似“没那么右”的狡猾政客，实际上在经济问题糟糕的日本大肆推行矛盾转移，大喊反共，大搞军国主义，恐怕比那些高喊口号的极端者还要危险一些，还要反动一些。有人会问：“安倍不是下台了吗？”是的，安倍虽然已经下台，但就他能影响菅义伟和岸田文雄的交接来看，他在自民党仍是个“教父”级别的人物。

安倍的长期执政，为当代日本在右倾道路上狂奔打开了“恐怖闸门”。安倍推进了什么，这是明摆着的。

列宁指出：“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 二战以后，美帝出于一己利益之私，重新“武装”起日本：其中作为日帝侵略基础的垄断资本也在美帝保护和扶植下迅速恢复发展起来，特别是从美帝侵朝等战争中发了横财。垄断资本的恶性膨胀使它的生产同原料供应和商品市场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国内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战后日本保守的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就是政治上的缩影。

美日反动派置战争教训于不顾，一心复活军国主义，这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这是上个世纪反法西斯斗争不彻底的象征，留给今天世界人民的斗争任务也是明摆着的。毫无疑问，作为战后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又在最近的历史条件下给这个反动趋势加强了一把。法西斯分子咎由自取，使日本民族受到伤害（战后幸存的日本人一度靠捡垃圾中的食物为生。许多日本女人主动向美国占领军投怀送抱，日本男人则拎着骨灰盒默默走过—骨灰盒里面也许是他的战友，也许是他的兄弟）；其他民族则遭受无妄之灾(大约有三千万中国人死于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由此引起中国人民、东亚人民和世界人民警惕反感，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偏偏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情心泛滥的人士，面对如此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的评价和态度，离奇地要求“去政治化”或“抛开政治不谈”。当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泛滥的同情心，被用于一个继承了上世纪对中国人民严重犯罪的日本军国主义衣钵的政治人物身上时，其恶臭性质就不是通常的“叼盘”所能解释的了。

忙着对这号人物表示慈悲，这“叼盘”少了一份搞笑，多了一份令人细思极恐的黑色性质。我们看到的是某些人在涉及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不清醒”—或许可以解释为：在资产阶级及其走狗那里，确实可以存在这种“互相怜惜”。这无疑是反动的。

警惕民族主义

历史上，民族主义曾经在德国、日本等国家嚣张一时，导致国家走上法西斯主义邪路，给世界人民和本民族人民造成毁灭性灾难。我们也不能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第二国际奉行民族沙文主义政策，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曾经被列宁严厉批判。其特征有四。

其一，无限贬低他国，自嗨自乐。他们把安倍当成符号，无底线地丑化、愚化、脸普化，把符号先于思考，认为用表情和抖机灵就可以参与严肃讨论，追求虚假的身份认同的快感；还有对能被“无意义的行为”轻易煽动，认为能参与到虚假的历史中（其实也可以归为虚假的身份认同）；最后就是对纯粹乐子人，完全被符号的享乐机制异化，符号行为仅仅只是为了恶心他人找乐子的病态快感。他们摆出一副“不要用思考来占据我的娱乐时间”，“我上网就是为了图一乐”，“反思怪又开始了”，“宁这么会反思怎么还在这敲键盘呢”的嘴脸，殊不知，享乐主义恰恰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当今互联网上最大的权威。（为什么他们能看乐子呢?因为觉得和自己过于遥远，毫不相关）这实际就是将严肃的历史娱乐化、虚无化，从而解构对抗日战争和现代帝国主义认识的伟大意义，落得愚人亦自愚的后果。

其二，自己完美无缺，他国（如日本）一无是处。一些人，为显示自己爱国，就容不得别人半点批评，否则就扣上“恨国党”、“汉奸卖国贼”帽子。言论上充斥着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到处都是自己如何如何厉害，他国如何如何衰败无能。他们很容易从“民族自尊自信”异化为“民族自大自夸”，坠入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迷惑自我，失去对真实世界的判断能力。事实上每个国家如同每个人一样，总是既有所长、又有所短，只盯着他国的短处无限放大，而看不到或故意不看对方的长处，则是明显的偏执自大、狂妄无知，并不是真正对付对手的方法。只有知已知彼，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智，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无原则上纲上线，随便扣帽子、打棍子。打着“爱国”旗号的暗流，肆意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动辄将一些简单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经常以“不爱国”为名，对不同观点、不同做法的人进行人身攻击，扣帽子、打棍子。比如一些人没有在群聊中发表对安倍的死亡的搞怪，就被扣上“50万”的帽子；那些没有对暗杀者有狂热崇拜的人甚至被拉黑（暗杀行动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方法的，这只是幼稚派在犯英雄史观的形而上学错误）。虽然这招看起来好使，也容易使，且具有极大蛊惑性，但无法掩盖其浮噪浅薄的本质。

其四，立场先行，唯我独尊。不是首先以事实为根据，通过事实来推定立场，甚至做不到就事论事；而是首先以立场为判断，站在立场的角度来臆断事实。

这样的判断就不可能是客观的、唯物的，而是主观的、唯心的。更由于这种主观的、唯心的思想作怪，容不得别人的半点不同意见，以我划线，唯我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语言暴力，如果充斥网络，必然妨碍正常的交流。显然，被狭隘民族主义裹挟的社会舆论毒化了网络空间，其负面影响显面易见。举对待蒋介石的死亡这样一个阶级立场明确的问题为例：毛泽东曾经私下为蒋介石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据说那天，毛泽东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主席时而静静地躺著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这首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泽东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要是放在一些民族主义者的面前，恐怕连毛主席他们也要扣上帽子。

在我国，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些人做爱国生意的绝好资本。各种狡猾的利己主义者，眼里根本没有什么民族大义，心中根本没有什么家国情怀，却把民族主义用“爱国”口号精心包装，贩卖给那些焦虑于国家崛起的人们。对于安倍的死，他们可以明目张胆的把它降格为消费广告，大肆赚起了死人钱。甚至只要狠狠地贬低别的国家和地区，狠狠地夸耀本国、本城、本地区，这种言论不仅没有任何风险，能得到体制的默许鼓励，还能大把大把地以“爱国”之名，轻松收获无数的粉丝和掌声，何乐而不为呢？

同时，民族主义的虚浮宣传，还客观上起到掩盖社会矛盾的作用，将社会主要矛盾秘密转移，突出与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而遮蔽国内阶级阶级矛盾的实质。正如列宁所述：“俄国统治集团想用老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一方面用暴力镇压国内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煽动民族主义的感情、制造一些后果无法预料的外交冲突来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国内的可悲局面。” 列宁还指出：“民族主义的偏见也助长了战争。在文明国家里，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经常在培养这种偏见，其目的是诱使无产阶级群众放弃他们本身的阶级任务，使他们忘记国际的阶级团结的责任。” 因此，在阶级社会里，民族主义历来是统治阶级用以欺骗和利用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目的是为维护其统治服务的。

归根结底，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其底色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体现， 列宁曾经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年代，爱国主义代表的是一种十足反动落后的政治思潮，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集中反映。 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同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往往是被大资产阶级利用作为转移社会矛盾、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 只有有通过阶级分析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只有通过受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才有可能解决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把阶级矛盾解决了，才能将民族矛盾解决。

最后，谈谈马列主义者对这类行为应有的态度。

第一，肯定地不跟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舆论后面，简单谴责采取行动的群众个体，乱发“慈悲”，而不对事件所处的具体阶级环境、社会政治背景做分析；

第二，反对一切对这种行为的符号化，拒绝成为乐子人，用阶级分析去看待历史事件而不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消化方式去理解事件。警惕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利用。应当认识到此类行动带有相当的局限性，不容易对实际的社会政治议程发生影响。（就是说，既要把他的死当回事，联合日本无产阶级，又不要把这太当回事。）死了一个安倍，结束不了“安倍既定路线”，甚至还将出现更加右倾的政治人物（如岸田文雄的修宪）。同样的，支持甚至模仿暗杀行动也可能会像俄国革命中那些只会大喊大叫，冲塔，冒着绞刑和同归于尽的危险去暗杀沙皇的民意党知识分子一般，结果一事无成。

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只有觉悟、团结起来，把斗争矛头指向整个资产者阶级而不仅是资产者及其政客个人，才是长远的解放之道。

“动荡的十年”与“改革的神话”经济发展数据对比

Wed, 18 May 2022 00:00:00 +0000

为了破除反革命分子对共和国49-76年尤其是文革时期经济发展的污蔑，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对1950-2011年的全国经济发展增长量进行整理比较，相信任何有基本判断能力的人做出比较后都能得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发展程度要好于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时期。本文根据50年以后的政治经济阶段把62年的发展划成若干个时期，并加以简要说明，把各重要的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展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农业比较特殊，因为历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心人士”在农业问题上总是攻击集体化、人民公社，污蔑集体农业效率低下，而中修肢解社会主义最早也是从农业开始的。那么，为了对比，在农业问题上，本文主要按集体化和非集体化的时期作对比，这样的分期上和工业的数据有所不同。

一、选取的比较对象

能源动力：能源消耗量、发电量

工业产品：钢产量、煤产量、水泥产量

农业：粮食产量、耕地面积、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部分、每公顷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化肥施用过的土地增产明显）

交通运输：铁路营运里程、公路营运里程、铁路货运量

二、划分阶段的的划分依据

本文把49年之后的年份，划分成了若干个阶段，主要是根据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大形势划分的，并不完全按照“五年计划”或是整十年的比较，因为这样会把一些明显联系的经济形势割裂开来。当然，五年计划式的划分仍有重要价值，所以仍然在一些阶段采用。在每一个阶段后我会简单的做一个介绍一下这个阶段的特点和按此划分的理由。

工业和交通运输的时期划分

工业和交通运输是联系比较紧密的领域，所以把他们的阶段按统一标准划分

1、1949-1952年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

2、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

3、1958-1960年

4、1961-1965年调整期

5、1966-1968年文革初期革命和反革命激烈交锋的时期，文革时期的夺权、大规模街头群众运动、“武斗”集中在这三年时期

6、1969-1976年文革较“平静”的时期，各地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大规模的街头群众运动和“武斗”结束。简单地说是“抓革命促生产”时期。

7、1977-1978年锋时期

8、1979-1980年第四个五年的计划的剩余两年

9、1981-1985年第五个五年计划

10、1986-199年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

11、1990-1991年 “调整期”，平1992年1月南巡。

12、1992-1997年 “南巡”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经济开始了一轮迅速的“过热”。

13、1998-2000年国际上“亚洲经融危机”爆发并蔓延至全球。

14、2001-2011年危机之后的“黄金十年”

15、2002-2007年 “黄金十年”中含金量最高的“纯金六年”

16、2009-2011年 “四万亿”刺激起作用的三年

17、2012-2014年 “四万亿”刺激退潮后的三年

在这里，本文把第1、5、7、8、10、11、13称为过渡时期，而把2、3、4、6、8、9、10、12、14称为主要时期，15、16项是14项的子项，重点将比较各主要时期。

三、农业的时期划分

农业的划分有些不同，按照农业集体化的情况，在农业问题上对时期划分做了一些调整。

1、1949-1952年全国性的土改和推广互助组、合作社

2、1953-1957年全面推广合作社

3、1958-1960年 1958年出现了第一个人民公社

4、1961-1965年大跃进后的经济调整，“四大自由”、“三自一包”等理论被毛主席击退，集体化得到巩固。

5、1966-1979年直到1979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还不到全国的1%，但在一些省，如安徽包产到户已经大面积铺开。

6、1980-1984年开始下大力在全国推广“包产到户”，同时解散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的第一个五年

7、1985-1989年包产到户的第二个五年

8、1990-1994年包产到户的第三个五年

9、1995-1999年包产到户的第四个五年

10、2000-2004年包产到户的第五个五年

11、2005-2009年包产到户的第六个五年

12、2010-2014年包产到户的第七个五年

在这里，本文把第1称为过渡时期，其他称为主要时期，重点将比较各主要时期。

四、计算方法来和资料来源

因为要把不同时期发展情况作比较，所以比较的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尤其是年平均增长率而不是绝对值。

增长率为复合平均增长率，不是算术平均值。

本文中的数据主要来自《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78年及以后的统计年鉴。

五、总结

1、能源消耗量和发电量是两个宏观的反应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指标。

	能源消耗总量
年份	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
1953-1954	15.21%	15.21%
1955-1965	203.19%	10.61%
1966-1976	153.06%	8.81%
1977-1987	81.12%	5.55%
1988-1998	52.61%	3.92%
1999-2009	146.14%	8.53%
大跃进	213.02%	46.28%
“黄金十年”	167.08%	9.34%
“纯金六年”	96.42%	11.91%
“大下岗”	-5.44%	-1.85%
“四万亿”	22.11%	6.89%
1950-1952年	无数据	-
1953-1957年	78.23%	15.54%
1958-1960年	213.02%	46.28%
1961-1965年	-37.39%	-8.94%
1966-1968年	-2.62%	-0.88%
1969-1976年	159.88%	12.68%
1977-1979年	22.49%	7.00%
1980-1984年	21.02%	3.89%
1985-1989年	36.92%	6.49%
1990-1991年	7.66%	3.47%
1992-1997年	32.78%	4.84%
1998-2000年	-5.44%	-1.84%
2001-2011年	167.08%	9.34%
2002-2007年	96.42%	11.91%
2009-2011年	22.11%	6.89%

首先看能源消耗量，1969-1976年的能源消耗量年均增长率为12.68%，高于改开之后的所有历史时期，只有2002-2007的“纯金六年”才追平，其他大多只有这一时期的1/2-1/4之间；

	发电量
年份	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
1950-1954	155.81%	20.67%
1955-1965	514.55%	17.95%
1966-1976	200.44%	10.52%
1977-1987	144.85%	8.48%
1988-1998	134.67%	8.06%
1999-2009	212.82%	10.92%
大跃进	207.77%	45.46%
“黄金十年”	248.31%	12.01%
“纯金六年”	119.87%	14.03%
“大下岗”	19.37%	6.08%
“四万亿”	29.34%	8.95%
1950-1952年	69.77%	19.29%
1953-1957年	164.38%	21.46%
1958-1960年	207.77%	45.46%
1961-1965年	40.63%	7.06%
1966-1968年	5.92%	1.93%
1969-1976年	183.66%	13.92%
1977-1979年	38.85%	11.56%
1980-1984年	33.69%	5.98%
1985-1989年	55.12%	9.18%
1990-1991年	28.92%	13.54%
1992-1997年	50.63%	7.07%
1998-2000年	19.37%	6.08%
2001-2011年	248.31%	12.01%
2002-2007年	119.87%	14.03%
2009-2011年	29.34%	8.95%

再次发电量，1969-1976年的发电量年均增长率为13.92%，仍然是傲视改开之后，也是只有“纯金六年”小幅超过。

能源消耗量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晴雨表,而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文革稳定期这两项指标的高速增长正说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如果这都算“濒临崩溃”那么改开后尤其是改开前20年的低速增长（1979-1997能源消耗量年均4.5%，发电量年均7.7%）又算什么呢？

当然，这两项指标增速下降有能源利用率提高的原因，但用不着拿着一点来为1979-2000年的低速发展辩护，因为并没有什么技术让能源利用率一下提高几倍，也没法解释为什么2001-2011年这两项指标的高速增长（节能技术忽然间又消失了？）。

2、然后是农业问题。

可以看见，集体化时期除了进期间外，粮食产量都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农村主要为互助组和合作社的一五期间年均增长有3.54%，农村主要为人民公社的1966-79年均有3.89%（大跃进后的调整期也增长很快，不过这个有恢复性增长的因素，1956-1958年丰收，1963才重新超过）。

然而包产到户呢时期呢？1980-1984年的平均增长率为4.17%，很漂亮的数据，看起来似乎包产到户起了作用，但是之后包产到户的神力就一下子消散如烟了，1985-1989平均增长率就暴跌到0.01%，几乎是没有增长，之后虽然增长率起起落落，但都是在1.9%以下，2000-2004年则再次回落到0.61%的低点，即使是比较好的2010-2014时期也只有2.72%。集体化27年间（1953-1979）总的平均增长率为2.64%，而包产到户35年间（1980-2014）总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74%,明显的低于集体化时期。而这还是在农业技术如化肥、农药、育种取得突飞猛进的基础上的。仅举一例，1970年统计年鉴上第一次出现了化肥施用量的统计，当年化肥施用量与粮食播种面积之比为29.45千克/公顷，1979年为91.09千克/公顷，到1989年增长到210.07千克/公顷，1999年增长到364.46千克/公顷，2013年达到顶点528.53千克/公顷，是1970年的17.95倍。即使在这样巨量化肥的堆积下，包产到户小生产下粮食产量仍然增长乏力。（包产到户后的化肥、农药、育种、水利工程的大规模运用也离不开前三十年在这方面投入，典型如73计划与大跃进大修水利。）

包产到户后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农业生产又回到 “谷贱伤农”的时代了，往往一次大丰收之后，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甚至是下降，种地的积极性受挫，这在粮食产量的波动中明显的表现出来。比如1984年是个大丰年，但是大丰收以后粮食产量大跌并增长缓慢，直到1989年粮食产量才重新超过1984年。这种事情又再次在世纪末发生，1996-99年是连续四年大丰收，其中1998年是顶点，但是2000、01、03年都出现大跌，长期增长缓慢，直到2008年才重新突破1998年产量（然而现在的媒体从2003年这一底谷开始计算，得出2004-2014粮食产量“十一连增”的大喜讯）。这样的大幅波动在集体化是容易克服的，集体化近30年，除了大跃进期间粮食大减产外，粮食产量保持稳步增长或持平，没有出现过暴涨暴跌现象。

在“十一连增”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却是粮食自给的隐忧越来越大。因为包产到户后粮食长期增长缓慢（1980-2003年，粮食年均增长率只有1.09%，而1953-78年是2.41%），为了维持粮食自给。特社只能弃卒保车，放弃大豆的等油料作物的自给，放开了油料作物的进口。1990年油料作物进口还不到1万吨，2001就增长到2066万吨（到2014年增长到7140万吨）。放弃油料作物的自给，可以释放出油料作物的耕地，一部分能转产粮食。

而粮食的进口中特社现在坚持的红线是进口量不超过国内产量的5%，“九联增”后的2012年全年的粮食进口占国内产量的2.2%，似乎不怎么多，但这已是2011的3倍，2014年谷物进口10600万吨，占2014年粮食产量的106793万吨的9.923%。

	粮食产量
年份	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
1950-1954	49.77%	8.41%
1955-1965	14.75%	1.26%
1966-1976	47.18%	3.58%
1977-1987	40.75%	3.16%
1988-1995	15.79%	1.85%
1996-2006	6.84%	0.60%
2007-2011	14.69%	2.78%
大跃进	-26.26%	-9.65%
“黄金十年”（00-11年）	12.36%	0.98%
“四万亿”（09-11年）	8.04%	2.61%
1988-1998	30.00%	3.00%
1999-2009	4.41%	0.44%

09-11的粮食产量增速很不正常，可能是风调雨顺的丰年（小农生产很依赖气候），可能是造假。

	耕地面积
年份	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
1950-1954	11.72%	2.24%
1955-1965	-5.27%	-0.49%
1966-1976	-4.06%	-0.38%
1977-1987	-3.52%	-0.33%
1988-1995	-0.96%	-0.12%
1996-2006	-6.33%	-0.65%
2007-2011	-0.12%	-0.02%
大跃进	-6.23%	-2.12%
“黄金十年”（00-11年）	-5.85%	-0.50%
“四万亿”（09-11年）	-0.05%	-0.02%

这里要注意1996年改变了统计方法，所以1996年耕地面积比1995年有了一个奇葩的跳跃式增加，但是对比粮食产量，却明显没有这个变化，所以这个耕地面积的增加，很不可靠，而且很多地方查到的数据1996-至2004年的数据都是同一个值。这里只开10次方，表示97-06这10年全年的耕地减少速度。

	化肥用量
年份	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
1950-1954	无数据	-
1958-1965	420.64%	22.90%
1971-1976	114.00%	13.52%
1977-1987	243.52%	11.87%
1988-1995	79.75%	5.48%
1996-2006	37.12%	2.91%
2007-2011	22.31%	4.11%
大跃进	21.24%	6.63%
“黄金十年”（00-11年）	46.13%	3.21%
“四万亿”（09-11年）	15.04%	4.78%
1966-1976	200.10%	10.51%

57年之前没有化肥的连续数据，文革缺前四年数据。

人民公社解散后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改开长达20年，农村完全被抛弃了。整个集体化时期1953-1978年按1950年可比价格，农业支出总共增长了1229.75%，年均增长率10.47%，而在包产到户推行后1979-2006年按1978年可比价格，农业支出增长了426.63%，年均增长率5.32%，1979-1989年竟然萎缩了35.66%！！！

3、工业产出问题

	原煤产量
年份	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1950-1952	106.25%	27.29%
1953-1957	98.48%	14.69%
1958-1960	203.05%	44.71%
1961-1965	-41.56%	-10.12%
1966-1968	-5.17%	-1.75%
1969-1976	119.55%	10.33%
1977-1978	27.95%	13.12%
1979-1984	27.67%	4.16%
1985-1989	33.59%	5.96%
1990-1991	2.56%	1.27%
1992-1997	26.31%	3.97%
1998-2000	-27.31%	-10.09%
2001-2011	252.71%	12.14%
2002-2007	117.57%	13.83%
2009-2011	25.62%	7.90%

	粗钢产量
年份	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1950-1952	462.50%	77.84%
1953-1957	296.30%	31.71%
1958-1960	248.79%	51.65%
1961-1965	-33.92%	-7.95%
1966-1968	-26.08%	-9.58%
1969-1976	126.33%	10.75%
1977-1978	55.33%	24.63%
1979-1984	36.78%	5.36%
1985-1989	41.68%	7.22%
1990-1991	31.42%	14.64%
1992-1997	35.59%	5.08%
1998-2000	17.95%	5.66%
2001-2011	433.29%	16.44%
2002-2007	222.69%	21.56%
2009-2011	19.77%	6.20%

	水泥产量
年份	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1950-1952	333.33%	63.03%
1953-1957	139.86%	19.12%
1958-1960	128.13%	31.64%
1961-1965	4.41%	0.87%
1966-1968	-22.77%	-8.25%
1969-1976	270.05%	17.77%
1977-1978	39.70%	18.19%
1979-1984	84.43%	10.74%
1985-1989	70.94%	11.32%
1990-1991	46.57%	21.07%
1992-1997	66.03%	8.82%
1998-2000	11.38%	3.66%
2001-2011	251.63%	12.11%
2002-2007	87.75%	11.07%
2009-2011	49.95%	14.46%

工业的三个数据，粗钢产量、煤产量、水泥产量，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可见1969-76年之间的增长率，也高于改开之后的20年的三个主要时期，直到“黄金十年”才反超——水泥就算是“黄金十年”也没有赶超（这十一年还是房地产大膨胀时期）。

客观上讲，WG时期的钢铁工业是有比较多的问题的，体现在两次冲击2000万吨被打下来。但即使以前三十年的钢产量增速发展下来，现在中国的钢铁业足够使用。

而煤产量、水泥产量就不用多说，也是高于改开后的主要时期，其中水泥产量即使是在房产猛进的那几年仍然低于文革时期。

4、交通运输问题。

	铁路里程
年份	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1950-1952	5.05%	1.65%
1953-1957	16.59%	3.12%
1958-1960	26.97%	8.28%
1961-1965	12.09%	2.31%
1966-1968	6.05%	1.98%
1969-1976	21.84%	2.50%
1977-1978	5.09%	2.51%
1979-1984	5.62%	0.92%
1985-1989	4.40%	0.87%
1990-1991	1.58%	0.79%
1992-1997	14.19%	2.24%
1998-2000	4.09%	1.35%
2001-2011	35.37%	2.79%

	公路里程
年份	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1950-1952	57.00%	16.23%
1953-1957	100.95%	14.98%
1958-1960	100.31%	26.06%
1961-1965	0.88%	0.18%
1966-1968	11.12%	3.58%
1969-1976	60.91%	6.13%
1977-1978	8.11%	3.98%
1979-1984	4.10%	0.67%
1985-1989	9.13%	1.77%
1990-1991	2.64%	1.31%
1992-1997	17.80%	2.77%
1998-2000	14.38%	4.58%
2001-2011	144.46%	8.47%

注：2001-2011的公路数据存疑，因为年鉴上2005年的公路里程还只有193.05，2006年就变成了345.70，可能存在修改统计口径的问题，故这里只计算2007-2010年四年的增长。

	铁路货运量
年份	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1950-1952	98.30%	25.63%
1953-1957	107.47%	15.72%
1958-1960	145.14%	34.84%
1961-1965	-26.96%	-6.09%
1966-1968	-22.12%	-8.00%
1969-1976	99.71%	9.03%
1977-1978	30.99%	14.45%
1979-1984	12.67%	2.01%
1985-1989	22.10%	4.07%
1990-1991	0.93%	0.46%
1992-1997	12.59%	2.00%
1998-2000	3.74%	1.23%
2001-2011	102.21%	7.44%

注：1979年统计口径改了，使得1979年的数据比78年翻了一番。然后是84又改了一次。

	总货运量
年份	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
1950-1954	223.92%	26.50%
1955-1965	112.83%	7.11%
1966-1976	66.63%	4.75%
1977-1978	23.39%	11.08%
1980-1983	7.33%	1.78%
1984-1994	104.61%	6.73%
1995-2005	52.67%	3.92%
2006-2011	98.54%	12.11%

	铁路	相关数据
年份	铁路里程数（万公里）	铁路货运量（万吨）	铁路客运量（万人）
1952	2.23	13217	16352
1957	2.67	27421	31262
1960	3.39	67219	61822
1965	3.38	49100	41245
1968	4.03	42095	49994
1976	4.91	84066	71249
1978	5.16	110119	81491
1984	5.45	124074	113353
1989	5.69	151489	113807
1991	5.78	152893	95080
1997	6.60	172149	93308
2000	6.87	178581	105073
2011	9.32	393263	186226

	铁路效率
年份	每公里货运量（吨/公里）	每公里客运量（人/公里）
1952	5926.91	7332.74
1957	10270.04	11708.61
1960	19828.61	18236.58
1965	14526.63	12202.66
1968	10445.41	12405.46
1976	17121.38	14511.00
1978	21340.89	15792.83
1984	22765.87	20798.72
1989	26623.73	20001.23
1991	26452.08	16449.83
1997	26083.18	14137.58
2000	25994.32	15294.47
2011	42195.60	19981.33

公路	里程
年份	公路里程（万公里）
1952	12.67
1957	25.46
1960	46.35
1965	51.45
1968	63.67
1976	78.36
1978	88.33
1984	94.24
1989	102.83
1991	115.70
1997	140.27
2000	193.05
2011	400.82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改开前的主要时期铁路里程都保持2%以上的增长，在进和 WG前3年甚至分别创下了8.28%和6.04%惊人速度，1952-1976年，年均增速达3.21%。而改开后很长时间铁路的建设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9-1980年增长率只有1.25%，1981-199更低只有0.82%，1990-91又下跌到0.79%，直到1992-1997时期才回升到2%以上，即使是在纯金六年里增长率也只有1.8%。增长率如此，绝对长度呢？1966-76这11年增加了1.11万公里,而1979-95这17年里绝对长度增长了1.08万公里，铁路建设处于爬行状态。

公路的情况也不怎么样， WG稳定时期的年平均增速是4.67%，这在2001后的时期才超过，增速缓慢的程度和铁路是难兄难弟。1966-76年增加了30.89万公里而1979-97年公路总里程只增加了29.56万公里，改开19年连绝对值比不上 WG11年。

道路建设缓慢的另一面是客运量相对道路建设速度的快速增长(铁路货运量改开后主要时期的增速一样慢于1969-76年)，铁路每公里客运 1976年是 14511人/公里，而整个80年代基本维持在2万人/以上，1984年是20798.72人/公里，1989年是20001.23人/公里，直到1997年才回落到1976年水平。如此，火车票难买，车难上是自然地了，怎么会没有行路难呢？

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特祭出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试图缓解危机的恶化，这被俗称为“四万亿”投资计划。其中铁路是投资的重点领域，然后就有了铁路的“跨越式”发展。这
之后几年里铁路的发展很快，2009-2011年年均增长有5.35%，2011年后也没有放慢步伐，2012-2014年均增长6.32%，2009-2014一共修了3.23万公里铁路，等于1979至2008年的总和，算是补齐了历史的欠账。公路也是凯恩斯刺激政策的重要一环，2009年以后的公路增速快于2002-2008年，而2011年以后又比2009年有所提高。交通运输的补欠账竟然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因祸得福。

5、物价指数

	价格指数增长率
年份	增长率	年均增长率
1950-1952	无数据	-
1953-1957	9.61%	1.85%
1958-1960	1.74%	0.58%
1961-1965	7.92%	1.54%
1966-1968	-1.80%	-0.60%
1969-1976	2.49%	0.31%
1977-1978	3.43%	1.70%
1979-1984	20.04%	3.09%
1985-1989	75.07%	11.85%
1990-1991	6.61%	3.25%
1992-1997	97.47%	12.01%
1998-2000	-1.80%	-0.60%
2001-2011	30.21%	2.43%
2002-2007	12.94%	2.05%
2009-2011	8.88%	2.88%

通货膨胀这个东西，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一种轻松加愉快地洗劫劳动者的方法，这点想必不用我多说。而物价指数的上涨，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反映，同时也反映一个政权对经济发展的控制程度。

把改开前20年的物价指数和经济发展情况联系起来看，基本上的情况就是经济形式稍好，通胀就高企，而当通胀回落也没什么好庆幸的，因为那表示经济已经陷入萧条甚至衰退了。我们可以看到， WG稳定时期的价格指数总共只上涨了2.49%，如果把因为1966-1968年的动荡时期物价下跌的补偿性增长也考虑进去，1966-1976年物价指数总共只上涨了0.65%，完全不存在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问题。但是反观之后呢，从1977始，物价就开始出现失控状态，锋的两年里，物价指数年均上涨1.7%，这已经创下了一五计划之后的新高，但是和接下来的比较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第五个五年计划时物价指数年均增长3.67%，比锋时期已翻了一倍，1986-1989增长率再在这个基础上涨了3.2倍,竟然达到了12.52%，其中1988年上涨了20.68%，199年上涨了16.29%！1992-1997年均增长率也高达11.99%,1979-1997年物价指数上涨441.9%，年均增长7.7%。

不过我们还是要看到好的一面，至少改开后有终于了一项指标是WG时期拍马不及的了。

“黄金十年”之所以黄金不仅是因为他的经济增长率高，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比较“成功”地控制住了物价指数的上涨，2001-2011年均上涨2.43%，低于改开后的平均值，并显著低于1979-1997年的平均值（1998-2000年物价指数是负增长，真是惊人的伟业），2002-2007年的成色更足只有2.05%。虽然无论是2.43%和2.05%已经超过了改开前的最高水平，但是已经完全可以五十步笑百步了。

6、补充说明

读者自己研究数据和我的表格都可以看得出所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不过是一句谎言罢了，念咒式的污蔑是掩盖不了事实的。

1979始，新的核心负责经济的理论也很奇崛，认为经济不能快速发展，一快就会出问题，每年增长4%就好。读者可以明显的发现1978年是个分水岭，1979-1980年比1977-1978年在工业、交通运输、能源的增长率等方面断崖式下跌，发电量跌去1/3，能源消耗量跌去2/3。铁路货运量跌去9/10，公路里程竟然负增长！！！之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但是增速也创下新低。有趣的是增速降下来了，但是经济却一点也不“好”，直接表现就是物价上涨，而且有明显的加速趋势，最后演化为1988年的大涨价和抢购风（物价指数1988年上涨20.68%，次年上涨16.29%），直接引爆了。事实也证明了爬行主义的破产，低速的发展对应的却是物价飞涨、失业上升、治安恶化等局面。

南巡之后路线换了，在一路绿灯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快速的发展了，GDP增速（中国在1992年才开始有正式采用GDP统计，之前都是估算的）一下子升上去了，但是工交能源数据上看，这里的发展成色也很一般，GDP的增长不过是“服务业”的繁荣撑起来的罢了。发电量增速和五五计划时持平，能源消耗量、煤产量、水泥产量增速比五五计划还要低；基础建设比之前爬行主义时期快，但仍然很滞后，铁路里程增速只有WG时期的65%，公里里程增速只有文革时期的45%；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工业发展仍然很慢，但是金融投机高涨，海南的房地产兴起和破灭，股市的大起大落，都让人印象深刻。同时物价上涨也一点不慢，平均有11.99%，六年的时间物价翻了一翻。

但是，凡事总有个但是，从2001年开始，事情发生了变化，中国的经济有如圣灵附体一般开始了一轮奇迹式的增长——黄金十年

加入WTO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入世以后世界的市场向中国敞开了大门，同时东南亚金融危机也重创了原苏联、东南亚和南美洲的制造业，中国成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开始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无限的市场和劳动力成就了“黄金十年”，2001-2011年11年间，发电量年均增长11.1%，能源消耗量年均增长9.24%，煤产量年均增长12.14%，钢产量年均增长18.98%，甚至通胀也得到有效控制，等等。这些数据是80、90年代的2-4倍，改开的神力似乎终于体现出来（正如你去看病，医生给你一副药说：吃下去，23年以后就会见效了）。虽然发展的果实仍然主要为资产阶级获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2000年是0.412,2011年是0.477），但比之于80、90年代缓慢而低效的发展已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谈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Wed, 04 May 2022 00:00:00 +0000

先秦哲学家庄周在《齐物论》中讲过这样一段话：“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要腰疼偏瘫，泥鳅却专门在潮湿的环境中生活；人爬到树上就会胆战心惊，猴子却专门在树上攀援腾跃，谁知道哪里是最好的住处呢？）；“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猿和猵狙雌雄相配，麋与鹿相互交接，泥鳅与鱼相伴而游。毛嫱和丽姬是人们公认的美女，但鱼见之而潜底，鸟见之而高飞，麋鹿见了就要骤然奔逃。谁知道什么是天下最美的容貌呢？）于是，他得出结论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 就是说，你有你的是非，他有他的是非。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对谁错，没有个准。

这个就涉及到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问题。的确，真理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庄周看到了这一点，可是，把它无限夸大，连真理的客观性也一概否定，这就大错特错了。在哲学史上，像庄周那样，抓住真理的相对性，否定真理的客观性的，还大有人在。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思想方法也屡有所见。我们研究真理论时，首先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真理是客观的

要问什么是真理，答案就五花八门了。不过，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由于对存在和思维何者是第一性的不同回答，决定了对真理的两种不同看法。 一种把真理看成是主观的，这是唯心主义的真理观。 唯心主义者认为，思维是第一性的，他们就必然否认真理具有客观内容。另一种则认为真理是客观的，这是唯物主义的真理观。 唯物主义者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就会承认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

我们通常把前者称为主观真理论，后者称为客观真理论。在主观真理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因为它比较露骨地道出了主观真理论的实质。实用主义认为：真理是“有用的”、“给人带来利益的”、“使人满意的东西”。它完全抹杀了真理的客观内容。在旧中国颇有影响的实用主义者胡适说过一段有代表性的话，他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使用的，是因为它大有用处，所以才给它以‘真理’的美名的。我们之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 这段话，作为对主观真理论的表达，是相当典型的，它毫不掩饰地把真理看成是人为了某种主观上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东西。显然，按照这种理论，只要是能够给人带来某种好处的言论、判断，那怕是谎言、欺诈，也可以给它真理的美称。难怪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直言不讳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真理指的是 客观事物及其规律 在人的意识里的 正确反映 。真理，作为人的一种认识、反映，其 形式是主观 的，从这一点看，它自然离不开认识主体。但是，真理之所以为真理，是因为它是一种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相符合的认识，它包含着不依赖于认识主体，不依赖于 人的客观内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真理是客观的。一种认识所以被称为真理，从来不是因为有人去吹捧它，不是因为人们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因为它具有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相一致的内容。离开了这个客观内容，就无真理可言了。真理为什么不可战胜，正是在于它的客观性。

伽利略的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他在1632年出版了《关于两种世界体系对话》，反对托勒密的地心体系，积极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支持和发展了地动说。第二年，罗马宗教法庭将他定为“狂热信奉异端邪说的可疑分子”，将他终身监禁。在对他的判决书中说，“对于地动谬论作出如下的决定，太阳是世界的中心而位置不变，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它围绕太阳转动并且自身在不断转动的说法是谬误的。从信仰上看应属于邪教，因为这种说法明明和圣经上的记载相反。”但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揭示了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客观规律，这是任何权势都不可能把它推翻的。地球围绕太阳转动，已经成为小学生的常识，这个判决显得如此愚蠢可笑。到了1980 年10月，罗马教皇也不得不公开为伽利略平反，承认三百多年前对伽利略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宣布撒销给伽利略定的罪名。这事实又一次雄辩地说明： 真理的客观性并不因权势而改变，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

不管什么人，只要他尊重客观事实，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作出正确的反映，他就有真理。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一个人有没有真理，是看他有没有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所谓“有权就有理”的说法，尽管可以喧闹于一时，归根到底，是站不住脚的。权力和真理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十八世纪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有一次在官廷中与贵族舒瓦洛夫伯爵发生争论，舒瓦洛夫理尽词穷，于是企图利用权势，把罗家诺索夫压下去，他蛮横地说：“我要把你开除出科学院。”罗蒙诺索夫幻坦然地回答说：“请原谅，无论怎样，你也决不能把科学从我身上开除出去!”

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承认真理的客观性，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真理论的立足点。一切被为真理的认识，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就是说，都有它的真理性，这是绝对的。

但是，人们对真理的获得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真理是过程。客观世界是无限的，人对这个客观世界的反映，也没有止境。从无限发展的人类认识的总体来说，能够认识这个客观世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认识又总是通过一定历史时代、一定的人去实现的。任何时代、任何个人所获得的真理性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一定过程、一定部分和一定的层次，而不可能穷尽客观世界。 所以，任何真理又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这么说来，真理又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吗？是的，情况正是这样。这里，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另一个重要原理，这就是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问题。承认客观真理就要承认绝对真理，承认人有认识绝对真理的权利。 绝对真理是对客观世界的完全的、绝对的认识。 然而，任何客观真理又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真理有相对性的一面， 任何时代、任何个人认识真理都是相对真理。真理又有绝对性的一面，任何相对真理中又都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 假如把绝对真理比作长河，每一个相对真理就是这个长河中的水滴。 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的总和。 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说明： 人类认识的过程，是从相对逐步通近绝对的无限深化的过程。

牛顿对科学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仅物理学方面来说，他创立的古典力学理论体系，开创了一个“牛顿时代”。牛顿力学定律正确地反映了宏观物体低速运动的客观规律。三大运动定律迄今在科学技术上诸如设计机器、汽车、轮船、飞机及高层建筑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万有引力定律有效地应用于计算围绕太阳公转的行星的运行轨道以及人造卫星、字宙飞船的运行轨道，它甚至可以使人们分秒不差地预报百余年后在地球上某处能够看到的日，月全食的时间。

牛顿力学的真理性是无庸置疑的。那么，把牛顿的力学理论奉若神明，看作是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行吗？不行的。十九世纪末，一系列新的发现和新的实验事实向牛顿古典力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出现了牛顿力学无法解释的难题。那时，有一些头脑比较僵化的老科学家企图对牛顿力学体系作一些修改补充，以维护牛顿力学的“绝对权威”。可喜的是，科学家的队伍中出现了一批新秀，他们大胆地对牛顿力学提出怀疑。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就是之一，他认识到要解决新实验事实同旧理论的矛盾，就得对物理学的理论基础进行根本性的改革。1905年，他的狭义相对论问世，打破了以往天经地义的绝对时空观，采用了相对的概念，导出了相对论力学和相对论电动力学，提出了包括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在内的物质运动规律，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重要基础，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这么说来，承认真理的相对性，不是和本讲开头提到的庄周讲的“彼亦-是非，此亦-是非”没有多少差别了吗？不，有差别，而且有原则的差别。上面的事实说明的，是人的认识通过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无限接近的过程。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个论断，是根本错误的。它只讲真理的相对性，不讲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或者说，借口真理的相对性，否定真理的客观性。这是一种 相对主义 的思想。相对主义要导致不可知论，导致主观真理论。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则是在承认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的前提下，承认真理的相对性的。我们说，真理是相对的，并不排斥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事实正是这样。

爱因斯坦向前推进了牛顿力学，可是，并没有把牛顿力学根本推翻，而只是限定了牛顿力学理论体系的界限。牛顿力学对于它所适用的范围来说，它的真理性是绝对的，因为它反映了这个范围内物质运动的客观内容。列宁在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和相对主义的原则区别时，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由此可见，我们不但要看到真理是客观的，而且要看到真理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任何真理都反映了一定的客观内容，不可抹杀。所以说，它是绝对的；任何真理又都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界限，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说，它是相对的。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是不可分割的。绝对性寓于相对性之中，相对之中有绝对。认识总是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发展、深化的。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

既要反对绝对主义，又要反对相对主义。说起来并没有多少深奥的道理，可是，要把握好二者的关系，却不是很容易的。从哲学史上来看，总是有人这样或那样地割裂它们的联系，或者只承认真理的绝对性，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或者只承认真理的相对性，犯了相对主义的错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细心考察一下人们的思想方法，也往往会发现这两种倾向。

绝对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把真理的绝对性夸大为真理的唯一特性。十九世纪德国的杜林，发表了一系列谬论，攻击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就是对他的批判。杜林在真理问题上，是一个绝对主义者，他把自己的某些理论说成是最后的终极的理。杜林的理论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一点不谈，退一步说，即使他的某些论断是真理，能不能说是最后的终极的呢?显然不能。恩格斯针对杜林的绝对主义的错误，分析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并着重指出个人认识的局限性，他说：“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因素，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因素多得多”。“我们还差不多是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反杜林论》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它对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的深刻阐述，使觉悟工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为真理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毛主席总结集体的经验和智慧，在我国的条件下对这个学说的丰富、补充和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恩主义绝不是僵化的宗教教义，它是生气勃勃的，它的本性要求在回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

相对主义是另一个极端的错误，它夸大真理的相对性，不承认相对真理中有绝对性的成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俄国工人政党内，有一批人自称为相对主义者。他们把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割裂开来，认为承认真理的相对性，就不能承认真理的绝对性，否则就是折中主义。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这种相对主义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 指出从相对主义出发，必然要滑向否认客观真理的唯心主义的泥坑。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主义和辩证法，表面上看确有某些相似的地方，辩证法讲发展，相对主义也讲发展，辩证法反对凝固化，相对主义也反对凝固化。相对主义者往往就是打着辩证法的旗号，混淆是非。其实，只要我们掌握了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关系，是不难把它们区分开来的。在当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辩证论者和相对主义者是根本不同的，辩证法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僵死的教条。同时，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它的基本既理、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给马克思主义真理宝库增添新的内容。相对主义者的结论却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灵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他们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代名词罢了。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误入相对主义者的圈套。

事情正像列宁说的:“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 ;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再谈苏联民主

Wed, 04 May 2022 00:00:00 +0000

作者按：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不谈论苏修以后的苏联。

现在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只要一提到苏联就会说它是个极权主义，不民主的独裁国家。他们甚至坚持苏联的老百姓在职场和政治上毫无权力可言；他们说苏联人民一切皆由顶端的官僚决定，而他们最痛恨的头号官僚就是这掌握一切的斯大林；他们甚至认为全国的大小事，每个人的私生活都受斯大林个人的监控。这些说法几乎成为他们口中批评苏联的利器，却很少有人追问关于这些说法的证据；连许多自居为左派的人也对此毫无疑问。 毛主席告诉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个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

那么我们对民主的定义是什么？对专政的定义又是什么？自由主义分子对民主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基于三民主义的民有，民治，民享，即政府为人民服务，且由于群众有联系的人民代表组成。而他们对专政的理解是少数统治，亦即国家机器不是为群众而运作。 毛泽东强调：“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 那么民主和专政的关系呢？其实二者不见得有二元对立的关系，那些先生们熟悉的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而苏维埃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这里又质的不同。谈论民主时，我们必须自问：“到底是谁的民主？”国家从来不是中立的，而是为了它所代表的某个或某些阶级镇压其他阶级而成立的。没有阶级，就没有国家！

言归正传，一般人误解是斯大林是个独裁者。他要国家做什么，国家就非得做什么。要证明这一说法的错误非常容易。苏联档案馆的大量信件表明，斯大林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提议，因赞成票数不足而无法通过。例如斯大林希望卡冈诺维奇（Каганович）成为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后来却是戈尔茨曼（Goertzmann）获得这一职位；又或者斯大林希望马林科夫（Маленков）取代滥用权力而造成大恐怖的内政部长叶若夫（Ежов）成为新的部长，但政治局的多数委员却推荐贝利亚（Beria）；斯大林在试图改革政治体制时，提议时常被拒绝，的确有些提议被批准，但他无法实施所有的改革。由此可见斯大林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独裁者，国事也并非像封建君主一样由他一人掌控。

所以苏联的政治体制到底是怎样一回事?简单而言，苏联人投票直接选出人民代表，这些人再由选举选出其他人担任其他职位。若人民选出的代表做不好，他便随时可能被罢免。而这些人民选出的代表不但有参与决策的义务，更有实行政策的责任。就连反苏联的人也承认：这种体制其实比较民主，虽然他们会坚持苏联选举实质上不民主。因为选票上只有一名候选人，而选民只能赞成，反对或弃权。 正如毛主席所说：“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 ，这是事实，但这并非事实的全貌。关键在于候选人是如何被提名的。

Ronald hill在引用沙巴诺夫的研究报告时指出： “正式提名发生在工人的集体会议上，出席者被鼓励坦诚的谈论各个拟议候选人的个人素质。”

换句话说，人民在那些会议上提出一些人选，讨论他们的资格，并决定他们是否应该成为候选人。基本上当候选人获得提名时，他们就已经赢了。投票只不过是对此民主程序做的正式确认。

Pat Sloan是一位曾经在苏联生活和工作的英国人。他在《苏联的民主》中写道：“I have, while working in the Soviet Union, participated in an election. I, too, had a right to vote, as I was a working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and nationality ……allpeasants.”（我曾在苏联工作的时候参加过一次选举。我也有投票权，因为我是社区里的在职人士，而民族或国籍并不妨碍选举权。过程非常简单，我们组织中的所有工人在由工会委员会召集的大会上讨论候选人，用举手的方式进行表决。在场的任何人都有权提出候选人，而且那次当选的候选人不是党员。在考虑候选人的断言时，他们过去的活动被讨论，他们得亲自回答有关他们资格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而所有讨论的基础内容是：候选人有什么正当理由在地方代表会议代表他们的同志？）

这样民主制度有输给先生们熟悉的自由民主制度吗？现在西方政治选举大致上只能选出有两个大党提名的候选人，苏维埃制度反而在直接和间接民主之间找到了良好的平衡。苏联人在毛泽东提出 群众路线 的说法之前就已经有类似实践。

苏联许多法律都是按照群众的意见而起草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36年的宪法，整个宪法简直是因应人民讨论出的需求。苏联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组成了31人的宪法委员会，起草苏联宪法的修改草案，草案被提交给全国人民讨论了将近半年后，才在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得到修正和批准。经过这些讨论，最终草案包含的修正案比原本提交了多了40多项。Pat Sloan在书中也举了有关堕胎法律的例子。那些法律也是由人民决定的。

苏联政治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批评官员，批评工作环境和批评管理阶层的自由。这种批评相当普遍，Pat Sloan和其他在苏联生活过的外国人的书中都提到这一事实。

Sidney Webb在他书中写道：“… free criticism, however hostile it may be,is permitted, even encouraged, in the USSR, of the directors of all forms of enterprise, by the workers emplyed, or by the consumers of the commodities or services concerned…… concerned.”（ 不论是被管理的工人，还是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自由的批评各种企业的主管，不管怎么样不友善，在苏联是允许的，甚至被鼓励。 ）

因为档案在苏联解体后解密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找到这一方面的证据。

Robert Thurston在研究档案后在书中写：“Of course, criticism had been strongly encouraged during the purges, and local records contain plenty of it. The press strongly endorsed criticism from below at the end of 1938.”（ 当然，批评在清洗期间被强烈鼓励，而且地方政府的记录包含大量的批评。新闻界在1938年底强烈支持下级批评。 ）

他还说，1936年3月，斯大林强调了党与群众联系的重要性。要保持联系，就必须认真倾听群众，基层党员，所谓小人物和普通民众的声音。《真理报》甚至把不做批评视为人民公敌的特征。只有敌人希望我们布尔什维克注意到现实，只有敌人会努力使人民自满而只看事物的光明面。正如扎沃德尼的资料和大量的其他证据表明，这些呼吁不仅是一种只允许可靠的精挑细选之人做出安全的批评的恶劣骗局。

他的书还提到了一个调查和和解批评的委员会的存在，部分下级的官僚确实有试图阻止批评，因为这些批评肯定对机会主义者和其他权力滥用者不利。

连代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授David Granick都说： “管理阶层在严厉的思想和实践障碍下努力压制工人的批评，有一位厂长暗示生产会议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但至于工人是否敢公开批评的问题，他说：‘任何压制批评的主管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它不但会被解职还会被审判’。”

这一类的资讯使得非共产主义的历史学者robber thirston驳斥 “苏联是集权国家” 的说法，

他在另一本书中写到： “据说大恐怖时期，那些城市里受到跟其他地区差不多影响的工人们，仍然能够当面批评主管，骂完主管后还能讨回职位。纵然理智，冷静和清醒的工人当中，没有一个会说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好的制度或说斯大林是个白痴，但批评的自由的确帮助工人争取到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的权利。当时受苏联工人管制的，包括生产规范的某些方面，工资率、工资级别、工作安全、住房和管理人员的待遇。同个时期的美国工人还在为了使工会获得最基本的法律认可和斗争，就算争取到，在工作场所也无法造成太大的正式影响。1930年代末期的苏联政权远远没有将负向的强制手段作为其统治权的基础。他反而培养了人民有限但正向的政治作用。在低层的日常事务和政策执行方面，苏联的政治结构是参与式的，对苏维埃国家的旧概念需要被重新思考。那些把主管赶下台，监禁目标人物和在工厂赢得副职的工人，都是通过有在国家机构中拥有国家权力的组织实现的，只有停留在故事的片面上，并将证据的使用限定在特定来源，才会把体制描述为一种主要靠强制来决定工人的生活的制度，这类问题意味着被政府或党的法令控制的事不多。党发表的通常是虔诚的愿望，而不是被实现的命令。”

另一名历史学者J.Arch Getty研究了斯摩棱斯克档案馆的文件后，对1930年代的苏共得到了以下的结论：根据大多数的西方观点，权力是由中央至上而下传至地方的。理论上，每个委员会都完全服从上级的委员会，而且个别委员根本没有权力或控制权。苏联政治与这种观点大有不同。事实上，指挥链的倒塌比它的运作常见。共产党远未渗透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像是一个散漫而混乱的势力，在城市之外的影响甚微。1930年代的苏俄像是个落后的传统社会，远远不是一个复杂精细的集权主义制度，斯摩棱斯克档案馆的文件的淳朴性质，中央政府在关键领域的薄弱和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主义，根本不是集权主义的任何特征。

现在，我们知道，苏共在斯大林时代即便想搞集权统治，他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根本没有那种能力。因此就连非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 “苏联是集权国家” 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人民在职场和社会上都有做主的权利。

关于政党的问题，自由主义者又会反驳：由于国家只有一个党，苏联就必然是个不民主的党国。而事实上，只有在人民要求国家有 别的政党 的情况下，才能说国家 只有一个政党 是不民主；只有在党的成员 不属于 群众本身的情况下，才能说苏共是 不民主 的党。而现有的西方两党政治下几乎只允许本国人民投票给比较不讨厌的人。由此可见，民主与否的关键是能否掌握提名的权利。

事实上根据数学家凯尼斯梅所发现的梅定理：两党以上的制度其实对民主有害。详情请参阅Carneades.org。一党制本身没有比两党之民主或不民主，重点在于党属于哪些人和阶级。况且在苏联党外人士也能参政。而且以上学者的研究显示，如果人民对候选人有意见，就算他是党员也不会被提名。

比如Pat Sloan参与的选举没有选出半个党内的代表。而且通常共产党员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而且共产党本就代表人民的意愿，所以其他党的存在并非必要。当然不可否认共产党的阶级性质的确有腐化的可能性。斯大林也意识到党有腐蚀的风险，他长远的解决计划是改革苏联的政治体制，让党成为宣传鼓动的工具，而他短期的解决方式则是党的清洗–使体力劳动者占党的多数。两种方法双管齐下，当时多数党员也的确是体力劳动者或农民，而这里指的清洗不是叶若夫那种恶名远扬的大清洗。而是由人民决定哪些人有资格继续做党员

Pat Sloan这么说： “如何确保党内的人不会与其他人民脱离关系，掌握着强大权力的小政治组织难道没有隔离他宣称代表的人民之风险吗？正是因为为了对抗这种风险，列宁才主动创造被称为‘党的清洗’的活动.这个清党每几年由农村，村庄和军队的公开会议组成。党员必须在公开场合提出自己加入自称为劳动人民的先锋组织的党的正当理由。在我亲自出席的这种活动中，每个党员都必须说明他们在生活，在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斗争中付出了功劳，和他们当今从事的工作。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问题，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发言。所以每个党员的优缺点都被充分讨论。”

另一个目击者是曾经走遍了苏联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在书中写： “共产党的全体成员必须在大量非党员的观众面前接受所谓的清洗。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在有办法证实其声明的人在场的情况下，分享自己的履历和日常活动。对不受欢迎的莫斯科的大学校长而言，在学生和检察委员会前解释自己为何值得被国家信任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对工厂负责人来说，在有权发表言论的工人面前揭露自己的过失和日常活动，甚至揭露妻子使用工厂的汽车去购物之事，也一样痛苦。全国各地共产党人都经历过这种事，党的清洗导致大量党员被开除，以及少数党员的逮捕和审判。”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时期，党是由全国劳动者控制的。工人对于工作环境政治和经济上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这就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统治权在多数的工人手中，而非在少数亿万富翁的手里。然而斯大林死后他遭到了严重的污蔑。而他提出了政治改革没被实行，体力劳动者在党内占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小，而知识分子变得越来越多。政权逐渐地从工人手中消失，直到工人完全不再掌权。

根据我们能接触到的证据，这些现象不是在列宁或斯大林的领导下发生的，却是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的领导时期发生的。至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对斯大林的诬蔑，即关于1932~33年的饥荒，叶尔夫大恐怖时期，莫斯科大审判以及其他常被自由主主义者断章取义诠释的事件，可以参考格雷弗弗写的《苏共20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走资派常常说是三位领导人试图在苏联引入民主改革，而这其实是刻意把市场自由化和民主混为一谈。由此可见，即使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争取到统治权，不代表革命结束了。相反的，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或马克思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人民不断地抵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还得防止国家机器被新资产阶级夺走，变成修正主义的反革命国家。上世纪社会主义国家陷入修正主义的经验，给了我们宝贵的教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从巴黎公社的失败中学习，让我们反思前人的经验，强化自己的理论，永远不要忘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也不是一处可及，甚至不是一两百年内就完成的。

现在，还有些群众，对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和金日成等人根本不熟悉，但只要提到这些名字，他们就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坚持这些人是杀人魔。值得思考的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 若你只是对这些人是抱有强烈的敌意，即使在诚实深入地反思后发现自己其实从来没对这些人或事物进行过研究和调查，那你只是在不求甚解的重复被灌输的别人的宣传罢了。即使你研究过一些片段，就直接给他们带上了高帽子。 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 要知道，对陌生事物或者一知半解产生强烈情感是被愚弄的象征。

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分析

Mon, 18 Apr 2022 00:00:00 +0000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在国内一直颇具争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右派分子称朝鲜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缩影“，把它当成攻击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靶子疯狂输出；而国内的一部分“左派”（主要为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号为当局背书的老左派）也因为朝鲜拥有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等特征，而把朝鲜当成“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加以赞扬。

要正确了解朝鲜的性质，我们可以从朝鲜的经济基础这个角度入手，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下来自笔者从各处搜集的资料，不一定绝对准确，仅供参考。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济发展逐渐向工业生产转移。1946年3月颁布土地改革法，8 月实行产业国有化，1947-1948 年实行了两个国民经济一年计划。1950-1953 年朝鲜战争期间,朝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54-1956 年朝鲜经历了战后经济恢复时期。1957 年实行第一个 5 年计划，并于 1958 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各地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千里马”运动。1961 年开始改革管理体制，建立了“大安工作体系”、新的农业领导体系和计划的一元化体系。

在对外贸易方面，政府垄断贸易，并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在“自主思想”的主导下，朝鲜强调对外贸易必须严格限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有限的西方国家，对外贸易要服从于国内经济发展。但是，进入 1980 年代之后，朝鲜经济开始出现危机。朝鲜希望能够建设一个小而全的工业体系，但是它没有立足于自力更生，而是希望依靠经互会的外部支援来解决问题，但同时又没有能够发展自身的创汇能力。这个体系必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外部支援（包括外汇和物资方面）减少，朝鲜的经济就会崩溃。这个时期朝鲜经济已明显落后于南方了。

为了解决朝鲜经济出现的问题，金日成在 80年代中期 90年代初推行经济“解冻”，开始主动与日本、法国，联邦德国，中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接触，意在寻求与外国企业界进行合资。1984 年 9 月 8 日朝鲜颁布了《合资企业法》，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开拓海外市场。该法分为五章，26 项条款，明确了合资企业的范围、组织、行为和利润分配。1985 年 3 月 7 日朝鲜颁布了《合资企业税法》以及其“执行章程”细则和《外国人所得税法》，规定合资企业的商品进口免征关税，而且利润税三年免征，根据利润水平税率可以下调 25%，意在邀请包括未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同朝鲜企业在朝鲜合作投资。1991 年，朝鲜决定建立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以缓解日益严重的经济形势。

1990 年代初经互会体系崩溃，朝鲜无法获得廉价的外部物资，同时外部投资也基本断绝。这一时期朝鲜经济出现了崩溃的局面，特别是 1994 年到 1998年出现了苦难行军时期，因为石油农业崩溃和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粮食产量锐减，加上罕见的自然灾害，让朝鲜经济遭受重创。1997 年以来，虽然并未出现重大饥荒，但春旱夏涝，局部灾害几乎未曾间断。粮食大幅度减产的后果让本来就已经产粮不多的朝鲜难以承受。此时期朝鲜经济不但没有增长，而且至少倒退了四分之一。

1994 年，金日成逝世，上台的金正日提倡所谓的“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朝鲜式的社会主义”，开始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在农业方面，朝鲜前期仍保持从 60 年代末建立的“分组管理制”不变，1996年初，朝鲜对 3000 个合作农场的“分组管理制”进行调整，实行了新的管理办法。主要措施是分组承包、合理计划、超产自留、余粮可卖。1997 年，朝鲜在全国范围内缩小了分组的规模，分组的规模由过去的 20—30 人缩小到 10—15人，全国分组由前一年的一万个增加到 2 万个，每个分组原则上由家属成员和亲戚或者邻居组成，并且“长期不变”。

2001 年 10 月，朝鲜制定了进行新一轮经济变革的方针。为了加强管理和提高效益，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效率，朝鲜党和政府加大了在分组管理制和扩大自主分配权等方面的改革力度，将以农业小组为单位的“分组管理制”转换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营农制”。把各分组组成人员由 10-15 名减少到以家属、亲属为基本组成单位的 7-8 人，并把对超额生产品的分配方式从以前根据作业班业绩平均分配的方式改变为根据分组的业绩差等分配的方式；同时在合作农场实行“分组核算制”，过去朝鲜以作业班为核算和分配单位，无论下属各分组的劳动成果差异如何，都要在作业班范围内进行平均分配。按照新的管理方法，合作农场的最基层的生产单位仍为作业班，但核算单位从作业班下放到更细的分组。作业班核算各分组的劳动成果，以此对分组进行分配。

总体来说朝鲜的合作农场的现状如下：

1、事实上是家庭经营（7-8 人作业组，原则上家庭成员组成，长期不变）。

2、表面上的统一分配（合作农场、工分制度维持），但实行联产制。

3、事实上的包干制已出现（余粮归己且可自由出售——如果是严格意义上的包产制，超产部分只是化为工分而已）。

结论：朝鲜在农业方面的改革已经实行了介于包产和包干之间的联产责任承包制。

同时，朝鲜政府还允许农家养猪、羊、兔、鸡、鸭、鱼、蜂等；允许种自留地；允许在房前屋后栽种果树，其产品农民有权自行处理；允许小集体单位设立摊位，出售自己制作的各种食品；允许粮食、鱼、肉、服装、布料等轻工业产品进入农贸市场，增加了市场上销售的物品种类；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带，允许建立几处露天农贸市场，同中国人进行农产品交易等。

与农业改革同步，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朝鲜放弃了 1952 年开始的国家实施的覆盖全民的粮食配给制。从 2002 年 7 月开始，朝鲜调整国内价格结构，先是放开粮食价格，主要是大米的价格，取消了粮食配给制度，让粮食价格随市场价格浮动，力图让新确定的粮食价格如实反映其实际价格，通过核算水、电、化肥、农用薄膜等的投入，计算出粮食的生产成本，同时考虑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和国内的供需状况。在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的基础上，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几乎“免费”向农民提供农用物资，而是要按照实际价值计算价格。

从朝鲜目前的情况来看，它过去就已经实行包产到组（类似“三包一奖”），只是超产多得工分。1997 年的几条举措，其中一条（以量计工）实际上是包产到劳，其他三条（合理计划、超产自留、余粮可卖）主要包产到组（但根据朝鲜实际已经是包产到户）。2004 年以后应该是进一步加强了包产到户（名义上还是“组”），不排除实际上已经变相包干。

在工业方面，朝鲜的经济改革从实行企业独立核算制度开始。在金日成时代，朝鲜在工业企业管理模式上一直推行“大安工作体系”（党委负责制）。在这种体系中，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只是国家的附属物，是实现政府计划的生产单位，缺乏基本的生产经营自主权。1998 年 9 月，朝鲜第十届最高人民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其中第 33 款明确规定：新宪法首次规定在经济管理方面实行“独立核算制，正确利用成本、价格、盈利性等经济杠杆”，旨在使效率低下的企业实现自负盈亏。并首次提出了盈利的概念（利润挂帅），又大肆聒噪所谓“实利主义”，同时加强了商业银行的作用。至此，“千里马”时代建立的“大安工作体制”瓦解。

此外，朝鲜还调整了价格体制和工人的工资制度。1997 年朝鲜通过了《价格法》，1999 年又制定了《人民经济计划法》，开始推行以价格为导向的经济政策。2002 年 7 月，朝鲜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奖励制度”、“废除配给制度”和“改善双重价格制度”等为核心内容的价格体制调整。这次调整的力度很大，与过去相比，物价和薪水分别上调了约 25 倍和 18 倍。各种食品、生活日用品也相应的涨价，如大米的收购价由过去的每公斤 0.6 元朝币提高到 40 元朝币，而销售供应价格也由过去的 8 分朝币提高到 44 元朝币。工人的工资制度也被相应的提高，以适应价格体制调整的现实。工资涨幅最高的是教育和科研工作者以及厂矿企业的一线职工。如一位大学教授的工资从过去的 200 元朝币提高到4000—5000 元朝币，一般工人提高后的工资平均可达 2000—2500 元朝币，基本提高了 15—20 倍。

但拿不出物质积累来分的朝鲜这样做，也只是徒然制造通货膨胀而已。以朝鲜大米的价格为例，2002 年的时候为每公斤 44 元朝币，到了 2009 年时已经飙升到每公斤 2500 朝元，上涨了 57 倍。显然，“扩大奖励制度”、“废除配给制度”和“改善双重价格制度”（价格闯关）的努力已彻底失败。在 2010 年货币改革失败之后，朝鲜的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朝鲜地下钱庄的外币兑换业务火爆，以至于外币兑换价格也跟着暴涨。

由于朝鲜货币改革失败导致朝元废纸化，朝鲜自由市场的主要存在形式就是物物贸易，非农人口（占朝鲜人口百分之七十）想要购买农产品只能拿东西来换。根据 FAO/WFP 对朝鲜的观察，目前朝鲜非农人口的粮食中只有百分之一来自农贸市场而有百分之十六来自“馈赠”（包括物物交易和真正的“馈赠”——如亲戚朋友给予支援等）。

在对外开放方面，朝鲜也逐渐加大力度，1996 年 9 月，朝鲜政府做出将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向全世界开放的决定。1997 年 10 月，朝鲜进一步决定在元山、南浦、海州、新浦等沿海城市建立加工和贸易特税区，宣布降低这些地方的外商所得税，并计划在一些港口和内陆城市设立经济特区。2002 年 9 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发布政令，宣布位于中朝边境的面积约为 132 平方公里的新义州为特别行政区，直属于朝鲜中央政府。由随后公布的《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条款可以看出，新义州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上拥有很高的独立性。朝鲜政府的目的是将新义州建成金融、贸易、商业、尖端科学、娱乐和旅游等为一体的国际综合区。根据朝鲜政府的设想和《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初步规定，新义州将实行如下措施：任命一位非朝鲜籍的国际人士担任特区首脑，聘请一位欧洲人担任特区法务局首长，负责检察、司法事务，一半以上的立法委员将聘请外国人担任，采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式的无关税原则，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4%，采用美元为通用货币，允许土地私有化，目的是将新义州建成一个真正的特区。同时，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对大批经贸人才的需求，朝鲜政府于1997 年 4 月设立了“罗津—先锋教育中心”，并在金日成综合大学以及国际关系大学等重点大学增设了对外经济贸易专业，以培养所需求的经贸人才。

1998 年 9 月 6 日，朝鲜对原宪法进行了删改。宪法的删改也集中体现了朝鲜高层的思想理论和一系列政策的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生产资料只能由国家和合作集体所有”，改为“生产资料归国家和社会合作社所有”(第 20 条)。在农村原来归合作社集体所有的“建筑物”、“役畜”两种生产资料被删去，“农机具”改为“农机械”(第 22 条 2 款)

（2）把“居民经营个人副业产出的生产品也归个人所有”，修改并补充为“居民经营个人副业产出的生产品和通过其他合法经营活动获得的收入属个人所有”(第 24 条 3 款)。

（3）在经济管理方面，新增加了一款，即“国家在经济管理上，按照大安工作体系要求，实行独立核算制，正确利用成本、价格、效益性等经济杠杆”(第33 条 3 款)。

（4）在对外贸易方面，将原来的“对外贸易由国家或国家监督下进行”，改为“对外贸易由国家或者社会合作社进行”(第 6 条 1 款)。

（5）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将“国家奖励我国的机关、企业、团体和其他国家的法人或者个人进行企业合营和合作”，修改补充为“国家奖励我国的机关、企业、团体和其他国家的法人或者个人进行企业合营和合作及在特殊经济地区建立经营各种企业。

除此之外，新宪法中删去了“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基础”和“背叛祖国和人民是最大的犯罪”，增加了允许“其他合法经营活动”“社会合作团体”开展“对外贸易”、“公民具有居住、旅行的自由”等规定。同时，放宽了一些限制，开始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按照新宪法的规定：“通过其他合法经营活动获得的收入也归个人所有”，并且允许个人拥有“专利权”。在对外开放方面，新宪法增加了“奖励在特殊经济地区建立和经营各种企业”的内容，增加了“特殊经济地区”的概念，这是在朝鲜宪法上首次确认了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这类“特殊经济地区”的法律地位。但这个概念又没有专指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这实际暗示着朝鲜将新建一些不同类型的经济特区，扩大对外开放。这些变化表明，朝鲜确实出现了进行“我们式”改革的新趋向。朝鲜领导人在一些场合也公开表示，“我们已经在主体思想原理的基础上对经济管理体制和方法，按照我们的方式进行着不断地改善，现在也在改善着。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在平等和自由性原则基础上，该开放的都开放了。”

同时，朝鲜也为自己的经济改革背书而寻找“理论依据”。1996 年中国社科院学术交流团访朝时，时任劳动党前中央书记黄长烨表示: 以前人民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什么都不好，其实还是有不少值得学习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好的东西呢？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是，通过市场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资金，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把经济全部依托于资本主义市场。”他还认为：苏联的生产力当时比中国的高，如果保持国有企业，逐渐开放市场的话，
就不会解体。

金正日主政后，朝鲜明显的加大了对计划经济的对立面—市场经济的研究，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确认，朝鲜在金正日上台后陆续向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派出了众多专家或者专家组，研究这些国家的企业管理和市场经济的运作情况，以便通过这些国家借鉴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朝鲜政府还下令成立了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变化过程的特别研究小组。为了更好地研究资本主义，还在贸易省内部设置了一个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的机构，同时命令相关部门的干部研究有关大企业的管理，以利于朝鲜党和政府更好的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认识、了解。

现在到了金正恩时代，朝鲜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在资本主义复辟这条歪路上越走越远。近几年，朝鲜分配制的住房制度在经济特区罗先市开始松动，借鉴中国的制度，购房者可以按揭贷款买房（虽然在实际中“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罗先市民们没有一个提出贷款要求）。2018 年 4 月 20 日，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自 2018 年 4 月 21 日起，朝鲜将中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并废弃北部核试验场。同时金正恩宣布新战略路线：朝鲜将集中全部力量发展经济。

根据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回答标题所提出的问题：朝鲜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在朝鲜内部已经完全复辟了资本主义，并且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还在不断加速。把它视作“社会主义国家”，从而用来攻击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右派，恰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编造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把它硬套在对方的头上，然后就对准自己幻想出来的果实开火。这就是所谓批评！”大可以一笑置之；而把它视作“社会主义国家”而大加称赞的“左派”，就让它们和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一起，迎接被人民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的最终下场吧。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在国内一直颇具争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右派分子称朝鲜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缩影“，把它当成攻击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靶子疯狂输出；而国内的一部分“左派”（主要为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号为当局背书的老左派）也因为朝鲜拥有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等特征，而把朝鲜当成“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加以赞扬。

总体来说朝鲜的合作农场的现状如下：

1、事实上是家庭经营（7-8 人作业组，原则上家庭成员组成，长期不变）。

2、表面上的统一分配（合作农场、工分制度维持），但实行联产制。

3、事实上的包干制已出现（余粮归己且可自由出售——如果是严格意义上的包产制，超产部分只是化为工分而已）。

结论：朝鲜在农业方面的改革已经实行了介于包产和包干之间的联产责任承包制。

1998 年 9 月 6 日，朝鲜对原宪法进行了删改。宪法的删改也集中体现了朝鲜高层的思想理论和一系列政策的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在对外贸易方面，将原来的“对外贸易由国家或国家监督下进行”，改为“对外贸易由国家或者社会合作社进行”(第 6 条 1 款)。

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

Mon, 18 Apr 2022 00:00:00 +0000

伟大导师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不朽著作，深刻地刨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时期的种种特征，一针见血、目光如炬，为此后一百多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斗争方向，是我们每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都必须要认真深入学习的理论著作，其意义深远，不可估量。

然而，现在有许多同志，他们或许是出于对理论学习的不深入，或许是出于自身的情感而无法接受，当他们运用列宁主义这一手术刀来刨析现代纷繁复杂的形势，尤其是分析特色强国的性质时，却感到迷糊而看不清，从而无从下手，甚至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因此，笔者在这里想将自己的一点见解，通过这篇文章来与同志们多交流，若有错误，请多多批评。

首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理论是什么？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知道，理论是理性对于众多的现实的感性材料，经过不断地分析而得出的，对于其特征的一些抽象的、普遍的总结。也就是说，理论来源于实际，并随实际情况变化而变化。

导师列宁通过对十九世纪末到一战前后的全球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深刻分析，从而得出了帝国主义的伟大理论。可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过这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尤其是经过二战后和新自由主义崛起，苏东巨变这两个关键事件后，虽仍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其普遍特征没有变，但具体的表现形式与一百多年前的列宁时代已有了显著的区别。所以，许多同志之所以会出现模糊认识甚至是错误，其原因就在于拿列宁时代的种种特征来分析今天的形势，这就不免走向了教条主义（当然，这绝不是说导师列宁的理论过时了，恰恰相反，导师的理论依旧光辉鲜活，且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即最后的资本主义。为了了解帝国主义，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于资本主义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性的认识。在这里，笔者想以一个类比来用以说明：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看作贪吃蛇游戏。游戏里没有过多限制，其中的每一条小蛇有且只有一个目标：吃尽可能多的果实，来增加自己的体积。它胃口极大，没有尽头，必须不停地吃下去。而一旦吃不到果子，或是被其他蛇吃掉，那么游戏结束。同样，现实世界中，资本就像游戏中的贪吃蛇一样，它贪得无厌，胃口膨胀，唯一的目标就是增值，为此它必须选择最快的流通方式，不停地流通周转，以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它不会考虑现实的人的各种需要，流进实体产业从而生产各种产品也只不过是为了自身的流通。而一旦有了更快的、更便捷的、利润率越高的流通方向，它们便会一股脑全向着那个方向流去（因此，金融行业必然是资本主义最火爆的行业，例如中国的楼市和美国的股市）。而当一个资本停止增值的那一刻，就是宣布其死亡的那一刻。它要么被更大的资本吃掉，要么被瓜分。

然而，同一个地图内的果实总归有限，而贪吃蛇的胃口却是个无底洞。当一个范围内的果实被吃得差不多，之后，而其中的贪吃蛇们便会开始互相厮杀，大蛇吃小蛇。等到最后仅剩几条块头最大、互相谁也吃不下谁的巨蛇之后，为了不至于死亡，它们面临的就只有一个选择：去其他地图，去更大的范围，抢其他的果实，吃其他的蛇。同样，当一个范围（国家、地区）内的资本经过激烈残酷的攻城掠地，最后只剩下几个体量最大的资本，即垄断资本之后，再也吃无可吃，无法继续增值（正是到了这个临界点，自由资本主义便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它们就像一群饥肠辘辘的亡命之徒，被关在了一个房间里。他们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警惕，即使困到极点也不能睡，否则稍一闭眼，便会被其他饿得吞大象的人分食掉。为了避免这种令人不悦的“血腥”（即使这种血腥每个垄断资本在增值过程中早已干过无数次），它们便会转向外部，去抢夺外部资源，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而扩张者却将这一行为美名曰“开拓海外市场”。

不用说，地图外的蛇，当然不会心甘情愿地被吃掉。同样，海外市场中的资本和人民，也不会甘愿被吞并。因此，这些垄断资本就必须发展强大的暴力，来为其即将进行的“征服”保驾护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导师列宁说“帝国主义必然意味着战争”。）。由于这种对外扩张的形式，往往是以主权国家，即政治的形式进行的，类似封建时期的各大帝国(罗马帝国和中国古代的各大一统王朝等)，因此，各位先辈学者们，将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称作“帝国主义”。

这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到帝国）的逻辑，而导师列宁分析了它的具体特征。

而根据笔者的观察了解，许多同志之所以对现在的帝国主义认识模糊，其原因恰恰就在于对资本主义的逻辑认识不够，而是按着导师从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现实分析而来的一些特点来对现在早已有了大变化的现实“按图索骥”。虽然导师的理论依旧鲜活，但这种对于理论的认识和运用却是本末倒置，违背了马列毛主义的认识方法。

现代帝国主义的内核和一些特征，与导师列宁所论述的没有变化。金融垄断、资本输出、瓜分世界等，一如以往。然而关于殖民地与战争的形式，却有了大变化，这也是关于特色强国是否为帝国主义这一争论中争议的最多的问题。

殖民地形式是与一百多年前的列宁时代情况相比变化最大的。那时，殖民国与被殖民国（宗主国和仆从国）之间是直接依附的关系。前者直接控制后者，被殖民国在政治上没有主权（或主权有限），由殖民国直接安排人员在被殖民国政府中担任职位，从而实现对被殖民国经济命脉的控制，为殖民国的资本入侵开门，并直接以保护殖民国利益为由，在被殖民国内驻扎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关。而二战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殖民地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在这种情况下，新殖民主义应运而生。在新殖民主义下，被殖民国在政治上为一个与殖民国平等的独立主权国家，而实际上则由殖民国通过资本输出，把持经济命脉，同时通过各种政治手段（例如扶持反对派、谋杀违背殖民国利益的政治人物、操纵选举、直接安排等手段），控制被殖民国的政治，同时，以“保卫被殖民国”、“向弱小国家提供保护”、“维护和平”等漂亮的盖头为由向被殖民国驻扎军队。

有人认为，特色强国的许多行业实际上已经变为外资主导。外资控制了了许多特色强国的行业，并且在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外资代理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买办），因此现在的特色强国是殖民地。

他们列出各种数据，讲得似乎头头是道，乍一听的确能忽悠住不少人。然而这种说法却忽略了诸多事实。首先，特色强国的经济命脉，即官僚垄断的国有经济（各个国字头的央企和四大行），依旧牢牢地在官僚们的手中，外资即使有投资，其话语权也并不大。阳和平老师也调查说过，特色对外资的限制，实际比外国对特色资本的限制更大。这里必须要弄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买办和代理人是两个概念。在现代，各国的资本主义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各个国家都有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不仅特色内部有外资的代理人，而且外国也有特资的代理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然而买办却是一个极特殊的群体，他们只存在于殖民地国家当中。

其次，特色强国的军事主权，自从抗美援朝胜利之后，就已经稳固无疑。中美俄稳坐全球军事实力前三强的座位。自二月底拖到现在的一团乱麻的俄乌战争，更是将俄罗斯帝国主义这只外强中干的“充了气的大象”的底裤扒得一干二净。而特色强国则在六月下水了全新的第三艘航母。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特色强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的军事强国，在部分军事科技上甚至与美国难分伯仲。

伴随着特色强国的军事主权，必然是它的政治主权。尽管特色强国的宣传中，老是把境外势力勾画得一手遮天，神通广大，好像它们无所不能，特色内部的任何问题都是由它们煽的阴风，但实际上，即便特色党内仍有相当数量的投降派，但外部势力对于特色强国的政治干预并不大，这由目前的意识形态风向可以看出来，本土派依旧牢牢地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特色强国绝不是殖民地。

那么特色强国是否为帝国主义呢？

笔者回答：是的，而且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帝国主义。

只用看看特色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就知道了。

垄断资本的发展情况自不用说。产能过剩自从90年代开始就已经出现。各个国字头的央企对于经济命脉和生产的垄断、四大行对于金融的垄断，这都有目共睹。这里笔者只列举一些特殊的事实：中国的生产垄断，导致了一些极特殊的城镇的出现。例如深圳大芬村生产的装饰性油画，一度占全球市场的70%；浙江省诸暨市的淡水珍珠产量占全国的80%，全球的73%；江苏省丹阳市，眼镜、镜片的年产量高达三亿多，占国内市场的70%，全球市场的40%（数据来源：互联网）等等。

伴随着这些的，是特色的对外资本输出。截至2021年，特色的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达到了1451.9亿美元，同比增长9.2%（数据来源：特色商务部），世界第三。而“一带一路”计划的提出和亚投行的设立，标志着特色强国正式开始了争夺世界市场的比赛。2021年，特色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3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占同期总额的17.9%；同年10月28日，亚投行成员国数量增至104个，这是特色币国际化的新一步，也是特色金融资本扩张的一个表现。试问否定这一些事实的人们，连自己国家人民头上的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都不屑于搬走的特色，做对外投资，难道真是是不求回报，而为了改变他国人民生活状况的慈善行为吗？

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参与瓜分世界市场、剥削他国劳动人民这一血泪勾当。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帝国主义这一帝国主义漩涡的中心，自从奥巴马以来，都竭力对特色发难。

否认特色为帝国主义的人们，争论最多的，在于特色没有殖民地和没有打仗这两点上。然而事实却是，特色“租赁”“承包”了许多国家的港口（例如以11.2亿美元购得了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70%的股权，并“租借”该港口99年，其中包括周边60平方公里的土地。该港口对于斯里兰卡的经济有着重要作用。），并且还是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遣人员数量最多的国家。反对特色是帝国主义的人，或是没有看到这些事实，或是没有意识到这些事实的本质，甚至天真地相信了资本主义下的特色租赁港口，真的是为了“双赢”的善心之举，天真地相信了在帝国主义下你死我活的世界格局中，真的有所谓维护世界和平这一人类的共同利益！

的确，特色自从78年的所谓“自卫反击战”以来，已经有44年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了。这与美帝国主义和俄帝国主义这两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大坏蛋相比，确实不同。但这并不代表特色没有通过各种方式间接参与战争。例如向利比里亚、西撒哈拉、塞拉利昂、科特迪瓦和刚果共和国派遣所谓“维和”部队，与多个非洲国家保持高层军事合作，提供硬件培训、扶持他国反对派，并向其提供资金和军火（例如向斯里兰卡提供军火以打击猛虎组织）以镇压革命斗争、干涉内战、人民起义、民族解放斗争等。自2012年以来，特色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军火出口商。看看特色媒体对于阿富汗塔利班这一极端保守组织的肉麻吹捧吧，难道真的有“无缘无故的爱”吗？这背后难道真的没有一些交易吗？试问塔利班组织的经费来源和武器来源又从何处？

1

更不用提“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帝国主义军事同盟的成立了。

不仅如此，特色还打着“联合执法”为由，行压迫他国之实。例如，特色在老挝投资修建一条价值72亿美元的铁路线，连接着边境的磨丁和老挝首都万象，用于掠夺木材、橡胶粮食作物和矿产。这条路线对特色在东南亚的计划项目非常重要，其连接了万象和曼谷（泰国首都）的重要商业中心，并将拓展到缅甸的仰光。因此便有了所谓“特老缅泰四国执法”，打着维护湄公河安全、打击毒品交易为由，实际上却是为了保护特色在老挝的投资和其经营的一些经济特区。

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个不容否定的铁事实：特色是一个正在不断膨胀的帝国主义。

当今全球各种危机不断发酵，因此，对于局势的清醒认识，十分必要且迫切。认识问题决定路线问题，所以对此不能马虎。笔者通过这篇文章向各位同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能澄清一些认识。若有错误或疏漏，请多批评，欢迎交流。

HongXing注：

1

中国曾经向阿塔提供2亿援助。2021年9月8日，中国等多个国家的外长出席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中国等多个国家选择在这关键时刻举行外长会讨论阿富汗问题，足以看出阿富汗邻国对阿富汗问题的重视。我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态，根据阿富汗人民的需要，中方决定紧急提供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粮食、越冬物资、疫苗和药品。待安全等条件具备后，中方愿帮助阿富汗建设有助于改善民生的项目，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和经济发展。

苏联是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

Sun, 06 Mar 2022 00:00:00 +0000

作者按：为了不引起争论，本文讨论的是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前的苏联。

现在网络上有某些公知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入门读物就一口咬定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苏联的存在着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

他们认为苏联政府的官僚实质上就是伪装的资产阶级。这样的叙述经常出现，真可谓胡说八道，甚至把一些刚入门的马克思主义者勿入歧途。

首先我们必须解释雇佣劳动到底是什么?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第三章这么写：

工人拿自己的劳动［注：在1891年的版本中，“劳动”改为“劳动力”。——编者注］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一部分现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工人有什么用处呢？用于直接消费。

意思是说存在一个阶级把劳动力当做商品在买，然后有另一个阶级为了取得生活资料，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在卖。如果苏联有雇佣劳动的话，我们应该能见到这种活动。

事实上，苏联的国家机器是受到工人严厉控制的。经济的规划不是在隔离群众的隐秘会议室进行的，计划也与生产资料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事实上规划过程涉及全体苏联人民，苏联的计划委员只负责制定计划，但是经济计划并非就这样完成了，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和工人都有参与生产计划的规划。

经济学者奥纳斯特曼德尔说：“参与规划过程的群众会解决计算上的问题。而提交给各个工厂的计划，是基于国家计划委员会为社区所估计的资源和需求的所确定的。但这可能忽略某些地方特色或某个工厂的特征，因此这种计划要经过苏维埃工厂的所有工人的讨论，这也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为此工厂不仅有全体工人的大会，且每个工厂的工人都能进行讨论，并提出改进计划细节的建议。例如某一工厂的某个供应商在过去一年经历的原材料供应的延迟，当这样的情况在会议中被指出这一点时。他们可能会明示，只要能保证材料供应，他们将能够使产量增加到计划中建议的数量的两倍。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他们能多得到一台质量优秀的机器，他们就可以只使用一个人完成目前有6个人执行的工作量，其余5个工人将可以用于目前劳动力短缺的工作，因而大大提高了生产量。这种一般性的讨论是所有苏联工业的特征。同时，所有负责执行计划的人都会在这种讨论中详细考察该计划，这种个别讨论并不是一次就结束了，一旦计划通过后，工人全年都会进行会议，通常每月举行以检查计划的实施状况。”

在官员的工资上，虽然二战后，斯大林搞了个“红包制度”，对高级干部，每个月除了工资之外，额外发一个信封，封装了一笔相当于工资1-2倍的“奖金”，但基层官员和绝大多数工作者他们的收入也并没有比其他工人高多少。事实上，当苏联人在整理斯大林遗物的时候，发现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国家的，几乎没有私人财产，由于久已戒烟，甚至连烟斗都没有留下。斯大林留下的最值钱的遗物，是一件苏联军大衣，而且破旧不堪，甚至能够闻到上面散发出的难闻气味。而且他每个月领的工资甚至没有工人多。当今美国别说总统，就是白宫的侍从的收入有低于平均水平吗？

在苏联，收入不平等是由于劳动活动的社会价值不平等所致的，而不是因为人们拥有不同数量的生产资料。共产党员与生产资料也没有特殊的关系。事实上作为共产党员就收入而言得不到好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一般共产党人收到的劳动报酬是不值一提的。作为管理层等级，他们的薪水可谓是微不足道。同时，共产党人通常赚的比他们聘请的非共产党技术人员少得。在苏联，所有生产成果都被汇集后再分配。就俄罗斯而言，有数百万人同情党却没入党，入党几乎得不到什么特权还得缴重税–每个党员必须向党金库缴纳工资所得税。每个党员每周还必须投入至少几个晚上的时间参与党的志愿工作。共产党人有责任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为他人树立榜样。如果他在工厂工作，他必须生产出更多产品，并且缺勤次数必须少于非党工人。如果他在前线，他必须表现出比其他人还要多的勇气。如果他没有履行职责或是违法，由于社会对党员的要求较一般人更高，处罚将会更加严厉。入党无法得到一般工人没有的特权，所以，请那些无知的“评论家”们好好看看，雇佣劳动在哪，劳动力的买卖在哪？

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是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很简单，因为他在资本主义下是一种商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没有这种现象，人们的就业状况不受供给需求的左右。相反，宪法保证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假如一个人的专业因科技的进步或其他原因在社会上失去需求，它可以免费学习新的专业并在此期间领到保障金。

马克思说：“生活资料对工人的用处是直接消费，这也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性，苏联有这种现象吗?在苏联，除了部分劳动力适用于维持社会基金（社会基金包含政府补贴和公共服务和设施），工人的劳动力换取的不仅仅是直接消费的生活资料。更何况直接消费的生活资料只占工人所得的小部分而已，他们的生活资料并不是从资本家手中争取的，而是来自社会基金。”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么写：

“我们所说的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在各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那么，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定义是什么？他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第三章这么写：

“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如果有资本的话，工人的劳动力就会被用在增加利润上，是为了累积更多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

关于剩余价值是什么？这里做个说明。交换价值可说是用钱计算的价值，保存并增加资本的价值的意思，就是用钱来赚更多钱。使用价值可说是物本身的价值。

况且，如果苏联官僚的主要目的是赚钱，那么他们会把焦点放在消费品上，而非重工业。因为生产消费品比建设重工业能产生交换价值。他们还能把利润动机引入医疗和教育，并取消就业的保障。有失业就有劳动后备军就能压低工人的工资而提高剩余价值。事实上，在苏联规划下，社会生产总值的必要部分和剩余部分之分，是由政治决策决定的。

于是，又有些人会说以上描述的其实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这个说法透露他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定义一无所知，社会民主主义并没有消灭阶级的目标，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仍存在着出卖劳动力的阶级和购买劳动力的阶级。重点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把所有剩余价值归还给劳动群众生产活动。他仍然是以增加利润为目标。资产阶级只不过在某些条件下把小部分的剩余价值归还给劳动群众，这通常是为了麻痹不满的劳动群众以免革命活动。他们重新分配的小部分剩余价值来自劳动群众的生产活动和资本家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帝国主义活动。在苏联，所有人民产生的价值都属于人民，苏联工人从社会领的钱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凭他赚的钱从社会储存中领的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

在修正主义时代以前，这些价值是苏联人民自己产生的，而不是第三世界为苏联产生的。当年全球资本家对工人反抗的恐惧主要来自于苏联的存在。这也是西方发展福利制度的原因。同时，我们仔细分析美国政治会发现，最大的跨国企业，例如摩根大通并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支持。因为他们能够承担更高的税金，并在较不富有的企业无力竞争的时候，把这些对手买下来、同时在收买足够了本国工人后，也能减少工人的抗争。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它带来的社会福利是由帝国主义活动资助的，它的民主只能是是资产阶级民主而非无产阶级民主。所以他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苏联怎么会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而且苏联当时是个发展中国家。众所皆知，发展中国家是超额利润沃土，资本家能占尽穷人的便宜。难道资本家有到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吗相反的，他们都呼吁帝国主义国家帮忙推翻对跨国企业不友善的第三世界政权，例如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

商品生产本身不见得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的诞生之前就存在了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带有怎么样的性质在于社会总的生产模式，量质互变，关键的是商品生产的性质和类型，没有雇佣劳动，没有资本，商品生产就失去资本主义的性质。很明显，苏联所有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下的商品生产大有不同。那么，马克思所谓的商品生产又是什么？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是这么形容：

“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

意思是，一个商品对我们的用处和他能换取的钱不见得一致。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房地产。在我们的社会，空房子很多，但无家可归的人也很多。为什么会有无家可归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的生产模式必然激发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矛盾。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不能让无家可归者使用那些房子，可是他们面临着没钱租或买房的困境，就只好过着没有房住的日子。这经常会导致资本主义危机，也就是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人们没有钱以交换。苏联在社会主义时期并没有这一类危机，他们没有经济衰退的问题。至于住房，在赫鲁晓夫时代以后，每个人都能分配到赫鲁晓夫楼住。即使是那些让你负担不了的，具有巨大使用价值的东西的那些交换价值，也不是问题。因为资源是通过民主分配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并不存在。也因此，苏联的商品生产没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光凭他的存在不能证实资本主义的存在。商品生产同样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光凭他的存在不足以证实资本主义的存在。这引出了下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

恩格斯说：
“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社会主义即马克思所谓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之后，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雇佣劳动因此无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因为它是压迫无产阶级的条件，而不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对于商品生产他本身，并没有解放或压迫无产阶级。

于是又有人举红色高棉那样的政权来反驳。的确，1975年至1979年，红色高棉政权发动大屠杀。具有激进共产主义倾向的红色高棉政权宣称要创建工人、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他们盲目杀害和前政权或外国有关的人以及知识分子、专门职业从事者和技术人员，甚至对戴眼镜的人、识字的人、手白的人等也不放过。在这次浩劫中，柬埔寨共有170万至250万人被处决或因疾病、饥饿而死亡，而当时柬埔寨的总人口仅为800万。但事实上，只有反共人士才会说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把这种政权当做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专政路线，根本反映了他在马克主义国家观的的错误和盲动。那些以此为例来诋毁共产主义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把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描绘得及其黑暗，从而宣传他们的自由的普世价值。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会把它当作社会主义国家，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言归正传，社会主义当然应该逐步消灭商品生产。但在无产阶级民主下，商品生产本身并没有降低该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只不过，在踏上修正主义路线之前，苏联把人民的利益摆在企业的利润前面，其经济活动的基础不是财富最大化或使交换价值成倍的增加，而是提高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平。所以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因为修正主义正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样，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变。当一个国家走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其社会主义性质不会瞬间消失。同样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也不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而是会逐渐呈现的。因此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虽然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路线及走向资本主义的回头路，但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仍旧存在。

巴黎公社的历史和对社会主义的意义

Sat, 05 Mar 2022 00:00:00 +0000

巴黎公社的历史

第一，法国革命“专政”的由来

在公元前509年至公元前27年之间,法国还是是罗马共和国。这个时期的共和国为了避免权力被滥用,设置两位执政官,规定只有两位执政官的意见一致时他们才能行使国家权力。当两位执政官由于意见不一致而不能行使权力的时候,特别是当国家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则需要有另外一种权力来应付危险局面。执行这种权力的职务产生了,被称为“专政官”,它的任期是半年。这时就出现了“专政”的概念或话语。

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1793年6月雅各宾派上台执政,面对十分危急的国内外形势,实施了“革命专政”。在经济上,他们颁布了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粮食饲料限价的法令、建立供应委员会的法令、在巴黎实施面包配给制的法令等,形成了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体制。在政治上,他们颁布了体现恐怖政策的重要法令即嫌疑犯法令,规定一切嫌疑犯均要逮捕,嫌疑犯名单由各地革命委员会提出;宣布法国的临时政府为“革命政府”,由救国委员会监督所有的行政部门、各部部长和将领,形成了以救国委员会为中心的集权政治体制。他们改组“革命法庭”,在巴黎和各地设立断头台,对反对革命政权的势力进行镇压和消灭。这个时期的政权在当时即被人们称为“雅各宾专政”或“雅各宾革命专政”。〔1〕这就是法国革命“专政”的由来。

第二，公社的由来

自中世纪以来,一些城镇拥有自治权,史称为“公社”。“公社”,表示拥有自治权的地方。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后,巴黎人民继承历史传统,建立了巴黎公社。注意，这个巴黎公社并不是我们常说的1871年巴黎公社。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次革命中的巴黎公社成立于1792年8月10日,即建立于雅各宾派掌握政权以前。它是革命进程中激进革命派掌握权力和推进革命的机构。

当时在雅各宾俱乐部内部,存在着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即后来的雅各宾派)之间的纷争。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看待巴黎公社的作用。吉伦特派强调巴黎公社是地方性政权,干预全国事务是越权行为,甚至诬蔑公社有侵吞公款的违法现象。他们极力要求改组巴黎公社,力图削弱公社领导机构中的激进革命派。可是当年11月进行改选时仍然是山岳派在公社领导机构中占多数。当年10月1日巴黎公社派代表来到“国民公会”,要求审判前国王路易十六。吉伦特派反对处死路易十六,山岳派则要求处死路易十六。由于巴黎公社领导人和山岳派的坚持,路易十六于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在革命进程中,巴黎公社与雅各宾派相互支持,共同战斗。1794年7月27日雅各宾派领导人被捕后,巴黎公社曾将他们营救出来。可是由于公社力量有限,当晚国民公会武装力量再次将雅各宾派领导人以及巴黎公社领导人逮捕，次日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

第三， 1848欧洲革命

说到“巴黎公社革命”，就不得不说到1848欧洲革命—一场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的欧洲革命。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1847年6月，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或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发表。这两大历史性事件，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创立。紧接着就迎来了1848年欧洲革命。欧洲革命规模宏大，遍及俄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波及法国、德国、奥地利、波兰、意大利、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等八个国家，其中尤以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的影响最大。1848年欧洲革命是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总体而言，这场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消除阻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封建统治势力。但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不同国家面临的具体革命任务又有差别，有的要彻底扫除封建残余，推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进程；有的要消灭分裂状况，实现国家统一；有的要推翻异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无产阶级带着自己强烈的阶级要求登上历史舞台，给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上了自己的政治烙印，但是，这场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

第四，“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

经过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的沉寂，1870年的普法战争再次唤起了法、德两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联合斗争。1870年7月，法兰西第二帝国为争夺欧洲霸权，以西班牙王位继承人问题为导火索，发动了普法战争，结果法军惨败。9月2日，被围困在色当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投降。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分子在巴黎市政厅成立临时国防政府，宣布第二帝国灭亡，第三共和国成立。当时普鲁士占领了法国1/3以上的领土，但他们并没有因法国国王的投降而停止进攻的脚步，10万普军围困巴黎，巴黎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有的居然以猫、狗、老鼠为食。面对敌人的入侵，巴黎人民奋起抗争，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在3个星期里就发展壮大到大约30万人，他们购置了数百门大炮。然而，临时国防政府害怕工人武装甚于害怕普鲁士军队，它在镇压了巴黎人民的两次武装起义后，1871年1月28日宣告投降，同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了停战协定。1871年2月，卖国贼梯也尔组建了新政府，继续执行阶级压迫和民族投降的政策，激起广大群众的极度不满。

1871年3月18日凌晨，梯也尔派几个团的兵力占领了蒙马特尔高地的国民自卫军停炮场，抢走了全部大炮。附近的国民自卫军及居民包括许多妇女、儿童拥上蒙马特尔高地，同政府军士兵发生冲突。带队的军官下令向群众开枪，但士兵拒不执行命令，反而倒向群众一边。随后，巴黎市区内的武装起义迅速展开，并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指挥下同政府军展开巷战。战斗至夜间，国民自卫军占领市政厅并控制了巴黎，梯也尔政府逃到了凡尔赛。就这样，巴黎工人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他们于3月26日进行公社选举，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

事实上，在巴黎公社革命前夕，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就建立了巴黎支部，国民自卫军中就有巴黎支部的成员。在第一国际的领导下，法国曾酝酿成立社会主义政党，但是，这个党还没有建立，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就爆发了。虽然在巴黎公社革命期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把支持和指导公社的革命活动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连恩格斯都把公社称做国际工人运动的“第一个伟大的成就”,认为它“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在巴黎公社革命和巴黎公社存在的72天中，并没有党的领导。从政治思想倾向来看，公社委员会大致分为四个派别，即蒲鲁东派、布朗基派、雅各宾派、共产主义派。当时的共产主义派并不占优势。蒲鲁东派右一些，影响大一些，是多数派。布朗基派过激一些，是少数派。雅各宾派沿用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称呼，代表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的利益。难能可贵的是，在没有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情况下，巴黎公社革命取得了胜利，巴黎公社留下了诸多创举。但是，它并不是工人自发起义、取得政权的，也正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更由于当时的法国还缺乏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历史条件，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就在梯也尔政府的反动军队的反扑下失败了。毋庸讳言，正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巴黎公社革命、巴黎公社建设的成就和水平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

第五, “巴黎公社”的国家治理

巴黎公社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实行了全新的国家治理。

（一）打碎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建立议行合一的无产阶级国家政体

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指出：“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 〔2〕按照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政权，就不再是任何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政权了。巴黎公社诞生后，马克思经过考察和总结，明确地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3〕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以及恩格斯在为该书写的导言等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创造性地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会，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对无产阶级实行民主。巴黎公社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府，一批工人、社会主义者和在巴黎的外国革命者被选举为公社委员。一切有关社会事务的权力都归属公社，这样的结果，使“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4〕公社委员会下设十个委员会（相当于政府各部），政府的一切法令和重大事项须经公社委员会讨论通过，再分别由下属委员会执行。这种议行合一的体制，克服了资产阶级议会空谈的弊端，提高了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巴黎公社和以往一切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以往的国家不过是剥削阶级少数人对被剥削阶级多数人的统治，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实现了大多数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少数人的统治。这一政权性质，与马克思、恩格斯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设想和本意是一致的。

（二）实行充分的民主，使“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

公社委员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权力机关，向人民负责，由普选产生，公社所有公职人员都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司法部门的各级工作人员也由选举产生。“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5〕革命爆发的第二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发布了选举公告，通知巴黎市民准备选举，规定公社委员代表名额对外公开，按居民人数的一定比例确定，由选民分区直接投票选出。公社委员会的选举严格按照民主程序和公开方式进行，由巴黎各区市民通过投票直接选出。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会经常向市民汇报工作，介绍公社情况，解答各种质询，听取市民意见。巴黎公社不仅赋予了人民参与民主选举和政府决策的权利，而且还建立了对政府的民主监督和罢免撤换制度。巴黎公社实行的无产阶级民主是真正的全面的民主，除民主选举公社委员之外，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也体现了人民民主精神，如由工人大会选举产生工厂领导人，由工人代表组成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实现男女平等的选举权和受教育权，推行国民教育普及化和世俗化等。由于“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6〕因而巴黎公社是具有广泛代表的政治形式，能保证国家权力始终保持在人民手中，“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真正民主的政府，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国家权力始终保持在人民手中，这是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区别于由资本垄断者掌握权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特点。

（三）防止公仆变成主人，建设“廉价政府”

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虽然都提出建立“廉价政府”口号，但都没有实现。因为资产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必须依赖庞大的常备军队和官僚体系来支撑国家机器，规模越来越大的国家机器成为货真价实的“高价政府”。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府”，公社法令明确规定，所有的公职人员作为社会公仆，普遍实行低薪制，最高薪金每年为6千法郎即当时巴黎普通工人的年薪。与此相比，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驻外领事年薪为6万法郎，外交部部长则为13万法郎。马克思对此评论道：“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 〔7〕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府，才能把国家开支和工作人员薪水压缩到最低程度，用国民军代替常备军，减少军队人数，尽量减轻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最终有效“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因此称赞巴黎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8〕

巴黎公社对社会主义的意义

第一，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建立“工人政府”〔9〕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在《内战》阐明，巴黎公社是新生的具有社会主义国家雏形的政权。巴黎公社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以往历史上的任何国家相比，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

众所周知，巴黎公社是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实行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毕竟地域有限，时间也很短暂，仅仅存在了72天。这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10〕但是，正是在这些关于未来社会预测性的原理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方向、实质和基本规律，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尤其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制定实施的政策措施的透彻分析，就像恩格斯说的：“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11〕马克思本人更是坚定地相信：“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12〕

马克思肯定了巴黎公社建立的合作社，它是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治理，他强调指出：“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 〔13〕巴黎公社期间，慑于革命的威力，巴黎出现了企业主逃跑的现象，大批工场被这些企业主遗弃。这样的潜逃使企业生产停顿，无法供应城市需要，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1871年4月16日，巴黎公社果断地发布了《关于将逃亡业主所遗弃的工场转交工人协作社的法令》，法令规定：“

一、统计被遗弃的工场数目，确切编制关于工场现况和现有工具设备的清册。

二、提出报告，拟定这些工场迅速开工的切实措施，开工将不指望潜逃的业主而是靠工人协作社的力量。

三、拟定工人协作社章程草案。

四、成立仲裁委员会，负责裁决上述业主归来后将工场最终盘给工人协作社的条件，及协作社应付业主的赎金数额。”〔14〕

这四条规定说明，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工人协作社，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转交工人协作社，这即是破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尽管工人协作社做出了妥协，愿意付给原业主一定的赎买金额，但是，这个法令具有的破天荒的意义就在于，“是把人民大众劳动积累的财富交还给了多少世纪以来被剥夺了财产继承权的人民大众。工人合作社联合会组织的调查委员会受委托，统计那些应该交还给工人的、原业主遗弃的工场和编制财产清单册。于是‘剥夺者被剥夺了’” 。〔15〕为此，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个法令，说：“公社下令，对被厂主停工的工厂进行登记，并制订计划：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合作社以开工生产，同时还要把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16〕这是“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厖这种组织工作，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17〕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已经研究了合作工厂问题，他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厖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18〕由此可见，合作社的性质和成功，完全取决于国家政权和所有制问题。马克思所说的“积极地扬弃”，在巴黎公社那里就体现为建立了无产阶级国家，将逃亡资本家的企业交给了工人联合体，开始了对私有制的改造，要建立公有制经济。为此，马克思称赞道：“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厖这是共产主义”。〔19〕因而，巴黎公社首开先河，拉开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序幕。

马克思指出：“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20〕作为新型的国家，巴黎公社把生长在帝国肌体上的脓疮赘瘤都割除得干干净净。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法兰西第二帝国“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 万人的官吏大军和50万人的军队” ，〔21〕形成一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对比旧国家，新生的巴黎公社的国家机构则十分简单，公职人员甚少。巴黎公社只设立10个工作委员会，配有64位公社委员，作为公社领导机构的公社委员会及其成员，既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公社通过法令和决定重大问题后，可以直接指挥、贯彻执行，克服了资产阶级国家议会式的空谈，提高了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对此，马克思分析道，在新的国家中，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只是那些“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22〕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23〕这里，马克思用“为数不多”“限于几项”的国家职能，概括了巴黎公社国家机构的特点，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机构是极其精干简约的。建立精兵简政的国家机构和人员编制，是马克思恩格斯建设无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基本思路和要求。

第二，“巴黎公社”现实意义

（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真正的民主”等提法，而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民主”一词。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民”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因此民主一词代表的是“阶级的统治”，只在国家层面上使用。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使命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也要消灭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制度。一旦消灭了阶级，所有国家和民主制度也随之消亡。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不是以制度而是以一种习惯保留在“自由人联合体”中。马克思说，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24〕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社会主义民主，但人民政权、人民民主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重要内容。

列宁指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民主原则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列宁认为，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形式，在性质上不同于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享有最高程度民主的国家，是来自人民、为人民所有、为人民服务的国家。〔25〕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两者的政治性质即国体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是以人民为主体，国家政权是为人民服务，国家公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民主才真正以一种制度模式闪亮登上人类历史舞台。〔26〕

以人民为中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已成为政治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共识。苏东剧变后，越南、朝鲜、古巴、老挝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保持国家的人民特色不变。近年来，这些国家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大力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金正恩在2021年1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八大的报告中将“人民大众第一主义” 〔27〕作为党的政治理念，认为这是朝鲜劳动党的使命和任务。越共十三大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作为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在西方国家联合打压社会主义国家的今天，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合团结，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共识具有重要意义。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立足根基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重要结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一是在政治方面，“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二是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8〕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29〕的口号；1852年3月，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再次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就阅读大量报道，摘录多方消息，广泛搜集关于公社活动的各种材料，并集中时间和精力对公社进行深入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步尝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雏形。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30〕的观点，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是新型的国家、是由剥削阶级国家到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必经阶段等一系列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统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

列宁通过总结俄国革命经验，科学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等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肯定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是苏维埃共和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进组织来掌握国家政权。面对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国内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局面，列宁一方面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使用革命暴力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强调要建立无产阶级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他在《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著作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享有最高程度民主的国家，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统一体，即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对一切反动阶级、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两个基本职能和属性：一是担负对内镇压被统治阶级、对外抵抗外来侵略的阶级工具职能，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二是具有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提供保障等公共服务职能，具有公共服务属性。“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在论述苏维埃国家政权建设时，曾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设想并着手实施，但因他过早逝世，这一探索没有得到展开。〔31〕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原理，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对新中国的国家本质及其形式作出了明确规定，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32〕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目的和作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是专政与民主的辩证统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总而言之，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实质和主要内容，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理论的创新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三）共产党领导是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强大保障

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他们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为了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需要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并发挥党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了俄国民粹派那种认为不需要无产阶级的力量，仅仅依靠农民，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空想，提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领导民主革命，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就是实现对农民的领导，要把农民看做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列宁论证了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33〕这个著名命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进组织即共产党来掌握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的“奥秘”所在，也是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大不同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的优良传统，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结构和政治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西方议会制，不是三权分立，而是议行合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同于西方多党制，也不同于前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一党制，是多党合作制，允许其他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就事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进行民主协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政治创造。在新型政党制度下，中国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通过政治协商等多种方式对国家权力进行民主监督。这种监督方式打破了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权力监督的固有模式，重点在于合作和协商，而不是对抗和对立，这就避免了多党竞争带来的恶性争斗和无谓消耗。

〔1〕张晶文.浅谈巴贝夫主义中的革命专政思想

J

.史学集刊,1988,(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12.27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 102.

〔4〕柴尚金.巴黎公社的人民民主及当今镜鉴

D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02.

〔5〕柴尚金.巴黎公社的人民民主及当今镜鉴

D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02.

〔6〕柴尚金.巴黎公社的人民民主及当今镜鉴

D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0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14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10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1 52.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2014.91.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4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人民出版社，1963.677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103.

〔14〕巴黎公社公告集〔M〕.罗新璋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214.

〔15〕〔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M〕.柯新译.人民出版社，1962.213-214.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49.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53.

〔18〕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4.499.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 102-103.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166.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12.760.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99.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12.142.

〔24〕法兰西内战〔M〕.人民出版社1961.

〔25〕柴尚金.巴黎公社的人民民主及当今镜鉴

D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02.

〔26〕柴尚金.巴黎公社的人民民主及当今镜鉴

D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02.

〔27〕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69.

〔28〕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1949.

〔29〕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M〕.人民出版社,2015.

〔30〕哥达纲领批判〔M〕.人民出版社,1997.

〔31〕柴尚金.巴黎公社的人民民主及当今镜鉴

D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02.

〔32〕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69.

谈哲学问题的一些缪误

Tue, 04 Jan 2022 00:00:00 +0000

命题

1，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

2，世界的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着的，并且不断地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3，世界上没有不可以认识的事物，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指导实践；认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

4，世界的万事万物运动的动力，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所推动的，外在的因素是第二因素。

5，世界的万事万物运动的规律是辩证的，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它是可以由实践认知的。

这些都是教科书式马哲。这五条的表述都是错的，而且在历史上被无数次庸俗地套用。

1，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

“物质决定意识“，这是物质本体论的观点，也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的统一，重点在于“实践”而不在于“物质”。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实践本体论不是字面理解的那样：主张后来的人的实践是世界的本源。而是，它认为以实践的社会化的人本身为出发点，认为只有通过实践，人自身的意义及其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才能得到显现出来。

举个例子，再借用马克思的话说：

“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

大家千万不要把这段话理解成：马克思认为澳洲新出现的珊瑚岛，是地球上和实践无关的地方。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要是和实践无关，你怎么知道澳洲新出现了珊瑚岛？！”

所以我的话讲到这里就很明白了：马克思对世界的起源并不感兴趣，他的精力投向的是现实的社会实践。所以他本人的哲学思考都是以社会化的人为出发点的，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是服务于人的，而人与世界的关系、意义，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彰显出来。所以称之为“实践本体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

这就是“实践本体论”的真正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简单的认为意识是对物质的粗暴的反映论。

因此如果一定要讲这句话加以改造，那么应该是:意识是对主客体关系的反映，主客体关系具体化来说就是实践。

“离开实践的争论”，就容易产生一些纯思辨意义上的问题，例如“人死后会不会上天堂”，这类无法用实践进行检验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旧形而上学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和上一个问题一样，很无聊。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

注意这里马克思讨论的也不是“人的本质”，而是“人的本质的现实性”，或者说“人的本质的实现”，用抽象的概念对人的本质进行规定，这恰恰是马克思反对的。

“物质决定意识“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里”主观能动性“是作为一个突兀的先验概念出现的，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要解决这对矛盾，或者取消”主观能动性“，把物质决定论发挥到极致，然而这样实际上会走向类似宿命论的观点：既然一切都是由物质决定的，那么我们只要任由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发生即可，在革命实践上，则表现为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当代左圈的“等待革命论”：我们只要静静等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自然发生即可。

2，世界的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着的，并且不断地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世界的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着的”，这是正确的，然而它经常被庸俗理解（它的具体含义将在第三点加以诠释）。这句话的问题还是老问题：脱离了实践去谈世界是绝对运动（赫拉克利特）还是绝对静止（埃利亚学派）不是马克思关注的问题。“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也是一种庸俗的理解，如果一定要用辩证法对于运动与静止做出规定，那么正确的说法应是：“运动中包含着静止，运动与静止这对矛盾统一于具体的运动”（具体下面举了例子)

3，世界上没有不可以认识的事物，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指导实践；认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

前半句基本正确，但是没有把握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精髓，后半句“认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柏拉图的观念论，不是马克思的认知论。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系才是事物的本质，脱离关系谈事物只能陷入机械论。实践这种能动反映的不是客体本身，而反映了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主客体的关系以某种形式投射在主体中，以形成意识。如果认为意识还只是对客体的反映，那么这样的能动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不是社会规律决定实践，恰恰相反，是人的社会实践决定了社会规律，决定了社会现实（实践本体论的意义只在“人”身上有效，单纯脱离社会与人而在自然的角度里去理解，那么毫无意义）。于人本身而言，实践优先于一切，并且只有通过实践，人才能确定人本身的意义。

而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群众，那么，真理掌握在群众手里的论断，就是如此推断出来的。

那么，在没有人的存在之前？

在没有人之前，世界是自在存在着的。人出现之后，人的主观与世界的客观交融，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的关系接轨。

在人能动的实践角度下，世界的模糊的性质得到显现，这是一种相对的、衬托性的显现。所以人的知识、真理，也只是人当前实践水平的具体产物，带有历史性和局限性。

所以也没有永恒的真理，没有先验的、永恒的世界本质，因此目前能够确定的只有实事求是。世界的本身结构不能等价于也无法等价于人的认识结构。当下社会的一切所谓真理只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亦受制于历史性。正如内在和外在的本质在自我的实践认识中同时显现一样。

目前而言，主体与客体的综合的对立统一关系—实践，大概才是让人能够确定实际意义的，即实践本体。过去的历史也是如此，它是作为一个部分与现在的历史相统一的，而不是固定的、僵死的既定在那里，不然只会导出历史决定论。

但是，不能将个人的经验在没通过普遍的社会实践交往前，就当作普遍真理，并且强迫民众接受——这是宗教。这就是实践本体论。

由此实践本体论的观点，马克思还将他们这种唯物主义者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

4，世界的万事万物运动的动力，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所推动的，外在的因素是第二因素。

说矛盾是运动的动力，这是正确的，然而这里对于运动的规定本来就是在一个系统之内的运动，不存在什么“外在因素”。

关于矛盾是运动的动力，有条件可以阅读《资本论》，是这一条规律的生动运用。在这里可以举一个浅显的例子:以（最基本的）机械运动为例：你下班走路回家。从空间位置看，每一瞬间，你“既在这一点”（你经过这一点），你“又不在这一点”（你又要离开这一点，达到另一点）；从时间上说，你“既在此瞬间”，（你经过此瞬间），“又不在此瞬间”，因为此瞬间要流逝，过渡到彼瞬间。正是空间和时间的连续性（运动）和间断性（静止）的辩证关系，形成了你具体的运动。可知，二者统一于汽车的机械运动，机械运动是矛盾的。

小练习：如果看懂了这一部分，可以尝试着用这种方法去解释芝诺悖论

由此可见，讨论运动与矛盾的关系总是基于一定的体系而言，脱离这个体系去谈什么“外在因素“没有什么意义。

5，世界的万事万物运动的规律是辩证的，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它是可以由实践认知的。

关于这一条，引述一位同志的精彩论述。

在毛泽东之后，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马克思主义在全球中遭到抵制，但是以物质本体论为核心的教条独断还远未终结，它仍然占据在中国的哲学界，以及高中政治的哲学教育的课堂。在那里，马克思主义成为一门颠扑不破的、神圣不可质疑的真理，这个理论的真理性不是由实践来保证，而是由政治权威。这恰恰是反辩证法质疑一切的革命批判精神的。

由于马克思留下的理论空间很宽敞，那么阐述他的辩证法，实际上就有可能是在自己创立一门超脱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历史中，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把服务于苏东官僚（以及当下中特社）的唯物辩证法丢进垃圾桶，是毫无问题的。

唯物辩证法不仅为马克思招来许多臭名声，在中国还与中庸的道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变成了和稀泥的“一分为二”的庸俗辩证法，也就是看待一个问题既要看到好处也要看到坏处。这是与粗糙伦理学加在一起的诡辩术，毫无意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辩证法起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自己的叙述中，他给黑格尔的辩证法“祛神秘化”、“祛颠倒化”，才得以改造成功，也就是一般的理解为把其历史的唯心主义变成历史的唯物主义。不过阐述这种改造之前，先要理清一个错误的观点，那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哲学的方法论”。

这是有文本依据的。黑格尔曾经在《小逻辑》里
这样讲过他的方法论：

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个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

————《小逻辑》，黑格尔

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并且分析总结出来的，有三条信息:

1，黑格尔的方法论实际上有三个环节；

2，三个环节分别是：抽象的知性（正题）；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反题);思辨的或肯定的理性（合题）;

3，辩证法只是三个环节当中的第二环，也就是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是消极的。

这是大家经常所误解的。误解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马克思的缘故——因为马克思只汲取了黑格尔最核心的辩证法作为他自己的方法论。再到后来的苏东和中国的教科书对唯物辩证法的大力宣传，更是加大了这种误解。

至于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为什么只抽取了处于第二环的辩证法，那是因为，辩证法自从在古希腊诞生以来，再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几代人发展，到黑格尔手里，被登峰造极般强化了，所以它的本质（事物内部矛盾的自我否定）也遭到黑格尔的彻底深化，所以它具有极强的否定性、消极性和破旧立新的思想，这非常适合马克思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理论。

而黑格尔方法论的另外两个环节，也是非常珍贵的。

作为第二个环节的辩证法，以第一个环节的“抽象的知性”为基础。所谓知性，即人拥有能够对感性刺激和直观进行统合、统一的思维能力，是天生具备的。人的知识就是知性和感性相结合的统一。

在黑格尔看来，抽象的知性代表着规定性和确定性，它是在理性的理论思维里彰显着作用的。

譬如他在《小逻辑》里的经典表述：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理智思维的权利和优点，大概讲来，无论在理论的或实践的范围内，没有理智，便不会有坚定性和规定性。”

“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同样，无论于哪一项职业，主要的是用理智去从事。”

————《小逻辑》，黑格尔

简而言之，倘若没有抽象的知性给辩证法作准确的思维规定、规范，那么辩证法实际上就是诡辩术，因为它无法区分纷繁复杂的概念，从而陷入模糊、混沌。这就是抽象的知性在黑格尔方法论里的作用，即整理、规范混沌的思维——也不仅仅是在语言和思维上，还在于实践的范围里。

而第三个环节，也就是“肯定的理性”（思辨论），它是在综合了知性思维（抽象的知性）和辩证法（否定的理性）的基础上，限制了辩证法的虚无主义化。

辩证法蕴含的否定性实际上消解了知性思维规定性带来的僵化，然而却朝着另一种方向——无休无止的怀疑下进行自我否定，最终就是虚无主义的结局。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有了第三环节的“肯定的理性”，来限制“否定的理性”的泛滥。这里的第三环节的，正是代表、蕴含着积极，才抵消了第二环节的消极。

综合了方法论的三个环节，我们可以知道，在黑格尔的世界里，辩证法的运动样貌是：正题——
反题——合题。

这里的“正”、“反”、“合”三个命题，不是所谓的庸俗三段论，是辩证运动的过程。

以及，世人对黑格尔辩证法最大的误解，莫过于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质量互变规律。

然而，这是错的。这所谓的“三大规律”，乃是恩格斯的炮制，无论是黑格尔或是马克思，都与此无关（虽然他们的确使用过“对立”、“否定之否定”等类似的术语）。并且，黑格尔对“矛盾”的定义是自否性，而非统一之物分为两个。

既然否定之否定规律并不存在，而这个庸俗三段形式，也应当是谬误。它大致是这样子的:

一，正题：一个品行高尚的好人。（经过反题的否定，即抽象的理性否定后)

二，反题：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人。（结果合题的扬弃，即扬弃的理性肯定后)

三，合题：一个在综合了好人和坏人的基础上，变得更丰富的人。

这个错误命题还被一些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者”乱套，套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上，结果歪曲了唯物史观，比五段论还生硬——把封建社会理解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更高统一体。

这虽然看起来，似乎是有点道理的，然而仔细分析，却是一种鸡汤式“扬弃”的辩证法，实则鸡肋。

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即“正”、“反”、“合”三段命题，实际是这样的:

一，正题（直接的未经反思的肯定状态）：在最开始的时候，未经人的思维理性反思的万事万物的状态展列在其眼前；

二，反题（辩证思维对正题的抽象否定）：经过辩证的否定，万事万物都被概念化、抽象化，具体内容成为抽象概念；

三，合题（肯定的理性对反题扬弃超越）：实际上并非是理性的思维让万物被否定，而是万物自己运动的结果，自己否定自己。

这个过程，直截了当地理解，就是在事物当前状态为正题，在外部的推动下，事物内部的根据与其综合，被否定，即反题，完成被否定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结束，实则也是再肯定的过程，即辩证运动的过程。整个过程，就是辩证运动的全貌。辩证运动的过程，就是事物展示、改变其自身实体性内容的过程。

事物在这种辩证运动中得到否定的历史性改变。这不是由道德价值评价的积极或消极的改变，而是事物内部对自身规定的否定的改变，这就是“扬弃”的真正内涵。

在第一环节和第三环节的结合下，第二环节的辩证法是黑格尔方法论的核心。

在恩格斯那里，他的辩证法是对自然界最淳朴、最原始的描述，是对大自然最直白的反映。在他那里，自然界是脱离了人的实践范畴的抽象的物质，并且，这种抽象的物质还决定了人类的意识，甚至等同于“存在”。

就如这段：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复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

他这句话，还把整个人类哲学史简单粗暴地划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阵营，并且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狭隘化为物质决定论，这是倒退回18世纪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一个层次。更致命的是，他这些都没有论证过程，直接下定论，这难道不是违背了他吸取的自然科学最为基本的实事求是精神吗？

至于后来，列宁、斯大林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深化，成为马哲唯一的权威解释，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推广论”: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其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他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

这就间接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附属，更潜在地默认：在哲学上，马克思是恩格斯的附属。

而且，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被一分为二成两个毫不相干的世界，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基于实践一元论的哲学，变成二元论。

哲学史上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对唯物主义二分的做法，那就是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对此: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

在这里，把“费尔巴哈”的名字换成“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马克思的指认依旧成立。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重点不是“唯物”，而是“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具体展开过程，不是恩格斯抽象出来的、与人的实践无关的物质。

二人除了本体论的巨大不同（当然，早期他们还是基本一致的，只是晚年的恩格斯与马克思差距更显然），还有的就是辩证法。或者说，是辩证法这一方面的本体论不同。

马克思的辩证法：人这个主体的实践对现实的否定性把握，以及现实本身的特性在人的实践下综合显现。所以归根结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与人的实践、人的社会历史相关的辩证法。

如果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从黑格尔那里承继而来的否定性辩证法，那么恩格斯的，则是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它是日后苏东官僚理论的唯物辩证法的雏形。

与马克思辩证法相比，恩格斯的辩证法更具系统性，更有条文、条理，而且侧重于自然界，以及是单独作为方法论来使用。并且辩证法著名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质量互变规律）是他提出的，可惜在逻辑上，偏离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也似乎竭力撇开“人”这个因素，来“还原”客观世界。然而这在逻辑上恰恰是头足倒置的。

马克思则与恩格斯相反，他反而关注人，关注历史的实践的人。这体现出人本主义的思想关怀。所以他的自然观是“人化自然”，即强调自然优先性的前提下，认为当下的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相互影响的产物，是人类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它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永恒的。

如果说，恩格斯的辩证法精在有系统成文的阐述，那么马克思的辩证法则精在灵活的实践运用。当然，马克思在最后也没有单独写成一部书去系统论述他的辩证法，而是将其内在的辩证逻辑运用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写作当中。所以说，把《资本论》的经济学内容抽空，里面是一具完备的辩证逻辑。

其他方面，在本体论的角度看，恩格斯实际上是追随费尔巴哈的脚步，只是在逻辑的排列顺序上，取消了“意识”对“物质”的优先性。

“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

————《自然辩证法》，恩格斯

这实质上就是他的自然观的延伸，所以问题依旧是存在的。从这些话中可以总结出：

1，万事万物（即指自然界）都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符合辩证法，即辩证规律；

2，人的意识，只是单纯地对自然界的反映，正确反映自然界规律的即辩证思维；

3，人的实践的过程，就是使自身的主观辩证法符合客观辩证法的过程。

毫无疑问，这三点全错。

第一点，他并未严格论证（看后文，他只是简单地举了自然科学的几个例子而已），就说明万事万物背后一个普适的规律，而且无需人去经验的。这岂非是先验的规律？

以及他在另一处创新性地提出的“辩证法三大规律”，问题都出于此:

“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只当作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是整个体系构成的基本规律。”

————《自然辩证法》，恩格斯

第二点，既然人的意识只是简单地自然界的反映，那么说明意识是完全可以被还原成物质的，这其实是庸俗的物质决定论，即物质本体论。这样的本体论里，人还有什么尊严可言？而且它无法回答实践的作用，从而忽视了实践的核心地位。

第三点，与第二点的问题等同，绕来绕去，最终只能不得不把物质等同于存在。

关于“物质”的定义，马克思虽没有明确给出，但是从他的描述用语，诸如“感性的”、“对象性”、“现实的”等等词语中，可以得知，物质是实践的对象，而非思维的抽象。并且，思维抽象出来的概念又如何独立于思维之外，成为决定思维乃至于是世界的本原的东西？

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手稿中终结了这种无聊的形而上学的问题：

“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并不是他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他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他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

恩格斯的自然观与他的辩证法和马克思一样，是一体的，所以对恩格斯自然观的否定，也是对其辩证法的否定。

事实上，企图将自然科学与辩证法建构为一体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特别科学的。对此，爱因斯坦有话要说：

“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勉强出版的。”

————《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意见》，爱因斯坦

综合下来，可以看到这五条的表述每一条都有问题，且在革命实践上被无数人在误读的基础上进行二次误读。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把它抽象为一条条“规训“本来就是反马克思，反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完全等于马克思或恩格斯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结论导向的历史决定论，而是一种分析问题的范式。它的要点，在于质疑“永恒”的社会结构，探究作为表面现象的社会结构之下隐藏的生产实践活动的推动作用，并借此研究来批判地改造现实社会。即理论联系实践。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些著作中违反了这个分析准则，那么他们的这些著作就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

论贡萨罗的普适贡献

Sat, 01 Jan 2022 00:00:00 +0000

贡萨罗是秘鲁人民战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1960年代-1970年代，在贡萨罗领导下，秘鲁共产党完成了它的重建，成为一个以马列毛主义指导的军事化共产党。1980年，秘鲁共产党发动了打击秘鲁旧国家的人民战争。党领导的人民游击军在军事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革命根据地达到秘鲁领土的三分之一。1990年，秘鲁共产党宣布人民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发展到战略相持阶段。1992年，贡萨罗和党的领导人遭到秘鲁旧国家逮捕，贡萨罗在被捕后号召革命者继续斗争。由于党的领导犯了路线错误，秘鲁人民战争在1995年后受到很大挫折。至今，秘鲁革命者仍在坚持人民战争。

在人民战争中，贡萨罗指导秘鲁共产党总结了毛主义，并提出了作为毛主义与秘鲁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贡萨罗思想。在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贡萨罗完成了大量理论上的宝贵论述。今天，国际上多数马列毛主义党和组织已经承认贡萨罗贡献的普遍适用性。2020年9月24日，12个党和组织签名的《向贡萨罗主席学习》国际联合声明“承认“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以及贡萨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贡献”。2021年5月5日，包括秘鲁共产党、土共／马列、巴西共产党（红色派）在内的14个党和组织签名的《高举巴黎公社的红旗，作为战斗的武器》国际联合声明”，将贡萨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并列为“巨人”。由此可见，贡萨罗的革命理论在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鉴于国内关于贡萨罗的理论研究极为缺乏，许多人对贡萨罗的革命理论还有很大误解，有人把贡萨罗的理论视为仅适用于秘鲁革命的理论，本文作者决定写下此文，初步探讨贡萨罗的普适贡献。1988年秘鲁共产党在贡萨罗指导下完成的六篇关于总政治路线的文章，即《基础文件》、《国际路线》、《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军事路线》、《三大工具的建设路线》、《群众路线》和同年贡萨罗同《每日新闻》记者的访谈是本文的主要参考文献。

一、对毛主义的总结1见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要求释放贡萨罗主席的声明

贡萨罗领导的秘鲁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正式提出“毛主义”概念的政党。1977年，秘鲁共产党就提出“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82年秘鲁共产党的报告《毛主义。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指出“人民战争让我们对毛泽东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做的发展有了更多地、更好地理解。我们处在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三阶段之前，因此，它已经转变成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1988年《基础文件》首次系统性地论述了毛主义。

《基础文件》指出，毛泽东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毛泽东发展了矛盾论和认识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发展了半殖民地官僚资本主义的理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理论，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基础文件》进一步总结了毛泽东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1）新民主主义理论2）三个法宝：党、人民军队、统一战线3）人民战争理论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世界革命6）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文化和教育。

《基础文件》提出，毛主义的基础内容是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为基础的政权”。

《基础文件》把毛主义定义为“毛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第三和更高的阶段。毛主义发展的时期是帝国主义日益腐朽，革命成为主要倾向的时期；这一时期有迄今为止最复杂、最大规模的战争，以及与修正主义的无情斗争。”

1984年，在秘鲁共产党的努力下，新生的国际革命主义运动（RIM）确认了“毛泽东思想”的普遍适用性。1993年，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在《马列毛主义万岁》中，正式确认马列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阶段。从此，毛主义的概念被各国的革命党和组织普遍接受了。

二、各国革命都要产生伟大领袖和指导思想

贡萨罗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应用普遍真理。如果不把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应用到具体实际中，就不可能领导革命，就不可能改造、破坏旧秩序或创造新秩序，毛主席极力坚持这一点。”由于每个国家有不同的革命具体条件，各国的革命在实际斗争中将会产生自己的伟大领袖和指导思想。

《基础文件》指出了革命领袖产生的必然性“在所有革命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斗争，特别是扩大了无产阶级不可放弃的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的斗争，产生了一批领导人和具有公认的权威与影响力的主要的代表与领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产生了许多个伟大领袖。恩格斯最早提出了伟大领袖的指导对革命运动的意义。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指出“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列宁在批判“左”派幼稚病的文章中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指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毛泽东在与苏联修正主义者论战的文章中揭露了修正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的污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从而使运动顺利开展。

贡萨罗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领袖的理论，指出“我们谈论的是某些规律的实践，所有的这些进程都有领导者，但他们也都有一个走的比其他人更远或者率领其他人的领袖，而这是基于具体条件的。不是所有领袖都能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待。马克思是马克思，列宁是列宁，毛主席是毛主席。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会像他们一样。”领袖的产生是基于一定历史条件的，是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贡萨罗批判了戈尔巴乔夫、邓小平等人“反对个人崇拜”的理论，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险恶的修止主义形式，与我们的革命领袖的概念无关，这与列宁主义是一致的。”修正主义者攻击所谓“个人崇拜”，其实就是希望消除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产生的领袖，使革命群龙无首。

2000年代，尼泊尔的修正主义者攻击说个人崇拜导致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复辟，要求以“集体领导”取代伟大领袖。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实际是修正主义者的老调重弹，本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它没有认识到伟大领袖是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

贡萨罗论述了伟大领袖与指导思想的关系，即“每一位伟大的领袖的成功都建立在一个具体的思想上，无论他的成就有多高”。《基础文件》强调“革命产生指导革命的思想，这是把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遍真理应用于每一次革命的具体条件的结果，这也是一切领导形成的基础。”在中国革命中，产生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秘鲁革命中，产生了马列毛主义与秘鲁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贡萨罗思想。《基础文件》指出，对于秘鲁革命者来说，学习贡萨罗思想是为了加深对秘鲁革命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执行党的计划。

贡萨罗思想不等于贡萨罗的普适贡献。贡萨罗思想是马列毛主义与秘鲁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中一部分内容适用于世界各国革命，而其他的部分只适用于秘鲁的革命。马列毛主义和贡萨罗思想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

三、对世界形势的分析

笔者认为，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是贡萨罗革命理论的基础。正是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出发，贡萨罗阐述了当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方向和任务。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分裂为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道民族。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期。毛泽东指出，当今的世界可以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非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三世界是被压道民族。但是，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1970年代被不正确地阐述，邓小平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上，尽管正确地指出第三世界在经济上仍然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压迫，却错误地提出第三世界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后”，面临的任务只是“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没有谈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1976年以后，中国的修正主义进一步歪曲三个世界理论，不仅给第三世界的反动国家辩护，还硬说第二世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是正义的，完全删去了三个世界理论的反帝色彩。

贡萨罗批判了邓小平等人对三个世界理论的歪曲，重申了革命的三个世界理论。《国际路线》指出“第一世界有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两者相互争夺世界霸权并随时可能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第二世界是非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有着较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例如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这些国家与美苏两国存在着矛盾······同时他们也会发动战争去侵略被压道民族；而且，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第三世界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组成。他们是殖民地或封建制度没有被破坏的半殖民地。在这基础上产生了官僚资本主义，他们与一个超级大国或帝国主义国家相联系。”贡萨罗关于三个世界的论述，完全不同于修正主义者的论述。贡萨罗强调了作为第一、第二世界的帝国主义者的反动性，以及它们互相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贡萨罗对第三世界进行了阶级分析，指出第三世界仍然是殖民地或半封建半殖民地，民主革命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尽管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它服务于帝国主义，并与本国的半封建主义存在紧密的联系。官僚资本主义是被压迫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包括非国有和国有两种形式，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剥削本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并压迫民族资产阶级。被压迫国家革命的对象，正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半封建主义。

在当前，许多被压道国家打着“共产党”旗号的修止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鼓吹在本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忽视争取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起到了反动的作用。

《国际路线》分析了当今世界存在的三大基本矛盾，即“被压道民族同超级大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超级大国之间，超级大国和较弱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最后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由于当前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的修正主义者上台后，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复辟），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主要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这一矛盾暂时不被视为基本矛盾之一。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通过民主革命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解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由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世界大战来决定谁将控制世界霸权。

贡萨罗指出，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三大基本矛盾中主要的矛盾。之所以这一矛盾是主要矛盾，不仅是因为被压追民族是世界上人口的绝大多数，还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压迫民族已经从政治上站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日益深化。只有被压道民族的革命，才能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对第三世界的重新瓜分和掠夺。强调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不意味着轻视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被压迫民族的民主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团结在一起才能取得胜利。

1962年，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大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1970年，毛泽东又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贡萨罗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分析。通过对世界历史的研究，贡萨罗划分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开始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终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标志是中国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阶段是战略进攻阶段，始于1980年代，其标志事件是秘鲁人民战争的发动，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之间争夺的尖锐化。

贡萨罗关于当前世界革命处于战略进攻阶段的论述是十分深刻的。贡萨罗指出革命形势在被压迫国家广泛存在，亚洲的东南亚国家是革命的焦点，印度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将会有利地推动革命。在近东和南非，帝国主义国家陷入争夺。拉美国家深陷危机，除了秘鲁人民战争以外，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也爆发了群众的武装斗争，海地等国动荡不安。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也出现了革命形势。贡萨罗在分析欧洲发生的武装斗争（以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爱尔兰共和军“为代表）时指出“这证明在欧洲也存在着不平衡发展的革命形势”，“他们在斗争复杂而艰难的帝国主义的腹部拿起武器改变世界，而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对于这些不成熟的运动，革命者的任务不是进行谴责，而是对他们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

世界革命已经进入战略进攻阶段，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很大程度上成熟了，革命形势在许多国家已经出现。世界革命的主要障碍在于主观方面，即缺乏共产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指出“他（贡萨罗主席）驳斥了群众不想革命以及群众不支持人民战争的说法。他告诉我们，群众从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造反，而是共产党必须将领导他们组织军队作为自已的义务。”贡萨罗强调，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无法取得真正胜利的，革命彻底胜利的关键在于“基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为了人民战争锻造的，和用军事化开展人民战争的共产党”。贡萨罗对当时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精辟的论述，指出“没有共产党，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只是为了让本国得到世界各国承认，以便从殖民地变为半殖民地，同时仍然依赖帝国主义，或改变宗主国。”因此，“关键不仅仅是发动武装斗争。问题的核心是人民战争、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毛主义。”4红色旅和红军派是泛左翼武装组织，爱尔兰共和军是民族主义武装组织。

今天，贡萨罗在1988年关于世界革命的论述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资本主义陷入长期萧条，资本获取利润越来越困难，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日益深重。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不断增长。秘鲁、印度、土耳其、菲律宾的革命者坚持开展人民战争，不断挫败反动派的军事进攻。近几年，由于经济危机深化，各国的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仅2019-2021年，世界各国发生了数十次大规模群众起义。起义不仅发生在伊拉克、哥伦比亚、巴西、智利、白俄罗斯、印度等被压道国家，也发生在美国、法国、中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阿富汗、也门、巴勒斯坦等国家，反动派领导的民族抵抗运动挫败了帝国主义把这些国家变为殖民地的企图。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进入博物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限于本文篇幅，不能更系统地解释“世界革命进入战略进攻阶段”这一重要论点。本文作者推荐美国马列毛主义网站“批斗会”上的两篇论文，其中分析了当前世界革命为何处于战略进攻阶段，以及为什么悲观主义者的观点是不对的：《EditorialBoardResponseto“ShaketheEarth"》、《Moreon“ShaketheEarth"》。

四、被压迫国家的经济特点和革命道路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无产阶级应该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而这种革命可以使不发达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就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两种世界革命”，一种是1917年以前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另一种是1917年以后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道民族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极为软弱，不能领导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真止实现民族解放，给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列宁、毛泽东论述的止确性。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旧中国进行了阶级分析，指出旧中国存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类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其中，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阶级。因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革命的对象。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将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称为“官僚资本”，指出这种资本垄断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毛泽东把没收官僚资本作为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并认为没收官僚资本是建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第一步。

贡萨罗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特征的论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指出，“当代秘鲁是一个发展着官僚资本主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理解秘鲁社会的特征，必须先理解官僚资本主义的概念，“官僚资本主义是毛主席的尚未被全球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解和接受的一个基本理论”。许多人只意识到帝国主义、半封建主义，忽视了官僚资本主义，还有人把官僚资本主义仅仅理解为旧政权内部的腐败。

秘鲁社会存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特点。半封建生产关系是秘鲁农村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农民的土地问题从未得到解决，这体现了秘鲁社会半封建的特点。秘鲁的经济始终受到帝国主义的支配，这体现了秘鲁社会半殖民地的特点。官僚资本主义是秘鲁大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贡萨罗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存在五个特征：

“（一）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在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是由大地主、大银行家和资本巨头的资本组成的。（二）它剥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并且压道中等资产阶级。（三）现在正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官僚资本主义与国家力量结合演变成买办的和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追溯其来源，在其第一个时期，它表现为非国有的大垄断资本主义，在第二个时期，它与国家力量结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四）它已经到了其发展的最高阶段，因而民主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五）没收官僚资本是将民主革命推进到顶点的关键，这对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综合以上特征，贡萨罗指出“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在落后国家产生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衰落和对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一帝国主义的屈服相联系”。

《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指出，“官僚资本主义不只是中国或秘鲁才有的特殊现象，而是由屈服于帝国主义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被压道国家的条件所决定：这些被压迫民族的封建主义残余没有被消灭，资本主义也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在研究各被压道国家的生产关系时，必须注意它们的官僚资本主义，不要把它们与民族资本主义相混淆。

帝国主义扶植了官僚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官僚资本主义巩固了帝国主义、半封建主义的统治。只要官僚资本主义还存在，帝国主义、半封建主义的统治就存在。只有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才能消灭帝国主义、半封建主义的统治。秘鲁人民战争受到挫折后，投降派硬说由于人民战争的影响，秘鲁的半封建生产关系已经被消灭了。秘鲁共产党驳斥了这种谬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个别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开展了土地改革，基本消灭了半封建制度。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在进行所有制改造后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些国家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但它们的内部不存在半封建制度。应当指出，这些国家半封建制度的消灭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不具有普遍意义。对广大业、非、拉的被压道国家来说，消灭半封建制度仍是主要任务之一。

1895年以来，秘鲁的官僚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发展、深化和总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官僚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秘鲁大资产阶级分化为“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两个阶层，其中买办资产阶级倾向于发展非国有的官僚资本主义，而官僚资产阶级倾向于发展国有的官僚资本主义。1968年的军事政变本质上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军事政变，有人把政变后的国有化措施视为发展民族经济的措施，这是完全错误的。

很多半殖民地国家在获得形式上的独立以后，官僚资产阶级采用国有化、“进口替代”等方式发展经济。一些人因为这些现象错误地把官僚资产阶级当成民族资产阶级，从而把这些官僚资产阶级也视为民主革命的同盟者。其实，官僚资产阶级尽管在表面上发展了“民族的”经济，但他们没有改变国内的经济结构，没有建立真正服务于本国的“首力更生”的工业化经济体系，因此在实际上进一步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依附。一些国家，官僚资产阶级还通过“国有化”措施打击民族资产阶级，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通过对被压迫国家经济基础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被压迫国家民主革命的三个对象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在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主要对象不同。民主革命的总任务是摧毁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实现“耕者有其田”，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合法发展。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其目的是实现三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并把中等资产阶级作为团结的对象。

除了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分析以外，贡萨罗对政治经济学的另一贡献是对法西斯主义经济基础的分析。李米特洛夫指出“法西斯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向劳动群众施行的最残酷的进攻，就是横行无忌的民族侵略主义和强盗的战争，就是疯狂地反对革命。法西斯主义者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死敌。”贡萨罗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产生于18世纪的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的反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有组织的暴力，而法西斯主义是“更加系统和完善的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仅仅用暴力和恐怖去定义法西斯主义是错误的，必须重视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基础一一统合主义。贡萨罗分析了佩雷斯领导的秘鲁反动政权的性质时指出“我们为何把它叫做法西斯主义呢？这主要是因为，存在于秘鲁人民党政府当中的法西斯主义党派采取强硬的政治手段以推动统合化的进程”。法西斯主义者尝试把农业和工业的生产组织统合化，其最终目的是“将生产者和一切社会成员按照统合主义的秩序组成一个组织严密的行会”。法西斯主义离开统合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无法存在下去。

五、持久人民战争及其普遍有效性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革命原则。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肯定了法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行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修正主义者“和平长入新社会”的谬论。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批判孟什维克反对暴力革命的错误主张，指出“革命就是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提出要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革命战争。1917年，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并通过国内革命战争巩固了这一政权。第三国际把暴力革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战争理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批判了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不重视革命武装的错误，指出“枪秆子里出政权”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建立了工农红军，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多次粉碎反动军队的“围剿”，顺利进行了长征。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完成了《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进一步完善了人民战争理论。最终，中国的人民军队在人民战争理论的指导下击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1936年，西班牙爆发了民主革命。但由于西班牙共产党没有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没有重视军队、农村、政权，革命最终在资产阶级叛变后失败了。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建立人民武装，开展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军事行动。然而，在战争胜利以后，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机会主义者却执行“缴枪”的错误路线，向资产阶级政权交出了武装，放弃了革命。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者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和平过渡”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引下，许多国家的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损失。在大论战中，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者“和平过渡”的理论。1960-1970年代，许多国家的反修止主义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今大是毛主义）的指导下发动了人民战争。

1971年《人民日报》上一篇经过毛泽东审阅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谈到了人民战争普遍有效性的问题，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取得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在广泛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遂步建立人民的武装，进行人民战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复斗争，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俄国革命是这样，中国革命是这样，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国的革命，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例外。”但是，当时的革命者没有更深入地论述人民战争的普遍有效性。

1980年，秘鲁共产党发动人民战争。贡萨罗总结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指出“人民战争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并系统论述了人民战争的一般有效性。在当时，各国的马列主义者（指反修派，不包括亲苏的修正主义者）已经普遍接受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开展人民战争的必要性，但并没有意识到帝国主义国家开展人民战争的必要性。贡萨罗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只有通过革命战争一一在今天来说也就是人民战争一一才能实现革命目标。”贡萨罗分析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十月革命不仅是一次暴动，也是一次持续数年的革命战争”。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欧洲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也属于人民战争。

第三国际、60-70年代反修正主义阵营和革命国际主义运动（RIM）的许多政党都认为，革命只能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和平积累时期后才能爆发。他们把起义而非持久战争视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主要形式。贡萨罗强烈反对这种观点。《群众路线》指出“他（贡萨罗主席）驳斥了群众不想革命以及群众不支持人民战争的说法。他告诉我们，群众从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造反，而是共产党必须将领导他们组织军队作为自已的义务。他将此与那些准备·积累力量’，即主张通过所谓的‘民主空间”或利用合法性来吝蔷地积累群众的家伙们区分开来。这种力量的积累，不符合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不符合我们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的类型，也不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特点，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不平等发展的革命形势下。”

贡萨罗与反对人民战争道路的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斗争。1960年代，被修正主义者篡夺的秘鲁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斗争下被追部分承认了暴力革命的可行性，但在实践中坚持选举路线。贡萨罗在党内秘密建立了红色派，提出了“为人民战争重建党”的口号，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人民武装。机会主义派别反对这一路线，“红色祖国”派别认为秘鲁没有革命形势，不能发动人民战争。“布尔什维克小组”认为在法西斯主义的环境下开展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学习小组训练干部。这些派别都被驱逐出党。1979年，党完成了重建，并制定了发动人民战争的计划。一些机会主义者硬说秘鲁社会是稳定的，不存在革命形势，他们也被驱逐出党。人民战争发动后的实际情况证明了贡萨罗的主张是止确的。

贡萨罗继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分析，分析了当时秘鲁社会存在的几个条件，解释了为什么人民战争是持久的。“第一秘鲁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官僚资本主义在其中发展；第二，敌人强大；第三，人民游击军弱小；第四，人民战争由共产党所领导。从第一和第四个特征我们可以得出，人民游击军能够壮大并击败敌人；从第二和第三个特征可以得出，人民游击军不会快速发展也无法迅速击败敌人。这些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

各国毛主义革命组织进一步发展了贡萨罗关于持久人民战争的普遍有效性的理论。巴西共产党（红色派）在《人民战争与革命》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的演变和发展。巴西同志指出，“马克思将革命定义为一场内战，并从他的时代出发，从形式上将革命说成是一场起义（至少是一开始）”，但是，随着人类历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都已经成熟了，也因其对于社会生活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化而对条件造成了重大的改变”。在帝国主义时代，各国普遍发生了军事化，国家暴力机器大大增强了，传统的起义路线已经不适用了。“在整个的历史经验当中，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少几个尝试了纯粹起义路线的机会当中，起义都没有成功过一次····托洛茨基主义所遵循的‘总政治罢工’在一个世纪当中从来没有超过改良主义的措辞。”在当代，起义只能作为持久人民战争的一部分。

巴西共产党（红色派）在《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中深刻批判了经过长期“和平积累”后通过一次起义夺取政权的幻想，指出“一个没有紧密组织的、不是作为一个秘密党行动的‘党’，怎么能在‘革命暴力’中教育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敌人眼皮子底下和触手可及之处’保持它的所有行动？这样一个锻造领导者、干部和战士，以释放革命暴力，发动人民战争，去领导人民战争的党，能同时进行主要是完全合法的活动吗？在被压迫者斗争的历史经验中，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何时何地能找到这样的例子呢？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例子，相反，这是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复出现的道路。”

德国同志在《人民战争一一解放的唯一途径》探讨了帝国主义国家开展人民战争的战略问题。《人民战争一一解放的唯一途径》提出，在德国，持久人民战争的核心是：1）应用毛主义2）一个军事化共产党的领导3）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4）新政权的建立。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人民战争的主力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革命政权将在城市而非农村建立。贡萨罗关于“战争的持久性”的论述在帝国主义国家也有效。文章列举了大量帝国主义国家开展武装斗争的例子，并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所有的武装解放斗争一一无论是在西班牙、爱尔兰或二战时的游击队一一都表明它们能够在当时当地存在的原因是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此外，法国、美国、挪威等国的毛主义者也对帝国主义国家开展人民战争的问题做了大量论述，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详细介绍。

六、人民战争的三大工具：党、人民军队、统一战线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毛泽东分别论述了三个法宝的特点，指出：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结成不同的统一战线，并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并把武装斗争与其他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历了多个阶段，在党的建设中，开展了两条路线斗争，克服了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精辟地论述了三个法宝之间的关系：“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贡萨罗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三大法宝的理论。《三大工具建设路线》指出，党、人民军队、统一战线是革命的三大工具，“党是最高组织形式，军队是主要组织形式，统一战线是第三个工具，这三个工具用于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贡萨罗阐述了关于“共产党的军事化和对三大革命工具同心的建设”的重要理论。

贡萨罗阐述了共产党军事化的必要性，指出党要实行军事化的三个原因：1）“因为我们是在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中·····共产党的任务是坚持革命，发起以人民战争为主要斗争形式的世界革命战争，反对世界反革命战争。”2）“因为必须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资产阶级会在党内寻找代理人发动复辟，因此党必须在人民战争中锻造自己，并发展人民武装。3）“因为我们朝着军事化社会前进···军事化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武装群众的海洋，保卫着夺取政权并捍卫夺取的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就是一种军事化的社会。贡萨罗根据秘鲁人民战争的经验指出，“我们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靠的是党的军事化。我们认为，这一经验具有普遍性，因此，世界各共产主义政党必须进行军事化。”

有许多人不理解军事化的含义，把“军事化”理解为党要像军事机关一样运作，或党要取代军队的作用，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贡萨罗在准备发动人民战争时指出了军事化的含义，“以党为一切的轴心，围绕党建立军队，依靠三大工具，依赖人民战争中的群众，以三大工具为中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军事化不是只进行军事行动，而是党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把军事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军事化只能通过具体的阶级斗争、军事斗争进行。

贡萨罗论述了三大工具的同心建设。所谓“同心”，是指党、人民军队、统一战线是三个同心圆，党位于最内层，人民军队位于第二层，统一战线位于最外层。“三个工具的同心建设，是有机的贯彻党的军事化过程”，贡萨罗将同心建设概括为“党是一切的轴心，全面领导这三个工具：建设自身，对军队和新政权进行绝对的领导，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实行全面专政。”

《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中的一张插图生动地表现了军事化共产党和同心建设：

革命统一战线

共产党

人民游击军

共产党

革命统一

人民游击军

战线

伟大领袖

军事化共产党与

非军事化共产党与非同心建设

同心建设

在军事化的基础上，贡萨罗继承列宁关于先锋队的理论，论述了党建设的六个方面：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结构、领袖、两条路线斗争、群众工作。党把马列毛主义和指导思想作为思想基础；党要求积极分子理解和遵循党的路线和具体政策；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并遵循秘密性、纪律性、警惕性和保密性的原则；党拥护和遵循伟大领袖的指导；党在内部开展不调和的路线斗争，把修正主义作为主要危险；党执行群众路线，通过人民军队完成群众工作。这样，在秘鲁就建立了“一个领导人民战争的以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为指导的新型政党”。

贡萨罗指出，人民军队是“完成党的革命政治任务的新型军队”，完全服从党对它的领导，其主要任务是战斗、宣传和生产。人民军队由人民组成，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的建设包括思想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和指导。

新政权必须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并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形式。贡萨罗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新政权的理论，进一步把统一战线和新政权相结合。贡萨罗指出，“从政权与统一战线的联系出发，人民革命战线是从农村人民委员会开始的，在城市里，统一战线仅仅是保卫人民革命运动（MRDP）。我们在农村建立新的国家，直到最后把政权扩大到全国。”农村的人民委员会既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也是新政权的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和罢免。城市的保卫人民革命运动是新政权的萌芽。新政权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其内部三分之一是共产党，三分之一是农民，三分之一是进步分子。为了适应游击战的需要，新政权建立在革命根据地上。新政权具有流动性，可以在不同地方消失、出现。

一些人认为，俄国、中国等国的革命没有进行党的军事化和三大工具的同心建设也取得了胜利，因此在世界各国都推行军事化和同心化是没有必要的。其实，早在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就事实上提出了党的军事化原则。1906年的著作《游击战争》强调“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党。”在1917-1921年国内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党起到了轴心的作用，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元化领导。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变为国内战争，其目的是夺取政权·····这种阶级斗争要求把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运动形式（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文化教育工作、选举等等）联合在一个核心的周围，并对其实行总的领导。这种共同的起联合和领导作用的核心，只能是政党。”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提出了“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并论述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个法宝的互相关系。这表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实际上也归功于党的军事化和同心建设，只是当时的革命者尚未对此做出全面的总结。

军事化和同心建设并不只是夺取政权阶段的原则。贡萨罗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只能在世界革命的胜利后才能实现的观点，提出了“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文件》指出，“（秘鲁的革命）是坚定果断地致力于在全世界建立人民共和国，并且主要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的一部分。这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凭借新型的革命军队，通过人民战争与文化革命的发展实现的，目的是让共产主义照耀世界。”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妄图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贡萨罗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和建立反对走资派的民兵的思想，《三大工具建设路线》指出“共产党必须把自己军事化，用三大法宝实行全面专政，在人民战争中锻造自己，增强群众武装组织、人民民兵的力量，从而吞噬军队·····每一个党员都是在人民战争中被锻造出来的，并且对任何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保持警惕。”

七、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

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贡萨罗在毛泽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军事路线》指出，军事路线包括三个部分：“（1）人民5英语译文的原文为“militant”，这个词来源于西班牙语，指“党员”。过去的一些翻译把这个词翻译为“武装分子”，是错误的。战争，具体到秘鲁革命中，则是以农村为主体，城市为补充的统一人民战争；（2）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设，具体到秘鲁革命中，则是人民游击军，它的特征是，整合民兵组织以迈向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3）通过’围剿’与反’围剿’战役所形成的战略战术，具体到秘鲁革命中，这是执行政治计划和军事计划。”

贡萨罗认为，为了推动秘鲁的人民战争，必须考虑四个问题：“（1）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即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必须在指导思想中加以明确，因此我们立足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后者；（2）领导人民战争的秘鲁共产党的必要性；（3）人民战争具体为遵循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农民战争；（4）根据地或新政权，根据地的建设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质。”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贡萨罗的独创贡献一一统一人民战争，此外我们还将讨论贡萨罗对根据地、军事计划、作战形式和抵制选举策略的贡献。

毛泽东最早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由于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主要盘踞于大城市，而农村的反革命势力相对脆弱，“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贡萨罗继承了这一观点，“乡村是武装行动的主要场所：因为在我们国家农民群众占大多数，我们必须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但是，乡村并不是武装行动的唯一场所，贡萨罗指出在城市内部开展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城市的军事行动也应当成为补充，因为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证明了这是可行的。”“考虑到拉丁美洲的城市特点，在那里，城市中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的比率相当高，群众们已经准备好开展行动来支持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但是，在人民军队力量弱小的情况下，还无法在城市内建立根据地和新政权。城市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一人民革命保卫运动负责为开展人民战争和未来起义做准备，这种起义要求农村军队和城市起义互相配合。在乡村进行主要的军事斗争，并在城市发动次要的军事斗争进行配合，这就是统一人民战争的含义。

毛泽东强调人民战争中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指出“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没有革命根据地，就无法建立人民军队，消灭敌人，发动群众。在秘鲁人民战争中，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旧政权的武装力量一一警察和军队被迫放弃农村，造成农村的权力真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秘密的人民委员会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相比中国的革命根据地，秘鲁的革命根据地具有更多分散和秘密的性质。《军事路线》指出，“把中国的经验教条化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条件和原则都是可行的，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建立根据地。认同这一点意味着反对右翼的斗争，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打败过大规模敌军，而问题是敌人已经由于他们军事和政治上的溃败放弃了农村地区。”贡萨罗根据秘鲁革命的特点，“建立了一套由游击区、行动区和行动点所环绕的根据地体系。这一体系考虑到了政治与社会条件，斗争历史，地理特征，和党、军队与群众的发展。”

贡萨罗对人民战争军事路线的另一贡献是他的全国军事计划。秘鲁共产党的全国军事计划具有“战略上集中、战术上分散”的特点。战略行动计划是战略和战术相联系的具体形式，“每个委员会必须在全党的共同战略行动计划内精心制定自己的战略行动计划。”

贡萨罗在1986年的《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中提出了武装斗争的四种作战形式，即游击战、破坏行动、选择性歼灭、武装宣传和鼓动。其中，游击战是军事行动的核心，而其他形式是对它的补充。游击战作为最重要的作战形式，其意义在于直接打击旧政权的军事组织。武装宣传和鼓动是第二重要的形式，这种活动主要针对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起政治教育和动员的作用。破坏行动是第三重要的形式，其意义在于对帝国主义、国家经济部门、大资本和大地主进行经济打击。破坏行动的具体行动包括拆毁电网、破坏公路系统、破坏发电站等。选择性歼灭是第四重要的形式，它通过刺杀的手段破坏反动派的国家机器，造成权力真空。《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一文指出“这些行动反对的是已经在人民法庭上被群众直接指控的敌人，或者那些欠下血债死有余辜，从事屠杀、虐待、渗透、间谍等反革命活动的敌人。这些行动实施时没有任何残酷行为，而只是简单和权宜的正义，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反动派的宣传污蔑秘鲁共产党是“恐怖组织”是没有依据的。1990年，贡萨罗又提出了一种新的作战形式，即武装罢工。这种斗争形式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所有行动的综合，它必须管理四种战争形式：鼓动和宣传、破坏行动、选择性歼灭和游击战；与此同时，它意味着动员大批群众，这有助于发展新政权的力量、新政权的存在以及对旧政权的质疑和否定。”武装罢工影响了大批群众，并意味着人民战争从游击战向运动战逐渐发展。

抵制选举是贡萨罗提出的重要革命策略。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期，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应当利用议会讲坛施加对群众的影响。第三国际建立之初，列宁在批判犯了“左”派幼稚病错误的同志时再次强调共产党应当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列宁的这些论述，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进攻阶段已经不再适用了。60-70年代，一些反修组织拒绝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毛泽东在接见意共（马列）代表团时，肯定了他们不参加选举的路线。针对个别仍然坚持要求参加选举的同志，毛泽东指出“要用历史经验去说服他们。共产党搞选举，有几十年了，这70-80年来，没有一个党用选举的方法夺取政权的。”在不参加选举的基础上，贡萨罗特别强调了抵制选举的意义，提出了著名的口号“不要选举，要人民战争！”在列宁的时代，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选权才刚刚获得，选举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仍有很大吸引力。因此，当时的党必须通过议会讲坛去吸引群众。在当今的时代，即帝国主义趋于没落，世界革命进入战略进攻阶段的时代，资产阶级选举已经完全堕落为欺骗人民的工具，觉悟较高的群众已经不再信任资产阶级选举制度。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抵制选举，才能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并让更多群众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目前，各国的毛主义者已经普遍接受了抵制选举的路线。

八、群众工作和组织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群众性的党。斯大林说“如果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党派圈子里，如果它脱离群众，如果它蒙上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遭到灭亡。”毛泽东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原则一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贡萨罗重申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原则，并强调人民群众已经准备好了造反。《群众路线》指出，“我们应该组织武装群众，因为他们已道不及待地想要组织起来造反。因此，我们也必须应用斗争的主要方式人民战争，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夺取政权。这显然符合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符合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符合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革命。”贡萨罗进一步指出，最希望造反的是处于赤贫地位的群众，即无产阶级和贫农。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贫农是主要的。意识形态、人民战争和共产党是科学组织群众的必要条件。

贡萨罗把群众工作归结为两个方面，即夺取政权和争取权利。“夺权斗争是主要的，但不能脱离争取经济和政治要求的斗争，它们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后一种斗争是必要的。”以夺取政权为核心的群众工作必然突破资产阶级规定的法律界限。组织群众是通过三大工具：党、人民军队、统一战线/新政权完成的。在农村，群众工作通过人民委员会完成，在城市，群众工作通过人民革命保卫运动完成。这种组织方法突破了修正主义者远离夺取政权的所谓“选举阵线”。党必须对人民群众进行组织和领导，在阶级斗争中完成群众工作，使群众理解无产阶级政治。党也必须倾听群众的诉求，即使是最轻微的诉求。

群众工作必须按照阶级原则进行，“在我们的民主革命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是领导，农民是主力，小资产阶级是坚定的盟友，中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农民群众中，贫农是主要的。贡萨罗还强调一些社会群体可以在人民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些社会群体包括妇女、革命知识分子、城市贫民窟中的群众、青年、儿童。

贡萨罗指出了群众工作的四个原则，“第一，将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主要是议会迷主义的垃圾打扫干净”，“第二，深入最广大最深厚的群众之中”，“第三，人民群众必须在人民战争中，在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教育”，“第四，坚决地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贡萨罗关于群众工作的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了一种新型群众组织一一产生组织（Generated0rganisms）。1973年贡萨罗把产生组织的特点归结为“（1）坚持马里亚特吉的路线；（2）群众组织；（3）受民主集中制约束”。其中“马里亚特吉的路线”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产生组织由于其接受意识形态和遵循民主集中制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群众组织，它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从而可以特别好地为准备人民战争服务，“重建时期的党的一切群众工作都是为人民战争的发动做准备。”具体建立的产生组织包括阶级性工人和劳动者运动、贫农运动、棚户区阶级运动、学生革命阵线、革命中学生阵线、人民妇女运动、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大学教师全国联合会等。在人民战争期间，还建立了秘鲁人民运动（MPP），服务于党的海外工作。

在人民战争发动以后，党的群众工作有了飞跃。贡萨罗指出，“一切群众工作都是通过人民游击军来完成的。”在已经建立新政权的农村，全体群众在党、军队、统一战线/政权三个方面组织起来，为武装斗争服务。“如果不把所有群众组织起来，新政权将无法长期维持下去。不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一盘散沙的群众或没有群众组织的政权是不够的。”在城市，群众工作也是由军队进行的。夺取政权和争取权利的斗争离不开武装行动。群众工作是为了给将来夺取政权做准备。在人民战争阶段，产生组织实现了军事化，“（1）他们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和贡萨罗思想为指导；（2）他们实行民主集中制；（3）他们为人民战争的发展服务。”

今天，许多国家的修正主义者尽管在口头上承认“暴力革命”的原则，但在实践中从来不以准备人民战争的原则组织群众，而是坚持选举道路，把选举作为群众工作的中心。还有一些组织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领导群众开展了阶级斗争，却不把争取权利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结合起来，不按照军事化的原则组织群众，使群众始终处于散漫状态。个别国家的革命者尽管在农村开展人民战争，但在城市却坚持合法和参加选举的路线，导致革命难以进一步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贡萨罗关于群众工作的论述。

九、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

毛主席逝世后，中国发生反革命政变。秘鲁共产党是最早揭露中国修止主义者的革命组织之一。1977年的论文《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发生的事件定义为右派政变。

贡萨罗指出，在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中国修正主义）、霍查（阿尔巴尼亚修正主义）和勃列日涅夫（苏联修正主义）发动了三股修正主义的突袭。”贡萨罗在毛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三种修止主义。

贡萨罗揭露了苏联修正主义。贡萨罗在探讨苏修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指出，这种“改革”的目的在于“构建更无耻的资产阶级政权”。贡萨罗批判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指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希望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主宰世界。针对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的进一步抹黑，贡萨罗指出“对斯大林的攻击仍然是加深资本主义复辟的借口，是消灭任何可能会为人民再次进行革命提供帮助的东西的政治计划。”

贡萨罗批判了中国修正主义，指出“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快速全面地复辟资本主义”，并在当时（1988年）就有远见地指出“中国就像一个世界大国。他们所遵循的政治道路是与大国和超级大国勾结和斗争的道路。他们的梦想就是成为下个世纪的超级大国。”贡萨罗指明了中国人民摆脱修正主义者统治的道路，“与其他情况一样，摆脱这种情况的途径是革命，是人民战争。····必须再次发动游击战一一人民战争。”贡萨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大大超过了中国国内机会主义的“左派”。

贡萨罗批判了阿尔巴尼亚的修正主义。贡萨罗指出，霍查关于国际形势的论述是完全错误的，他仅仅把美帝国主义作为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忽视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阿尔巴尼亚党认为人类从未像今天一样接近灭绝，实际上是同修正主义者一样用世界大战恐吓人民，让人民不敢发动革命。霍查还在1978年声称阿尔巴尼亚内部已经没有敌对的阶级了，这是否认阶级斗争的反动观点。鉴于阿尔巴尼业的领导层已经事实上成为修正主义者，阿尔巴尼业不能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

贡萨罗批判了越南的修正主义者，指出胡志明在世时是一位“中间派”，没有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明确自己的立场。而胡志明之后的黎笋则是一位完全的修正主义者。

贡萨罗批判了古巴修止主义。贡萨罗指出古巴“不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安哥拉和其他地方为苏联服务”。古巴革命事实上是把古巴从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古已的修止主义者认为，被压道国家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跳过民主革命阶段。古巴修正主义者推崇“游击中心主义”，否认党、革命根据地、人民战争的作用。许多拉美国家的革命者接受了古巴修正主义者的错误路线，导致了这些国家革命的失败。古巴修正主义者说“武装斗争的战略失败了”，但实际上“失败的不是武装斗争的战略，而是卡斯特罗的战术”。贡萨罗指出“在拉丁美洲，人民战争的条件在过去就已经成熟，人民战争就是它的道路”，“如果拉丁美洲掌握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建立了共产党，并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发起人民战争，那么它将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就是笔者对贡萨罗的普适贡献的初步总结。希望本文可以让读者加深对贡萨罗普适贡献的认识。学习文献：

秘鲁共产党：

《秘鲁共产党总政治路线》（1988年）

http://library.redspark.nu/1988_-_Fundamental_Documents

http://library.redspark.nu/1988_-_Bases_of_Discussion_of_General_Political_Line

《与贡萨罗主席的访谈》（1988年）

http://library.redspark.nu/1988_-_Interview_with_Chairman_Gonzalo

《发展人民战争，服务世界革命》（1986年）

http://library.redspark.nu/1986_-_Develop_the_people' s_war,_serving_the_world_revolution

《不要选举，要人民战争！》（1990年）

http://library.redspark.nu/1990_-_Elections,_no!_People' s_war,_yes！

（redspark新闻站在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面存在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注意鉴别。)

巴西共产党（红色派）：

《人民战争与革命》（2014年）

https://www.docdroid.net/CWqc4dr/peoples-war-and-revolution-pdf

《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2018年）

https://ci-ic.0rg/blog/2019/06/14/el-maoista-lenin-and-the-militarized-communist-party/

德国《阶级立场》：

《人民战争一一解放的唯一途径》（2017年）

https://www.demvolkedienen.org/index.php/en/t-theorie-en/2259-klassenstandpunkt-people-s-war-the-sole-path-to-liberation

美国“批斗会”：

《Editorial Board Response to“Shake the Earth”》（2021年)

https://struggle-sessions.com/2021/05/14/editorial-board-response-to-shake-the-earth/

《Moreon“ShaketheEarth”》（2021年）

https://struggle-sessions.com/2021/06/28/more-on-shake-the-earth/

除《不要选举，要人民战争！》、《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及美国同志的两篇文章外，其他文章的中文版本可以在maozhuyi.home.blog网站找到。

为了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当前总政治路线商榷的提案

Sat, 01 Jan 2022 00:00:00 +0000

下面是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协调委员会（CUMIC）向国际无产阶级散发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当前总政治路线商榨的提案》，目的是为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的辩论和准备工作服务，

这份提案于今年一月出发表在国际马列毛主义评论网站"共产国际”（ci-ic.org），非常重要。以下为非正式译文。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目录为了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当前总政治路线商权的提案

一、前言

二、建立国际共运总政治路线的基础

（一）新时代

（二）世界革命的进程

三、国际形势

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五、我们主张以下基本原则

一、前言

作为共产党人，我们是世界上同一个阶级一一国际无产阶级的儿女。无产阶级的命运与共产主义一一要么所有人进入，要么无人进入一一不可否认地连接在一起。为此，我们坚定地服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展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确立的强大而不朽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主义是不可阻挡的历史目标，人类向看它前进，无论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沧桑，都将实现这个目标。

共产党人的首要目标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共产党，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夺取政权一一我们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特点发展人民战争一一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从而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共产党的存在是在新时代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我们在新时代发展看，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共产党，就不能进行革命，更不要说发展它去夺取和保卫新政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国际共运在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力量的分散，主要危险仍是修正主义。它的统一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一二今大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一一的基础和指导把它应用到每个国家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世界革命进程上的。

毛主席告诉我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当前的分散源于资本主义在苏联和人民中国的复辟，秘鲁修正主义的和投降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出现、尼泊尔“普拉昌达主义"的修正主义背叛和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中“阿瓦基安派"取消主义及新修正主义在不同党和组织中的不同表现加剧了分散。分裂主义及之后的分散是无产阶级运动中新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叛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与新修正主义的分界线是：（1）是否承认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新的和更高阶段，及与修正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斗争的必要；（2）是否承认革命暴力一一即人民战争-一是在一个国家进行革命的必要；（3）是否承认拆毁日的国家机器和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的必要；（4）是否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必要。

不与修正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斗争（这与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修正主义的斗争不可分割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国际共运就不能够向前迈出一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两条路线斗争是党发展的动力"作为基础。这是制定和保卫无产阶级红线和与其他非无产阶级路线斗争，换言之保持党的红色的关键

上世纪90年代初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发起的反革命总攻正被马克思列宁毛主义革命反攻用人民战争、民族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发展的斗争击败。我们向印度、秘鲁、土耳其和菲律宾的英勇的人民战争及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武装斗争致敬

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总危机及其扫除时代的阶级斗争，我们在这个时代发展看，遵循毛泽东主席确定的人民逻辑，据此，无产阶级并没有最终失败。因此，资本主义在苏联（1956）和中国（1976）的复辟没有阻止国际无产阶级在它的道路上夺取政权的革命征途。这些失败只是革命与反革命间矛盾发展的时刻，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来防止未来的复辟。儿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在三分之一的世界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一一为群众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社会成就。

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在九十年代初的终结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战败或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腐朽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破产。马克思主义一一今天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一一是整个人类史上最完备、进步和理性的学说；它代表看新事物，因为它的世界观是史上最后一个阶级也是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到了它作为资本主义，因而是所有阶级社会的掘墓人的历史角色。毛主义反对一切颓废、过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修正主义偏差。

自1878年《共产党宣言》以来的170多年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阶级斗争的熔炉中产生和发展了三个阶段：（1）马克思主义；（2）马克思列宁主义和（3）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毛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方能的科学意识形态，它之所以是方能的，是因为它是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新的和更高阶段；我们高举、捍卫和主要是应用现在的马克思主义。

秘鲁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谓的“普拉昌达主义"和"阿瓦基安主义"等新修正主义作为反革命总攻的一部分、反毛主义的逆流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内部活动，企图阻止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修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党、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的攻击中心集中在否定毛主义的基本问题人民战争上一一这个问题提与毛主义不可分割

毛主义的根本是政权，换言之，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基础的政权。特别是：（1）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政权；（2）社会主义革命和不断的文化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3）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基础的、用人民战争夺取和捍卫的政权。

毛主席确立了世界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世界革命的发展是阻正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方面，如果它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用世界人民战争反对它。这要求我们领导人民战争，直面侵略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的被压迫民族的帝国主义战争。即使没有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必须领导人民战争在一切国家进行革命，包括各国和各大陆，直到迈向世界人民战争。由此，我们将从地球表面上扫除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因此，它对应看我们用人民战争进行世界革命，其基础由被压迫民族组成。

因此，毛主义的根本是政权。人民战争和无产阶级政权是毛主义的基本部分，是它不可分割的方面，即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军事概念：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夺取和保卫政权。根据革命的三种类型，党表现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军事和建设战略。

人民战争是斗争的更高形式，革命的根本问题由此得到解决，对人民有利的一切都来自于它：它是对应着有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社会变革的政治战略（夺取政权）的军事战略；它是斗争的主要形式，人民军队是组织的主要形式，一支新型军队，战斗队，动员、政治化、组织和武装群众，以及生产队。人民战争是共产党为夺取新政权而领导的群众的战争，新政权具体化在人民委员会和为在全国夺取政权的根据地中。

为了进行人民战争，我们必须牢记四个基本问题：（1）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把它应用到每个国家（被压迫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的具体实践和特点中；（2)领导人民战争的共产党的必要性；(3）制定民主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战略和道路；（4)根据地。新政权或者阵线-新国家是在根据地中形成的，根据地是人民战争的核心，

为了建立根据地，毛主席提出了三个基本的要求：（1）有武装力量；（2）打败敌人；（3)动员群众。也就是说，要发展游击战争，即为了建立、建设和保卫新政权，为了破坏日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就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造成权力真空。根据战争的流动性，新政权/新国家VS旧国家的矛盾发展了，经过了多次的重建和反重建时刻。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它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给人带来苦难。它处在最后的总危机中，由于这种形势，它受到日益恶化和加深的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危机的困扰。由此，它不得不总是企图从更糟糕的境况中恢复，只会被世界革命一步步扫除。

帝国主义全面地趋向于反动和战争。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派将在各类战争的交织中崩溃，它们将被人民战争从地球的表面上扫除干净，社会主义将会出现。毛主席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

如毛主席所预料，我们所发展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程处在“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的框架内，其中，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派会被从地球表面扫除。因此，革命成为了当今世界历史的和政治的主要倾向。

这个时代的所有基本矛盾都在加剧，主要矛盾是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革命的客观条件从未如此成熟。主观条件的发展在前进，粉碎了下降中的总反攻，粉碎了修正主义散播的悲观主义和投降主义。形势一大大地对革命都更有利，

为了发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更多的人民战争。有必要在每一个国家一一根据各自的情况一一建立或重建共产党，目的是通过应用列宁的教导”下到和深入到群众中去”，“在革命暴力的实践中教育他们"和"扫除巨大的垃圾堆，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无情斗争”，来发展新的人民战争。

二、建立国际共运总政治路线的基础

通过把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应用到每个国家的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我们指出建立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政治路线的以下基础：

（一）新时代

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世界被分为少数压迫民族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这使得世界革命的条件成熟了。

1917年，伟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世界史上的非凡壮举一一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和新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开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前，有着许多革命，它们都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动力。但是，这些革命只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构想和开展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一一无阶级社会的第一次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代表着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它开启了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长路的新时代。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革命暴力（这是不可缺少的武器）改造世界成为可能。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暴力原则是普遍规律。我们重申毛主席确立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我们是革命战争方能论者。”

为了评估这个新时代的世界，我们看到四个基本矛盾表现为：（1）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一一这两种完全不同体制之间的矛盾将存在于整个时期，这将是最后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甚至是夺取政权后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2）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予盾一一这是两个对立阶级间的矛盾，在夺取政权后也将存在表现为诸多思想、政治、经济形式，直到我们进入共产主义才会解决；（3）帝国主义内部矛盾一一这是帝国主义者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它发生在超级大国、超级大国与帝国主义列强和帝国主义列强间，这个矛盾会在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的时期内解决；（4）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一一这是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和破坏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斗争，它的解决也包括在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它是这整个时期的历史主要矛盾：但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这四种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暂时，或在某些国家成为主要矛盾，而历史主要矛盾将再次表现出来，直到它的最终解决

我们，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为了实现我们远景中的最终自标共产主义，必须进行三种革命：（1）民主革命一一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领导的新型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某些条件下）中等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所有这些都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下（通过它的共产党）；（2）社会主义革命一一帝国主义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3）文化革命一-这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压服和消灭整整一代资本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企图的斗争而进行的，它们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迈向共产主义服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这是历史规律，在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阶级不可能只尝试一次，只打一次，无产阶级也不例外。苏联（1956年）和中国（1976年）的资本主义复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一一新陈代谢的历史斗争的一部分。

列宁告诫道，剥削阶级在被击败和没收后不会罢手。由于失败，他们有着百倍的恨意和努力来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牢牢地屈从于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是保证阶级消亡的条件。列宁宣布：“消灭资本主义及其残余和引进共产主义秩序的原则构成了整个世界史刚进入的新时代的内容..

由此，列宁指出了这项任务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为了彻底消灭阶级，不仅有必要消灭剥削阶级，也要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体脑差距及其他差距消失。

这个矛盾只会通过复辟与反复辟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解决，直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巩固一一铺下所有的社会阶级消失的道路，国家随之也会消亡人类进入了总是闪耀光辉的共产主义。毛主席教导，“社会主义制度终将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已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二）世界革命的进程

在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中有两种力量在行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前者是指导后者是基础。

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在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的民族里行动。1910年代，列宁给予了印度、中国、波斯最大的关注，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唯一独有的方法所有殖民地反对压迫者也是一种方法。他说这两种力量融合在一起：在整个世界行动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指出被压迫民族的群众占全球人口的大多数。它将在世界革命中占决定重量。他得出结论，革命转移到了被压迫民族，但是没有否认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一一像苏联这样的一一能够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发展。这就是世界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奠定了破坏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的战略基础，把民族解放斗争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斗争联合起来和发展了革命。尽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共产党人的口号，但他提出了指导这两种力量斗争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后者把在帝国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统一起来。共产国际接受了这个口号。

毛主席发展了世界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他根据当时的任务具体化了这个口号：“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因此，他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结合了起来，这两种力量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无产阶级在三个领域一一思想、政治和经济一一斗争，自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就是最后一个阶级，它就如此斗争。以下壮举引人注目：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共产党宣言》，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基础和纲领；1871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1905年，革命的总演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开启了新时代；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不间断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它改变了世界上各方力量的关系；1960年代，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我们必须发展需求斗争，来为夺取政权服务。无产阶级在它的争取实现需求的斗争中产生了工会和罢工，这不仅是为了需求的斗争的工具，而且它们"为即将到来的伟大斗争锻炼阶级”。罢工是需求斗争的主要工具，总罢工是起义的补充

无产阶级产生了政治机器：共产党，它与其他政党对立和不同。它的目标是夺取政权，马克思是如此定义的。列宁在与日修正主义的阻碍影响斗争时建立了新型党的特征，旧修正主义产生了以工人贵族、工会官僚、议会迷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工人党，这类党调整旧秩序

毛泽东主席发展了围绕看枪杆子的党的建设，提出了三大工具相互关联的建设：共产党、新型军队和革命统一战线，其中的中心是共产党。

无产阶级产生了意识形态：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集合了人类创造的精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创立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反对错误立场的斗争中前进。因此，它必须对抗蒲鲁东和安那其主义、杜林的右倾偏差和据说是创造性的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右倾立场

我们不朽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科学的分析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崩溃及其不可避免地向共产主义转变一一那里不再有人剥削人。他们确立了全世界无产者的使命：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站起来，在这场斗争中团结所有的工人和被剥削者。

旧修正主义在恩格斯死后发展一一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一一列宁与他们斗争并战胜了他们。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辩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它提升到第二个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是在反对旧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完成的。旧修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一个人应该立足于新康德主义，这是唯心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他们否定日益的贫困化，因而主张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满足了无产阶级的需求；他们否认剩余价值和帝国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上，他们主张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暴力，散播和平主义和议会迷

列宁教导道，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是通过它的先锋党进行的。没有它的总参谋部，共产党无产阶级就不能完成它改变世界的主要角色。得益于列宁创造和领导的新型革命党的存在，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利用革命形势，用革命内战回应帝国主义战争。毛主席说：“这种革命党的胜利改变了世界革命的面貌。”

修正主义通过援引新情况来篡改马克思主义原则。列宁说，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分遣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必须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因为它们是同一枚硬市的两面。列宁强调，修正主义企图分化工会运动和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分裂。此外，在这场反对修正主义的不妥协的正确斗争中，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设想中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战争，从而揭露了旧修正主义者是社会爱国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他提出在革命时期，必须创造新组织，因为反动派攻击合法组织，我们必须组建包括群众工作在内的秘密机构。然后，他为十月革命提供了共产党和起义。

斯大林同志继续列宁的工作和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他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机会主义和背叛作斗争。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发展了13年，他以行政方式解决问题是错误的。

在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联不得不用焦土政策保卫领土，两千五百方人用生命保卫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胜利并得以巩固。25年内实施的五年计划在生产关系上产生了最大的变革，导致了迄今为止生产力最强力的发展。

我们主张毛主席关于斯大林同志作用的立场，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外，要牢记，他出色地保卫了列宁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有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充分分析，评估共产国际，特别是更好地学习其七大，斯大林同志在其中的作用，法国、意大利等国修正主义的行动等的任务。

毛泽东主席同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提升到最高峰，无产阶级的理论变为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他在顽强不懈的斗争中完成了这项任务，粉碎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一我们在此强调粉碎刘少奇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在国际上，他领导了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并将击败了它。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不间断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历史上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做出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杰出的方面；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的解决方法；“它代表看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甚至更深和更宽的阶段。”

我们强调两个问题：（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壮举，把无产阶级扎根于政权中，这具体化为革命委员会；（2）1976年反革命政变后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它没有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只是复辟-反复辟斗争的一部分，与否定相反，它向我们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向共产主义的无情前进中具有的非凡历史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最惊天动地的政治进程和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毛主席如下确定了它的目标：“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建设社会主义十分必要，非常及时。”

毛主席认为，没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观点，就没有灵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目标是改造人们的灵魂，换言之是改造世界观、思想，兴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为政权斗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

因此，我们共产党人有看三把伟大的剑：我们的创始人马克思、伟大的列宁和毛泽东主席，我们的伟大任务是高举、捍卫和应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把它置于世界革命的指导和指南上。

通过把矛盾律应用到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应用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从地球表面扫除的进程中，有看三个时刻一一因为矛盾统治一切，每个矛盾都有斗争看的两个方面，在这里则是革命与反革命。这些时刻是：世界革命的（1）战略防御；（2）战略相持和（3）战略进攻。世界革命的战略防御对应着反革命的战略进攻，开始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防御发生于中国革命胜利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之后，革命进入了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时刻，这大约是在1980年代的十年，其中，我们看到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尼加拉瓜战争，秘鲁人民战争的发动，它是对反革命总攻的回应，“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的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一一它的解决将是我们进入共产主义一一由此发展。

毛主席教导我们，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毛主席明确了帝国主义“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一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逻辑”；而人民则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一一这就是人民的逻辑”。革命迟早会在全世界胜利，共产主义迟早会照耀整个地球，而这取决于共产党人的行动

三、国际形势

从列宁的论点出发估计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构成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基础。在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的这个新阶段，是其更高和最后一个阶段，彻底明确。世界分为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是帝国主义的独特特征。因此，为了理解当前形势，我们不能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出发，因为我们处在其更高的和最后一个阶段，帝国主义。

当今世界有三对基本矛盾：

第一对予盾：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和大国。这是当前时刻的主要矛盾，同时也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世界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大量的被压迫民族，他们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后者只有形式主权或独立，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屈从与帝国主义；另一部分是少数的帝国主义大国、超级大国，它们都是压迫民族。在帝国主义大国方面，美帝国主义是唯一霸权超级大国。俄罗斯仍是核超级大国，这里也有一小撮二流帝国主义大国，

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的最大的资本输出者，这表现在其经济上的极大失衡上。为了保持其霸权，帝国主义被迫同时进行多场战争，尽管在各大洲都有军事存在。这导致维持其庞大的军事机器和间谍活动的巨大经济成本，过去战争和当前战争的信用成本，对退伍军人的支持；更不用说在自己的土地上的高额社会成本，蔑视来自被压迫民族（第三世界）的群众的生命和尊严，为征服他们而实施种族灭绝，这浇灌了全世界人民的阶级仇恨。

第三世界有看最多和最穷的人口，他们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生活在不能满足人类实现发展的条件下，忍受看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的破败，受到帝国主义及其当地走狗的系统性掠夺战争的打击。

官僚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发展。它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和思想类型，系统性地阻止民族发展，剥削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限制中等资产阶级，

不承认被压迫国家的半封建性质，从而否认了用土地战争解决它的必要性，最终否定了这些国家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发展人民战争（作为联合战争，其中农村是主要的，城市是必要补充）结束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半封建主义的必要性。

世界危机正被转嫁到被压迫国家，只要它们还是这种情况，就仍是帝国主义重新分配的战利品。帝国主义的政策时进一步用反动和暴力对被压迫民族进行进一步的掠夺和劫掠的民族征服战争。帝国主义者的计划是在新的分配中，根据军事力量关系和战略要地的占地推进，瓜分这些国家。他们寻求的不是和平，而是通过“和平协议"的协定来征服人民，只是把他们在战场上取得东西合法化。

如毛主席指出的，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第三世界的国家是革命风暴地带，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必须强调第三世界甚至扩大到欧洲自身。

我们重申，真正的民族自决只能根据各自的情况，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经由人民战争的发展来实现，为此，有必要建立或重建新型共产党，能够领导革命完成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党。毛主席在以下的伟大指南中出色地总结了被压迫民族的所有斗争：“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第二对矛盾：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以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的，转嫁给了帝国主义国家自身和被压迫民族的群众身上，因此，它打击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他们为保卫在整个20世纪所取得的成就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场危机的后果并没有克服，这就是为什么恢复就业是以质量下降、工资降低和工作日延长为代价的。复苏是以增加对无产阶级的超额剥削为代价的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因成千上万的战争难民和普通穷人一一逃离帝国主义战争和半殖民地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一一的移民潮而恶化。移民正在加强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队伍。这些移民潮是这个体系本身造成的，他们导致的"人道主义悲剧"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企业受益，因为这些劳动力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成本，因此降低了工资，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

同时，帝国主义者自己在他们的媒体上乖张地宣传这些移民的"恐怖主义"危险，宣扬沙文主义的歇斯底里，滋生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运用沙文主义的反动政策，把无产阶级分为本地工人和移民工人，来阻止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自觉行动。阻止它组织成一个单个阶级，有着共同的的利益和单个思想、单个政治和单个党一一共产党。

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也存在于革命与反革命间，这不是改变这个或那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一一换言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形式一一而是用社会主义革命（通过人民战争进行）结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专政。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予盾和帝国主义民族中的其他所有矛盾都在激化。而且，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帝国主义）对被压迫民族的种种罪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越来越强烈的抵制一一这是其当前分解阶段的一个特征。帝国主义战争必须滚回去。

此外，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美国国家的镇压力量系统性地不断谋杀最贫穷的人，这是针对美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特别是针对黑人和第三世界移民及其后裔的战争的一部分。面对压迫，倾向是群众造反反抗，将他们为被压迫民族大规模种族灭绝而获得的枪支转向他们自己的压迫者。证实这种倾向的表现已经出现

总之，主要的是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将与反阶级剥削和压迫及群众贫穷加剧的造反一起壮大。这正在帝国主义国家发生

第三对矛盾：帝国主义内部。正如列宁教导我们的，帝国主义不是一体的，他们是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换言之，有看帝国主义大国和超级大国，它们根据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关系瓜分世界；力量关系一直在变化，因勾结和竞争而发展。

美国现在承担看唯一霸权超级大国的地位。在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在1991年解体后，帝国主义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下降，军事力量也是如此，但它仍保持看核超级大国的特性。反过来，其他帝国主义大国，如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中国、奥地利、荷兰、澳大利亚、瑞典、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等，也都属于少数压迫国家。自1990年代的十年以来，他们为新瓜分原屈从于社会帝国主义苏联的被压迫国家而竞争。自此，发生在东欧、中亚的前苏维埃共和国、所谓的大中东（波斯湾、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北非等）的与此有些许关联的所有事件（好战的或者非好战的）都包括在新瓜分这些国家的挣夺中。

当今的世界形势是美帝国主义用血与火发展其战争的计划造成的。他们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夺走俄罗斯的核超级大国的地位，牵制社会帝国主义中国，推动其逐步开放经济。由于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联盟（根据便利程度，是与德国、法国、英国等）被用于颠覆对俄罗斯有高战略价值的影响区的秩序，将经济制裁视为对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反之，俄罗斯努力保持其影响区，特别是乌克兰、叙利亚和伊朗。

至于帝国主义者，无论是独自一个还是联合，他们反对第三世界的一个国家还是许多国家不仅是主要矛盾在此刻表现出来，第三个矛盾一一帝国主义者内部一一也表现了出来。美帝国主义用“分而治之"对付其他帝国主义大国。帝国主义者肆意违反他们自己的条约，他们自己的国际规则一一不侵略的原则一一因为这项规则是让其他帝国主义者遵守的。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者间的和平与和谐是一再重复的老掉牙故事，如"超帝国主义”、“超级帝国主义"故事一样，散播如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地缘政治"等反动概念，这些假理论被帝国主义自己和修正主义者用来主要反对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

帝国主义的争夺是绝对的，勾结是相对的。这决定了帝国主义联盟的偶然性和暂时性；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说“帝国主义集团（block）”，这是修正主义。因此，欧盟不是一个集团或"欧洲帝国主义”，而是一个德国霸权下的欧洲国家联盟，德国与法国竞争又勾结，企图增加力量，制止美帝国主义。

二流帝国主义大国为把自己变为新的超级大国而斗争，开始为今天美帝国主义占据的世界霸权地位而争斗，通过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对已经划分为新世界秩序的世界进行新的重新划分。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对应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时代，在当前形势下在思想和历史领域表现出来和发展。

在反动一方，这个矛盾表现为正在减弱的反革命总攻，当前用"反恐战争"针对民族解放战争。我们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革命反攻反对它，发展人民战争。在革命一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予盾表现为社会主义作为思想在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斗争中，在印度、秘鲁、土耳其和菲律宾的正在进行的战斗和人民战争中存活，为在毛主义的指导和应用人民战争下再次团结国际共运，而不懈地宣传和加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党和组织间的两条路线斗争。

1962年，毛主席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很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

所有这些，一方面推动了资产阶级国家（被压迫国家的大地主资产阶级国家为帝国主义服务）更大的反动化，应对在全世界不平衡发展的革命形势。它表现为向行政权的绝对权力集中前进-一总统绝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一一根据不同国家的特点。面对革命和为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集中权力。

世界的客观形势在发展，根本上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总危机一一甚至反动派自己也承认。这是其崩溃的加深。由于少数帝国主义者和第三世界大资产阶级与地主的社会财富的私人占有，社会生产的巨额财富不断增加。所有这些的结果是加深了危机和帝国主义最后总危机中的更短的周期，促使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新瓜分的掠夺战争。

正如毛主席在1958年指出的：“帝国主义还活着，美帝国主义作为唯一霸权超级大国和反革命世界宪兵，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它仍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为所欲为：它仍然用不多占领殖民地，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强加掠夺战争；它继续在国内压迫人民群众。”六十年后的现在甚至更严重。但是，但是，同样的形势也变得更加无法忍受，世界人口的90%迟早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切都在激烈的斗争中，在不平衡的发展中，这是已经在正进行的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巨浪。

自这个时代开始，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危机就在全世界加剧。每当它的腐朽加深时所有的矛盾就会加剧；这进一步发展了在全世界不平衡发展的革命形势。这种情况表现在群众的伟大活动上，它的爆发使一切反动派及其修正主义走狗颤抖。它以前所未有的大爆发而无处不在。客观形势遇到了主观因素的快节奏，主要是新型毛主义党发动新的人民战争。因此，一个新的时刻开始了，这个革命时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巨浪的一部分，处在“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的时期内，其中包括了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这个形势决定了全世界共产党的任务、战略和策略。

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重申1848年《共产党宣言》地全面有效性（包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所有的序言和注解，特别是1872年的序言），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诞生的起点和基石。它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基本原则和纲领。我们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了伟大的号召和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战斗口号激励着全世界无产者的斗争，指引着解放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的革命之火，点燃了世界，永远地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

马克思说：“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忽视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第团结，忽视鼓舞他们在一切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的分散的努力全都遭到失败。”

列宁明确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需要：“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毛主席重申：“它是共产主义的灵魂”时，提出了国际主义的最深刻意义。

因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是光辉的斗争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进行斗争，进行团结的斗争而为实现不变的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服务。

在这个英勇的斗争建立了三个国际：

186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安那其主义、布朗基派和其他立场的激烈斗争中建立了第一国际或国际工人协会，确立了无产阶级唯的意识形态是唯一的一一马克思主义一一它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国际性牢固、科学地结合在一起，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基础。当时的国际被企图篡夺它的机会主义者渗透和包围，马克思提出国际工人协会最好结束，看到了它被无原则的团结扼杀。

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第二国际是恩格斯在1889年建立的，为剧增的公认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党，特别是欧洲和北美的党和组织服务。在恩格斯死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攻击第二国际的领导层，它退化成了机会主义，最终在一战期间破产，当时，它们的领导人在护国主义（保卫祖国）的借口下反对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他们拒绝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他们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和本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在议会投票赞成战争贷款，变成了社会爱国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

第三国际在1919年3月建立，这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领导下发展的国际共运左派长期斗争的结果。这是反对第二国际成员党的所有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一一他们接受了旧秩序。列宁设想和帮助第三国际为一个开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的战争机器。第三国际的建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的一次伟大飞跃。

第三国际一一共产主义国际或共产国际一一存在了24年，1943年解散，期间召开了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它不得不在复杂环境下发展。这种复杂环境表现为其创建者和主要领袖一一伟大的列宁一一在1924年逝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挑战，法西斯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权力中崛起一一特别是欧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它的存在受到布尔什维克党内长达13年的激烈而艰苦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强烈影响，其中，左派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不得不进行顽强地斗争，揭露和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和加米涅关-季诺维也关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和其他派别及黑线，反对企图削弱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他们企图篡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控制机构在许多部分推行他们的政策一一造成严重伤害的罪恶行为。

因此，共产国际遭受了右倾和“左"倾偏差一一特别是在五大至七大期间一一它发布了许多错误的建议和指示，对各革命党和进程曹成了一些伤害。但是，主要的是，斯大林同志领导一一发展两条路线斗争一一共产国际中的左派阻止了修正主义的篡权，粉碎了领导层中托洛茨基主义和季诺维也夫主义的影响。在斯大林同志正确而公正的领导下，它保持了红色，马克思列宁主义占据上风，修正主义不能抬头。

由于当时的环境和面临的挑战，1935年的七大尤为杰出。这次重要的大会必须在困难而复杂的形势中回答影响深远的新问题

七大确立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的策略，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与法西斯的反革命进攻作战。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群众能在同一个旗帜、同一个政策、同一个计划和同一个领导下团结起来，有着同一支战斗部队，提供了列宁像一个世界革命的真正的战争机器一样工作的任务的形式

在他的领导下，数以百方计的群众为反法西斯、革命和保卫苏联而像巨大的洪流而崛起。中国革命坚持到底，改变了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有利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力量相互关系。

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下，在数十个国家，不仅是欧洲，也在亚洲，共产党人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如西班牙内战。在这些国家，革命没有成功，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成熟和准备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的共产党。此外，如历史表明的，它的斗争促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展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勇气和英雄主义精神，不充许阶级的士气受到打击。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共运用七大的决议，明白了如何针对中国革命的特定需要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实行独立自主，打败了日本法西斯，继续进行解放战争，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打败了本国统治阶级及其帝国主义主子，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应用和把七大确立的路线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发展和对统一战线的完全理解，全面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人民战争。

在许多国家发生的问题和偏差主要发生在应用，主要责任是负责把国际路线应用到各自国家的共产党。与毛主席提出的不同，为了建立对这一经验的正确评估，必须在那些仍留在马克思主义饥饿滑入修正主义的人之间画一条分界线，对于仍留在前一个集团中的，我们需要区分实践工作中所犯错误的主要错误。此外，毛主席发展了统一战线的五条规律、革命三大基本工具及其相互关系。

在如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许多国家，由于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在进行了反纳粹法西斯的英勇抵抗的武装斗争后，这些党离开了共产国际的道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的领导在资产阶级面前投降了，同时中心是保卫民主自由制度，背叛了革命，堕落为最极端和腐朽的修正主义。

在世界上，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反法西斯阵线得以出色运用，中心是保卫苏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由此，面对法西斯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革命向前推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对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派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修正主义的胜利。

随看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帝国主义阵营被削弱，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得益于红军和抵抗战争的光辉作用，革命扩大到东欧和中欧，到达部分德国，社会主义阵营从而壮大。需要强调的是随看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革命和反革命在国际上的力量相对关系变得有利益世界革命，推动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出现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七大是一次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会，用正确和合理的政治路线武装了无产阶级，去和法西斯战斗，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尽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在某些情况下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严重的偏差和背叛问题是这些党的领导层的修正主义犯下的，而不能归咎于斯大林同志、苏共和共产国际，

但回顾国际共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我们看到斯大林同志明白如何坚定和英明地在复杂且困难形势中应用列宁定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特殊利益和国家利益服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把保卫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放在首位。

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际共运进入了相对分散时期，这主要是现在修正主义的分裂主义和背叛行动造成的。现代修正主义是以白劳德、铁托、陶里亚蒂、多列士和赫鲁晓夫（主要的）为代表的逆流。在臭名昭著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共领导，使其堕落为修正主义党，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斯大林同志逝世后，共产党人在国际上统一的任务是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进行的，其中，毛主席作为成长的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出现

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举行了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这些会议的宣言对应看当时国际共运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考虑到苏共的巨大分量，反映了毛主席和中共领导的左派正确处理了斗争，运用了合理、有利和不扩大的原则。

1961年，苏共举行了二十二大，系统总结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立场。毛主席领导中共，确定了新修正主义的本质，他总结为“三和两全”。赫鲁晓夫歪曲列宁的将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国家内部的关系区分开的和平共存的论点，而提出了“和平共存”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对赫鲁晓夫来说，问题是避免战争，因为据他说，核武器不会区分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这就是为什么为了避免人类灭亡，人类必须相互合作。“和平过渡"的提出则是革命不再需要革命暴力，而是通过“和平道路”、选举和议会主义来用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至于他们提出的“和平竞争”，则是为了摧毁帝国主义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进行竞争，来向帝国主义者展示社会主义制度更加优越，因此，帝国主义应该变为社会主义。“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理论意味看否定国家的阶级性质，具体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赫鲁晓夫提议苏共二十二大是共产党人的新纲领用“自由、平等和博爱”来代替《共产党宣言》。宣言是共产党人的纲领，对它的否定激起和激化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

1963年6月14日，毛主席和中共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知名的"中国复信”）和之后的"九评"中，全方面地精辟揭露和粉碎了现代修正主义。

只有随着毛主席和中共领导的大论战产生的鲜明的分界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能提升在毛主席的伟大领导及其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周围再次统一。

毛主席在发展这场斗争的同时，也进行了反对中共内部篡夺了党和国家重要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和中共认为，这种情况下尚不足以适应新的共产主义国际，因为当时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和政治基础还没有确定。特别是恩维尔·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没有接受毛泽东思想，想要只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而不考虑已有的新发展，因为霍查在本质上反对毛泽东思想

随看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影响在全世界迅速增长。中共的精力集中在非常紧迫的事情上，如从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篡权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再夺回来，以及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由此，在国内外反对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中，毛主席成为了无产阶级的伟人和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他的思想变为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尽管定义和承认这一点的斗争只是在以后完成的。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在同样的道路上迈出勒巨大的重要一步。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中国修正主义者进行反革命政变，攻击毛主席及其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遇到了巨大而复杂的问题。随看毛主席的逝世和邓小平集团在中国的修正主义篡权，我们共产党人在世界上变得分散，没有世界革命的中心或根据地；反革命露出爪子，否定毛主席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效性，释放了邓小平（中国修正主义）、霍查（阿尔巴尼亚修正主义）和勃列日湿夫（俄国修正主义）的修正主义攻击。

1976年中国的反革命政变开始了国际共运深刻分散的新时期，其中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反革命总攻，主要集中在攻击革命的灵魂一一它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1980年秋，13个共产党和组织签署了《致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工人和被压迫者》的声明，呼吁共产党人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周围，坚持毛主席，但是并不认为它是一个新的阶段，因而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这次的工作主要是在美国革命共产党的带领下完成的。

1984年，第二次会议举行，决定建立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在成立宣言中，它重申它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革际运是再次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的一步，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对这一经验做出正确公正的评价。对此，有必要分析革际运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经过和每一个党所发挥的作用。就像所有的革命团体一样，左派、中派和右派在其核心的两条路线的发展中确定。

1980年代的十年，在贡萨罗主席的伟大领导下，秘鲁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高举，捍卫和应用毛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新的、第三和更高阶段。贡萨罗主席对国际共运的主要贡献是在1980年5月17日发动的秘鲁人民战争中高举、捍卫和应用毛主义，用彻底和科学的方法定义了毛主义。这个事件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看基本的重要性，因为它证实了毛主义和人民战争的有效性。他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地牢中，抵抗绝对隔离制度达29年，在2021年9月11日英勇地陨落后，他的名字永久镌刻在国际无产阶级伟人长廊中。

经过秘共在革际运中的活动，它最终在1993年承认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

从1984年成立到2006年因普拉昌达背叛尼泊尔人民战争和美革共声称让其服从于阿瓦基安的“新综合"而解散，革际运存在了20多年。2012年，革际运正式解散。它的存在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当左派能够在艰苦的斗争保持推行毛主义作为世界革命核心的指导和指南时，革际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人再次统一而斗争的任务服务。

但是，随着1992年贡萨罗主席被捕，及随后秘鲁人民战争遭到的打击一一这阻碍了国际共运内左派的行动一一美革共与机会主义路线、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合流，利用复杂形势攻击左派推进他的小霸权一一首先是隐蔽继而公开散播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所谓的“新综合”。

革际运更加缺乏凝聚力。阿瓦基安领头的美革共及其同伙普拉昌达在勾结与争夺中加剧了这一点，在发表了《宣言：革际运争取人民战争的世纪》（2000）后，他们开始否定它，都滑入了修正主义道路，加大对毛主义的攻击。在随后的几年里，修正主义潮流和人物不只是在革际运中，也在整个国际共运中争夺领导权，革际运也加剧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凝聚力的缺之。最后，修正主义的霸权主义立场被推行在革际运的委员会中。结果，革际运造成了消极作用，堕落、破产和解散

今天，当世界上产生了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巨浪，人民战争正在印度、秘鲁、土耳其和菲律宾进行，在许多国家准备，全世界产生了民族抵抗和人民抵抗的英勇斗争，当帝国主义的总危机及其溺死大大加剧，急迫和必要的是把国际共运核心进行的两条路线斗争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目的是确立和发展其必要性、公正正确的总政治路线，通过在许多国家用人民战争点燃革命之火加强新巨浪，进一步推进已经发动的人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国主义革命运动

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在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公正正确的总体评价的基础上加深思想和政治斗争。这个评价主要是总结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即毛主义）的应用经验。

推行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作为世界革命指南和指导的斗争是漫长、复杂和困难的。没有斗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前进，但最终，毛主义正指引着已经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巨浪，为了用人民战争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从地球上扫除，为了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一一根据各自情况一一和向光辉金黄的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给它推动力

特别需要保持正加深的反对不同形式的新修正主义的斗争，因为尽管他们在国际共运中被揭露和粉碎，但他们仍然通过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立场、中派立场、取消主义立场等发挥影响他们损害着国际共运的团结，因为他们是国际共运的主要危险。

五、我们主张以下基本原则

予盾规律一一永恒物质不断变化的唯一基本规律；

群众创造历史和造反有理；

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把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每个国家革命的具体实践融合起来；

坚定应用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共产党的必要性；

无情地和密不可分地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及反动派作斗争；

用人民战争夺取和保卫政权

两条路线斗争是推动党发展的动力

不断转变思想和总是政治挂师

为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完全无私和公正的工作作风

反潮流。

第一次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是基础，无情地向看国际共运中共产党人的再次联合前进——一个战争机器——战斗机器，举起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和战无不胜的人民战争的不朽旗帜！

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协调委员会（CUMIC）

论自由的实质

Sun, 12 Dec 2021 00:00:00 +0000

自COVID-19爆发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神话落了一地鸡毛，不少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了希望，但他们又转而把攻击的矛头转向资本主义的自由。自由到底是什么，本文就来解释一下。

首先问各位一个问题，什么是极左或极右？“知乎”上有个回答:极左就是要平等不要自由，极右则反之。这种见解俨然将自然禁锢于资本主义的形而上学了。若按这种思想解释，自由完全成了奴隶哲学。

自由是现代哲学的根本任务。现代哲学从启蒙运动以后兴起，它打破了神学，伸张起人的本质。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致力于此的。其中之一的代表谢林就曾对自由分级，在他的《论人类自由本质及其对象》当中他指出了哲学自由的二重化: 自由的第一层次是抽象自由，即不被干涉的自由，例如学生不想上课，做作业，打工人不想上班，加班，资本的肆意流动和增殖。启蒙运动中“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就是指抽象自由。这种以排除外界强制性制约或限制自由的自由，正如资本无限增殖必然走向资本灭亡一样，它只有自由的形式而无内容。因此，哲学上关于自由的探究不可能止步于此。

“自由怎样才能摆脱欲望和人性本能的消极呢？”卢梭和康德都致力于此，在探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康德给出了自由的又一阶段——反思自由。他曾说:“自由即自律。”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是在第一阶段后排除外界干扰和规范而行自我规范的东西。它使人得以从欲望中暂时脱离而身居高位从而审视自己所做的抉择以求得普遍性。举学生的例子，你可能经过权衡之后，还是回到了学校生活，而不是和父母或老师吵闹。像康德这种以个人立法为自主立法前提，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人摆脱当下困扰的能力，使人认识到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并忍受当下。在资本中，资本家不再盲目投资。精密的报表，严谨的分析开始出现。但这种哲学，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一旦你彻底贯彻于此，并开始质疑社会的一切时，你可能会拒绝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要求。例如学生可能经过权衡后还是不愿回到校园生活。这种以人的主观内容为实质的讲社会共同体的社会内容与之对立，并导致社会共同体的破产，它就不可避免要走向灭亡。

与谢林同时代的黑格尔就致力于解决这个难题。黑格尔说：“我们应当回到斯宾诺沙去！”他主张将人的主观自由内嵌到社会自由。这一切都来自于2000多年前柏拉图的《理想国》。他认为，承载着主观自由的个体应当与真实的生活共同体相结合。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生活中，在获取了前两个环节的自由后，不应当停留在对共同体理论的考察、质疑式批判，而是将形式的主观内嵌到社会客观，从而达到对具体生活的把握。这的确有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味道了。黑格尔的哲学，将主观自由和社会自由打通并嵌合，也就是说把社会自由的自由本身当做主观自由。举学生而言，学生可能把社会要求的，即好好学习当做自己的目的，把个人愿望与社会结合起来，转而自愿学习。在资本里，资本也不再单纯把利润和增值作为目的，而是以社会为目的。也就是说，资本在为社会“谋福利”的同时进行资本增殖。福利国家和工会就是这样的产物。理论上，黑格尔对于自由的理解和认识已经是资产阶级法权下的最高认识了。

事实上，黑格尔的研究来自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恰巧也曾对古典经济学进行过研究和批判，在经过对劳动和私产的考察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自由实质上是私有财产的关系。”对这一句，不少导师都解释过，总而言之，自由实质上是指按财产的多少所决定的。一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拥有的自由往往与他所拥有的财产正相关。举一个词“财务自由”就可以理解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它主要依赖于一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它的实质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以保护人“自由劳动的产物”。这就恰似一个悖论，一个人由于自由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可却被私有财产而限制了自由。这种劳动上的异化使广大劳动人民（主要是工人阶级）深陷苦海。他们是实质上的劳动者，可除了工资，他们一无所有。可工资并不是生产的产物。它只是为了维持工人最低的生活水平的最低生活保障。换言之，工人劳动是先为了扩大生产而劳动，再为资本家劳动，而最后的小段时间，才是为自己劳动。试看当代北上广深的打工人，他们一个月刚领到的薪水，在换完了花呗，借呗，车贷，房贷以后，他们根本存不下钱。这种资本家为了维护自己地位的手段，虽然维持了工人的生活却不允许他们拥有任何一点别的财富以至于把它们转化为资本以威胁自己的地位。同时，资本家为了维持统治，还会造就一个失业队伍，以鼓动工人们为了生活资料而争夺岗位，从而无暇对他们的通知发起任何别的冲击。资本家也深知这种行为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工人可能会借此罢工。于是他们常常搞出一些“物质刺激”，例如计件和计时工薪制，这的确有利于改善工人的处境，可这根本无法改变其本质。反而因此使两个阶级的矛盾日益固化，资本家也不愿使自己堕落出资产阶级的行列，因而只能固守于此。像这种《1844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来的行为：劳动的异化使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因社会大生产而降格成非人，从而使人的自由被自由的产物所控制走向自由的反面，成了“奴隶式的自由”！

有人可能对这种奴隶关系抱有幻想，幻想通过阶级跳跃成为资产阶级，这样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可实际上，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代理人，他也不可避免地要为资本所控。我们常常看到不少“企业家”初心伟大，可背地里仍旧干着压迫工人的事。他们明明深知不劳而获可耻，工作强度过大会杀人，可仍旧收取着“股份分红”，说着什么“996福报”。他们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可避免地和买办和外资结合，以捆绑利益。他们明知盲目投资会导致金融海啸，可仍旧为了一时之利而不免于此。这就是你们口中的“自由”。自由的重获只能打破资产阶级法权，消灭私产。只有这样，才能解放广大劳动人民和消灭压迫者，以寻求人的解放！

在黑格尔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三元结构当中，私产的异化必然导致家庭和国家的异化。这样，黑格尔的所有理性都不过是空谈。他的三元组中以主观自由和货币经济为原则的运行体系必然受到约束。在市民社会中，一旦私产的侵入就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崩塌。这也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所面临的。黑格尔试图以政治国家这个法宝，把国家作为伦理共同体的共同目的并对市民社会形成约束。

正如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所言:这种被私产浸染的自由原则绝对“不止步于经济交往领域。”就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样，经济基础的异化必然像癌变-样扩散到政治领域。司法系统就是这样一个好例子。律师不再关系法治，而是关心流水入账;法官不再关心程序正义，而是盼着步步高升。就连学校，对学生的工作指导也丝毫不从司法或公正入手，转而和学生谈起了薪水。就是这种在市民社会中产生并被市民社会所塑造的败类,以至于连一个饭局上都讲的净是人情，入财和高升。这样的现象不止在司法系统,在别的行业也同样普遍。在他们那里,市民社会长出的货币取代精神成为了新的上帝。这也是为什么黑格尔注定失败。因为政治国家早已不能对市民社会产生任何实效性的规定，相反，它还被印钞机中的上帝主宰着。

在货币经济和自由买卖为中介的市民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被展开为双重统治:一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二是资本对资本家对控制。资本家是资本的代理人，是由资本逻辑所驱使并寄生与之上的。他们必然倒台，堕落到与工人相同的地步。市民社会的这种私产机制,使以自由为原则的自由不可避免走向反面和压迫。异化不止于此。在国家领域，在家庭领域也是如此。马克思曾为此困扰过，但他善于从反面看问题。他不是直接对婚姻和家庭进行考察而是从无产阶者结不了婚这个问题进行考察。他发现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无产者没有私产。换言之，现代人多数不愿或结不成婚，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正是没钱，结不起婚。在恩格斯那里，《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就深刻指出，家庭中家长制不是依赖爱，它正是一种建立在私产之上的管理关系。在国家那里，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不可能如黑格尔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商业内部事务的委员会而己。这种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法权支撑起来的资本主义式的统治与工人根本毫不相关!声称是以自由为原则的资产阶级社会,声称以自由为原则的保障实际上是为了支撑私产。所以，工人想要获得自由,只能取消私有财产!

为什么要取消呢?私产关系是人为人之间阶级统治关系的具体体现。每一个社会形态它都是关干私产关系的原则，因为它必须回答如何统治并铺层基本社会结构。而资本主义俨然把它推向了极致。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环节的真理只能在下一个环节实现。”对下一次社会的关于私产的原则只能是被取消。资本主义中作为真理的自由只能在下一个社会形态中实现。那具体怎么实现呢?一旦你问出了这个问题,你就应当重新学习历史辨证法了。

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观恰恰是只能对当前时代的把握,它只能从已知的环节中获取。这种获取，是旧的环节中的概念和原则进行否定，在自我否定中把握时代已经敞开的下一个环节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反对无依据的客现世界，反对不经主体性中介的客观世界，因为这就是唯心主义。自由作为人的本质是不须质疑的。这里告诫各位同志千万不要用实证主义看问题。因为一且你陷入实证主义，你会发现人不过是由猴子进化过来的，人用脑子不过是一段硬件很序，思维则成了一堆代码。于是，人和电脑本质上一致，这种把人降格的思想正是我们的敌人。早在列宁导师那里就被论战过了。那还是普列汉诺夫时的故事了。作为一名实证主义的马赫主义是完全不可取的。以至于当法兰克福学派一兴起后，实证主义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理论支柱。这种不对事实反思，盲目接受，毫无现实批判性的哲学俨然借尸还魂了。谢林指出"哲学并不是演证的科学，它是自由的精神行为，一旦你想要站在自由的哲学活动的定点之上，就连上帝也要被抛弃掉。我是不信上帝的。但自由是人的本质，其自身无非是永恒的自由。
所以，一切想从人本身出发的所谓研究，只能无功而返。人是灵长类晚期智人亚种吗？要是机械改造了呢？有人说:“人的本质是劳动”，那是从人的外部世界为对象展开的生活为对象的。黑格尔说:“人的本质是语言”，那是从自我意识发生学机制讲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是从人与人的交往讲的。对于一个真正的‘people’而言，自由才是其本质。对于其本质的研究，必然是否定性的，必然是非肯定性的。一旦有了答案，必然是失败的。因为否定的运动恰是自由的体现。生命意志是你自己决定的，也只有当人被实现了真正的自由，人与人的关系才会实现为平等;只有当社会财富真正归全民所有，人才真正拥有财富。

我们必须牢记马哲中的三元组，任何怀疑此的，都是修正主义。在这个取消私产—革命一自由的组中，只有革命，才能消灭压迫关系和压迫者，否则，敌人不会放过我们，任何改革成果都会失去。贯彻起阶级的关系并展开为阶级压迫，斗争，和最终对阶级的消灭。因为只有这样，人能再次诞生，来夺回属于人的本质的主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关于阶级的问题

Sat, 20 Nov 2021 00:00:00 +0000

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标题就叫阶级，在今天高速发展的经济和斗争形势的缓和的形势下，人们的阶级意识被轻易瓦解。列宁已经指出：“在资本体系的重重包围下，工人群众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工联主义的思想”，这也是被各国的历史证明了的。

一、阶级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承认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人，并不是整一的，他不是抽象的自然人的集合，而是具体的，有差别的。基于种种差别，人们分成了不同的群体或集团，内部的成员则具有相同的要素，这就是阶级。这很简单，困难在于我们依据什么标准来划分阶级。

人们很早就发现一个社会的中间阶层总是热衷于制造出各种花里胡哨的分类表和等级标准来缓解自己的焦虑，例如211，985，消费什么level的产品，从事什么行业，年薪几何，颜值几分等等。但是无论这些标准在多大的程度上对社会有影响力，他们都不足以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归根到底，人的阶级身份是由他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处于何种地位，尤其是在生产关系中是否占有生产所需资料来决定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

这就表明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但如果你善于思考，你会知道，任何经济关系它一定同时是政治性的。列宁曾经进一步明确界定了阶级的概念：“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所需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部分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列宁的这句话，明确了阶级划分的标准为4个要素：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高低，是否占有生产所需资料，是否支配劳动过程，获得财富的源泉是什么，以及占有财富的多少。

这就表明，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才是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准，占有财富多少只是一个适当考虑的因素。然而长期存在的一种庸俗理解，把阶级当作是没有什么钱的一群人，有一些钱的一群人和有很多钱的一群人。马克思就批判过这种庸俗的解释，称他们是“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大小的差别，把阶级矛盾变成了各行业之间的争吵”。这就表明，钱包的大小纯粹是数量上的差别，它可以尽情唆使同一阶级的人互相反对。现在的阶级差别绝不是建立在行业的基础上，相反正是分工，在同一阶级内部造成不同的工种的差异。换句话说，即使甲乙两人从事不同的工作，且有较大的收入差距，他们仍然有可能同属于一个阶级，因为根本标准在于他们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生产和分配体系。

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承认的阶级就是代表资本的资产阶级（布尔乔亚bourgeoisie）和代表劳动的无产阶级（普罗列塔利亚特proletariat）以及代表土地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收入的源泉是利润，依赖的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占有生产所需资料，支配和组织生产劳动，处于主导地位。无产阶级收入的源泉是工资，所依赖的是劳动，他们不占有生产所需资料，在生产劳动中处于从属地位。而地主作为封建贵族的代表，但随着土地可以被资本购买，逐渐走向分化，一部分人加入资产阶级的阵营，另一部分人则不幸破产，加入无产阶级的阵营，这就是资本体系的阶级基础。

阶级不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就出现的，它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才被确立的，在阶级之前的是等级，即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其实只具有类似阶级内容的表征，他们事实上是等级关系。等级来自于一个人的出身和血缘，阶级则是基于生产关系而形成的。阶级的进步性就在于它是有可能被后天改变的，阶级一定是可流动的，否则他就倒退到等级的地步。

二、Middle Class

Middle Class是中间阶层的英文翻译，这是一个曾经引起颇多争议的概念。近年来，这一问题又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由于中产阶级的概念已经被人们用滥了，下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很多人看来，中产的出现意味着原先两大阶级对立的时代已经终结。这就产生了庞大的中产群体的出现宣告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不能符合现实的观念。《南方日报》曾经刊登一份对于中产社会的想象，文章从8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国私有化加速的时代讲起，表示实际专门从事农业（农林牧渔）劳动的农民到2001年仅占全部就业人口的约40%，同时，中间阶层的相对比例也有所增长，在大城市中白领阶层人数上升很快，比如在北京、上海的居民中甚至出现了白领职业群体超过蓝领职业群体的现象。于是他得出结论，似乎未来的理想社会就是像橄榄球一般，少富少贫。

要想搞明白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从等级讲起。事实上，中间阶级和中间等级是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历史产物，中间阶级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才出现的说法。在以前的中间等级之下，它对应的上层等级是世袭的，拥有特权的土地所有者或封建贵族，下层等级则是农奴。中国自农耕社会以来，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农民占到全社会的90%以上，因此，从社会结构上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始终是一种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即极少数皇权官宦阶层处于上层等级，广大农民处于下层等级。在此种两极分层的社会中，中间等级的队伍人数比较少。对于西方，中间等级主要包括小手工业者，自主经营的农民以及萌芽的资产阶级。他的构成成分参差不齐，一部分是构成中间等级的上层的工商业主和金融行业主，另一部分则与小手工业者，自主经营的农民一起构成中间等级的下层。

随着中间等级的上层在经济上逐渐占据优势，成为能与封建土地贵族抗衡的势力并最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中间等级被打破，中间阶级诞生了。而这时的中间阶级就是原来中间等级的下层，也就是没有转化为两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和自主经营的农民。在《共产党宣言》当中，马克思写到，“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布尔乔亚阶级，他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布尔乔亚经济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的重新组成。”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出中间阶级的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中间阶级是开放性的，动态的，它的构成成员随时是流动的
马克思指出，“随着私人企业向股份企业的转型，以监督和管理劳动为主的经营者阶级必然会出现。”这些人不是直接依靠资本，而是主要依靠自己的经营能力和经营活动来获得收入，他们不是严格的资产阶级阶级，而是虽然没有生产所需资料，但却可以支配和管理劳动的阶级，他们兼具资本与劳动的特质。

第二，中间阶级是附属性的补充性的阶级
如果说布尔乔亚阶级和无产阶级因其在资本体系生产方式中扮演的角色而算是主体阶级的话，那么中间阶级则只能算是依附于他们的附属阶级。中间阶级既不是基本主体，也不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仅仅是资本社会的重要补充。一方面他们给资本体系的生产提供必要的原材料生活资料，并且作为其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重要消费源泉，他们成为现代公司中的管理者，成为从事管理、专业技术、商业、办公室工作的白领，作为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组织者和支配者，保障着这个生产体系更好的运行。另一方面中间阶级还会源源不断的给主体阶级输送成员。比如小农会因为失去土地而成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会因为扩大经营规模而加入布尔乔亚阶级。

第三，中间阶级是不稳定的，过渡性的阶级，它是不同阶级层面的综合体
小资产阶级就其根本特质来说，本身属于资产阶级；农民与个体手工业者阶级又都属于劳动者阶级的阵营。换句话说，中间阶级的成员就有机会进入到上层阶级，也有很大的可能跌到无产阶级。

第四，中间阶级是拥有一定财产的，政治上的保守阶级
虽然只切走一小块蛋糕，但他们依然是现代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的基本政治意识必然是最大程度的保住并扩大现有的财产。他们绝不反对资本的统治，也不会自觉的支持阶级运动，而只关心社会秩序的稳定。其斗争性只体现在反对特权之上，而这，也只是为了守住自己的财产。

随着现代化生产中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产阶层的人数可能越来越多。例如1851年，英国的白领职员仅占当时劳动力0.8%，即使到了1870年，全美国的白领职员总数也只有75万人。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作为新中产阶级代表的“白领阶层”迅速地扩大起来。例如，在美国，白领阶层的总数从40年代的1608万人上升到70年代的5105万人，白领阶层占就业者总数的百分比也由40年代初的31%上升到80年代的超过60%。但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对他们抱以太大的希望。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中产阶层会反对特权，反对专制权利，追求稳定有序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但他们实际上容忍和接受社会不公平，接受底层的穷困，而并没有决心来改变这种局面。这是因为中产阶层在经济上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这必然导致他们在政治上也很难组织起来，形成对立阶级意识，展开积极行动。

因此中产阶层不能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他注定无法担任历史的重任，反而会认同资本逻辑的正常运作。他们一定会声称共产主义世界太过美好，因而是不可能的幻想。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为资本的统治不断夯实基础。

马克思指出，“基于两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他们的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至此，中产阶层本身成为了资本的附庸，不仅成为了资本统治的保障力量，而且成为资本扩张的动力源泉。因此中产阶层的出现归根结底是资本优化扩张的必然产物，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会产生出更多的需求，从而为资本扩张提供更大程度的动力，为资本逻辑必然带来的富者恒富，穷者欲穷提供必要条件。它给人一种错觉，让人容忍或纵容阶级对立问题本身的存在，让人们忘掉解决经济问题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中产阶层不能承担起历史使命，能够完成历史使命的，一定是对阶级的消灭。阶级的消灭，必然是两个阶级主体的共同消灭。这实际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关系的消灭！

在阶级社会，人还不是自己经济关系的主人，经济关系反过来变成了人的主人，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建立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无法把自己安放在世界当中。资本支配的劳动者的同时，也在支配着资本家本身，没有任何人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物的力量统治一切！

因此阶级的消灭表征着不受人支配的物化关系的消灭，表征着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这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实现。我们归根到底不是要肉体消灭某一个资本家，而是要消灭这种社会关系，消灭物支配人的历史现象。正如列宁说的：“当整个阶级在灭亡，他和一个人的死亡根本是完全是不相同的，人死亡后尸首可以抬出去，但是旧社会在灭亡的时候，很可惜，资产阶级的这个尸首，那就不可能把他一下子钉在棺材里，埋葬在坟墓里。资产阶级的尸首在我们的心头里腐烂着，他把毒气传染给我们大家，他在发散着臭气！”

同志们，我们让资产阶级们去发疯吧，让那些无价值的灵魂去哭泣吧！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Thu, 01 Jul 2021 00:00:00 +0000

简介

今年的7月23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伟大的、将不断前进并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以毛主席为首的优秀无产阶级斗士们诞生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一件又一件伟大的任务，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成果。中国共产党在与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后来，秘鲁共产党和贡萨罗主席总结了毛泽东思想的普遍贡献，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高阶段——马克思列宁毛主义。

共产党的建立——共和国的成立（1919-1949）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国家。在农村，存在旧有的封建经济下的生产关系，它把农民拴住，使他们处于地主和士绅的不断剥削之下。在城市，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充当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残酷地剥削新生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地主和买办通过各路军阀来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军阀事实上建立了自己的割据政权。

在我们的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英勇的反封建、反帝斗争，但这些斗争最终都失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失败，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已经没有力量在帝国主义时代进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任务就落在了新生的无产阶级肩上。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在1919年已经达到200万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种类型的剥削下已经成长为最革命的阶级。此外，大多数工人阶级曾是农民，使得他们拥有与广大农民的天然联系，为工农联盟提供了便利。

这些因素以及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成创造了条件。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毛主席领导了湖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借十月革命的东风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者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讨论，大会确立了党的形式，批准了党的章程，并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我们伟大的党诞生了。但是，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党内都有代表，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对立路线。正因如此，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1922年的安源大罢工中，刘少奇宣扬“和平罢工”，并要求工人向当局妥协。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纲领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一时期爆发了许多由党领导的民众运动，包括省港大罢工和五卅运动，党的力量大大加强。然而，1925年后，代表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开始与中国共产党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此期间，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缴械投降，放弃领导地位，片面妥协，向国民党屈服，结果国民党右派篡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于1927年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工农群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随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四一二政变中的破产，党内出现了瞿秋白和后来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瞿秋白和李立三无视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列为敌人。同时，他们无视四一二政变造成的革命暂时低潮，认为党应该开始战略进攻，用武装暴动和包围的方式征服大城市。在这两条“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我党采取了许多冒进行动，造成了国统区的党组织与根据地的重大损失。李立三路线破产后，党内出现了阴谋分裂党的“左”倾王明路线和罗章龙路线。在这些路线的影响下，党失去了许多同志、根据地和敌后组织。

毛主席领导的革命路线与“左”倾和右倾路线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建党依赖，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既存在否定无产阶级领导权、尾随资产阶级的陈独秀倾向，也存在否定工农联盟并进一步否定无产阶级领导的张国焘倾向。为了回答这个争论，毛主席在1926年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情况，以及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路线。陈独秀路线破产后，毛主席利用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具体活动，驳斥了瞿秋白、李立三提出的城市中心论、征用民族资本等错误的立场。在反蒋介石围剿的斗争中，王明路线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导致红白两区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迫使红军开始长征，迁移根据地。

十多年来不断的路线斗争教育了全党，使许多同志对所有资产阶级的“左”倾和右倾路线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党否定了王明的错误路线，肯定了毛主席的路线，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经过十多年的斗争，我们党第一次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标志着我们党确立了正确的革命路线。但是，党在今后将面临来自内外敌人的更猛烈的攻势。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迁往陕西、甘肃，同时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深入，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希望建立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统一展现在党内引发了新的争论。在否定王明路线后，出现了“只斗争不团结”的关门主义，号称不结盟，单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毛主席驳斥了这种倾向，强调党在当前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在此基础上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可能的。在反对这种倾向的同时，毛主席还提出，党要警惕可能出现的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的右倾倾向。正如毛主席所说，在中共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形成统一战线后，王明、刘少奇等人又出来鼓吹要在全中国成立一个单一的政府，企图使党放弃领导权和对军队的控制，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尾巴。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毛主席驳斥了彭德怀把人民军队作为国民党军队的辅助力量的主张，以及林彪把人民军队作为单纯的军事力量的主张，提出党领导的军队应该承担起战斗和动员群众的双重职责，而后者是主要的。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现实，指出中国战场将是一场持久战，并驳斥了党内速胜论倾向和一些人的亡国论倾向。他表示这场持久战将有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僵持和战略进攻。此外，毛主席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对内打击王明、刘少奇等人的尾巴主义倾向；对外也对想与日本帝国主义媾和的蒋介石买办资产阶级进行了许多斗争。我们的党也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加强。

为了使全党更深刻地认识到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在1937年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并以这两篇文章精确地综合了党内的路线斗争：“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939年，毛主席总结党的十八年的经验，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后来，秘鲁共产党和贡萨罗主席在毛主席总结的三大法宝上再进一步，提出了三大法宝的同心建设理论，即“党是一切的轴心，它全面地领导三大工具与自己的建设；它绝对地领导军队和联合专政的新国家，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1940年，毛主席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阐述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在半殖民地国家的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纲领。1941年，党开始了整风运动，确立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政治、艺术和文化的主导作用。在此期间，毛主席还撰写了《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件，在党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为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在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路线的路线斗争中坚持了正确路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与刘少奇在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时的右倾路线以及后来在解放区土地改革中的“左”倾路线进行了斗争。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毛主席还驳斥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最后，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我们党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于1949年10月宣布新中国成立。

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广大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转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从推翻三座大山转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随着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普遍胜利和1957年反右运动的胜利，党外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一个大的威胁，因为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已经从党外转移到党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国人民就面临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1950年，美国指示南朝鲜进攻北朝鲜，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在一个月后授权其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同时公开表示入侵中国的欲望。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面人民的努力下，其经济开始好转，改造工商业的契机已经到来。1950年，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确立，私营工商业被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1951年，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党提出了“增产节约”的口号。随着这场运动的展开，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迹象也开始显露。

1951年11月，在河北省第三次党代会上，原天津地委负责人刘青山、张子顺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事件被曝光。刘、张二人大量侵吞和盗窃国家财产，以满足其极其腐败的生活方式。这一事件反映了资产阶级腐败和腐蚀无产阶级的严重性。资产阶级争取了许多被允许继续工作的旧机关人员，用“糖衣炮弹”攻击革命者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把他们变成新的资产阶级，用这些人破坏社会主义事业，严重滋生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倾向。资产阶级的触角也伸向了全国各地的经济机构：在天津和上海等地，偷逃营业税的比例达到87%和99%。他们大肆盗窃国家财产，采用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以少报多等手段，窃取大量利润。他们大量窃取国家经济情报，从事投机倒把，甚至向帝国主义出卖国家经济情报。为了牟取暴利，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物资上偷工减料，向志愿军提供腐烂的食品和被污染的医疗物资，造成我军战士大量非战斗损失。1951年12月，毛主席及时指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反对资产阶级行贿、盗骗国家财产、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打击资产阶级（五反）。我们党动员工人阶级在党内和党外对资产阶级发起了强硬的攻势，在1952年6月，经过半年左右的紧张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通过这场斗争，高度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国有经济的领导地位，为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土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在农村土地改革中，刘少奇和他的集团要求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大力发展富农经济，反对互助合作运动。他提倡“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民”，叫嚣雇佣劳动应“放任自流”，“让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说“东北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他在中央背后批评搞华北互助社合作社的想法，到处宣扬“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谬论。“有了工业的国有化和土地的国有化，然后农民才能集体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这样农业才能普遍集体化。”竭力反对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1951年11月，在全国政协的学习讨论上会，刘少奇把他的“理论”和方法概括为一个口号：“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正式发动了他“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计划。他到处宣扬“确保私有财产”，呼吁“四大自由”（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势力，除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什么都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至于“确保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其目的是为了掩护资本主义在城市和农村的发展，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胡说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两者“可以互相联系，平衡发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需要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妄图进行全方位的阶级合作，实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阶级投降。

1953年6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接驳斥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方针，指出这个方针是有害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毛泽东主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的唯一经济基础。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步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通过，宣告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彻底破产。

1953年，我国的经济恢复阶段已基本结束。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指导下，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国民经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但是，以党内资产阶级高岗、饶漱石为代表的小集团开始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以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为名，企图巩固自己的势力，宣扬“红区党”、“白区党”，与林彪、彭德怀等分子暗中沟通，企图推翻中央委员会。毛主席在1953年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党的团结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阴谋。党也给了受牵连的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但高岗和饶漱石坚持反动的立场无意改变。高岗甚至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标志着他对党的最后背叛。

1958年，毛主席发起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除了迅速增加生产力，大跃进还提出了废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任务。党内的资产阶级抵制大跃进：刘少奇集团从“左边”破坏大跃进，而彭德怀等右派机会主义者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公开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虽然他们的阴谋暂时被挫败，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仍然试图利用1962年国家的经济困难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他们要求解散农村的人民公社，扩大城市的收入不平等，赋予专政工人的权力，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毒药。毛主席领导的革命者驳斥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立场。对于当前的严峻形势，毛主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4年，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次爆发斗争，刘少奇否认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数量的执政干部追随党内代表资产阶级的刘少奇集团，而大多数处于“中间”位置的干部不理解防范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性，毛主席认识到过去发动政治运动的方法已经不符合当前的需要，就像他后来指出的那样，必须更彻底地动员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1965年11月，姚文元撰写了《评<海瑞罢官>》，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第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党内的资产阶级试图将批判限制在学术领域，但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正式开始了政治层面的大批判，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广大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率先站起来，在党内对资产阶级进行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出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把造反的学生归为“右派”。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于8月撰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揭露了刘少奇集团的阴谋，撤回了工作小组。

工作队撤走后，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造反派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党内的资本主义当权派就采取了扶持官方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对抗造反派群众组织。11月，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公开支持革命工人后，全国广大工人群众开始在当地工作场所和地区组织起来反对当权的资产阶级。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资产阶级利用破坏和物质贿赂等方式，试图压制群众运动。为了制止资产阶级对运动的破坏，毛主席指示广大造反派群众起来从当地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1967年1月，上海的工人阶级率先从上海市委手中夺取权力。紧接着，造反派在全国许多其他地区夺取了政权。夺取政权后，以部队军管代表、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原则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被确立为新的国家权力机关，资产阶级分子被清除出国家机器。

在大批判和夺权的浪潮下，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军队高层的资产阶级分子勾结在一起。2月，保守派军事力量干预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治运动，造反派群众组织被军队强行解散，许多人被逮捕。最高级别的军事领导人在会议上攻击毛主席和左派领导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资产阶级的攻击进行了反击，命令所有军队停止镇压造反派，释放被捕群众。保守派军事领导人不得不执行毛主席的指令。然而，保守派军事领导人并没有失去他们的权力，他们利用军队的力量重建在前一时期被瓦解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对抗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武汉，保守派的“百万雄师”使用暴力攻击造反派。7月，毛主席来到武汉，要求军区领导人陈再道支持造反派而不是保守派，但军区领导人公开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甚至密谋绑架毛主席。毛主席从武汉撤离后，来自北京的军队重新控制了武汉，并宣布保守派组织为非法，解救了造反派。

虽然各地的保守派势力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群众运动的困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一些地区，党和军队内部的资产阶级支持保守派组织继续打击造反派，而在另一些地区，造反派在打败保守派后，在资产阶级的唆使下陷入内部分裂，无休止地相互争夺权力。9月，毛主席再次作出指示，号召各派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尽管如此，大多数地方的群众组织仍在进行斗争，已经夺取政权的地区易手。许多群众组织受到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愿意与其他群众组织联合。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利用此刻的混乱局面，唆使极少数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了结束群众组织之间愈演愈烈的内战，毛主席命令人民解放军再次介入运动，协助革命群众组织结成联盟，建立稳固的新政权。各群众组织进行了整合，原来的派系解散了。1968年9月，各省的自治区（不包括台湾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9年，中国共产党在再次进行整党后召开九大，许多革命左派和先进分子成为大会代表。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全国范围内的主要任务，从造反派群众组织从下而上夺取政权，变成了在新生的革命力量的领导下，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对不合理的旧法规进行批判和改造。工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被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力量被遏制，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线被夺回，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开始在各地涌现。

然而，在军队高层形成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林彪集团。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假意支持毛主席，在反对革命左派的同时，秘密扩大自己的队伍。在九大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唯生产力论的政治报告，遭到了革命者的反驳。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们集中攻击张春桥同志，但遭到了毛主席的反击。随着合法手段的斗争失败，林彪集团走上了反革命政变的道路。在“571工程纪要”中，他们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提出“国富民强”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最终被粉碎，1971年9月，林彪逃往国外时死于飞机失事。

党内的其他资产阶级派别也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九大前后，他们篡夺了一些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并利用“清查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1967年活跃的小型阴谋组织）等政治运动，攻击进入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将他们排斥在革命委员会之外。林彪出逃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他们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的舆论，迷惑广大人民群众。1972年，在中间派领导干部周恩来的指导下，许多中间派和右派分子未经群众许可就被恢复了职务。周恩来把对林彪集团的批判转移到“批判极左”，实际上是批判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事物。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进行了反击，将“批判极左”转为“批判右派”，捍卫了文革的成果。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更多的革命者进入政治局和党中央委员会。

1974年，毛主席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除了批判古代反动思想家孔子的思想外，还针对党内正在复苏的资产阶级。前些年被资产阶级压制的革命造反派又开始活跃起来，抛开历史的对立，集中力量对付资产阶级，那些被误伤的造反派获得了平反，一部分造反派又被吸收进革命委员会。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后，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党内和社会上的力量得到加强。但是，党内高层资产阶级分子并没有被彻底清算，他们抵制江青、张春桥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同志，支持邓小平复出。

1975年，邓小平发起“整风”运动，针对革命造反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许多造反派被镇压。毛主席拯救邓小平的努力的徒劳的。1976年，毛主席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和许多其他右派分子被撤职。由于需要稳定局势，采取中间派立场的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4月，资产阶级利用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机会，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场反革命暴乱。无产阶级革命者镇压了这场暴乱，并逮捕了死硬分子。

1974年，毛主席指出，经济上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右派。“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毛主席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们“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明确了继续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广大造反派和人民群众再次行动起来，在党内批评资产阶级，要求他们纠正前一段时期的政策。一些造反派领导人加入了党，或再次获得革命委员会的职位。

9月9日，毛主席去世。高层资产阶级立即聚集在一起，准备发动政变。中间派的华国锋与长期持右派立场的叶剑英勾结，对无产阶级革命者发动了突然袭击，逮捕了高层革命领导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收到消息后，上海的左派领导人打算发动起义，但由于领导人的软弱无能，最终没有实现。资产阶级在控制上海后，对中央和地区的所有中高级左派进行了清洗，并对各地支持反右倾逆流斗争的造反派和群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这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在福建省，“工农解放军”被短暂地组织起来，参与了反对复辟的武装斗争，然后被迅速击败。1976年10月6日的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开始）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

华国锋集团篡夺国家政权后，立即开始推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他们否定了文革中所有的新生事物，重新启用文革中被批判的旧制度。修正主义者甚至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加入了“学习西方工厂管理制度”等内容（7）。1977年后，邓小平复出，逐渐取代了华国锋。1978年，邓小平集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正式确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资本主义复辟

1976年10月政变后，华国锋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军的控制权，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集团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后，立即开始实施反革命路线。

首先，他们停止了“批邓”运动，为邓小平恢复名誉。一年后，邓小平被恢复了职务。

第二，在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幌子下，他们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工厂和单位，当权者强制执行工作纪律，恢复物质刺激原则。在农村，“农业学大寨”的重点从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转向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机械化水平。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恢复了考试制度，剥夺工农子弟受教育的权利。文艺革命和医疗卫生革命也被否定了。在党内批判资产阶级的理论被诬蔑为所谓篡党夺权的“四人帮”理论。

第三，他们残酷镇压了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几乎所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都被投入监狱。参加造反派的群众也面临大规模的镇压。据资料显示，仅在河南省，就有五万名干部被清洗，十万人被取消党籍，近两千人被判刑。

然而，邓小平等人认为华国锋集团在恢复资本主义方面太慢了。邓小平集团通过斗争夺取了党的控制权，开展了所谓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为公开否定毛主席创造了条件。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1981年，邓小平集团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攻击毛主席犯了“临终前的错误”。

毛主席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1982年的新宪法中，删除了群众罢工、大辩论和大字报的权利，在法律层面上再次确立了法西斯专政。

为了讨好西方帝国主义，邓小平集团结束了对各国革命党的援助，对越南发动了侵略战争。

在经济领域，邓小平集团推行资本主义原则。农村的人民公社被解散，土地被分配到农民个人手中。在沿海地区建立了许多经济特区，鼓励帝国主义国家前来投资。在城市的经济改革中，资产阶级首先用物质利益和奖金来贿赂工人，然后通过执行纪律和合同制度，把工人完全变成了工资奴隶。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邓小平集团鼓励这种发展，并承认雇佣劳动的法律地位。但是，官僚资本经济在这一时期仍然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

在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换轨”过程中，国家机关的腐败现象大大发展，许多高级官员纵容他们的子女利用特权剥削财富，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社会法律和秩序陷入混乱。虽然“严打”运动起诉了数百万人（很多是无辜的群众），但社会上的犯罪活动却在增加。卖淫、赌博和毒品再次出现。城市里的失业者和农村里的无地农民陷入了赤贫。

邓小平集团允许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在整个80年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主要意识形式。此外，在新疆和西藏，一些反动的宗教领袖被重新启用，长期脱离宗教影响的人们被要求重新信奉宗教。当自由主义发展到官僚资产阶级无法容忍的底部时，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并解雇了党内支持自由化的领导人。

到80年代末，经济改革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1989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在北京发起了资产阶级民主示威，要求把中国从一党制国家变成议会制国家。由于这场运动提出了“反对腐败”的口号，它得到了许多工人的同情和参与。虽然这场运动并不激烈，但是在邓小平集团打倒了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高层自由派之后，他们还是从北京以外的地方派兵血洗了这场运动。

镇压过后，修正主义党内出现了关于未来道路的争论。一些人要求实施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官僚资本主义。1992年，邓小平打败了这些人，推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

1990年代，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沿海地区对帝国主义的开放程度加深。大多数国有企业被资产阶级以效益不好为借口私有化，数千万国企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工作。现代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就是少数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本家和私营资本家）和广大无产阶级（包括城市工人和半无产阶级农民工）之间的基本矛盾，在这两者之间是由中农、小商贩、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保留了对土地资源和产生最多利润的最重要部门的控制权，而私营资产阶级则控制了大部分工业和服务业。

官僚资产阶级在党内占据高位，而私营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有相当大的权力。私营资产阶级被允许进入修正主义党内，进入人大和政协，在地区一级与政府进行谈判（政府需要他们贡献财政收入）。许多私营资产阶级成员原本就是从官僚队伍中转化而来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改革中被激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城市贫民无产者的工作条件非常卑劣，克扣工资、残酷管理、工伤事故成为工人的常态，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保护措施早已废除了。当工人反抗剥削时，他们往往被警察镇压。组建工会至今仍是非法的，而由少数官僚组成的官方工会机会从未产生任何效果。

农村的大多数农民也受到了资产阶级的严重剥削。解散人民公社后，农村迅速分化，产生了少数富农和广大贫农。农村许多地方的秩序事实上被地方士绅所控制。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民的负担极其沉重，许多地方爆发了反税斗争。

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其经济开始迅速发展。然而，这种经济发展完全建立在对数亿无产者的野蛮剥削上。根据官方记录，农民工的平均工作时间达到每周55小时，而实际上许多工厂的工作时间达到每周70小时以上。同时，工资仍然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护制度基本上没有落实。中国工人与第三世界工人的情况类似。

中国的资产阶级通过野蛮的剥削积累了大量的资本。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而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劳动力的文化和技能以及基本设施的水平相对较高（得益于1976年以前的社会主义政策），大量的国内外资本愿意在中国投资。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向全世界出口那里生产的商品，使资本家的口袋里充满了财富。

资本的积累导致了垄断资本的发展，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带头向中国输出资本。中国向第三世界的半殖民地国家提供投资和贷款，并控制这些国家的土地和港口。中国还对一些国家施加政治影响，如向斯里兰卡的反动政权出售武器，支持他们镇压猛虎组织。

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中国工人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的反击斗争。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加，“在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中，主要原因是劳工和资本之间的冲突”。工人的斗争有许多形式，如罢工、游行和静坐，最激烈的斗争“通钢事件”，愤怒的工人将一名反动经理打死。除此之外，一些工厂的工人还提出了组建工会的要求。由于中国反动政权的反动特性，这些斗争几乎都是在警察镇压的威胁下进行的。

资本主义下的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特别是汉族和新疆维吾尔族的矛盾激化。毛主席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恢复资本主义后，汉族资产阶级和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勾结起来，控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从经济发展中一无所获，出现了反对汉族压迫的想法。在新疆，维吾尔族群众发起了反对反动政权的武装斗争。由于这些斗争受到反动民族主义者的影响，主要采取了恐怖主义的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伤害反动政权的武装人员和普通汉族群众，没有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随着政权的残酷镇压和民族压迫，这些斗争暂时退却了。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虽然提出了“反腐败”、“依法治国”、“消除贫困”等欺骗民众的口号，但在现实中却没有实施任何有意义的社会改革。在起诉了几十万名腐败官员之后，社会不平等继续扩大，即使是官方数据，基尼指数也接近0.5（根据一些研究机构，这个数字达到0.6）。《劳动法》中有利于工人的条款仍然无法实施。贫困水平的官方标准非常低，因为农村的贫困人口仅仅通过获得非常有限的“补贴”就被认定为“脱贫”。

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稍有缓和的社会矛盾再次激化。复兴斗争的主力军从城市工业无产者和贫困农民扩大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工人。2018年，塔吊操作员发起了全国性的联合罢工，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服务行业的工人——超市员工、出租车司机和快递员都发动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罢工斗争。在互联网上，计算机程序员提出了反对“996”（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的呼吁，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主要依靠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的旧的剥削方式已经无法继续。

中间阶层，即使有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也在不断分化。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断下降，小商人面临着破产的威胁，中农面临着农业危机，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沦为无产阶级。

在香港，爆发了反对反动法律和要求扩大民主的骚乱。这场斗争是由反动的自由主义者领导的，但客观上暴露了该地区严重的阶级矛盾，这是自1998年香港回归以来与大资产阶级勾结、无视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产物。

在国际上，中国的大资产阶级面临新的危机。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等促进资本输出的政策，在非洲驻扎武装力量。这些行为激化了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与国际上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许多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焚烧中国国旗，叫中国资本家滚蛋。美国两年前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打击中国的出口，迫使中国在许多方面做出让步。今年，北美和西欧的帝国主义大国以“人权”等为借口，对中国发起了联合制裁。中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争夺全球主导权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中国重新划分世界的愿望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冲突。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或冷战正在酝酿。然而，今天的中国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两极之一”。它只是第二世界国家中的一个。美国仍然是唯一的霸权主义超级大国，是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

最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在最近几年有了一些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打着毛主席旗号的“左派”发出“革命”的呼声，实际上大多是与修正主义政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改革派。虽然他们在当时有限地参与了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但他们无法真正领导革命。一些相对先进的团体在出现后迅速被法西斯国家镇压。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掌握毛主义，有些人分不清“复辟资本主义”和“私有化”，把90年代看作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期。有些人受到民族主义的严重影响，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产生了不正确的认识，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需要进行民族革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被庸俗化，党内反对资产阶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被误解为少数高层人士的宫廷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许多“左派”变成了右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对毛泽东时代进行重新评价。许多青年学生和工人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许多学院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俱乐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圈子。与以前的左派相比，他们的观点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有些人提出了武装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然而，这些团体仍然无法真正领导革命。2018年，深圳佳士公司的先进工人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工会。工人被捕后，当地和其他地区的左翼学生到派出所抗议，结果是参加斗争的先进分子被法西斯国家逮捕。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对进步团体进行了大镇压。这一事件暴露了这些左派团体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他们不了解法西斯国家斗争的隐秘性和持久性，完全公开暴露了先进分子，最终造成了巨大损失。

尽管遭受如此严重的挫折，但先进思想的传播是不可阻挡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权的法西斯本质。就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样，“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愿意接受共产主义的人还不了解毛主义，许多先进分子还不能完全区别毛主义和修正主义。这需要革命者进行长期的工作。

今天，世界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进攻期，世界帝国主义的三大矛盾都在尖锐化，革命是大势所趋。广大人民群众早已做好了造反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共产党人的领导。所有反对中国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先进分子都需要接受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理论指导，在此基础上建设革命组织，开展双线斗争，把重建军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道路不仅是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之路，也是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和左右其他国家的革命之路。只有通过人民战争，通过党、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这三个革命工具的同心建设，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结论

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为国际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变成了一个修正主义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最后会失败？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运用《以人民战争直至共产主义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中指出的“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这本来可以通过赋予人民民兵更多的权力来实现。1967年，毛主席指示张春桥和王洪文在上海扩大民兵，反对走资派，但这个方针没有在全国实现。高层左派领导人被偷袭逮捕后，支持在全国继续革命的干部和群众陷入无力的境地，没有领导，没有组织，没有武器，使他们无法对抗资产阶级分子的镇压。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1）左派领导人未能成功领导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没有获得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使得群众运动的很大一部分力量被浪费在无意义的内部斗争上。2）大多数干部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他们被动地抵制文化大革命，没有公开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十月政变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立即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3）中国是一个拥有大量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村小资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多种原因没有被充分调用起来，他们没有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含义。4）党和军队高层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从未被完全清除。由于左派力量有限，他们只能试图逐步削弱资产阶级的影响。十月政变的主谋之一叶剑英一直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在1976年才被调离岗位。尽管如此，大多数军队领导人还是愿意听从他在幕后的指示。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低潮。但在资产阶级在党内取得胜利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后，中国无产阶级仍在自发地与资产阶级进行着持久的斗争。此外，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圈中坚定地发展。就像今年的《五一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体系正面临着它的总体危机，群众自发的抗议的斗争正在到处出现——一切都表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进入了战略进攻的阶段。我们必须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高和最新阶段，即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来武装自己，积极融入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领导他们。我们要用毛主义重建被修正主义破坏的共产党，建立以党为中心的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发动人民战争，夺取国家政权。

今天，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毛主义者必须吸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更深刻地理解贡萨罗主席提出的军事化理论。就像《三大工具建设路线》指出的那样，“当资产阶级失去权力时，它会在党内寻找代理人，利用军队，企图篡夺权力，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共产党必须把自己军事化，实行三大工具的全面专政，在人民战争中锻炼自己，加强人民武装组织和民兵的力量，从而席卷军队……随着党的军事化，我们完成了社会军事化的一步，这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前景。军事化的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保卫着夺取政权并捍卫夺取的政权”。只有彻底动员、组织、武装广大人民群众，才能用人民战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直至共产主义。

中国的进步分子需要积极学习和深化对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理解，以及贡萨罗主席普适性的贡献。我们要着眼于国内和国际形势，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有所了解，认识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重建军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些组织必须明确以马列毛，主要是毛主义为指导，以毛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反对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和左/右倾主义，反对折中主义和宗派主义。毛主义者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己的实践经验，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万岁！

推翻社会帝国主义的中国！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伟大浪潮万岁！

重建中国共产党！

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

2021/7/1

驳国内某些人对各国马列毛主义者的攻击

Fri, 01 Jan 2021 00:00:00 +0000

近日，国内个别网络左派在知乎等互联网平台上发表了大量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言论。他们把国际上承认“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以及贡萨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贡献”的同志称为“贡萨罗派”（简称“贡派”），并给“贡派”列举了大量罪名，包括“历史唯心主义”、“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提法与经典作家的提法相对立”、“以维护马列毛主义的名义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此外，他们还攻击“贡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执行宗派主义路线，指责“贡派”错误地批评了菲律宾共产党、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土耳其的分裂宗派等。

在目前，已经有几位总体支持毛主义路线的同志回应了这些攻击。这些同志的观点意见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即使是这些同志，也错误地把国际上承认“主要是毛主义”观点的革命组织称为“贡派”，对一些错误观点的批判不是十分彻底。

基于以上这些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写一篇文章，系统回应当前攻击者对各国马列毛主义者（所谓“贡萨罗派”）的攻击和责难。欢迎读者对本文进行批评和探讨。

一、毛主义的发展过程

攻击者声称“大部分马列毛主义者都承认了贡萨罗的贡献，但这与’主要是毛主义’（换句话说，’主要是贡萨罗思想’）是不同的。”

“主要是毛主义”是否等同于“主要是贡萨罗思想”？这里我们要先看一下所谓“贡派”对毛主义发展历程的看法：

“毛主席将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中，在公正、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指导下，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建设革命的工具：共产党、革命军队和统一战线；在新政权建设和团结人民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斗争中，第一个工具是领导，第二个工具是主要的，第三个工具不可缺少。作为中共的领袖，毛主席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发展了人民战争理论，用人民战争打败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首先赋予了世界共产主义者自己的军事学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高的知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共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群众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被动员起来消除饥荒、贫穷、文盲和旧社会的所有苦难。

……

他从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中得出结论，发起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变革性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深刻的思想斗争去推翻中共内部的走资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目的是改变灵魂，扫除私念。私念是一切反动派的来源和修正主义的营养。这个壮举惊动了世界，马克思主义达到了第三、新的和更高阶段，毛主义；因此，在今天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意味着成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引自《二〇二一年国际五一劳动节联合声明》）

从以上几段引文可以看出，各国的毛主义者都承认，毛主义是在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

毛主义的基本理论于1927年开始发展，在1935年达到一个重要的高度。1945年的中共七大承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969年的中共九大重新定义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1973年的中共十大通过的党章把这一定义删去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主义第三阶段的提法，毛主义直到1976年仍然是没有被准确定义和总结的。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毛泽东思想遭到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出现了思想混乱的情况。正如印共（毛）的同志所说“在毛泽东死后的几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意识形态混乱，邓小平修正主义者通过华国锋试图把自己描绘成毛主义的鼓吹者。特别地，他们错误地兜售修正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为毛泽东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总路线。许多革命团体接受了这些立场，直到1981年中国共产党非常公开的修正主义历史决议和1982年第十二次大会之后，世界各地的革命力量才开始公开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引自《马列毛主义基本教程》）

但是，当时贡萨罗领导的秘鲁共产党却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在1976年以后，秘鲁共产党谴责了中国的修正主义政变，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1982年，秘鲁共产党首先提出了马列毛主义的概念，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以毛主义指导的政党。1988年秘鲁共产党在其《总政治路线》中全面总结了毛主义，并把毛主义定义为“毛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式）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第三和更高的阶段。”在秘鲁共产党的影响下，各国的革命者普遍接受了毛主义的概念。

以菲律宾共产党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为它们的在内容上是一致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思想”一词仅仅表明毛泽东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主义”一词才能表明毛泽东的理论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从“思想”到“主义”的变化是一个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是通过贡萨罗对毛主义的总结实现的。

把“主要是毛主义”等同于“主要是贡萨罗思想”显然是错误的。

第一，秘鲁共产党指出“革命产生指导革命的思想，这是把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遍真理应用于每一次革命的具体条件的结果，这也是一切领导形成的基础……在我们这里，这种现象一开始表现为指导思想，之后表现为贡萨罗主席的指导思想，再之后则表现为贡萨罗思想；因为这一思想正是由贡萨罗主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应用到秘鲁的具体情况所产生的”（引自《秘鲁共产党总路线——基础文件》）。贡萨罗思想是把毛主义应用于秘鲁而产生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的作用是指导秘鲁的革命。

随着人民战争的发展，贡萨罗也根据秘鲁的革命经验总结了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如党的军事化理论、官僚资本主义理论等。但是，这并不表示“贡萨罗思想”这一概念本身具有了普遍适用性。秘鲁共产党使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贡萨罗思想”一词，而其他国家的同志在目前则只使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以及贡萨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贡献”的一词，一般不用“贡萨罗思想”。一些文章把“贡萨罗思想”本身也作为普遍适用理论，这种用法严格来说是不正确的。

第二，毛主义离不开贡萨罗的贡献。正如前文所说，中国共产党未能有效总结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而秘鲁共产党首先总结了毛主义，并系统解释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的普遍适用性。贡萨罗重申了毛主义中的一些重要的而在过去被人忽视的理论，包括持久人民战争、革命的三个工具、三个世界、官僚资本主义等，并驳斥了修正主义者对毛泽东理论的歪曲。贡萨罗对毛主义的作用，类似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作用。否认贡萨罗对毛主义的贡献的人，往往不承认毛主义中的一些基本内容，这不是偶然的。

当今，各国的先进的革命者（包括秘鲁、土耳其、巴西以及其他美洲、欧洲各国的革命者）已经普遍承认贡萨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贡献，只有少数国家的革命者对此还有所犹豫。菲律宾共产党十分排斥贡萨罗对毛主义的贡献，这主要是由于菲律宾的同志在理论上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并在实践中存在宗派主义（这一点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补充：

自笔者写完以上几段话以后，攻击者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据”：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生前已经被总结，列宁主义在1903年就已作为“布尔什维主义”存在，所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没有被恩格斯、斯大林总结，因此说贡萨罗总结了毛主义是错误的。

攻击者这个“论据”显然是不正确的。

第一，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反杜林论》的主要作者。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完成了《资本论》手稿的整理，还在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者。（马克思本人也参与了这一总结工作，但主要的工作是恩格斯完成的。）

第二，列宁主义起源于1903年，这同毛主义起源于1927年一样是正确的。然而，1903年的列宁主义当然不是完善的列宁主义，在斯大林创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后列宁主义才被正确总结。正是斯大林把列宁主义准确地定义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修正主义者完全否认这个定义。

第三，正如前文所说，毛泽东生前并未完成对毛主义的总结，这一总结工作是贡萨罗指导秘鲁共产党完成的。

二、和平积累还是持久人民战争？

攻击者声称十月革命不是人民战争，并表示这是秘鲁共产党的观点：

“（秘鲁共产党）其实也没有直接指出十月革命就是持久人民战争，只说了它是革命战争，‘而今天的革命战争就是人民战争’，没有说以前的革命战争是否是持久人民战争。”

“在同年的《国际路线》中，秘鲁共产党也指出十月革命是‘通过起义实现’的。”

攻击者引用中国共产党在1960年代的提法，“无产阶级党在夺取政权的时机没有到来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试图以此证明和平积累论是正确的。

攻击者还引用毛泽东在1967年的论述，“我在1938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1938年毛泽东的论述是“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

1.应当指出，毛泽东对人民战争的认识是有变化的，不能只通过他一时的认识来证明他对人民战争的整体看法。

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认为红色割据只是中国的特殊现象。“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建国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增加了一条注释：“……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问题上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人民战争的适用性扩展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1965年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作者林彪，但经过中共中央审核）指出“必须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人民战争的适用性扩展到亚、非、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1971年《人民日报》上一篇经过毛泽东审阅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取得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在广泛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人民的武装，进行人民战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复斗争，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俄国革命是这样，中国革命是这样，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国的革命，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例外。”这篇文章把俄国革命也视为人民战争，并提到了“逐步建立人民的武装”这一特点。人民战争的适用性扩展到了世界所有国家。

2.攻击者想要“证明”俄国革命不符合人民战争道路，而符合“和平积累直到起义”的道路，在这里我们研究一下这是否符合事实。

1903年，俄国社会工党成立，并分裂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列宁）第一次确立了先锋队式的共产党作为职业革命者组织的必要性，它具有思想-政治-组织的钢铁般的统一，意志和行动的统一，是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战斗组织，在本质上是极秘密的。”（引自《列宁与军事化共产党》）

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强调了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必要性。1906年的著作《游击战争》指出“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党。”由于当时还没有独立的革命政党，没有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没有巩固的工农联盟，1905年革命最终失败了，但这场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

在革命低潮期，列宁提出改变党的斗争策略，把严格的地下秘密工作和合法的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列宁还提出利用议会讲坛吸引群众。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经常被一些人作为和平积累论的重要依据。然而，这一时期的很多重要斗争并非和平合法的。

老布尔什维克尼基福罗夫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讲述了他在1908年以后斗争的情况，笔者引用几段：

“我整天都忙着工作，晚上才能做党的事情。在工厂里有一个小小的党组织。在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七年罢工时，党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大部分老党员都被捕了。留下的都不是积极的。他们一起七个人。我和他们开始了政治工作……在最初时期，我的任务是使职工会工作活跃起来，尽可能吸收大批工人加入职工会，把我们的党纲介绍给他们认识。……不管我们怎样努力保持秘密工作，我们的工作还是引起警察的注意。警察固然没有找到党的集团，但是曾审问两个职工会的积极分子。”（《脱逃》）

“在兵士那儿发生一种出版秘密的兵士报纸的想头。为了这事就需要有印刷所。孟什维克占有一个不大的印刷所。他们却不同意把它给我们。‘报纸没有发行，而印刷所却要断送了，’他们说。由于我们工作不断扩大，愈来愈感到报纸的需要。于是我们就决定夺取公家的钱来购买一个印刷所。这事由格鲁吉亚军官负责策划进行。照他的计划，以两个士兵为首和我一起去袭击一个正好存有大批钱钞的邮政分局。”

“但是我们都遭到了失败。我们迟去了几分钟；钱已经给运走，因此我们只得到一些武器和几本公民证册。”（《又到西伯利亚》）

1912年，布尔什维克党正式成为独立的革命政党，这是俄国革命至关重要的一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制定了让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路线。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列宁的指示，在工人和士兵群众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非法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给沙皇军队的瓦解创造了条件。

1917年二月革命导致了沙皇的垮台和两个政权并立，布尔什维克党不仅争取苏维埃的领导权，还在同一时期建立了赤卫队作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从而最终成功发动了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

然而，十月革命只是1917-1921年内战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迅速意识到建立大规模红军的必要性，并通过政治委员实现了党对红军的政治领导。布尔什维克还在苏维埃中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确保政权保持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最终，布尔什维克成功战胜了帝国主义干涉和白卫军叛乱，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1905-1907年的革命是人民战争的预演，在此时还没有成熟的开展人民战争的条件。1908-1916年是人民战争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的斗争不只是“合法的”、“不流血的”斗争，相反，大批革命者在这一时期牺牲或被流放。1917-1921年是通过人民战争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践中将党军事化，把党作为人民军队和新政权的轴心，从而取得了胜利。

攻击者暗示1917年俄国存在一种不属于人民战争的“革命战争”，但俄国的革命战争符合人民战争的一般特征，而且中国共产党早在1970年代就把十月革命视为人民战争。

攻击者又说秘鲁共产党把十月革命称为“起义”，而起义不是人民战争。其实，起义是人民战争的一部分，俄国、中国的人民战争中都把起义作为人民战争的环节之一，而贡萨罗也曾设想在秘鲁发动城市起义以配合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只是这一设想在当时没有实现。毛主义者反对“和平积累直到革命形势来临时发动起义”的战略，而不反对起义这一战术。

3.各国的毛主义者已经系统分析了为什么持久人民战争道路是符合帝国主义国家革命的道路，而攻击者并未对各国毛主义者的核心论据做出任何严肃的批判。

限于篇幅，笔者只在这里引用挪威同志在《抛弃人民战争就是抛弃无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提出的十五个论据：

“一、积累力量-合法主义战略在（至少）八十年里没有产出任何革命，连在这段时间里接近颠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都没有过。

二、人民战争策略产出了许多革命，成为了数个大洲的许多反动国家的主要威胁。

三、长期合法积累力量的战略在实践上和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实践是一样的。它不能锻炼革命领袖、干部、活动家或者群众来准备用革命暴力掌握政权。

四、这个战略给NGO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作方法，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官僚工作方法，和部长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工作方法铺平了道路。

五、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可以应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战争，正如我们可以在爱尔兰和巴斯克的解放战争中部分（不是全部！）观察到的那样。

六、在毛泽东解释的人民战争的照耀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二战时期欧洲的反法西斯抵抗的经验——比如说，在法国和挪威等国，在纳粹占领和伪政府时期存在着持久的武装斗争。这表明了革命战争在存在高度控制和监视水平的工业化国家是可能的。

七、共产主义特遣队、红军派、红色旅等武装团体的存在证明了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开展武装斗争，甚至是存在几十年，而不被在军事上击败是可能的。

八、长期合法工作，积累力量的经验没有导向任何革命。它把无数的党和组织倒向了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或是直接解散。他们的干部和同情者越来越紧密地被整合进了旧社会和甚至是反动国家机关。

九、我们向着军事化社会前进。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军事化，反动派更军事化了。

十、帝国主义政府向着法西斯主义发展，通过统合主义，削弱议会民主制，生长种族主义，更多的警察监视和国家暴力。

十一、选举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多数看作是闹剧。大多数人对选举没有任何信心。

十二、旧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会失去了极大量成员，群众不相信工会领导。

十三、我们进入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未来的五十到一百年内扫除帝国主义，正如毛所说。

十四、大而复杂的是从小而简单的里发展起来的，通过战争才能学习战争。因此，革命战争必须从小到大，革命战士必须在持久的过程中通过战争学习战争。

十五、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说的：“战争的动机越强大（……）战争就越接近其的抽象形式，越多地指向消灭敌人，军事和政治目的更加重合，战争会似乎更加是纯粹军事而更少是政治。”有什么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更强大的战争动机吗？这产生的是更多战争，更多持久的战争，而不是快速和有限的战争。”

三、党的军事化是必要的吗？

攻击者尝试用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来否定党的军事化：

这里（指美国网站“批斗会”的《论城市游击队》一文——本文作者注）给出的对“党军事化”的解释是“军队…比党自身更大…党是少数人…军队比党人数多的多”很显然，这与中俄革命的现实完全相反，在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发生“军队比党大的多”。那也就是说，中俄党不是“军事化”的。这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例如今天印菲的人民战争）的现实截然相反。以菲律宾为例，截止2017年，党有近七万党员，而新人民军，根据西松最近的发言，有近一万战士。换言之，“党比军队大的多”。那，“没有党的军事化就没有人民战争”的说法有何根据？“军事化”又在何时被证明了具有“普遍适用性”？

关于俄国、中国革命时期党、军队数量，已经有同志给出了数据：

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员为35—60万人（1917年10月35万人，1921年初60万人），红军野战军（各方面军、集团军）规模50—100万人，红军（野战军加地方军）和赤卫队总兵力500万左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35年，我党党员30万人，红军兵力20—30万人，赤卫队可能有上百万人（仅中央苏区就有20—30万人，不过其中可以用来作战的可能仅5—10万人）。中央苏区鼎盛时期，党员13万人、红军约10万人、赤卫队20—30万人（其中基干的5—10万人）。

抗日战争末期的1945年七大时，我党有党员120万人，正规军80万人、民兵220万人（抗战胜利时则发展为正规军130万人、民兵270万人），自卫队员“上千万人”。

解放战争末期，我党有党员约450万人，正规军400—500万人，民兵550万人、自卫队“几千万人”。

正如以上数据所显示的，俄国、中国革命时期，军队、民兵的数量之和远大于党员的数量。

贡萨罗在谈论秘鲁人民战争的情况时指出“我们有一个由三种部队组成的结构：主力、地方武装和基本武装。我们没有独立的民兵组织，因为他存在于军队的序列之中。我们遵循的是上述的这些原则，但我们也认为，鉴于我们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可能通过其他方法建立人民游击军。”（见《与贡萨罗主席的访谈》）也就是说，秘鲁的人民游击军相当于俄国、中国的军队和民兵，显然不应该仅仅把俄国、中国的军队数量直接与党员数量进行对比，而应该把军队和民兵的总数与党员数量进行对比。

当然，仅仅比较绝对数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更深入研究问题的实质——中国的人民战争是否符合《论城市游击队》一文所说的党的军事化的原则之一，即“围绕在党的周围同心建设党的军队——比党自身更大。党是最高政治指挥中心，少数人聚集在那里，能够通过军队进行群众工作。这个军队是围绕党进行建设的，人数多得多”？

在中国军队中，党员只占士兵的一小部分。“事实上红军中的党员人数占全军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后来在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大体上都是如此。”（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注释）而民兵的群众性更强，民兵中的党员数量更少。

民兵是在党和军队干部的领导下组织的：

“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之后，我八路军、新四军英勇地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和敌人后方，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同时，派出大批党和军队的干部，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成立工、农、青、妇、儿童等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和民兵、自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随后又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各个抗日根据地。”

“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晋察冀人民，在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协助下，在‘不抗日活不成’，‘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和‘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的口号下，18岁至55岁的男子，普遍地组织到自卫队和民兵之中。”（引自《党的领导中流砥柱——抗日战争中我区党的领导与民兵建设》，来源《华北民兵》2005年）

以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中国革命时期，正式的人民军队是围绕党建立起来的，党员仅占军队人数的三分之一。

2）民兵是围绕党和军队建立起来的。民兵的数量大于党和军队的数量。

显然，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民战争是在不符合军事化的情形下实现的。

攻击者还列举了菲律宾的情形。然而，必须看到菲律宾革命的几个特点：

1）目前菲律宾人民战争仍然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距离夺取全国政权还有较长距离。

2）菲律宾反动政权的正规军数量达到十几万人，而全国的反动武装力量（包括军队、警察等）的人数更大于此。如果菲律宾的革命者希望战胜旧国家，那就不能仅依靠1万新人民军。

3）菲律宾共产党当前在城市开展以合法斗争为主的斗争，领导城市斗争的党员占了很大一部分。

因此，通过菲律宾当前的情况去反对军事化的普遍原则是不正确的。

补充：

攻击者又提出一个新的“论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人李立三曾在1930年提出“党的军事化”的口号，这个口号后来被批判。攻击者暗示贡萨罗提出的军事化与李立三的“军事化”是一致的。

笔者认为，攻击者犯了严重的望文生义的错误。

什么是李立三的“军事化”呢？

“为了贯彻这个冒险计划（指全国武装暴动的计划——本文作者注），李立三决定将党、共青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这些组织的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变相地取消了党作为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的领导作用。”（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复旦1975年版）

这种“军事化”与贡萨罗提出的军事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秘鲁共产党总政治路线——三大工具建设路线》指出：

“在1979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上，贡萨罗主席阐述了秘鲁共产党军事化的必要性这一论题，随后，在1980年头几月内党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时候，他提出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通过行动来发展党的军事化，他根据伟大的列宁关于减少非军事工作，以军事为中心的论述，提出要以行动发展党的军事化；和平时代即将结束，我们即将进入战争时代，所有的力量都应该军事化。以党为一切的轴心，围绕党建立军队，依靠三大工具，依赖人民战争中的群众，以三大工具为中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党的军事化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具体行动、具体的军事行动来进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进行各种形式的军事行动（游击行动、破坏活动、选择性歼灭、武装宣传和鼓动），但我们必须主要以这些形式进行，以便激励和发展阶级斗争，以身作则地教育，把这些类型的行动作为人民战争斗争的主要形式。

……

组织结构。组织遵循政治路线，只考虑路线是不够的；必须从组织结构、组织制度和党的工作三个方面来建设组织工具。党的组织结构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主要是集中制。建立了包含一个辖区的区域网络和结构被部署调动的机动网络这两个武装网络。组织制度在开展革命的地方依据主要点和次要点的重要性进行力量分配。党的工作是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关系，秘密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主体；民主集中制、秘密性、纪律性、警惕性和保密性是五项必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民主集中制。 ”

请问攻击者，贡萨罗什么时候说要按照李立三的那套方式进行“军事化”呢？贡萨罗何时曾把党组织全部改组为“行动委员会”来发展突然的全国武装暴动呢？

此外，毛泽东也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使用过军事化这个词：“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毛泽东是李立三分子吗？

四、肯定贡萨罗主席是伟大领袖是否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

1.攻击者声称，“贡派”对贡萨罗主席进行了不切实际的颂扬——把贡萨罗称为“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列毛主义者”等。攻击者指责这些颂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导致了夸大个人历史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

攻击者对“贡派”的指责表明了他自己才是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

斯大林指出：“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么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

中国的革命者一向承认无产阶级领袖的历史作用。《哲学小辞典（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领袖和杰出人物，才能全面地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或发展科学的革命理论，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指出彻底解放的道路，并与人民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因而能够领导和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去进行革命和建设。”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署名梁校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指出“‘按既定方针办’（这是毛泽东的遗嘱——本文作者注）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秘鲁共产党指出“在所有革命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斗争，特别是扩大了无产阶级不可放弃的阶级利益的共产党的斗争，产生了一批领导人和具有公认的权威与影响力的主要的代表与领袖。由于历史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在现实中已经产生了党与革命的领袖贡萨罗主席。”（引自《秘鲁共产党总路线——基础文件》）

贡萨罗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诞生，正是历史必然运动的结果。诚然如攻击者所说，如果贡萨罗并未出生或因为一些偶然因素而没有成为秘鲁共产党的领导人，共产主义一样能够实现，但目前的历史发展已经让贡萨罗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人物，成为了马列毛主义的总结者，成为了秘鲁人民战争和世界革命的领袖。因此，颂扬贡萨罗的贡献是不过分的。

即使是目前还不承认贡萨罗的普遍适用性贡献的印共（毛）的同志，一样把贡萨罗称为“秘鲁人民战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难道攻击者认为这是印共（毛）服从了“贡萨罗派”的“强加于人”的结果吗？

2.攻击者引用印共（毛）同志的一个观点，声称“依靠一个人或几个人，而不是发展集体领导并让全党和群众参与决策，是导致俄罗斯和中国发生巨大逆转的原因之一”。

全世界的毛主义者都承认印共（毛）是对印度和世界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并不表示应当把印度党的每一个观点都作为“圣经”去引用。

毛泽东把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观因素归为两点。第一点，也是主要的一点，是斯大林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引自《在修改<伟大的历史文件>时所加的话》），“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引自《毛主席重要指示》）第二点，是斯大林没有培养好革命的接班人，“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指刘少奇、邓小平——本文作者注）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认为应当培养新的领袖，而非加强所谓“集体领导”。

实际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从未实行过系统的防修反修的举措。1937-1938年的斗争把主要矛头对准从事地下反苏活动的人，而没有充分研究党内的路线问题。1940年代末清洗了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沃兹涅先斯基集团，但没有彻底批判他们的反动纲领。1952年苏共十九大的报告提出了苏共党内的腐化问题，但仍然坚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永远消灭”的错误观点。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集团加快了篡夺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步伐。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时，党内高层左派（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已经被边缘化，甚至无法阻止秘密报告的通过。1957年，左派被彻底打败了。其实，莫洛托夫等人从未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复辟。尽管莫洛托夫正确地把赫鲁晓夫等人视为“布哈林派”，但他直到晚年仍然认为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并反对毛泽东为首的国际马列主义者的正确主张。

因此，把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归咎于“个人权威过大”是错误的。

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在1970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指出过“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给江青同志的信中强调不能通过“反对个人崇拜”给群众泼冷水：“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

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广大群众相应毛泽东的号召，自下而上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由于资产阶级的破坏、群众组织的不成熟和部分左派领导的缺陷，许多地区的权力最终又被资产阶级夺了回去。1970-1971年，林彪集团尝试串联各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发动反革命政变。林彪倒台后，文化大革命前被打倒的右派分子又卷土重来，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力量。1976年的十月政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总体小于党内资产阶级的结果，这是由之前一系列斗争决定的。

国际联合声明《用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缺点是“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武装群众的海洋’运用不足”，换而言之，没有充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巩固群众武装。

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同样不能归结于“个人权威过大”，相反，毛泽东个人的权威是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能够取得较大成果的重要因素。

五、各国革命需要本国的指导思想吗？

攻击者提出“Guiding Thought”一词的翻译方法问题。按照攻击者的观点，由于这个词经常与“guiding ideology”混淆，所以不能把“Guiding Thought”翻译为“指导思想”。

攻击者又说“俄国没有出现什么‘列宁的指导思想’、‘列宁思想’之类的东西，照样成就了第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印度和菲律宾的毛主义者直接拒绝了这个理论，但还是拥有当前世界上最大的革命，并且革命也仍在发展。如果愿意诚实地观察事实的话，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指导思想’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的确，在过去的文本中，发生过把“guiding ideology”和“Guiding Thought”混淆的问题。但是，没有理由因为可能发生的混淆就放弃一个词的翻译，在目前，把“Guiding Thought”翻译为指导思想仍然是合理的。

那么，“指导思想”这一理论适用于全世界吗？首先应该明确贡萨罗提出的指导思想的概念，即“革命产生指导革命的思想，这是把国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遍真理应用于每一次革命的具体条件的结果，这也是一切领导形成的基础。为了取得胜利，夺取政权，而且为了继续革命，始终朝着唯一的伟大目标共产主义前进，必须有一种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在革命过程中达到对革命进程的质的飞跃具有决定性意义时，将把自己和在理论与实践上引领革命进程的人的名字联系起来。”（引自《秘鲁共产党总路线——基础文件》）毛泽东思想、贡萨罗思想都是典型的指导思想。

据说，俄国革命没有经过指导思想就发展出了普遍适用的列宁主义。其实，俄国革命者只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俄国革命实践统一的思想”命名为指导思想。

列宁在1899年指出在本国创造性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引自《我们的纲领》）

列宁式政党最初是俄国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列宁在《怎么办？》中论述了俄国与德国革命条件的不同，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章程第1条写道：‘凡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把这种情况拿到我们专制制度的国家中来试试看吧！要所有‘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来监督秘密革命家的一举一动，这在我国是否做得到呢？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必须使‘所有的人’中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怎么能要求所有的人来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呢？”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产阶级破坏了自己的民主制原则，禁止反战的革命派公开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德国整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一个团结一致的、不断贯彻自己的路线并根据新的任务教育群众的秘密组织，这样的组织无论对机会主义或对考茨基主义都一定会采取明确的立场。”（引自《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秘密组织成为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应当遵循的原则。

“无产阶级应在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苏维埃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形式”等理论是列宁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革命实际的过程中得出的。后来，这些理论才被发展为全世界革命者共同遵循的原则。

因此，列宁主义事实上也经历了从指导思想到普遍真理的发展过程，不能拿俄国的例子来反驳“指导思想”这一理论的普遍适用性。

印度、菲律宾的革命者把马列毛主义应用于本国革命实际，并产生用于指导本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在目前，两国的革命者还没有接受指导思想这一概念，这可能是出于认识上的原因和对一些现实问题的考虑，但这不能说明他们在日后不会正式提出属于本国的指导思想。

六、所谓“抹红塔利班”

攻击者指责“共产国际”网站上的一篇文章《阿富汗人民的胜利》“抹红塔利班，赞扬塔利班领导的战争为‘民族解放运动’，甚至类似于越南解放战争”，对阿富汗问题的分析“和列宁对立”。

已经有同志对攻击者做出了回应，但笔者愿意再做一些补充。

代表封建主利益的塔利班组织迫使美帝国主义撤军，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在阿富汗建立的傀儡政权，使阿富汗从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变为半殖民地。中国过去的历史书是如何分析类似的事件呢？

《简明世界史现代部分》（1974年版）分析了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侵略者的战争：“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正义战争，赢得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一九四一年四月，埃塞俄比亚游击队终于扫清了解放亚的斯亚贝巴的道路。到年底，埃塞俄比亚人民赶跑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埃塞俄比亚无论在被意大利侵略前还是驱逐意大利侵略者后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埃塞俄比亚反抗斗争的领导者是代表封建主利益的塞拉西皇帝，然而，我国的历史书仍然将埃塞俄比亚人民驱逐侵略者视为人民的胜利。这是因为，外国侵略者被驱逐、本国从殖民地变为半殖民地对本国人民确实是有利的。

因此，“人民的胜利”的提法是正确的。

塔利班领导抵抗运动能否被称为“反动派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呢？

印共（毛）的阿吉特同志在2008年的文章《伊斯兰抵抗运动、主要矛盾和“反恐战争”》科学地分析了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性质。阿吉特指出：

“伊拉克和阿富汗在严格意义上不能与越南相提并论。当时在越南发生的是，一支革命势力领导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这里的民族战争主要是由伊斯兰势力组织和领导的……”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或被压迫国家的一般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核心阶级成分是什么？它很可能是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和城市的、甚至是‘现代’教育后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分析以道德上的反感为指导，那么整批人只会被视为一堆过时的反动阶层，而不允许有相反的假设。这可能会又快又容易地在那些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动观点和做法所指使的人中获得听众。但这无助于毛主义者理解和解决这一现象，或在此基础上动员革命群众，无论是在被压迫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国家。把伊拉克等国的抵抗视为两个反动阶层的冲突，无异于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做法，正是因为其中包含的民族抵抗方面被否定了……”

“揭露原教旨主义的反动内容无疑是必要的。被宗教传统束缚的妇女、贱民和类似受压迫群众的意识增强，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强大的能量来源。但是，除非原教旨主义占据的精神空间以全面解放、充满活力的民族和世俗文化以及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的启发性方式重新夺回，除非现在被原教旨主义抵抗运动占据的物理空间在革命的旗帜下重新获得一场人民战争，否则毛主义者不会成功……”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在反抗帝国主义占领的特定背景下，原教旨主义势力与毛派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是单纯的对抗，也不能是合作的，它应该是两者兼具的。被压迫国家的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反动社会纲领不会自动将其排除在民族抵抗之外。它对民族压迫者的行动是正义的……即使阶级核心是统治阶级（买办的或封建的），它对占领军的反抗，客观上也是民族抵抗的一部分。尽管就像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将其排除在抵抗之外一样，这并没有消除引导其抵抗的反动利益。在政策方面，仅仅因为某些势力在抵抗帝国主义占领，并不意味着毛主义者应该认可它做为一支民族解放势力或与它联合，即使他们应当承认它的抵抗和它所扮演的客观角色。相反，反对帝国主义占领的势力所进行的抵抗，不能通过引用它可能坚持的反动社会纲领来否认其客观作用。”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对阿富汗战争的观点。阿共（毛）在2019年认为塔利班必然向美国和傀儡政权投降（见《阿富汗的“和平”进程：塔利班向美帝国主义占领者及其傀儡政权投降》），没有估计到塔利班能够战胜美军及其傀儡。今年阿共（毛）又把塔利班与美国傀儡政权之间的战争称为“反动内战”（见《美帝军队撤退，反动内战愈演愈烈》），而非塔利班与美帝国主义的“外战”。笔者认为，阿共（毛）对阿富汗形势的分析不是正确的。然而，攻击者一边指责贡萨罗派“强加于人”，另一边竭尽所能给阿共（毛）辩护，把所有批评阿共（毛）的声音都视为对阿共（毛）的诋毁、污蔑，这体现了一种双重标准。

当然，各国的马列毛主义者从未否定阿共（毛）是当前阿富汗最革命的力量，我们坚信阿富汗的同志一定可以走上正确的道路，推翻塔利班的反动统治，完成阿富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七、关于菲律宾共产党

攻击者不满一些网友对菲律宾共产党的批判，声称“一些人把菲共同古巴，朝鲜来往，并且说一些错误的话批判一番，我同意。但是这些人还在鼓吹三世界理论，鼓吹‘美帝主要敌人’‘联合对美’，就非常爆笑了。既然七十年代可以根据三世界理论和蒙博托来往，那菲共为啥和朝鲜古巴来往就有问题？难道说朝鲜古巴比蒙博托还反动？”“对于菲共右倾的批评和指出是应该的，表达不同看法也是一种正当权利。但是随意除籍，甚至贬低抹黑菲共斗争，在我看来就是极左宗派过头了。”

第一，国家之间的往来与政党之间的往来不能相提并论。中国与苏联从未断绝外交关系，但中国共产党停止了与苏共的党际往来。菲律宾共产党多次给古巴的修正主义政党发送贺信，表明菲律宾共产党始终与古巴的修正主义政党维持党际关系。

此外，菲律宾共产党同秘鲁的右倾分裂集团共同签署过声明。

第二，中国共产党从未把扎伊尔等国视为社会主义国家，而菲律宾共产党却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近日的对西松的一个采访中，采访者把朝鲜、古巴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把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称为“社会主义政府执政的过渡国家”，而西松完全没有反驳这个错误的观点。

第三，毛主义者承认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与各国的毛主义者把本国的反动派（可能是其他帝国主义，可能是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的走狗）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并不冲突。这一点在各马列毛主义组织的理论文件和国际联合声明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解释。

但是，菲律宾共产党却把希望寄托于美帝国主义以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采访中，西松声称“即使是现在，菲律宾人民的革命运动也观察和赞赏中国支持和帮助反对美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经济和军事封锁和各种制裁目标的国家和人民。”显然，正是菲律宾共产党鼓吹所谓“联合对美”，而攻击者却视而不见。

第四，各国的革命者一贯反对宗派主义，主张对菲律宾革命的团结，但菲律宾共产党却反对这种团结。

挪威同志在批判西松错误观点的文章《捍卫和应用持久人民战争的普适性！》中指出：

“菲律宾的人民战争是今天世界上仅有的四场人民战争之一，是每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所重视和珍惜的。我们希望它能走得更远，成功地消灭旧政权，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过渡和文化革命，直到共产主义。只要人民战争的烈火还在燃烧，就算火焰有时会变得微弱，我们也要向它致敬和庆祝它的存在。”

“不管何塞·玛利亚·西松鼓吹什么样才是‘聪明’或是‘灵活’，这样的希望和支持都是坚定不移的。但这种支持不会也不能阻止两线斗争。无原则的统一是黑线，资产阶级路线，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不怕打破情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生死斗争。”

另一篇文章《抛弃人民战争就是抛弃无产阶级革命》揭露了菲律宾同志一贯的宗派主义路线：

“一、2011年，国际人民斗争联盟的十二名领导成员透露了人斗联里西松领导的不民主和霸权倾向，导致了他们被从人斗联开除，还受到了西松的恼怒攻击。十二个人里最著名的大概是印度的赛巴巴教授。要强调这一点，记住著名的赛巴巴教授被西松和人斗联开除了！其他被开除的同志们代表着美国、土耳其、巴西、印度和伊朗的群众组织。

二、秘鲁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人斗联里得到了一个大赦和基本人权运动组织的代表。大赦和基本人权运动是秘鲁人民战争的叛徒，但是他们得到了人斗联的包括和保卫。

三、西松不宣传组织共产主义者或是团结在毛主义之下的需要，但是宣传欧美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党和组织。西松支持和宣传的包括了德国右倾机会主义的‘青年抵抗’和改良主义的德国马列主义党。”

菲律宾共产党还在过去还宣传贡萨罗投降的谣言。在访谈中，采访者对西松说“您之前曾指出，阿维马埃尔·古兹曼犯了错误，既早先是极左宗派，又在被捕后向右摇摆。”而西松没有否认。

那么，菲律宾共产党的支持者有什么理由宣称批评菲律宾共产党的同志是“宗派主义者”呢？

请读者注意，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系统讨论菲律宾共产党的全部错误。在这里，推荐德国同志的一篇重要文章《对菲律宾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的初次批评》（First critical remarks about the ro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八、辩论手法和思想倾向

作为一个总结，笔者认为有必要总结一下攻击者们的辩论手法和思想倾向。

第一，攻击者十分擅长断章取义、歪曲原意的手段，欺骗对真相察觉不够的人。

正如前文所揭露的，攻击者看到李立三在1930年使用了“军事化”的提法，就如获至宝。只要对党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李立三所谓的“军事化”同人民战争的军事化没有半点共同之处。

攻击者还硬说《阿富汗人民的胜利》把塔利班的胜利与越南的胜利等同。然而正如之前已经有同志指出的，原文仅仅是把美帝国主义的两次溃败进行类比。

第二，攻击者特别擅长仅仅引用权威观点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在阿富汗问题上，攻击者抓住列宁几句对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论述，而忽视列宁关于“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希望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的论述。

在人民战争问题上，攻击者仅仅只是引用毛泽东在过去的几段话，对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视而不见。

攻击者抓住印度同志反对“个人崇拜”、“指导思想”的几段论述，忽视印度同志对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正确论述。

马列毛主义者反对没有意义的“语录仗”。毛泽东反对某些人对他的语录的歪曲引用，指出“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对于任何观点，我们都要求进行科学的分析。

第三，攻击者对“贡萨罗派”的和网络上论敌的“错误”无限上纲，对其他机会主义却无原则辩护。

攻击者对菲律宾同志的错误的辩护，前文已经有所讨论，这里谈一下土耳其革命中的问题。

土共/马列曾参与过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但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性，退出了库工党组织的“人民联合革命运动” （HBDH）。在退出时，党发生分裂，一部分反对退出的人组织了自己的宗派集团，也打土共/马列的旗号。攻击者声称，他同意土共/马列退出“人民联合革命运动”时提出的观点，但不敢断言退出的行为是否正确。攻击者还说土共/马列和分裂集团都不能被称作“伪党”。

按照这个观点，是否可以认为陈独秀、罗章龙组织的党的反对派也不能被称作“伪党”？

攻击者说“革命组织发展中没有什么一贯正确”。不错，任何革命组织都有可能犯错，但这绝不代表在一个革命组织内部实行分裂主义路线是可以容忍的。毛泽东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毛泽东本人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党内受到错误打压，但他从来都站在党的立场上对犯了路线错误的人进行批评，而从未要求分裂党。党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保证，攻击者为了批判“贡派”，连这一点都忘记了。

最后，笔者给所有愿意进步的同志提出一个建议：马列毛主义是科学，只有科学的意识形态才能指导革命走向胜利。对待科学，绝不能用草率的方法，而只能脚踏实地进行研究，并在实践中检验科学的真理性。

毛泽东在1971年警告全党的同志：“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在今天，某些人继承了老机会主义者的手法，欺骗对马列毛主义认识不深的同志。如果同志们不加强自己的认识水平，就必然上某些人的当，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忆新中国国庆25周年招待会

Wed, 30 Sep 2020 00:00:00 +0000

国庆71周年即将来临，促使我深情怀念46年前的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在世时，1974年周总理主特的工农兵当家作主的最后一次盛大的国庆25周年招待会(注：会议盛况见附件1)，以及三个月后1975年1月朱老总主持的最后一次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和周总理在大会上作工农兵当家作主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注：全文见附件2)。

国庆25周年招待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庆招待会，参加这次招待会的有4500多人；也是周总理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也是毛、周、朱在世时最后一次最隆重的国庆招待会。我有幸以英雄模范人物代表应周总理邀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出席招待会的分21类人员报导，其中人数最多的一类是“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先进工作者、批林批孔先进单位代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五七’干校代表、工农兵学员代表、红卫兵代表、街道居民代表”共841人，约占出席招待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约占公开报导21类2282人的三分之一多。而视频仅报导了这一类的全部名单，足以证明毛泽东时代是工农兵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劳动人民站上政治午台，是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第一次，农民当上副总理，工人当上副总理，菜市场卖菜的当上人大副委员长……，连我这位旧社会连狗屁都不懂的农村病孩(血吸虫病晚期)也当上人大代表、英雄模范人物代表、科技界代表，多次应邀出席我在解放前没听说过的国宴。出席这次宴会的，除外宾外，看不到崇洋穿了西装、脖子上套个洋布条的，都穿我们民族服装为荣，我们这些军人都穿一身的确良军装，一颗红星头上带、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出席招待会驻华大使馆武官亲切地向我们敬礼，非常友好。

当周总理步入会场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些外宾，己顾不上礼仪而站到橙子上踮起脚把周总理看个没有个够。总理简短的祝酒词，一而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一些外宾鼓掌非常热烈，可以说也是一次和世界各国朋友欢聚的一次盛会，生动地展示了毛泽东时代，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种场面给攻击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人有力的还击。至今，许多国家成立了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我这位毛泽东时代的军人，为此感到非常荣耀。

宴会约500桌酒席，我同李敏同志坐在一起，同桌的还有总政文化部长陈希通同志等，他爱喝酒，一人喝了一瓶茅台。李敏同志对我说：这么大的喜庆节日，我们也该喝一点。我给她和我自己倒了一口茅台酒，两人站起来劝同桌的同志为庆祝国庆25周年干杯。这是我同李敏同志一同参加宴会唯一的一次喝了酒。

周总理最后主持了1974年国庆25周年招待会后，时隔仅3个月，于1975年1月，周总理在全国第四届人大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注：全文见附件2)。我这位农村愚昧的孩子，又当选为人大代表，亲耳聆听了周总理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朱老总主持的最后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这次会，工人、农民、卖菜的……被选举为国家领导人，并制定了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被称谓“七五宪法”，即这部将流芳百世的无产阶级宪法。

我简单介绍这次会议情况：朱老总是坐了轮椅上的主席台，四名服务员把他抬到座位上。周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大会前发给每位代表人手一份。周总理在大会上仅宣读了开头和末尾，在宣读末尾一段，他站起来想提高嗓门讲，结果力不从心，反声音低下去了。就在周总理站起来瞬间，朱老总认为报告结束(注：他耳聋)，便扶着座椅扶手站起来说：现在宣布散……。说时迟，那时快，坐在一旁的吴德同志忙把朱老总扶着坐了下去，才没有把“散”字后面的“会”字讲出来。足见当时他们均病重在身，毛主席就没有到会。这些少有人公开的情况，后叶剑英借司马懿见诸葛亮进食很少，而待诸葛亮死后篡权。这就是华、叶等叛徒集团1976年10月6日选择武装政变的条件。这里插一段重要史实，叶剑英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大意)：经他查阅，江青他们干的，几乎都是按毛主席指示或经毛主席同意的……。这一语道破了批江青的真正目的。其实广大人民群众一眼就就看穿了批江实质是批毛、反毛，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披上一块面纱。

我请问：叛徒集团武装政变篡权后，参加国庆25周年841名工农兵劳动人民，有多少没有遭到迫害？四届人大代表和选进中央领导工作的工农兵有谁没有受到迫害？至今仅见网上报导：王光美同志当面批邓你把毛主席路线上的人清理完了……。这意味着什么？网友们值得深入探讨。而一些篡了权的走资派、反毛反文革余孳还恶毒攻击诬蔑“毛泽东独裁”，而把“民主”摆在嘴皮上天天唱，给邓修们涂脂抹粉。逼得我才发表了《抹不黑的毛泽东、涂不红的走资派》一文，并编著出版了两册《抹不黑的毛泽东》约70万字，第三册初稿已写成，约50万字。

在此仅以我个人亲历遭走资派迫害的事实，猜测参加这中华民族史上无产阶级至今最辉煌、意义最深远的两次盛会后，参加这两次盛会的工农兵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等可能的遭遇。这两次会议，转瞬已过去45～46年。我当时年仅40岁出点头。估计参加这两次会议的工农兵，至今健在的不多了，有的被走资派杀害或判刑，有的含冤去世……。像我这些没被迫害至死的，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为死去的同志声张正义。华、叶等叛徒集团武装政变篡权后(注：“叛徒”是他们篡权后分赃闹矛盾互相攻击的用词)，叛徒集团以种种借口迫害工农兵和革命领导干部，尤其是毛主席支持的为迫害重中之重。我因毛主席批示支持我、江青同志写信指点和批评我(注：江青同志给我回信，经我们所纪委审查并经科委纪委同意向我宣布：我给江青的信是一封真实反应情况的信，连检讨也不要检讨)。但走资派大搞“以我划线”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主观唯心主义，我当即被走资派监视，失去行动自由。为此接着被走资派大流氓张爱萍非法关押我17个月，他唆使政治流氓常勇(我对张、常人品定性，本人就因拒绝张爱萍把情妇塞进我们而遭打击迫害，我在己发表的文章作了详细介绍，在此不重复。我对此承担法律责任)、走资派刘毅民等凭空捏造了：陶鲁笳、李敏、恽仁祥“合谋”，“整死了科委副政委肖向荣(同志)”、“合谋制造了迫害张爱萍骇人听闻的搜集毛主席、周总理黑材料”、李和恽指使某人贴批张爱萍大字报、李敏同恽仁祥订“攻守同盟”等四大“罪状”，在张爱萍组织的批李敏“小帮派”群众大会上，批了这“四大罪状”，当场宣布对我撤职、非法“隔离审查”押赴张爱萍在通县私造的监狱(注：人大代表人身自由受法律保护，他无权剥夺)，派一个排武装监押17个月。凭空捏造的“四大罪状”，他们后来都偷偷摸摸抹掉了。但证明他们犯了诬陷罪。最严重的是张爱萍非法搜集毛主席、周总理的黑材料问题是铁证如山，包括张爱萍密令刘毅民搜集黑材料的手谕，都在我手里。是张爱萍的走狗搜集黑材料的组织者刘毅民揭发的(刘揭发上报中央后，中央领导批示：一定要查清楚，查清后报中央)，而不是陶、李、恽“合谋”制造的。对张爱萍、常勇、刘毅民等凭空捏造的陶、李、恽“合谋”，我仅反驳一句：谁能揭发出陶、李、恽三人在何时、何地曾在一起哪怕是闲聊，我都可承担“合谋”……。我一再介绍，文革期我不赞同军队成立群众组织，以及串联，我是说到做到，听凭任一级组织核查。另外，陶、李、恽都堂堂正正，决不搞小团体，也经得起任一级组织核查。我们决不可能学走资派、牛鬼蛇神搞非组织活动，这都听凭任一级组织核查。心中无鬼，就不怕鬼，张爱萍非法关押我17个月，可以说同他斗了17个月，最后中央定性为：天大的冤案。邓小平指令科委：快把人放了，否则很被动。我才从张爱萍私造的监狱走了出来。

面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等反毛、反党余孳攻击毛主席支持的人都是“交白卷”、“不学无术”，我理直气壮一再宣布：凭我高科技方面的发明和作的重要贡献；凭我依靠一个研究院两个研究所广大干部和群众支持，顺利解决了被走资派破坏成彻底瘫痪或半瘫痪的这三个单位的“老大难”问题，没开一个批斗这些单位的干部和群众的会，没让任何人为文革问题写任何检查交代材料，都按枫桥经验解决了，凡我处理的案件，包括个别判了刑的、少数受纪律处分的，至今未发现冤假错案，无一人上访。实践证明：科委让我在300多厂、所以上干部大会上介绍的经验，不仅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当面对我表扬，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仅举一例，某研究院成了“老大难”原因之一是，一些老同志即院领导干部，背后议论王洪文副主席，被部分群众定为：“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批斗多年。科委走资派派去的工、军宣队、工作组，秉承科委走资派旨意，支持这种定性，结果是越宣传、越工作赿乱，成了“老大难”。科委派我去后，我向科委常委会提出：这仅是一起背后议论的自由主义错误，不能定为敌我矛盾；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对有关同志严肃批评一下，以后不犯了之。常委们同意我的处理意见。我召集背后议论王洪文同志的一些同志谈话，严肃进行了批评，警告不得再犯，再犯就严肃处理；劝你们既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下去检讨，造成一部分人支持、一部分反对，结果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也不要写检查交代材料，给自己背思想包袱；我宣布，此事到此了之。有的老同志当场感动得掉下热泪。我不是低估张爱萍这伙走资派，要让他们去处理此事，没有我恽某人的水平和胆略，平稳地不到半小时，就解决了多年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例如张爱萍到七机部去，人没有走，人民群众的就告状信不断；其原因是他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整别人、树自己，够丢脸的。因此，我一再宣布，那些攻击毛主席支持的人均是“交白卷”、“不学无术”的“英雄们”，在科技和政治工作我们比试比试，看看谁是不学无术。另外，一些“反‘四人帮’的英雄”如张爱萍之流，1975年他到科委工作，首先去拜访王洪文副主席，在科委干部大会上他介绍拜访王洪文副主席，并说王副主席如何如何关怀他……，以此为他壮威。但至1976年10月6日，华、叶等叛徒集团武装政变篡权后，张爱萍一手捏造了“国防科委有个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紧接着凭空捏造前述陶、李、恽“合谋”的“四大罪状”狠批王洪文等“四人帮”。共产党让这么一伙人反手是云、复手是雨而乱作为，这个党还能有威望吗？？？再则，尽管中央对我们下了“天大的冤案”的结论，但张爱萍仍不死心，建议把我交军事法庭审判。总政说；没有什么好审判的。张爱萍又妄图让我复员回原藉。原藉民政部门有关领导一看材料，明确表态：这是一起性质十分严重的打击报复案(注：以往的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一情况，在此略)，凡一此案一澄清，我们承担不起这个责任……，而拒绝接受。改为转业回原藉，也被拒绝。最后改为退休回原藉(注：不按政策离休)。民政部门表示：按中央政策，仅负责发放退休金、照顾好生活，政治问题仍有原部队负责。我在退休手续上签了“张爱萍利用职权欺人决无好下场”。张爱萍给我作的“犯了严重错误”的结论，企图让支部大会通过，他们一看材料，全体党员罢会；所党委拒盖公章，张爱萍把党委书记找去训斥、施压。党委书记不服，把张爱萍指令刘毅民搜集毛主席、周总理等的黑材料手谕主要内容加进了张爱萍给我作的结论，就成了张爱萍搜集毛主席、周总理等的黑材料铁证，而盖上所党委的公章，报给了科委。科委常委会讨论，张爱萍一个人说了算，并加上“复员回原藉”，其他常委委员无一人发言。请问：这叫什么“组织结论”？？？而他们还无耻恶毒攻击“毛主席独裁”，大肆宣扬他们“民主”，竟“民主”到了创了中共党史上如此奇闻。可能张爱萍会后才发现所党委加进了上述张爱萍手谕内容，便立即免掉了所党委书记职务。大流氓张爱萍就是如此胡作非为，同国民党军阀有什么两样？？？此后，邓小平狠批张爱萍：横行霸道，专横拔扈……。中央随即下文免掉了张爱萍一切职务。借此介召科委常务副主任陈彬同志于1976年初，当时正遵毛主席批张爱萍的指示，在京西宾馆召开科委党委扩大会批张爱萍，我任参加会议的科委政治部、507所和情报所成员组成的大组召集人，陈彬同志在一天晚饭后找我个别谈话，他详细用实例介绍张爱萍在总参横行霸道、专横拔扈，残酷搞打击报复和作风腐败的实例，劝我批张爱萍，我抽了半包他招待我的大中华香烟。这是我第一次公开介绍，以此说明我拥护邓小平批张爱萍并免了他一切职务。张爱萍才派他的秘书，对我所当初的政治部主任鞠芳同志说：张主任让我告诉你，情报所的问题，张主任是偏听偏信……。这简直是放屁，至今中央定性为天大的冤案，但科委至今未平反。由此，我完全可想象毛主席去世后，全国各地数千万毛主席路线上的同志，遭走资派、牛鬼蛇神等反毛、反党余孳残酷迫害的冤情。这些年，“以法治国”天天喊，但这几千万毛主席路线上的人蒙受的冤案无人管。

本人也是快去向毛主席报到了，一些从未公开介绍的情况，也该公开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不积极，近年来我一再自我批评。原因是我对1975年初中央文件：称邓小平“人才难得”。批了十来年的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一下成了“人才难得”，我思想转不过这个弯。包括这期间，中央一再催促国防科委把各级领导班子建立起来，因林彪问题出来后，中央彻底改组了林彪武装起义即“五七一工程纪要”借用力量即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副主席的科委领导班子，并令聂荣臻不得再插手科委。调陶鲁笳同志任科委主任兼书记，从总参调来陈彬同志任常务副主任兼党委常委委员，从四十军调来李广军同志以及河北省调来马杰同志等任副主任兼党委常委委员，钱学森等任副主任兼常委委员，组成了新的科委领导班子。但司、政、后以及情报所，没有成立新领导班子，而成立了临时领导班子：领导小组。我们所成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一元化领导。所以中央催促科委把这些单位的领导班子搞出来。但科委常委要各单位提出名单，各单位就研究领导班子名单，可能很难统一意见，结果没搞成，毛主席去世，走资派篡权后，反成了这些同志一大“罪状”。我不赞同科委这种搞法，因此我既不传达这种搞法的科委的意见，更不开会研究。我认为应科委常委会提出方案，下面才好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或科委常委提出主要领导成员名单，报上级党委审批。因此，毛主席去世后，反党集团找不我这方面的岔。我的个性，想不通的事，不会照办。

在介绍下面这段历史前，先交个底，我不爱当官，深知不是这块料。文革初冲破资反路线后，刘毅民和所长江涛(是位实干的好同志)找我谈话，要我组织文革领导小组领导运动。我回答：我参加文革没有旁的想法，希望你们总结教训，领导运动。另外国防科委这么大单位的“知名造反派”，但我没有组织和参加群众组织，可能在全国不多见。又如1976年初，陶鲁笳、钱学森两位领导同志对我说：打算推荐我任科委党委常委列席代表，而向中央写报告而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常委委员就是常委委员，不赞同什么列席代表，我也没有这个资格而婉言拒绝。紧接着约5月份，中央通知科委常委会向中央汇报批张爱萍的情况(注：1975年约9月份，毛主席说：张爱萍问题不少，要好好批。把刘毅民吓得加班加点揭发张爱萍密令他搜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料问题)，常委会建议我也参加汇报。我说：常委汇报就是常委汇报，我去算什么？而婉拒了。结果当他们汇报到张爱萍非法搜集毛主席、周总理等的黑材料问题，江青同志一听发了火。后张爱萍把这次汇报定性为“大闹政治局”而迫害陶、钱等同志。如果我参加这次汇报，前面已介绍刘毅民揭发后，中央领导批示“一定要查清楚……”，科委组织的调查组(调查组成员，后均遭张爱萍残酷打击报复，至含冤去世)，命令我协助。则如果我参加向中央汇报，这个问题肯定要我介绍，则“大闹政治局”这顶帽子，我的下场可想而知。在这后，科委常委扩大会揭批张爱萍，刘毅民抢过话筒揭发张爱萍密令他搜集黑材料问题。当场就有同志站起来建议常委会作决定撤销张爱萍一切职务……。许多同志立即响应，要求撤销张爱萍一切职务……。在座的常委委员无一人表态，僵持着，会议开不下去，从下午4点多僵持到6点多钟，无法开下去，而散会。晚饭后开常委会，通知我列席了。会上，一致赞同撤销张爱萍一切职务。本人表示拥护这个决定。毛主席去世，张爱萍官复原职，对此迫害陶、钱等，包括本人表态赞同的几句话，张爱萍也把它写进对我作的“犯严重错误”的“决定”。前面己介绍，邓小平严斥张爱萍：横行霸道、专横拔扈……。中央随即免了张爱萍一切职务(注：本人拥护)。而张爱萍疯狂非法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恶毒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的黑材料包括反动标语。对此，江青同志听了非常气愤、科委党委接受群众意见作出撤销张爱萍一切职务、本人表示拥护，结果都成了“罪行”进行打击迫害。相比邓小平批张爱萍，中央免掉张爱萍一切职务；张爱萍非法搜集毛主席、周总理的黑材料，科委常委会决定撤销张爱萍一切职务，错在哪里？江青同志十分气愤又错在哪里？本人拥护科委的决定，又错在哪里？张爱萍就是如此靠捏造罪名，把毛主席的女儿和毛主席支持以及批评反对他的人打下去，仅科委机关师、团以上干部就20多人。而把他的老婆、情妇、儿子等统统塞进国防科委封为师以上官职、封为校官、将军头衔，造成科学试验一败再败到惨败。像张爱萍这伙打着共产党旗号，一人篡权，鸡犬升天，严重败坏了共产党的声誉。请问，共产党的天下，竟如此纵容张爱萍，而混淆是非到如此地步，天理难容。再则全所(约500名干部、群众)，约99％推举我担任领导工作，仅3人反对，我很难拒绝大家的信任。工作后，可以说，我没有陪夫人和孩子看过一场电影和戏剧，没有过问孩子学习情况；因工作太忙，每天很少夜12点前、大多到深夜2点才休息，体重很快从120市斤，瘦成92市斤；经济上由于来访人员多，仅招待烟、茶，每月搞得经济非常紧张，夫人为此怨声载道。我担任领导工作，完全是我们这代人一切服从党安排。张爱萍罢了我官，仅3个月，体重恢复120市斤。所以夫人、孩子都要我谢谢张爱萍，说如不是张爱萍罢了我的官，像我那么不分白天黑夜卖命的干，我活不到今天。再介绍下面的一段历史。

今天公开，1976年唐山地震前，陶鲁笳同志找我谈话，他说：恽仁祥同志你是否考虑专门搞政治工作、还是搞政治又兼管科技？我说：我的专业是搞科技的。他说：那好，就考虑你任……。接着他又说：钱(学森)副主任坚持，不管按排你干什么，你必须兼情报所所长；我们考虑鞠芳同志任政委，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他又说：刘毅民、姜桂彬(同志)调离情报所。另外，陶、钱都分别一再对我说：中央己确定，两弹一星的型号档案统一由情报所保管，任务重了，要好好把领导班子配好。紧接着是，全军运动会的游泳馆由科委承担建造和管理。科委司、政、后、情报所联集会议决定，游泳馆建在情报所南侧，南和西至永定河，在情报所和空军医院南侧。增加一个班管后勤，编制属科委司令部，人员交情报所管。整个游泳馆在运动会期间由科委政治部管，平时交情报所管。这些土地都己确定征用并同当地人民公社谈妥；新的资料大楼图纸己设计好并经科委批准，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其中包括我们电影处一个放映厅，这一切我均未向下传达，走资派迫害我时找不到一点岔。但毛主席一去世，这一切全被张爱萍、刘毅民推倒。但还号称关心科技。仅从情报所这一小角，就清楚毛泽东时代对高科技的重视。从周总理主持的国庆25周年招待会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用大量事实有力地记载了毛泽东时代27年和其中文化大革命，在工农业、文教卫生各条战线欣欣向荣创造了不少人间奇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毛主席去世后，修正主义怎么样？“跟着美国走就富”；替美国侵略我们兄弟国家越南打了败仗岀气而岀兵侵略越南；紧跟美国制裁兄弟国家朝鲜；紧跟美国“反恐怖”；把毛泽东时代留下的600吨黄金存到美国；买万亿美元美国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折腾到了我国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娶不起老婆、连死也死不起；培养选拔了一批崇美、投美腐败捞钱官员……。这一对比，就更怀念周总理主持的国庆25周年招待会盛况。如此盛况的国庆招待会和四届人大，如不回归毛主席革命路线，朋友们很难见到了。这就想起毛主席在1975年7月，为何痛哭？(注：详情参见附件3)。我理解，毛主席从即将解放到他老人家去世，一直在考虑如何防止重复历史上的周期律重演，即不复辟变修。为此耗尽了毛主席在解放后27年大量心血。但他发现已难以避免重演历史周期律，千百万烈士鲜血将白流了，工农兵劳动人民将吃二遍苦、受二荐罪。走资派及四类分子和牛鬼蛇神将窃取政权，将27年人民创造的一切财富，成了他们作威作福、欺压奴役人民的资本。毛主席带头每月减约200元薪金、同平民百姓一样发定量粮票，不吃肉而老百姓发肉票，还清欠苏联的债，勒紧裤带搞岀了两弹一星，而毛主席去世后，如前述为美国岀气而侵略越南、同美国合伙“反恐”，对内枪口对人民如“89大屠杀”，毛主席预见到了这些，此时毛主席病重在身，己无力挽回，为此而痛哭。事实不正如毛主席担忧重复了历史周期律。人们盼望后人能领导人民重返人民当家作主的毛泽东时代。近期连续有几条好消息：1.一位外地来京上访人员告诉我，近几个月来警察对上访人员的态度明显好转；2.一位警察告诉我，他们在学枫桥经验；3.网上报导，河南省组织干部培训班，学习推广南街村走毛主席农村集体化道路经验；4.有网文报导，9月17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青：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民营企业制度……建立党领导人力资源、监察审计、工会工作机制……保障民营企业党组织用人决策中有主导权……负责督导民营企业遵纪守法和企业管理制度的落实、对领导管理层和员工的警示教育……实行企业与员工共享共治……。为此，衷心希望尽快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重申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帝、反修，支持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为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贡献！

朋友们，我的现状，估计明年的国庆节，毛主席可能通知我去向他汇报了。所以文章写长了，讲了不少一些人不中听的话。望谅解，不妥或错误之处，望批评指正。

附件：周恩来：197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按语：毛泽东是正确的，呈现于时代的辉煌。欲知成就，周恩来1975年1月13日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便能证明，他说“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13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在这10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等毛泽东时代经历者，这段报告以亊实说话，没有华丽词句，并非假大空套，足以展示毛泽东时代的灿烂情景。

在毛主义和人民战争下对取消主义斗争和团结国际共运：关于阿共（毛）对2018年五一宣言的批评

Thu, 25 Apr 2019 00:00:00 +0000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自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毛主席，《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的节录，1957年

2018年中期，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发表了题为《八个拉丁美洲毛主义党和组织的国际联合声明一警》，对八个毛主义党和组织签署的五一联合声明提出了批评。这份文件可以在互联网的许多网站和博客上获取，已经被哥伦比亚的共工盟-马列毛译成西班牙文。

它在这份文件中以非常强调的方式再次说道，贡萨罗思想“继续发挥着消极的历史作用，甚至支撑着庆祝国际劳动节的国际联合声明的内容，促进了宗派主义”，宣称..因此，有必要一一与在马列毛主义基础上反对阿瓦基安新综合和普拉昌达道路修正主义的有原则的理论、思想和政治斗争一起一一发起反对贡萨罗思想产生的偏差的斗争。”他们在向自己呼吁的同时，宣布“阿共（毛）不再有义务继续进行反对后者的内部斗争，而是完全有必要要求它开始在国际上进行这样一场斗争。”

在这份文件传播近一年之后，没有人回应这一呼吁，有的不过是反对秘共、贡萨罗主席、他的思想和秘鲁人民战争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修正主义者和一切极端反动分子的系统而分散的猛烈攻击。而且，虽然这份文件与反动派有着共同的事业，但后者看起来蔑视向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提供这种援助。这次攻击不仅是对宣言文本的攻击，而且是对签署各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攻击，因此，代表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理论和实践原则的反对。

自这份文件发表以来，国际共运中已经发生了很多重要事件，例如2018年9月24日贡萨罗主席演讲26周年之际的联合声明的发表、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之际的文件和两次欧洲毛主义政党和组织会议的举行。因为我们正临近2019年五一联合声明，国际共运正向看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UMIC）大踏步前进，所以我们认为公开我们对它的内容的评论是必要和适当的，目的是通过剖析其中提出的观点，揭露这些本质是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攻击。我们的评论是以思想、政治和建设问题的共同理解为基础的。这些共同理解是近十年来拉丁美洲马列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历次会议，以及并始参与这个倡议的欧洲、北美与亚洲其他各党确立的。尽管我们不是以这个集团的名义说话，但我们认为这个立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发展的一部分，正是近十年国际共运历史中的左翼，具中，这场斗争在克服已是近数十年来标志的力量巨大分散中达到了高潮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一个共产党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表达它的观点而不是隐瞒观点是好的。我们所进行的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在无产阶级原则、标准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这是在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域实现更高团结的必要条件。

但是，我们不会回应上述批评的全部，因为其中提到的绝大部分主题已经广泛和深刻地扎根于很多联合声明、文件和《毛主义者》杂志的两篇社论中。所以我们将关注我们认为与今天世界上共产主义者团结主要相关的问题。此外，为了使大量的新一代革命者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新团体和组织对过去数十年主要是近三十年来国际共运的问题、斗争和发展更加熟悉，有必要扩展某些问题。

阿富汗同志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1）阿共（毛）对共产主义者不能发表国际共运的单一宣言的事实感到惊讶，认为这是国际共运弱点的另一个表现：“阿共（毛）并不期望今年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政党和组织不能达成一份国际五一联合声明，但不幸的是，现状就是如此。“指责拉丁美洲和欧洲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倡议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签署者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如此坚持宣称他们发表单独的五一声明的宗派主义是合理的，认为他们自己是百分百正确。”

（2）这里提及的签署者被指责为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有着严重的偏离，认为偏离的原因是他们对贡萨罗思想普遍有效贡献的遵循。贡萨罗思想被当做是危险的"偏离主义”，是阿瓦基安主义和普拉昌达主义之后的第三种修正主义形式。贡萨罗思想被指为造成革命国际主义运动解散的新修正主义之外的主要一个。

令人奇怪的事实是，阿富汗同志在表达他们对一份统一声明的愿望的同时，却发起了对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党猛烈的批评和"爆破"攻击，指责他们在基本主题上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将之称为"贡萨罗思想”。因此，这立刻表明了阿富汗同志所宣称的团结是建立在原则分歧之上的是无原则的团结。他们抱怨道，他们与那些没有任何有效基础的人没有一份统一声明，他们污名化为“宗派主义者”、山头主义者和偏离主义者。他们指的恰恰是那些用他们的全部社会实践证明的，为建立国际共运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原则的坚实团结而工作的人。

一、必要的澄清

正如上文提到的，大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活跃的组织是相对较近出现的，没有参与过去数十年发展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所以一个简短的澄清是必要的。在过去七年，自2012年革际运正式解散以来，没有哪一年有单独一份五一声明，因此，阿共（毛）因出现两个声明而所谓的“惊讶”与现实不符。而且，宗派主义和傲慢来自那些没有提出理由或最低有效基础，而宣称"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八个党和组织"用“单独的五一宣言”进行分裂的人。

在革际运解散的第二年至少有三份2013年五一联合文件发表：

一份是拉丁美洲马列毛主义各党和组织的文件《面对帝国主义的总危机，准备、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这份声明的签署者是巴西共产党（红色派）；厄瓜多尔共产党-红太阳；玻利维亚人民革命阵线（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智利共产党红色派；新民主协会（秘鲁），德国。这是第一份提出"为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而斗争"口号的声明，目的是根据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原则，在阶级斗争和无情与不懈地打击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中，用最有组织的方式打击分散和加深两条路线斗争，为达成更大的思想和政治团结服务；发展人民战争或处于不同水平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不同的毛主义党、组织和倡议之间建立了协调性的国际会议。毛主义国际会议提议名称中的“统一"在性质上曾是且现在也是清晰地考虑和承认其他倡议的存在，其中一份倡议是“毛主义道路"强调的。

同年，“毛主义道路"推动的一份声明：《人民大众想要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政府及其仆从的统治！无产阶级想要团结为一个革命党！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者支持反帝斗争和发展人民战争！》

除了这两份声明外，第三份提议是哥伦比亚的共工盟-马列毛主义的《让我们团结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划清界限》，它集中在打击国际共运的“中派”，来自革际运的继续支持尼泊尔所谓的“基兰派"的各党和组织，需要指出的是，特别是毛主义道路倡议的各党

毛主义道路早年的声明并非主要是消极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党[如巴西共产党（红色派）]签署了两份文件，清晰地表达出团结的愿望。近年来，毛主义道路声明的提议表明脱离了它的轨迹。

这些年来，由于在保卫它的内容和方法上的差异，前两个倡议以各自的方式发展，表达出两种理念和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

在这一时期，我们认为多份五一声明和强烈的思想主题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它反映了不同的理念、立场和标准更清晰表达的需要，目的是发展国际共运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与这些分歧相对应，这些声明表达了完全不同的国际共运建设标准。这些声明的历史构成了为世界上共产主义者的再次团结而斗争的一部分，分为了两种理念和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

拉丁美洲马列毛主义各党和组织推动的文件正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思想和政治的团结，它的基础是各国毛主义力量的发展，不久得到了欧洲和北美的新的附议；但是在我们看来，其他文件如毛主义道路推动的文件走向了相反的螺旋。

在2018年五一，因签署者的公开揭露，毛主义道路的危机看起来达到了高潮。除了它的内容代表了没有反映世界革命和国际共运的最小问题的宽泛立场的混合物外，还因为它的准备严重违反了共产党关系间的一些基本原则。

“合二为一"的普拉昌达式辩证法的完美表现。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多年来耿耿于反对“中派”一一指的是毛主义道路一一的联合文件的共工盟-马列毛主义签署了同一份声明，但没有一个党“整顿”他们的立场。

我们对土共/马列和印共（毛）签署这些文件的外像看法也不同。就我们所知，这些党甚至没有与这些签署方协商过。在这个例子中，它是拙劣的机会主义方法表现、典型的修正主义方法

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一些问题

众所周知，阿共（毛）与意毛共和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是2012年五一发表的《特别决议》的签署方。这份决议正式宣告革际运的解散。

在前述的阿共（毛）签署的《特别决议》中说：“在这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潜在的新浪潮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下，随着作为支点和战略锚点的毛主义各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在这场危机中革命是主要的倾向日益清晰.

“..在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人民战争的前景正在前进。在印度，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领导的人民战争成功抵住了敌人前所未有的攻击，有能力扩大和前进。菲律宾共产党领道的人民战争向前进，使自己成为了世界革命浪潮的一部分。在贡萨罗主席领导的秘鲁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的秘鲁人民战争仍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战略灯塔。”（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党和组织特别会议通过的第一份决议，2012年五一。我们的强调）

随后，同样是在2012年五月，美革共向各毛主义党和组织发送了一份信。它在信中用它的修正主义呕吐物反对毛主义、贡萨罗主席和人民战争。在这封信中，阿瓦基安的攻击指向《特别决议》及其作者，以及结束革际运的通告，鼓吹了许多现在由阿共（毛）捍卫的立场：

这项新倡议的领导人并没有因为缺之实质性参与而感到困扰，因为他们正试图替代团结的不同标准，特别是用煽动和实用主义的呼吁来使毛主义领导的人民战争成为它的支点和战略锚点..

“.美革共的宣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个主要危险倾向进行了分析..一种道路是将共产主义理论和原则当做一些教条，类似于宗教教理问答..

“..这份微不足道的五一呼吁…包括谈论毛主义，而没有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下毛在继续革命上的最重要贡献，将毛主义降低到人民战争

如果有人检查2011年五一对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呼吁，以及最近这份提案草案的文件（再一次，看下面的附录）这种道路是惊人的….其中，人民战争是支点和战略锚点’..2011年的文件描绘了一幅虚假的画面（坦率地说是荒谬的），在这幅画面中，人民战争正在秘鲁、菲律宾、菲律宾和其他地方向前进，而这将为共产主义者的重新聚合的基础服务。”（《致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参加各党和组织的信》，美国革命共产党，2012年五一）

提交给国际共运的《特别决议》是一个拐点。签署各党宣称自己是争取应取代革际运的“新的国际组织形成"的先锋，而不是像美革共那样，他们是革际运的真正继承者。每一个党都有权利成为国际共运最好传统的继承者。但是，每一个党或组织都必须接受在将马列毛主义应用到各自国家的革命和国际共运中的具体社会实践的唯一和单独的检验。

在这份所谓的《特别决议》七年多之后，它与依赖、指导和寻求扩大和加深更多的党和组织的参与的起点不同，因为正如它所提议的，它只是一种不再持续的情况的正式结果。国际共运建设需要开展的甚至不是什么“革际运评估研讨会"或者任何其他有着最小特征和准备一一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一一的活动。不，正如我们看到的，其中的毛主义力量能表露的应是为国际共运基础服务的真正的发展，因此，它的政治无能和完全的组织空洞使得它是一份令人痛苦的思想上折中主义的倡议。

我们认为革际运在当时是向前进的一步，正确和恰当地评估它的经验是必要的。要对革际运进行正确和恰当地评估，有必要分析其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每一个党的作用。就像每一个革命组织，革际运分为了左派、中派和右派。那些现在主张革际运合法“继承者”的人应清楚说出他们所接受的是什么遗产，所放弃的又是什么遗产。在这上边的中派立场只能是遵照修正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2018年9月24日贡萨罗主席演讲26周年之际的联合声明视为起点代表了世界不同地区，至少11个国际共运的党和组织所表达的观点：厄瓜多尔共产党-红太阳巴西共产党（红色派）、秘鲁人民运动（重组委员会）、智利共产党红色派、重建哥伦比亚共产党毛主义组织、重建墨西哥共产党革命核心、联邦德国的红旗委员会、奥地利的（毛主义）共产党建设委员会、美国的各红卫兵、挪威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联盟和红旗集体（芬兰）。

这个各党和组织的集团的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的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广为人知，因此它的立场具有明显相关性。

关于革际运的评估，我们重申这份联合声明中表达的观点：

贡萨罗主席不仅仅把革命国际主义运动正确地称作“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他同时精准地指出了只要它还在“跟随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它就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运动在红色路线的基础上把共产党人团结了起来，而这条红色路线就是贡萨罗主席的路线。这就是说，对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作分析的要点是点明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特别是重新团结共产党人的斗争的服务。这些斗争是把毛主义作为正在发展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浪潮的唯一领导和方向的斗争一-也就是说贡萨罗主席领导的斗争一一的一部分。在美国“美革共"的修正主义者一一趁着当时左派受秘鲁人民战争的挫折影响的困难处境一一彻底控制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后，它失去了它的正面作用。”

但是，鉴于1990年代反革命总进攻造成的新形势，革际运的其他各党并不支持再向前一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缺乏对毛主义内容的明晰正确的界定和坚实充分应用它的决心。因此，面对反动派和修正主义挑起的打击，他们无法维持下去和偏离了。我们完全能够说在过去的数年里有不少党和组织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上持普拉昌达主义或阿瓦基安主义的立场

一些人害怕两条路线斗争和难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用各种方式反对关于国际共运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基本问题的两条路线斗争。在革际运的问题上，他们想强加“新的开始”（“borronycuentanueva”），阻止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化。他们坚持他们的错误，继续声称“在国际会议之前不会发生讨论和两条路线斗争”。他们是机会主义标准的拥护者，这条机会主义标准是团结可以是不同团体之间集会讨论或协议的结果，而不是毛主义拥护的两条路线的结果

三、关于建设的一些思想原则

毛主席强调，无产阶级是国际阶级，是整个世界的单一阶级，有看单一的阶级利益和不可分割、紧密连接的命运，如果一个人没有共产主义思想，那他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要么所有进入共产主义，要么谁也进不去。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主义是坚不可摧的原则，团结一直是通过斗争来寻求和实现的目标。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团结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到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的原则的团结，贯穿看许多其他事物，只能通过斗争的方式来赢得、维持和发展。

毛主席加深了列宁的论述，教导我们，团结是相对的，只能通过激烈的斗争来实现，这是绝对的。在这个意义上和因为这个原因，团结是永远的目标和高举的强有力旗帜

伟大列宁同志教导我们，统一是无法许诺的，不能靠小集团之间的协议来“实现”，“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争取到统一.只有依靠先进工人.的努力和他们的组织才能真正促进统一..没有组织就不可能有统一。”（列宁，《论统一》，1914年5月30日）嘴上说着统一同时又破坏统一，是古老的机会主义方法，企图掩盖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基本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真正本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是绝对的，而统一总是相对的。我们拥护“两条路线作为党发展的动力"的方法，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个成员来说，这是有效和不可缺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国际无产阶级在超过二十多年的艰苦斗争之后，像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这样的虚假领导或如阿瓦基安这样的虚假先知反对毛主义，已经被揭露和挫败。

同时，贡萨罗主席和他的思想的贡献越来越多地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承认和接受。它们是新的党和组织形成和发展的贡献，是在保卫毛主义和在人民战争与为了人民战争的基础上新生力量的贡献。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经过艰苦的两条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得到的胜利。但是，新老修正主义继续通过宣称为它而战的各党的思想、标准和立场而得到表达，这些党却在实践上除了花言巧语什么也没做，同时修正主义仍是主要危险

阿富汗同志在他们的批评文件中重申：“在这时，宣称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进一步提升是毫无根据的，无论这些宣称是修正主义的普拉昌达道路和阿瓦基安的新综合，或者偏离的贡萨罗思想.我们党一直以来强调过早断言如贡萨罗思想、普拉昌达道路和阿瓦基安派新综合是对革际运的解体负有历史责任的。”

此外，根据上述文件的断言，责萨罗思想甚至被认为是要与之战斗的最危险的偏离形式，与阿瓦基安修正主义、普拉昌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相反，它在国际共运中仍有看不断增长的影响：

它仍然发挥看消极的历史作用，甚至是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国际联合声明中推动宗派主义的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一一与反对阿瓦基安的新综合与普拉昌达道路的修正主义的、基于马列毛主义的有原则的思想、政治斗争一起一一发起反对出现的贡萨罗思想偏离的斗争。阿共（毛）不再有义务继续反对后者的内部斗争，而是完全有必要要求它开始在国际上进行这样一场斗争。”（我们的强调）

在2018年9月24日责萨罗主席演讲的纪念日，我们再次在签署的联合声明中申明了自身立场：

所以，国际共运的问题的主要原因不是毛主义没有被正式承认，而是一些人对其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从究竟是谁把毛主义定义为我们意识形态的更新，第三，和更高阶段开始因为只有从贡萨罗主席对其科学的确立开始，我们才能把毛主义理解为一个整体，一个和谐的系统。如果不把贡萨罗主席的著作作为起始点，就会陷入折衷主义的陷阱，反对着个别语句但无法理解他们的含义。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不少党和组织，虽然花费了更长的时间，却仍然卡在某一点，无法在过程中得到飞跃，而那些花了最多的经历学习贡萨罗主席的党和组织，总体来说，既主要在质量上得到了进展，也在数量上得到了进展。我们建议那些忙着贴标签的人睁开他们的眼睛来看待客观事实，而不是被他们的想象带走。”

今天，在革际运成立35年之后，毛主义已经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接受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第三和更高阶段。与那时不同的是，除了不同类型的修正主义者和霍查或邓小平的崇拜者之外，国际共运中几乎没有党认为，我们处在马列主义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代。在今天，那些主张马列主义或者甚至毛泽东思想的各党都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修正主义者，没有人能说他们是国际共运的一部分。其他如阿瓦基安和普拉昌达先前是国际共运一部分的人则是毫不掩饰的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者。

但是，在这些不同的党和组织之间对毛主义的内容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重申，总的来说这些党和组织的一部分中关于毛主义的认识过程并没有飞跃。承认毛主义是第三阶段不够的，有必要明确界定它的内容，没有对它的基本成分的明确界定就没有正确的应用。除了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的发展，如果不在世界上推进更多的人民战争，只靠宣言、学习和讨论是不可能使争取毛主义的运动做出巨大飞跃的。另一方面，不理解和接受贡萨罗思想普遍有效的贡献，就没有党能够推进重建或建立共产党以发动人民战争的中心任务和主要任务，因为责萨罗思想普遍有效的责献是应用毛主义的思想-政治体现的不可分离和基本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重申毛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第三、新的和更高阶段，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贡萨罗思想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经人民战争在秘鲁革命中的创造性应用，没有这个，我们就不能理解毛主义。

所以在今天，为了攻击毛主义，修正主义者用它最多样的表达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集中地反对贡萨罗思想，为了阻止正确地接受毛主义而清空和阉割它，对它进行消毒。因此，保卫贡萨罗主席的运动与争取毛主义的运动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战略运动，正如毛主义共产党（法国）最近重申的，“保卫贡萨罗主席就是保卫毛主义。”

阿富汗共产党（毛主义）发起的反对贡萨罗主席的攻击不可避免地指向了毛主义，使自己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潭，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基础

四、关于政治建设的一些问题

阿富汗同志暴露的最严重的立场是在全世界的人民战争上。阿共（毛）从自身基础上分裂了国际共运，通过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

阿共（毛）表现得像一个无情的法官，如下：

王耳其最近没有人民战争..阿共（毛）不同意国际五一声明关于土耳其人民战争存在的内容，不管是今年的还是之前的..“根据阿富汗同志的说法，保卫土耳其人民战争“将损害声明及其签署者的声名，对谁也没有好处”。

世界上的每一个共产党人都一直特别关注土耳其革命的发展。在这个国度，在人民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易下拉欣·凯帕喀亚根据毛泽东思想建立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在1990年代，土共/马列承认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新的和更高阶段。就像其他国度一样，这个国度的党和人民战争在历史上遭到了思想、政治和组织观点的打击和偏离，阻止了它的更大发展。

但是，土共/马列、英勇的土耳其工农解放军和群众过去和现在继续高举易下拉欣·凯帕喀亚升起的人民战争旗帜，群众在土共/马列的领导下用人民战争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中心和主要的。

去年，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土共/马列内部发生了一场重要的两条路线斗争。左派在这场两条路线中，经过艰苦的斗争击败了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黑帮，强加左派。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黑帮妄图破坏党，取消人民战争，把无产阶级和群众变成库工党反动匪帮的尾巴。左派经过艰苦的两条路线斗争，通过坚持、保卫和应用毛主义、人民战争和清洗取消主义黑帮的党，强加了自己。这是土耳其（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胜利，是争取库尔德民族自决权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是毛主义和国际共运的胜利。

通过更加牢固地抓住毛主义和人民战争，土耳其共产党人正在和将要解决革命的挑战，为革命提供新的强大的推动力。阿共（毛）的立场汇集和服务于右翼修正主义和取消主义黑帮，为黑帮否定毛主义、破坏土共/马列、取消人民战争的妄想服务，

当共产党和人民战争处在关键时刻时，支持他们是击败敌人和鼓舞群众和战士的方式，即使他们正经历看困难和复杂的岁月，真实的情况不是完全清楚

在另一处，阿共（毛）说道：“阿共（毛）不同意秘鲁人民战争在目前存在..宣称秘鲁人民战争存在是错误的，而今年的两份五一声明都这样做了（我们签署的声明和现在讨论的这份声明）。事实是，在秘鲁比斯卡坦高处不存在党和非党的武装团体….没有对过去的深刻评价，包括党和人民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秘共就不可能重组自己，就不能重新开始人民战争。要迈向这个目标，秘共应该依靠1986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积极成就，但只是这样是不够的。党应该认清大会的缺点。在对过去积极和消极经验的深刻评价的基础上，在革命实践中部署评价的成果在党的二大上批准这些成果，党会形成自已新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依靠32年前的日大会是明显不够的。”

要成为好老师，就有成为好学生的必要，勤奋地做好你的家庭作业是能够有理有据的提出意见或建议的明智态度。但就像阿瓦基安那样，阿共（毛）机会主义地试图利用反动派和修正主义的打击，通告秘鲁人民战争的结束和贡萨罗思想的无效

历史上没有哪一场革命一一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一一找到一条容易的道路。所有的革命总是面临着巨大和危险的挑战时刻，在剃刀边缘渡过多年。为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可能，在1905-07年的失败之后，在总政治路线上有看许多的重大挑战。1905年革命的失败和1917年革命的成功是不是同一条路线？如果不是孟什维克，那是谁在面临反革命进攻时，提出修订和走取消主义道路？它是不是和伟大的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类似呢？它没有遭到严重的失败和无产阶级政权被资产阶级篡夺吗？因为这个暂时的失败，世界上的共产党人应不应该提出深刻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作用，应不应该坚持和捍卫毛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秘共和贡萨罗思想领导的秘鲁人民战争给了我们毛主义，国际毛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是从秘鲁人民战争的枪杆子里诞生的，这就是有力的、不容辩驳和无法改变的事实

尽管革命遭受了挫折，党因反动派与修正主义共谋的打击而组织涣散，但人民战争从未停止哪怕一分钟。牢不可破的共产党人坚定地团结在历史性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大会周围，无条件地保卫它的领袖责萨罗主席，正回答新问题，克服所有伟大和真正的革命都会提出的挑战，决然地向看党的全面重组的高潮进发，这将是人民战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强大推力。

伟大的列宁说，只有无产阶级群众在革命中争到的才是牢固的。列宁同志重申：

“1919年3月2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这一事实中不仅记载了俄国的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而直记载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芬兰、瑞士的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一句话，记载了国际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牢固的事业。”（我们的强调）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革命没有巨大的发展吗？他们保持住了他们的维持和巩固吗？但是列宁清晰而断然地说：“冰河已经解冻了。苏维埃在全世界胜利了。”（列宁，《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1919年3月）

这就是列宁建立的用来检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运的标准。这是一条对一个小委员会、组织或党，甚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效的标准。阿共（毛）点名反对在今年闭幕整三十周年的历史性一大并非偶然。秘共一大不仅对秘鲁革命来说，而且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都是一个基本的里程碑，因为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大会，在这之前没有这样的大会。即使是中国共产党重大和历史性的九大也没有定义和保卫毛主义，今年我们庆祝了它五十周年。

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阐述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科学定义；它在秘鲁革命中的理论和实践应用作为部分，在为世界革命的服务中，毛主义和贡萨罗思想作为思想体系，主要是总政治路线的五个方面：国际路线、民主革命路线、军事路线、建设路线和群众路线，此外还有基本纲领和章程，所有这些都是战无不胜的人民战争在8年多时间里实现和认可的。历史性的一大因党和人民战争而诞生，系统化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三、新的和更高阶段的毛主义，产生贡萨罗思想。

责萨罗主席在大会期间（1988-1989）证实毛主义的演讲的总结中回顾了马克思对《资本论》评价：“跟随你的命运，走你的路，书。”他们攻击、接受、质疑，这就是事实，但是话说出来了；因此，大会说它必须得到相应的明确，这场辩论必须使我们更多、更好和更深刻地理解毛主义。预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再次提及2018年9月24日声明中所说的：

“借看庆祝新一个贡萨罗主席演讲的周年纪念日，我们特别要向秘鲁共产党的同志们致敬：他们正坚定不移地向党的全面重组前进，这项工作也即将进入尾声。这项工作是在人民战争的进程中同时进行的：这再一次地得到了保持了人民委员会和革命根据地的人民解放军最近有力的行动的证明。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承认秘鲁共产党的杰出工作。该党的最终重建将大大振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将成为国际共运重新统一斗争中的决定性部分，这是无可置疑的。”

印度、秘鲁、菲律宾和土耳其反对反革命风潮、击败不断的围剿运动以及所谓的"和平协议和投降的人民战争的牢不可破的坚持和发展，是击败修正主义和所有机会主义的鼓舞的巨大源泉和坚固的毛主义堡垒。各人民战争是基础和中心，国际共运将由此随看新生力量而发展

这些是扎实的成就，在人民战争的熔炉中如钢铁般得到锻造。否定这些成就就是否定人民战争，就是否定毛主义。

在提到帝国主义国家毛主义力量的出现时，阿共（毛）说：

在欧洲的帝国主义野兽腹部内部，在数个欧洲国家存在着毛主义实施的进展，争取建立或重建共产党。但是，巨大的理论障碍阻止看他们更大的进步….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人民战争的模式存在疑问…我们相信，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论模型是国际毛主义会议的任务，它应该在国际上得到解决。”

与阿瓦基安长时间共处似乎对阿富汗同志的思想留下了深深的影响。就像阿瓦基安，阿富汗同志将科学的发展与实践分割，提到了实践之前。根据他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战争是一个"理论模型”，将由“国际会议"解决，而不是通过将毛主义和人民战争应用到每个国家的特殊性中去解决，正如国际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一样。

据阿富汗同志，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指望“国际会议"确定人民战争的新的“理论模式”烙印。这份阿瓦基安式的文件除了反对毛主义与人民战争的整个应用和基于这些原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新统一外什么也没有。

阿富汗同志说，把共产主义者在反对G20期间举起毛主义的旗帜，不让它落下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是夸张的说法。根据阿富汗同志，这些事实只是“不能忽视"的事情，不能说成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完全胜利”

我们必须澄清，尽管这里的英文翻译错了（在葡萄牙语原文中"rotunda"是"绝对的"或"决定性的”，被错误的译为"完全”），但这没有根本改变这一摘录阐述的含义。但关键是，从组织者的目标来看，这次示威是一场完全的胜利。

对，我们重申，2017年7月反对G20斗争的阶级主义介入是一场令人瞩自的胜利，不仅是在德国和欧洲，而且也是对整个国际共运。数十年来第一次一一因为资产阶级自己的报纸已经承认一一在无产阶级青年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战争机器部署的宪兵的斗争看到成百上千的镰锤红旗的领导。示威中的毛主义队伍是示威内外广泛斗争的一部分，贯穿着工人阶级社区的群众行动。

阿富汗同志似乎只看到他们鼻子前边的东西，更糟糕的失明是不想看到，比直接和明显的结果更重要的是革命无产阶级思想-政治路线下的运动的过程。冰河已经解冻了！

阿富汗同志相信他们如无情的法官一样，他们想要判处所有的进步都是不足的，所有的胜利都是不经意的，所有的红色事物都是黑的。他们裁决秘鲁和土耳其不存在人民战争，质疑拉丁美洲、美国和欧洲共产党的进步，质疑共产主义者的统一，他们只看到了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局限和失败。

在1975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邓小平主义追随者为了击败文化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和取消中共，通过举起毛泽东思想攻击毛泽东思想，制造舆论迷惑群众，指责他们是宗派主义和极端主义、只是制造不幸和分裂中国人民，撤销文化革命的判决。上述文件难道不与此类似吗？

对！如果参加拉丁美洲和欧洲会议的各党是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那阿共（毛）的“团结者”除了诽谤为重新统一作出具体努力的人，能为我们提供你们为实现国际共运的团结而做的工作吗？在我们看来，阿富汗同志在他们要成为华而不实的世界先锋队的渴望中，被自己的瘦弱所围困，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极度虚弱，说道：“在另一方面，国际上在有关重建一个新的马列毛主义国际组织以填补革际运的空缺至少已经过去十年了，我们还没有成功。”

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列宁警告：“这整个著作界的特点就是爱好不定形.否定与不定形的现状相反的东西，一一这也就是取消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阿共（毛）试图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呈现为沉浸于虚弱和混乱之中，而在现实中沉浸于虚弱和混乱的人正是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右派，即使某些人将自己伪装成狂热的改良主义激进主义（reformistactivism）。

马里亚特吉教导我们，思想一旦实现，那它就不再是一个思想问题而是实现问题，是体现思想的问题。所以攻击决定（referendum）就是攻击实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就是走取消主义道路。

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倾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毛主义、国际共运团结和人民战争的逆流。它代表了多年来隐藏在中派中的某些人转移到取消主义，沉没在思想、政治上的无能和主动性的完全缺乏。

但是，有必要看到取消主义倾向主要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些立场源自哪里？来自反革命宣传对某些人头脑的影响。这种取消主义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反对毛主义、共产党国际共运团结和人民战争的三重攻击的阴险合流，目的是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制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进。

自阿瓦基安和普拉昌达如秘鲁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经暴露了他们反对毛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国际无产阶级能够揭露和摧毁这种新修正主义，坚定地团结在毛主义和人民战争上。这就是为什么右倾取消主义倾向需要用机会主义方法举起红旗反红旗，在追求它的险恶自标中要掩饰它的思想和政治本质。

因此，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是反对新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和深化，因为这种取消主义倾向是新修正主义更加顽固和有害的形式。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无情地粉碎所有越过了这条分割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清断边界的人。

但是，我们重申2018年9月24日联合声明中所说的：

“要清楚：我们共产党人完全遵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因为列宁教导我们，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是由它对自我批评的接受程度决定的。这就是我们不给任何人（除了那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吃闭门羹的原因。因此，如果那些犯下重大错误和失误的人真心想改过自新，他们是被欢迎的。为此，他们必须展示作为共产主义者所具备的条件并紧紧团结在左派身边，理解作为一名为伟大领袖，不能局限于至亲之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不是一个荒唐的大人物，而是一个知道如何引领对世界的改造的人。”

我们再次强调，国际共运没有给右倾机会主义的失实陈述和花招留有余地：我们为在原则基础上实现团结而斗争，从这个起点出发，我们正达成一致。但我们拒绝共产主义者关系中虚伪，不诚实和不忠的表现。为此，我们提出了我们所保卫的所有立场，把它们清晰的、没有误差的放在桌上。因此，正如阿富汗同志所批评的那份联合声明一样，我们在保卫毛主义和人民战争的基础上保卫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只要有可能就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创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必要一致，走向未来的共产国际。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正是无产阶级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风暴般斗争所为之呼吁的。另一个继续两条路线斗争的主题则一直是共产主义者提高团结的永恒方式因此，正如毛主席以本文件在序言中所引用中提出的基础一样，斗争与团结，原则性与灵活性。因此，在党内和国际共运内部的斗争中，在内部团结的问题上，我们正在一起工作，在争取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的斗争中，我们正参与和自睹这一实践。五、用向看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和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迈进保卫国际共运的团

结

世界共产主义者的重新统一的进程不会且以后也不会以研讨会、讨论会、会议或团体协议为基础，而是以已经发动人民战争的共产党、那些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共产党和肩负起重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共产党任务的共产主义者的工作为基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真正的和发展的运动的团结，以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党和组织根据他们的特殊性进行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建设为基础，对应着共产主义者在协调重新统一中密不可分的国际主义，用已经发动的人民战争和在更多的国家发动人民战争的进展实现新的国际组织直到共产国际的完全重建。

因此，为了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现真正的团结，克服力量的分散，这次的团结必须在思想政治和组织层面实现。我们提出：国际共运的团结应立基于：（1）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作为整体的国际共运的建设，这是基础，（2）人民战争一一作为世界人民战争的一部分和为世界人民战争服务，它在每一个国家的准备和发展一一这是中心，（3）作为指导的思想路线和总政治路线一一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所有这一切都要在阶级斗争中，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经过艰苦的两条路线斗争。

今天的整个世界，与革际运创立或存在的时期并不一样，复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蒸蒸日上和发展。在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西、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美国、加拿大摩洛哥、突尼斯、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国家、挪威、瑞典、芬兰、土耳其、阿富汗、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菲律宾，那里有着在保卫毛主义和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真正的共产党和组织。其中，一些党发动了人民战争，一些党和组织处在发动人民战争的准备阶段，一些党和组织比另一些处在更加发展的阶段。此外，在其余的数十个国家，产生新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仪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它的绝大数中，这一进程得到了塑造和组织，首要的是，在五次拉丁美洲会议再加上四次欧洲会议的实现中，国际共运经过历次会议、联合行动、宣言、杂志已经在力量的再次统一上有了进展，表现出日益的团结，这在以思想和政治原则为基础的更大团结中得到加强，承担了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和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形成的原则和待完成的任务，这代表了重建共产国际的斗争向前迈出的一步。

我们回想拉丁美洲马列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第一次会议之前有厄瓜多尔共产党-红太阳和玻利维亚革命人民阵线（马列毛主义）签署的联合声明，它准确地肯定了当时革际运领导层的状况：

它的表现已经在具体的事实中模糊不清，如秘鲁的和平协议和尼共（毛）领导层对人民群众的背叛。除此之外，我们认为革命国际主义运动是各毛主义组织集中的重要一步，它的存在目的对国际共产主义斗争发展来说是基本的。作为毛主义者，我们的责任是为国际层面上共产主义领导和先锋的建设做出责献。这个过程是困难的，但是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指导下建立思想协调，在南美洲和世界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份声明是拉丁美洲马列毛主义政党和组织会议的起点，会议的主要任务已经确立，倡议从未脱离这条道路，

第一次会议的议程强调关于革际运意义和形势的斗争，同意寻找更多的报告，以便可以深化问题并对其经验进行正确评估。它也有一份关于尼泊尔革命的形势和谴遣责已经发生的普拉昌达背叛的联合声明，尽管各签署方已经各自对前些年的“全面和平协议"采取了关键立场。这份声明的签署方有厄瓜多尔共产党-红太阳、玻利维亚革命人民阵线（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巴西共产党（共产党）、智利共产党红色派（当时被称为智利革命共产主义者马列毛主义）。

从2009年第一次会议开始的各次拉丁美洲马列毛主义政党和组织会议都要花费至少一周长的时间，有着广泛的事先准备，这允许所有议题的广泛和深刻讨论，总是经过两条路线斗争。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参加了会议，它们总是被邀请并在可能的时候一直在场，包括了领导人民战争的土共/马列和印共（毛）。

2016年5月，拉丁美洲马列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第五次会议象征看世界共产主义者再次统一斗争的一次飞跃。因为从此开始，来自世界其他部分的党和组织开始为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的准备进行有条不絮的工作。不久，四次欧洲党和组织的会议举行，其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得到加强提升了团结的共同基础，由此更多的后续者加入。

除了不断支持人民战争和保卫革命战俘和政治犯行动外，还包括了支持印度人民战争国际委员会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号召，发起了三次成熟的巨大的世界行动：分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0周年和伟大的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这些行动尤其是最近一次行动，在相同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数十个国家以协调的方式发展，有看相同的计划、相同的旗帜和相同的领导。

在国际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艰苦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实现了五次拉丁美洲马列毛主义政党和组织会议以及四次欧洲会议。联合声明、文件、论点和出版的杂志是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客观发展获得的这些群众成就作用和思想政治团结的转录。它是具体而切实的建设，是毛主义日益具体化的材料，一个人必须展开双眼去看，不遮住双耳去听，尤其是进程已经开始（motion)。

未来的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将拥护这些进展、这些成就，不是不要两条路线斗争，而是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在今天必不可少的东西上团结共产主义者：毛主义和人民战争。伟大的列宁说过：第三国际实际上是在1918年创立的，那时，由于由于多年来特别是战争期间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作了斗争，许多国家都已成立了共产党。”（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年）

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将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个成就，国际毛主义统一会议会批准它，将确立它的基本原则和任务。因此，国际毛主义国际会议将结束和开启。它将结束共产主义者反对力量分散斗争的整个斗争阶段，开启共产主义者重建共产国际斗争的新阶段。冰河已经解冻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浪潮已经高涨，必将继续推进。毛主义正在取得胜利并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堪萨斯城红卫兵新路线

Tue, 01 Jan 2019 00:00:00 +0000

译者：红色文献翻译【说明：2018年1月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举办了毛主义者路线斗争会议，这就是当时开幕致辞的整理稿。为保证安全，一部分内容在编辑时被删除。这个版本与出现在《美国毛主义者路线斗争会议文件》这本书中的版本一致，均为修订版，您可点击这里购买，出售这本书取得的收益将用于支持美国毛主义者政党的组建。】

形成骨干组织

泽者注：骨干组织是指与群众组织相对的组织，是在党建立/重建之前的组织，是党的早期组织，骨干组织建立群众组织，同时接受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在党建立/重建之后，骨干组织就转化为了党在当地的支部。

每当我发现自己处在困境时，我都努力去寻求积极面，或寻求在那种情况下仍然可能存在的发展潜能，因为没有什么是绝对黑色的，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红色的。就算要有大的失败，总会有积极面的，即使我们眼下尚未见到。关键在于学到教训，并以积极方面为基础继续做我们的工作。你总能发现支持者，他们给斗争事业以热忱和帮助，因为共产主义将人民联合起来。”

一贡萨罗主席

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运动，都起于群众斗争、群众组织，还有反对右派路线的斗争。让我们回顾一下吧，在通往十月革命的道路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进行了斗争。由查鲁·马宗达领导的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的组建，是经历了纳萨尔巴里起义，并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分裂之后才完成的。菲律宾共产党的重建，则经历了与拉瓦-塔鲁克修止主义者的斗争和首季风暴。对于在美国的革命联盟/革命共产党来说，是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斗争；由贡萨罗主席领导的秘鲁共产党的重建，是与萨图尼诺·帕雷德斯领导的修正主义改良派进行了斗争。

在某种情况下，红线需要正式巩固并形成一个革命党，并从这个党中产生多个组织，令其成为能够进行群众斗争的工具。群众运动的爆发让我们有必要理顺并巩固组织，以便保持运动的势头，以达临界规模。同时，革命路线需要与群众自发起义中产生的修正主义的、改良派的反革命路线竞争。在所有层面上，在群众中培养骨干都是目标，要用群众中的人物，来替换我们安排在群众组织中的成员，并消除骨十和群众组织的矛盾。我们过去工作的目标是赢得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而把他们政治上的转变只看成第二位的。我们的理念要求从小规模开始建设同心圆式的组织。一切都从骨干产生，没有骨干的启蒙，就不能有真正的毛主义的阵营。1.从3-5个成员开始你的毛主义集体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巩固的核心，那么就没理由不能有一个骨干组织。有必要采取正式的民主集中制，而不是非正式的。群众组织中的骨干应在群众中组建由3名骨干组成的小组，以获得群众组织的领导权，当然，这也符合毛主义组织一开始的人数是3-5个成员的特点。这个小组会使骨干组织在以群众成员替换我们的队伍时，尽可能少得发生一身两职的重叠情况。这个小组应在十部会议上提交书面报告，向负责政治工作的十部汇报群众组织中发生的情况。这个小组应被派遣到群众组织中去，他们的标准，应当是组织中最积极的分子。他们也应当是组织中所有群众工作的发起者，并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小组，指的是一个接受大的骨十组织直接命令的单位，骨十组织是通过止式的民主集中制来运行的。不以骨十替换群众成员的危险在于，骨十工作最好也只能变成第二位的，这种状况是很不好的，到时，所有的工作都只能通过群众组织来完成。这样，毛主义组织与它的群众组织的关系在实践上就会成为人民阵线主义。而当所有的骨干都属于群众组织时，就没有空余的力量去开展党建工作和骨干工作了。彼时，这种一身两职的重叠状况就会严重地损害党建工作、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巩固，而这些工作本是所有毛主义集体的任务。2.产生组织和架构

“它们（三个革命工具）的建设是由此原则指导的：一个公平而正确的意识形态路线决定一切，并且止是在此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阵线和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中，组织建设与暴风雨般的阶级斗争共同发展。”

秘鲁共产党《论马列毛主义》

一旦骨干在一个稳定的组织中被团结起来，并决心进行群众工作，群众组织的建设工作应立即开展。群众组织由此变成一个“产生组织”，意思是，它是由骨干创立的。这可以有两层作用，即组织群众并将其带到与阶级敌人的公开斗争中来，以及在管理活动中训练群众。通过产生组织，我们将无组织的群众组织起来，与统治阶级有组织的力量进行斗争。

由骨干小组来创建组织，保证了组织的基础是由正确的意识形态路线组成。有种看法认为群众组织从根本上来说是多倾向性的组织，只有一个非止式的毛主义领导权，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将形成一种脆弱的状态：只能靠组织内的毛主义者向其他成员施压，迫使他们在政治上转向，而不是让毛主义成为组织整体上的方向。其结果，不仅仅反动的政治倾向会在不违反组织纲领或纪律的情况下增长，并在组织中取得立足点，而且，它会培育从内部反对毛主义的非革命的、折衷主义的政治倾向，以此破坏骨干们为发展新的共产主义者所做的努力。在组织的初创阶段，这是一种特别危险的状况，因为如果毛主义者不获得立足点，并胜利获得，而仅为非正式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那么组织就会落到错误的意识形态路线上，其政治工作必然遇到困难。

创立的组织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以正式的方式，把组织的意识形态-政治基础确立为马列毛主义，扑火多趋势的折衷主义倾向，并以止式的、有毛主义倾向的群众组织去替代它。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最为必要的，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成功获得领导权，在毛主义中，无产阶级政权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重视这个自标并作出努力，那么我们必须通过毛主义，从政治上发展群众。若在意识形态-政治问题上跋涉在泥潭一样的的折衷主义路线上，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我们的愿望，我们必须公开，必须开诚布公：我们将通过这些产生组织用马列毛主义来巩固并发展群众。

即使向共识型民主的组织架构作一分让步，也是错的。我们这个组织是要成为群众的战斗组织的，而共识型民主是一个右倾的概念，它的实践与毛主义不搭边，实际上是运动主义左派的多种组成形式之一，比如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止主义的组成形式。宣扬它，就是向“极端民主化”（是指个人可以随意违反组织纪律，而这实际上反过来否定了它所要宣扬的民主）和水平主义（译者注：反民主集中制的一种形式，主张大家平等地组织起来）屈服，因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集中，所以该组织的毛主义核心就在儿个案例中被取消了。这会妨碍一个人展开工作的能力，而且实际上增加了消耗在会议和思考上的时间，而不能加快速度。实际上，这不仅否定了民主，也否定了集中。极端民主化和水平主义否定了领导力，在理论上，是一种“权力主义"的骗局，在实践上，由于缺少对纪律和集体的忠诚，连非正式的领导力也没有，故而会使组织陷入困境。

领导者和领导权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产生的。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不是将此理解为应当与之战斗的魔鬼，而应将其理解为一种必要的事情，我们应不回避地认识它，巩固它，发展它。否认领导权的必要性，就会让民主集中制荡然无存，并会否定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也将因此否定共产党本身的必要性。即便只是在开始的时候，软弱的领导权也意味看组织不起作用。改善方法是要在群众组织中实行民主集中制，以使下级（一般会员）服从上级（书记处）。在民主集中制的系统阐释中，不应错误地以为民主是主要的（而这确实是我们以前的错误），而是应将集中看作主要的。民主仅仅是基础，或者是我们借以实现集中的途径。

不能因人数少而取消民主集中制。即使组织人数少于十人，组织也应沿看民主集中制的路线运行，一则为了确立适当的毛主义文化和纪律，二则为了增加有效的领导力和一般会员的参与程度。在此阶段，小组应正式地承担起组织中书记处的角色。无论组织增长到多大规模，书记处都绝不应多于或少于3个职位（主席、总书记、教育官）。只要书记处想要发起委员会和/或分派由群众执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又是有约束力的，并且小组在推动革命路线的公开行动和观点时又是直言不讳的，那么，领导并维持一个组织的工作，就应由三个不同的人来完成。如果组织发展了，然后又缩减到10个成员或以下，小组应当再次担负起全部领导责任。

小组应尽力去克服组织工作中的特殊化。我们不应使做很多工作的人感到气，但我们不应让那个人责任过重，也不应充许其他小组成员减少其责任。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3.确认固定的斗争场所进行招募

我们一开始从当地一所大学（一个固定的斗争场所)的一个俱乐部里（一个固定的社团）招募，这个俱乐部的人此前已经熟悉了激进的政治理念。在我们早期的群众工作中，他们组成了一个固定的核心。我们也从学习人类学的学生中招募，因为他们也对进步和激进的思想很熟悉。我们鼓励他们把想法付诸行动。

因为专注于一个固定的斗争地点，并有一个实在的、稳定的、一贯的集中人群，我们保证了自身是一个确定的小组，并且力量增强了。这保证了有一个集中的基地进行组织工作，而不是泛泛地在城市的广阔地域进行组织。通过专注于一个在固定斗争地点中的固定团体并向有同理心的人们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同时考验他们，让他们把想法付诸行动，我们成功地让自身在校园斗争中形神俱备，参与进去，因为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也与一般的学生团体互相影响。4.识别领导者”

识别并争取到你所工作的那个社区中的领导者，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在固定斗争地点的固定社区中，革命者应通过争取它们的领袖以利于招募工作，这些领袖回过头来也会在社区中进行招募和动员。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在很多人民战争中，在争取了村中耆老或族长之后，一个村子都被争取过来了。争取了领导者之后，我们就从单个人的招募转换到有更大群众基础的招募。5.组织程序

所有的会议都必须有目的性。如果为了开会而开会，不完成任何工作，是非常没有成效的。成员也应对组织文件熟悉，因为新成员培训应涵盖所有相关的文件，成员也应在还是组织成员的时候，熟悉并拥护它们。在一开始，熟悉与团结问题相关的要点就足够了，因为这些要点能让我们从招募地点或部门，以广泛的基础，团结并吸引大量人员，但是，一旦组织成长并发展到10人以上，紧迫的目标就是为组织发展一个政治路线，取代这些有关团结的要点。

有关团结的要点反映了政治发展处在较低水平时，只能将成员的意识形态松跨地约束在宽泛的核心原理周围（比如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种族歧视，社会主义等）。如果一个组织想要大规模联系群众，这就不适当了，因为在缺少一条政治路线的时候，这些将被看成是唯心主义的空想。不同的组织，可能有不同的政治路线，但都应产生于组织正在进行的群众工作、它自己的调查和它自己的政治经验。

小组应在每一次会议上，以书面形式向骨干组织提交关于群众组织内部政治工作的报告，并报告所有最新的进展。这能让所有骨十对群众组织的事情有所了解，并能够帮助识别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足够成熟的群众，将他们提拔到骨干的位置。6.举行定期的集体学习并收取强制性费用

定期集体学习在一个群众组织中是强制性的。因为群众组织是以毛主义的政治路线发起的，所以群众组织成员应当学习它，并在他们的政治工作中实行这条路线，正是这种思想使得组织得以存在，而这种政治转变是必须的。定期学习能保证组织在意识形态的成长方面有一个可衡量的标准。

每月的费用也是强制性的，应被看作是维持打印传单和其他必要的推广、宣传材料所必须的。应交的费用有一个确定的最低值，允许成员多交，但不能少交。如果成员没办法交最小量的费用，那就每月分配给他们一项或两项额外的任务，但只针对具体情况。会计员应记录哪些人交过费了，万一有成员无视此项责任，书记需要动用纪律手段。

在一个民主组织中，收集费用也保证了某种个人对组织的投入。曾经因为担心有些付不起费用的成员可能被疏远，我们把费用的收取定为自愿的。然而，我们废止了自愿交费的路线，因为它是自由主义的。交费的强制性能激励出会员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参与感。我们之所以支持这条路线，也因为比起数量，我们更看重质量，我们相信真止愿意奉献的成员会为组织的物质需要而出力。

真止信奉革命的人一直以来都是解放事业的狗道者，如果他们真止地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中，几块美元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在革命的集体学习中，我们将自由化和军事化的意识形态、策略区分开来，后者意味着要提高他们所要组织的群众和人口的总体意识形态水平。教育必须集中于书记处，这样，自由化和错误的思想不会在群众组织中生根，而当遭遇到这些思想时，必须走批判流程，并回到群众组织的政治路线上来，与其斗争。7.加强真正的毛主义文化

真止的毛主义文化所培育的，严格得说是政治文化，并以止常化和定期化的方式，进行有原则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应培养一种团结一致，服务人民，服务同志，但一定是政治挂帅的文化。

这里我们也应有一种姿态，只要希望待在组织内，我们的干部和群众都不能有“长时间的休息”。我们也应遵守组织的纪律，并总是在群众组织内部公开宣传毛主义的政治路线。每个成员都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批评，要注意绝不能减弱批评，而且也要在批评优先的精神下，采用有原则的批评方式。

应在当时当地对修止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公开的挑战，不充许矛盾以非对抗的形式溃烂掉，而允许其以对抗性的形式加深并爆发出来。属于一个政治组织的，就应是政治优先，这有别于自由主义中，把友谊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观念。8.保持组织起来的状态

建立日程表，在会议上做记录并时常回顾它们，是很重要的。要鼓励成员做这些事，如果有必要，就强制他们去做。每一份打印的日程表都应包含那个月的事件，并在后面标注重要日期。在组织中确立某些纪律是很好的。在事情发生之后，尽快地进行总结，典型地是在下次例会，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就在事情发生之后立即进行。

管理层不可能不加思索地知道每件事情。若形成一个日程表，一个人就可以提前对事情做出计划。把重要事情的日期（或者如菲律宾革命者所称的“红字日期”）提前一月或数月记在脑子里，如五一劳动节、国际劳动妇女节、组织的周年纪念日等，组织就不会在这些日子来到的时候还在计划看别的事情。同样地，让成员也保留日程表，记笔记等，让他们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也能肩负起领导的责任。9.不要转向“左派”

左派大联合不能建设毛主义运动，而是稀释了更加军事化地进行组织的可能性。我们从自身的工作中观察到了这一点，不论是与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比如要食物不要炸弹运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还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合作时，我们都观察到了。比如，当我们联系了其他组织参加游行，抗议法西斯式的反伊斯兰教法，那时我们要在群众中露面，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和其他自由派组织却分裂出去，在公园的另一个地方占据了一块场地，去发表演讲，发表感言，去接受采访，而我们的群众组织则留在了原地，把我们的注意力直接集中在法西斯主义者身上，而不是“无视它们”。

这种分裂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它是为了和平、“做一个大写的人”，而对法西斯主义严重暴行的一种姑息。这种左派大联合错误地陷入到尾巴主义和机会主义这种反共产主义的思想中。我们从自己的工作中也看到了这个错误：左派大联合的思想让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做了让步，希望这样的善意会在将来得到回馈，希望能通过当“人民大众"的尾巴而不是批判他们，来获得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当有传言称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在堪萨斯城搞突袭时，堪萨斯/密苏里梦之联盟打来电话，要带人出去巡逻。电话是午夜打来的，参与者要在早上六点钟向西班牙裔商会报到。那大有40名志愿者参加，其中超过一半是我们的群众组织的成员。连那些一贯不同意我们意见的人也多次止面地评价我们，说我们的成员出勤率高、步调一致、纪律严明。

虽然超过一半响应了号召的人是我们的人，虽然我们是少数儿个愿意用强力来阻止任何羁押行为的人，梦之联盟等跟随我们的组织没有给我们帮助，而是实际上限制了我们自己的工作。当我们试图在当地一个社区大学组织静坐抗议，作为对无止规文件的学生比率上升这一情况的回应，梦之联盟在几天前就不出场了，并表示他们对我们的做法感到不安，说这些方法太“军事化”了。

当被批评破坏了他们自己的承诺时，他们把有原则的批评看作一种人身攻击，并且进行了有故意地回应，切断了所有的联络，却不念及我们的成员一直以来志愿帮助了他们的DACA诊所，而他们自己的成员要么去不了，要么不愿去。这又一次暴露了一组与生俱来的矛盾，即，一个致力于培养毛主义者的组织，如何与那些极力排斥毛主义原则的机构共同组织起来，为什么要参与有缺陷的联盟，当我们在联盟里最为投入地工作，联盟却在淡化我们的政治路线；当他们的方法彼此相对立时，“联合起来的左派"要如何鼓动群众。左派联合体最终变成尾巴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符合逻辑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成为堪萨斯城市草根网络的“一员”，它是一个各种各样的左派分子的混合体，主要由美国社会主义者联盟、堪萨斯城绿党以及当地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领导，去准备应对将于9月9日举办的，由“为美国行动"组织所赞助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我们成为其一员的决定，在形式上又右倾了，或者是建立互相让步的联盟以获得广泛的左派支持，或者是按毛主义的政纲要求领导群众，我们将前者置于后者之上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包括宣传工作、散发传单、甚至躺在地上预备看对抗法西斯主义分子的人，全都落在了我们的肩上，而堪萨斯城市草根网络还试图把行动的功劳揽到自己头上。

我们指望看他们的善心，可这仅仅让我们错失了全身心在堪萨斯城劳动阶级中进行鼓动的机会。由于他们的杂乱的意识形态，和他们与生俱来的水平主义态度，像堪萨斯城市草根网络这样的联盟甚至庇护了知名的破坏分子和施虐者，却没有办法惩罚和改正他们的行为。与反毛主义分子结成这样的联盟，就是充许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渗透进我们的工作中。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要遣责左派联合，并将不再与任何反对我们政治路线的组织结成联盟或一起工作。我们欢迎那些支持我们政治路线的组织，并只与那些积极踏上此政治路线的组织结盟。作为毛主义者，我们应当争取群众。我们不能被“左派"给争取过去。10.不要参与无原则的攻击和争吵

要鼓励有原则的批评，而非细碎的和个人的争论。为了对一些谬论保持清高，为了避免争论，我们有时候允许错误的路线在不受挑战的情况下发展，这就犯错了。我们曾经尝试忽略和逃避矛盾，无论这些矛盾是从内部产生的还是从我们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中产生的，我们都希望他们能自行解决。

我们在解决后现代的小团体，在解决我们与圣路易斯的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分裂时，我们曾选择了无原则的和平而不是斗争。但是，由于我们的方法，在解决这些矛盾之时无法避免失败。我们应当在辩论中坚持原则，以便获得他人理解，但我们不应回避公开的斗争。如果我们不直接攻击，那么反动思想就会继续疯狂生长。我们不能混淆有效的批评和不必要的争吵，而且，争论的实质比形式或“感观的"形式更为重要。有了政治批评，我们就可以在贯彻两条路线的斗争之时不做让步，直到最后。11.建设全国性的组织委员会*

我们正在全世界见证毛主义势不可挡地前进，来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浪潮。听好了，听懂了！那些有耳朵的，别让它们闲着。那些有理解能力的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别让它闲着！我们受够了这些废话。我们受够了这些隐语！理解这一切！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毛主义得到体现。毛主义正在得到体现，它，通过产生共产党，将要领导将要到来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浪潮。他们告诉我们的一切，那句空洞而愚蠢的著名崂叻和平新时代，现在在哪里？”

贡萨罗主席

所有现存的和新的由毛主义者组成的政治集体，都应把党的问题放在首位，把群众工作与通过正式进程和党的前期组织来建立政党结合起来。在联络委员会崩溃之后，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许多集体，都提倡自治的毛主义集体模型，把建党的想法推到不能确定的未来。联络委员会恶劣的政治路线和落后的文化在美国毛主义者嘴里留下了不好的味道，这是可以理解的。随后，很多集体担负起了在当地“增长壮大"的任务，而不是真正地努力去建党。这种姿态阻碍了各个集体全部联合起来的能力，而我们的联合体仅仅是基于对毛主义的承认，但这种方法中没有任何促进路线斗争的办法。

个人和集体彼此之间没有真止的负起责来，在过去，这把路线斗争变成了个人冲突和完全的嘲弄。随看美国马列毛运动增长，潜在的新集体可能被迫做出选择，要是这些现存的联合体解体了，要与哪些现存的集体结盟；这种情况将给现代马列毛运动带来挫折，正如"共产主义"运动以前所遭遇的那样。这种姿态使得这些集体易受崩溃的影响，毕竟他们得不到大型系统的支持，做不到无论他们的政治路线是什么，都助其承受革命工作的潮起潮落。这个党的前期组织，将会有助于新的马列毛主义集体的形成，也成为一个阵营，把自发组建的马列毛主义集体吸引过来。它将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来巩固那些集体，对于什么可算作是群众工作设置一些标准，协调并集中工作中需要的资源，创造出群众组织，并帮助现存的群众组织进行巩固，比如为人民服务组织，他们的工作有安排资源，集中力量，渗透进劳工运动当中等等。

为了让我们的联合体更进一步，让美国的革命形式前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必要承担起建立毛主义政党的任务，我们在全美国都建立了由勇于奉献的毛主义者组成的集体，我们将这些有原则的联合体更进一步，就是建党。如果我们没有形成一个党，那么我们就不能严肃探讨人民战争，也不能探讨如何利用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战争，为此，我们完全支持建立毛主义党的前期组织。在2018年，利用中西部图书馆服务协作团体，我们继续了这一进程，我们都试图在意识形态方面取得发展，并进一步使美国的毛主义运动团结起来。一个党的前期组织可以将现有马列毛主义运动的政治路线团结起来，指导新集体的构建，在我们朝向革命而建设时，创造出全国性的团结的马列毛主义运动。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世界大战很可能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发生，国际资本主义在全球贪婪地扩张，假共产主义死亡了，帝国主义势力浮出水面，争夺全球影响力和市场。现在美国存在一种冷内战，而很可能变为热战。把我们与其他修正主义政党区别开的，是人民战争问题，这是我们抵御帝国的方式。党所进行和发动的全部群众工作，都是为了适应发动人民战争能力。只有将现存的毛主义集体凝结起来，形成阵营，建设政党，这才有可能。一如既往地，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第11点，发生了很多斗争，在会议结束前，最终所有的集体都认同，现在还不是组成全国组织委员会的恰当时机。（译者注：指该文件写作之时。美国共产党重建委员会已于2019年上半年成立。）

作者：堪萨斯城红卫兵

旧称堪萨斯城革命集体

想起那一年，我为毛主席遗体守灵——深情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40周年

Thu, 08 Sep 2016 00:00:00 +0000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逝，从此，每当9月9，我和全国人民一样，都会深情怀念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激励我们捍卫和继承毛主席开创的中华民族史上第一次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挺直了腰干做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毛主席一生，可以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话概括：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即毛主席对任何欺压人民的敌人毫不屈服，敢于斗争;他把马列主义高度概括为对一切反动派即人民的敌人“造反有理”。他领导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国门;打败了把中国搞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而民不聊生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向全世界壮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清除了所有外国租界、以及嫖、赌、毒腐蚀民族心灵的一切污泥浊水;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胜利，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到我们家门口的“联合国军”……。毛主席“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诗句，概括了毛主席对一切人民的敌人的英雄气概。毛主席一生，全部心血甘为人民做牛、做马;他听说农民吃不上白馍馍，掉下了眼泪，连续几夜睡不好觉;三年连续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期间，他带头降了30%的薪金，几个月不吃肉，同人民同甘共苦，心连心。“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一生的座右铭。占世界人口1/4的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唯毛主席这位领袖能俯首甘为儒子牛。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像毛主席不给子孙后代留下遗产、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像毛主席穿补了又补的衣服、补了又补的被子。许多跟了他一起革命的同志，即便受过冤屈或被整了，都异口同声说：毛主席同旁人只有路线之争，而无任何私见。即便对革命对象，毛主席亲自参与制订的政策、法律等等，公开声明：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但给出路。一句话，毛主席干的一切，都名正言顺、堂堂正正。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在毛主席这样一位伟大领袖领导下干了27年革命，并成为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军人、一名解放军干部，并有所创造、有所发明。这是我祖祖辈辈种田、一个农村的苦孩子，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深切体会了精神变物质的伟大真理。像我这样幸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何只是千千万。为失去这样一位领袖能不悲痛吗?!

在这怀念毛主席的9月9，向大家汇报两件事。

一、我为毛主席遗体守灵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后，组织上命我以英雄模范人物代表，为毛主席遗体守灵、参加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举行的追悼大会、以及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追忆毛主席的国庆座谈会(注：原定在人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因毛主席去世，改为天安门城楼座谈会)。时间关系，在此仅介绍为毛主席遗体守灵。

当时是九月中旬，正值秋天。但是，为了保护毛主席遗体，灵堂温度调得较低，你从纪录片看到守灵的军人都身穿单军装，实际里面都穿了加厚毛衣和绒裤。每守灵半小时就换班，到休息室喝热姜汤和披着棉军大衣。记得每班守灵六小时，实际守灵三小时(每半小时轮流着休息)。参加向毛主席遗体告别的工、农、兵、学各界代表都很早在广场排了长队。绝大部分人一进人民大会堂大门都掉下悲痛的眼泪，其中不少人号啕大哭大喊：毛主席呀……。整个灵堂是一片哭喊声，远盖过哀乐声。而且大多是动情地痛哭，有的人一进大门，由于悲痛过度，而很快晕倒过去，由解放军战士把他们抬到后面去抢救。在我参加守灵的3小时内，先后有6人晕倒抢救，其中有男、有女，有老年、中年、少年。我们守灵的按要求都是肃立两侧，但都泪流满面，泪水滴在军上衣上。如实介绍，守灵3小时，事后的2、3天内，整天脑海里仍是一片悲痛的哭喊声而难以离去。让我深深亲历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的恩情亲。

毛主席的去世，不仅中国人民无比悲痛，世界各国人民都为二十世纪失去这位伟人而沉痛哀悼，据报道，塞浦路斯《民主报》社论说：“毛主席的逝世震动了全世界，突然使我们星球大为逊色，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精神文化的领导巨人，失去了一位世界历史的积极推动者。”“毛主席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其形象远远超过中国的辽阔边界，他的影子在地球上广泛地出现，在本世纪的历史上影响深远。”《悉尼先驱晨报》说：“在毛泽东领导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站起来了，摆脱腐朽、分裂和占领，摆脱外国掳惊者和它自己的军阀的掠夺，实现团结、纪律、和平和相对的繁荣。他使这个国家在军事上、政治上、最重要的是成为世界大国之一。”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联合国安理会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发出唁电;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悼念毛泽东主席肃立默哀;六十多个国家和政党团体献了花圈;二百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出唁电、唁函;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了追悼活动;法国、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上万民众的悼念游行;在美国的芝加哥，德国的西柏林、法兰克福、多特蒙德、科隆、慕尼黑、汉堡和不来梅等城市，民众当日晚上打着火炬，举着毛主席象或“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等毛主席语录，举行火炬致哀游行;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主持了在东京举行的有三千人参加的“毛泽东国民追悼大会”;英国左派群众在伦敦冒雨游行，纪念改变了历史的伟人。法新社说：“当代很少有哪位领导人象毛泽东那样了解人民的需要和问题。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站起来了’中国不再是被饥饿、洪水、疾病和自然灾害的阴影所笼罩的东亚病夫了。农业得到了发展，而且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包括核武器和卫星。人民生活逐步提高，成了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毛泽东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改变了世界。毛向过去的大敌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并且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大部分西方人看到了中国的独立和坚忍，而且能够分享到中国人成功的荣耀。在一代法国人心目中，毛是伟大的人物，他让中国人民重新拥有了独立和尊严。毛以一个小学教员创业，而到他逝世时，给了四分之一人类整套全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美国学者施拉姆地说：“一百年之后，毛泽东仍是世界人民最为关注的思想家与军事家。”“毛泽东的一生，是在为全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的一生。他不仅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也是不畏强权的斗士。他不仅处处维护中国劳苦大众的利益，也为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费尽心血。毛泽东的伟大与神圣，让那个时代其他政治领袖黯然失色。”这里的“黯然失色的其他政治领袖”，我理解可能中国那几个自吹比毛主席还“高明”的几个人还不够格。因此，那几个自吹比毛主席“高明”的几个人，只能是蚍蜉撼树，落得个不齿人类的臭狗屎。正如俄罗斯普京和台湾的马英九所说：贬损毛主席的人，连外国人都看不起。

二、毛泽东时代的工农业

前面己讲了，我的祖祖辈辈都种田，而我于1949年4月一解放，从6月起就任农村干部，直至土改结束，于1951年由镇江地委介绍念书，一下至196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国防科委从事火箭、导弹研究工作。因此，对农业和科技方面的情况，略知道一点。在此，简单介绍一些基本情况。

大家都清楚，解放前，农业都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农民的日子就略好一点。所谓“略好”，就是缺粮、断粮、讨饭的少一点。否则一到春天，青黄不接，缺粮、断粮就很普遍。像安徽凤阳地区讨饭花鼓的唱词：“十年倒有九年荒”是如实反映旧社会农业的情况的。尤其看不起病是普遍的，农民普遍不知什么叫医院，有几个土医生也请不起。有些农民病了，到庙里去搞点香灰吃，靠菩萨“保佑”。儿童大多死在出麻症;大人每年少不了的不是伤寒就是霍乱传染病，有的村庄死到了抬棺材的人都揍不起来。所以，旧社会平均寿命只有35岁。“四万万同胞”不知维持了多少年?人口没有增长。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我的家乡，平均每人约一亩六分田。旧社会丰收年亩产(一年两熟即一熟稻子和一熟麦子)也就是300多市斤，荒年就难说了。文盲约占人口80%以上。

解放后，尤其合作化和1958年大跃进后，基本上建成了旱、涝保丰收田，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亩产平均在2500市斤以上，比旧社会丰收年增产了约7～8倍。中华民族第一次基本上解决了穿衣吃饭问题。毛泽东时代27年，人口约增加一倍，平均寿命由解放前35岁增加到68岁，每年增加一岁多，创造了人间奇迹。每个人民公社有医院，每个大队有医务室;每个公社有中学，有的还有大专院校，每个大队有小学，全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大跃进后，社办、队办工厂如两后春笋快速发展，逐步解决工农差别。整个社会无乞丐、没有黄赌毒、基本没有盗贼，中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安定。流行的一首儿歌：我走在马路上，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风貌和人之情操。特别应当强调：毛泽东时代，不知何为有毒食品;经过三反五反后，假冒伪劣基本绝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还就是管用。不仅提高了人民的自治能力，还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比这些年某些人讲那么多假、大、空、套话，和几百万“维稳”武装的效果，不知要大几十、几百倍。所以，毛主席一大法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群众路线。可以说：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干部的“专利”。凡遇到困难或难以实现的事，依靠群众，一靠就灵。现在某些被群众看不起或被吐弃的反毛余孽，一听群众运动就骂。其实这种人狗屁本事没有，他见了群众就怕。你让他发动群众，谁听他的。他没有发动群众的本事，就只好骂。

众所周知，旧社会连火柴都不能造，靠日本人供卖的，所以叫“洋火”;肥皂不能造，叫“洋碱”;机织的叫“洋布”;“洋油”、“洋灯”……。所以毛主席说，旧社会能磨面粉，能做桌、椅、板登，叫一穷二白。连反毛余孽的后台美帝国主义都承认这个现实。解放后，短短27年毛泽东时代，农村基本上实现了电力灌溉和排水，农业机械如拖拉机、播种机己普遍;通了电，摔掉了农村用了几千年的豆油灯盏，而换上了电竹;家家有有线广播喇叭，农民劳动有广播音乐……，每周能看一次县放映队放映的电影，重要节日还能看到下乡到农村演出的京剧、地方戏……。我这个祖祖辈辈种田的农村苦孩子，在毛泽东时代，竟能在尖端科研单位干了20来年，尤其是能同世界一流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共事将近三年，直至毛主席去世。很遗憾，“改革开放”后，我国每年70%以上的油料作物要靠从美国进口转基因大豆，由大豆出口国变成了世界一流依赖美国的进口国;有约20%的人口靠进口粮食度命。农村出生的大学生数量逐年下降，而大多毕业就是失业，自杀人数在增加。

毛主席一去世，我这位毛泽东时代的全囯人大代表、主持一个独立师的师级单位领导工作的干部、被组织上称为的英雄模范代表，和社会上评选的红色“科技战线一尖兵”，很快就被走资派剥夺了为党、为人民服务的权利，49岁就被强迫退休而不让离休，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身体健康的中年“退休老干部”。把我们这些人的位置让给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不可教育的子女一步登天;把几十亿元的人民的血汗，搞得“不知去向”，科学试验一败再败，创了中国航天史上最大的惨败记录。但我这位退休“老干部”，人退心不退，不仅在尖端科技领域坚持发挥作用，还支持普通农民把飞机搞上了天，国内媒体普遍报道外，美、英、日、新加坡等也报道了这一新闻，为国争了光。尤其发表了约200多篇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而狠批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文章，出版了五卷文集和四册书。

我再简单介绍一下我在文革中的情况。我不赞同军队成立群众组织和摘串联，不赞同把群众组织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对犯错误的干部，不赞同动不动就称“走资派”，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体罚，反对搞小团体、小宗派;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我思想跟不上，近年来一再作了自我批评。正因这些原因，文革期我同本单位和七机部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相处都很好。自我担任领导工作后，在陶鲁笳、钱学森两位同志直接领导下，本人主持的本单位运动，在革命、生产、战备等全面取得了较好成绩，实事求是讲：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毛主席去世后，走资派夺了权，对我们单位的破坏，己很难挽回。我讲这些，经得起任一级组织核查，因铁的事实摆在那，任何人否定不了。我们的做法，被国防科委在各所属单位推广，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本人还在国防科委召集的有200多厂、所以上领导干部大会上作了介绍。本人还先后被派驻第十和第十四研究院任工作组领导职务，都是三个多月，平稳解决了这些单位“老大难”问题。我们的基本做法是，不受走资派操纵、不受派性干扰，对事不对派;强调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领导于部特别是我本人，带头批派性、斗私批修。包括我所在单位，我们没有让任一个干部和群众写检查、交代材料，没有批斗一个干部和群众，都是靠学习马列毛著作和中央文件，靠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靠毛主席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了多年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凡经我们处理的案件，至今未发现有冤假错案，没有一人上访。说明，我们的办法，经得起检验。所以，毛主席去世后，走资派整我，找不到一件值得整的问题，只能靠造谣、栽赃。上述这段自我介绍的内容，大多都有两级党委记录可查。

27年的毛泽东时代，在旧社会一穷二白、“东亚病夫”的家底上，不仅解决了全国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的世界冠军接二连三，“东亚病夫”一跃成了世界健儿健女。很遗憾，“改革开放”30多年，仅西安市就有32所高校，学生的体质支持不了长跑运动，全国有5000多万育龄男女丧失了生育能力，人民看不起病……。

在27年的毛泽东时代，我们做到了人家能制造的我们能造，人家不能制造的，我们也能造。万吨货轮、长江大桥一个一个工业成果涌现出来，特别是近几百年来没能为人类作岀突出贡献的中华儿女，又有新的“四大发明”：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电子排版印刷术、青蒿素中药。这新四大发明，造福于全人类。其中青蒿素还获得了诺贝尔科技奖。我们一跃成了世界第六位现代工业囯，两弹一星等现代尖端科技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苏、美两国。毛泽东时代的27年，干岀了西方发达国家干了100多年的才干岀的事。可以自豪地说：毛泽东时代国富民强，人们安居乐业，才岀现了人间奇迹：27年，人均寿命由旧社会的35岁延长到68岁。有比较才有鉴别，国民党统治37年，人均寿命由27岁延长到35岁，延长了8岁。而“改革开放”30多年，人均寿命由68岁延长到73岁，还顶不上囯民党统治30多年。而知识分子平均寿命降为58岁。“发展是硬道理”不离口的“改革开放”，改出了每年非正常死亡800多万人，其中有25万人自杀身亡(据十八大前媒体公布的数字);前面己讲有5000多万育龄男女丧失生育能力。据报道：1亿多人被精神病。天天在“奔小康”，奔岀了仅广西、贵州、青海、陕西、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区)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还生活着四千多万14岁以下的儿童(参见：半月谈2013年6月18日《“呈报中央”中国四千万贫困儿童困境调查》一文)。旧社会私有制私岀了一首民歌：月亮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呀流落在街头;高楼本是穷人修……。请问走资派搞了30多年私有制，其结果是否比这首民歌更糟糕?这一对比，就更加怀念毛主席。更加坚信：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同时对黄克诚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宗旨、原则将长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党章和《准则》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一些人违反党章、违反中央的原则，诋毁毛泽东思想，又没有本事拿出一套更好的东西来!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8的现象作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段语重心长的话的理解就更深刻，更认识到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

恽仁祥

2016年9月8日

翻身不忘毛主席——纪念毛主席诞辰121周年

Sun, 21 Dec 2014 00:00:00 +0000

我一生己经历四个朝代：国民党统治时期、日伪统治时期、毛主席领导的27年人民当家作主的科学社会主义时期、走资派复辟了资本主义的对内压迫剥削而对外屈辱卖国时期，即公认的“中美国”。我很幸运，1949年4月毛主席、共产党解放时，正好进入人一生的黄金时代即青年时代，至1976年毛主席去世，当时我44岁，即中年末期。因此，我的青年和中年是毛泽东时代幸福地度过的。我亲历的这四个朝代，亲历的大量事实，让我深深体会到毛泽东时代是我们中华民族最辉煌的时代，在国际上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即便横行一时的美帝国主义，经过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两次直接交量的失败，他们的总统也只得到毛主席的书房躬身拜见；在国内，从旧社会留下连一根火柴都不能造的一穷二白的家底上，一跃而成了世界第六位的工业国，火箭导弹、大飞机、电子计算机等高新尖端科技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名列第三，仅次于美、苏；并实现了有史以来粮食自给自足，第一次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尤其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压迫，人民成了国家主人，阶级社会铲除不了黄睹毒等一切污泥浊水一扫而光；人世间少有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人有难众人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太平盛世。其它三个朝代都是反动统治阶级统治的腐败或丧权辱国的社会，尤其是走资派统治的复辟了资本主义而被公认的“中美国”，各方面腐败创了古今中外“新高峰”，包括执法部门、各种武装和“维稳”部门的腐败，触目惊心，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在这样一个严重腐败的社会背景下(注：尽管十八大后治理这些问题，但由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何况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十八大后私有制继续高速发展，严重影响和阻碍反腐)，我们汇聚一堂，纪念毛主席诞辰121周年，就更加感到毛主席格外亲，也更激起我们这些靠毛主席翻了身的在旧社会世代受迫害的人们，更加怀念毛主席！

1.翻身不忘毛主席

我有四位亲人因参加革命牺牲在国民党、日本鬼子、美帝国主义的屠刀下。仅1938年至1949年解放，两次被搞得家破人亡，一次是1938年日本鬼子一把火把我家烧得精光，被逼得离乡背景逃难，后才回来住了土地庙，父亲很快去世。一次是1945年抗日胜利，抗日的新四军北撤，来了不抗日的刮民党，其实就是汪精卫的武装即我们称他汪派跃身一变成了刮民党，我们这些“共匪家属”就大遭殃，逼得上吊的上吊、送人的送人，第二次家破人亡。解放前，最苦的时候我吃过“观音土”，后借高利贷买长了霉的豆并度日。一个全国有名的鱼米之乡的家庭搞成这种惨状，其它地方就可想而知。而我本人失学是天经地义，还几种病缠身，尤其是血吸虫病，至解放时，己肝、脾肿大，肝腹水，吃的东西大多吐了出来，大便基本上是脓和血，很少粪便。这生命垂危时，解放了，救了我一条命。在我们家乡为此大量青壮年死亡，成了名符其实的寡妇村并不少见。病到我这种程度活下来的屈指可数。因此，像我这代靠毛主席解放了的人们，头可断、血可流，决不能忘了毛主席的恩情。谁忘了，就是对人民、对牺牲的几千万烈士、对毛主席的背叛！

2.靠毛泽东思想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解放后，我这位翻了身的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孩子，我学习毛泽东思想对我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是毛主席：在战略上要渺视、在战术上要重视这一辩证唯物思想；以及毛主席一生凡他认为是真理，将全力以赴去把它变为现实的拼搏精精，也就是后来毛主席归纳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也可以说是；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反潮流精神。尽管我做得很不够，但靠毛主席这些思想体系，使我养成了敢想、敢说、敢干，不怕任何曲折的性格。在此，简要举些亲历的实例。

例一、1949年解放时我年己17岁，1949年6月起当了农村干部，病没完全治好，去县城开会，乘汽车可买半票，可见身体虑弱的程度。但坚持白天黑夜工作，有时晚上下乡6、7里地去召集村农会作报告至深夜，有时深夜去禁嫖睹毒等，加上土改工作。当1951年镇江地委介绍我到省立镇江中学念书，我们乡党组织给学校发的对我两年多农村工作的评语是：恽仁祥同志在农村工作期间“工作能力强，阶级立场坚定”。

例二、1951至1960年的中、大学学习期。我刚进入初中二上学，体育课最低的双杠上不去，是体育老师抱上去的，篮球摔不到篮板那么高。在班主任和教导主任建议下，从高一起，每天坚持长跑5000至10000米，加上跳远、跳高、打篮球。至高三毕业时获全校运动会5000米长跑冠军，至大学毕业，一直维持5000和10000米长跑全系冠军。

旧社会上小学，我什么功课都考过不及格，农村初小毕业升镇上高小还留了一级。解放后中学毕业，是教导主任亲自推荐保送大学；大学四年级时，系总支书记找我谈话：由周总理批准，从四年级中选拔一些品学兼优的提前一年毕业，支援国防建设。

例三、我在旧社会，虽常识课讲到电灯……；地理课讲到铁路、城市……。但什么是电灯、铁路、城市……？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认识的就是约10平方公里一小块地球。但从我重新念书那天起，我就不相信一个农村孩子、一个农村干部念不好书。我更没有想到不仅念好了书，还能同顶级受毛主席称为“何至顶一个师”的知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和毛主席40多次召见共商国事的陶鲁笳同志，从1974年共事一直到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走资派篡党夺权后，我同陶鲁笳和毛主席的女儿李敏等一大批同志被走资派迫害，钱学森同志被穿了“小鞋”。但在难忘的共事两年半多的时间里，在他们的领导下，发明了至今仍不失技术领先的全新概念的巨型相控阵雷达；以及本人提出方案的测地下目标雷达，还于去年该雷达安装在登月车上登上了月球。上世纪九十年代义务支持农民把飞机搞上了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了新闻发布后，国内许多报纸、电台报导了这一消息，国外美、英、日、韩、新加坡等国都报导了。从1998年美国成立网战司令部起，在一些脑控武器受害同志的被折磨的刺激下，坚持揭露美国在“网络”掩护下大搞杀人的脑控武器的阴谋，敦促中央重视这个危及人民生命和国家安全问题。于去年底得到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和内参总编重视而专门召集了专题座谈会，会后于今年1月他们在大内参专门发表了标题为《警惕“脑控武器”拿中国人作残杀试验》，副标题为：“部分网络电子专家给党和国家提出的建议”。于今年2月，中央成立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我又发表了《愤怒声讨美帝研制“脑控武器”》一文；约今年8月前后，有媒体报导，美国有关方禁止用脑控武器伤害平民百姓。于今年“感恩节”，一位同志代表一些受害人给我发了一份电子邮件，表示谢意。近4个月，我没有收到反映受脑控武器伤害的电子邮件和材料。在这前的数年中，我先后接待了约60多人次脑控武器受害者来访，以及100多份电子邮件和几十份书面材料。

例四、1974年周总理指示尽快把科委管辖的几个瘫痪、半瘫痪状态的研究院的问题解决掉。我不仅在陶、钱领导下，依靠我们所的两个95％以上，把被聂荣臻一手搞成彻底瘫痪长达3年之久的全部问题解决了，而且各项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成绩。国防科委把我们的经验上报中央，并在科委系统推广。随后科委常委把我派驻两个研究院任工作组副组长、组长，工作组仅6、7个人组成。用解决我们所同样的办法，还都是3个多月，平稳而顺利地解决了一个研究院和一个研究院建在三线的一个研究所的问题。概括讲：这些单位，都是走资派搞乱的，而且他们都派驻过官衔较大的工作组以及军管组，结果是越管越乱。但我们为什么能3个多月解决一个单位的问题？而且凡经我处理的问题，至今没有一个闹翻案的，更没有一个人上访的。如果说我比走资派派那么大官衔的人本事大，那是吹牛。我只是做到了：安毛主席指示办，一不受走资派操纵；二不受派性干扰，对事不对派；三是不夹私心，是为了代表党组织工作，而不是整旁人而树自己。简单一句话，我是认真总结了走资派为什么把一个单位越整越乱？问题主要就出在上述这三个方面没有处理好。如果不信，您不妨下点功夫研究一下《张爱萍在1975》一书，研究一下他去七机部，为什么人还没有走，就告状信不断？你们想想，他抓到一个“偷鱼的”，不仅小题大做，还要同他带了框框去整的一派连起来，这是在正确处理问题吗？？？凭什么证据证明“偷鱼”是一派干的？但走资派只管拉一派、打一派，还能不乱吗！书里这类案例随处可见。走资派最大的才华是八个字：专横跋扈，横行霸道。再例举我亲身受张爱萍迫害为例：在我发表的文章中详细介绍了由于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同志向邓小平揭发了张爱萍私造核弹头，和我掌握了他疯狂搜集了恶毒攻击和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黑材料的全部证据(注：这个问题是毛主席指示批张爱萍后，紧跟他搜集毛主席、周总理黑材料的我们所党的核心组组长刘毅民和另一核心组成员揭发的)，尤其是我顶住了他滥用职权把情妇塞进我们所。张爱萍为了打击报复，捏造了陶鲁笳、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和我三人“合伙”的惊心动魄“罪状”，进行迫害。此时中央办公厅主任告诫他们说：恽仁祥的情况，中央知道，毛主席还有批示；这个人不能搞他，谁搞谁倒霉。直至邓小平说：快把人放了，否则很被动。我才从张爱萍私设的监狱走了出来。关于涉及李敏的这个案，中央作出结论：是“天大的冤案，问题一定要解决”。随后中纪委书记黄克诚同志、总政主任余秋里同志，都督促科委解决问题，尤其把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气得表态说：等他去德国看病回来，他亲自来科委处理(遗憾的是他竟没有能回来，手术后就去世了)。张爱萍就更放肆，在高级干部大会上说：舒龙山、恽仁祥、康华清都应交军事法庭审判。结果总政说：判什么也，没有什么好判的。总政只得把李敏调总政保护了起来。但张爱萍仍滥用职权，无视科委和我们所两级纪委的反对，一个人(即：我所在支部党员罢会，没能开成支部会；科委常委会上张爱萍一个人说了算，其他常委无一人发言)对我作了“犯了严重错误”的结论。但我高兴的是张爱萍最终没有得到个好结局，邓小平严厉批评张爱萍：专横跋扈……；并表示从此再不接见他。中央下发了免掉了张爱萍一切职务的文件。从此张爱萍骂街骂到死，还真骂出了一些像人说的话。而且当他下台后，竟派他的秘书，专们到医院对我们所政治部主任转达他的话：对情报所(即我所在的所)的问题，他是偏听偏信，表示歉意。坦率讲，我听了无法愿谅他，“偏听偏信”就把人向死里整？所以，千万别迷信“大官”就懂无产阶级政策。用毛主席的话：跟党(无产阶级党)、跟路线，不跟人。人是容易变的，战争年代的英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了革命叛徒，比比皆是。大地微微网最近发表的关于叛徒顾顺章一文很有借鉴意义。

例五、同阶级敌人斗即同走资派斗。这实质是同不拿枪而掌握了政权的敌人斗，同样是残酷斗争。如果没有毛主席提倡的“五不怕精神”，就只能当投降派“宋江”。

以上实例，归结为我们大家熟知的一句话：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3.纪念毛主席必须联系批走资派和批修正主义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好与不好都是相对的。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所以为各国无产阶级赞扬、高举、作为行动的指导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思想能造福于人类，而赫鲁晓夫等修正主义只能造灾难于人类。如果没有走资派这30多年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就不会有今天这样认识的高度和深度，毛泽东热也就不会不断升温，我们可能也就不会冒着风险来隆重纪念他老人家。凭大家的文化水平，找一些赞美词句歌颂几句都不困难。但最重要是要有“五不怕精神”，打倒走资派，夺回领导权，重建科学社会主义！当务之急集中批那个死也没有改悔的走资派，还他假革命真反革命的本来面目。

只有狠批走资派、批修正主义批得越深透，就对毛主席越亲，就越想念毛主席，就永远不会忘了毛主席！

恽仁祥

2014年12月21日

还真实的周总理

Fri, 01 Oct 2010 00:00:00 +0000

这30来年，复辟派岀于某种需要，表面上打扮成周总理的卫道士，实质上诬蔑周总理“违心地干了一些事，不这样，他自己也保不住”(记得的大意)。一些文痞，以此为框架，各显神通，把人民的周总理，歪曲成，为了“保自己”，不惜“不讲原则”、“委曲求全”、“奉承、迎合”、“不讲阶级斗争”、…集孔孟之道于一身的现代“大儒” ，丑化周总理。成了他们打“鬼”的“钟馗”，为他们篡权、复辟服务。因此，捍卫伟大的全世界闻名的周总理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领导人的光辉形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没有这个水平，更没有资格来评价一个无产阶级的伟人。好在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红色摇篮”这部史料性电视连续剧。正是这部电视剧，使我认为写这篇文章，有了一定的把握。

陪伴周总理从战火纷飞的岁月，到建国后的20多年的邓颖超大姐，既是周总理的同窗好友，又是夫人加战友。针对有人说周总理“违心地干了一些事，不这样，他自己也保不住”。对此，邓大姐说(记得的大意)：“不能这么说，恩来跟谁在一起革命都是衷心耿耿的”。看了电视剧，并回顾文革期间，周总理日理万机，处理了大量重大事件。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才能和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尤其是文革中处理各类复杂事件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一而再地给与了髙度评价，并一再要xx等好好学学周总理，这现在都是人人皆知的事。更证明了邓大姐对周总理恰到好处的正确评价。

我们只要分析一下“不这样(指不违心)，他(总理)自己也保不住”，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作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为了“保自己”，而“违心”地处理国家事务，还有比这更丑化周总理的吗？没有，绝对没有。某些文痞按这个框架发表了大量丑化周总理的文章等等，实不可忍。电视剧“红色摇篮”如实再现了周总理积极参加大是大非的争论和斗争。从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我们回忆一下周总理在文革又何尚不是如此呢！没有参加过文革的同志可以查查文革期间周总理的指示以及一些重要讲话，看看是不是这样？本人建议，在看这些材料时，仅看周总理的原话，不看作者分析观点为好。就本人发表的“从国防科委的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文，仅从这一个侧面，也说明周总理在文革中，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卓越领导才能。

我要强调的是在任何历史阶段，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应具的品德，不在于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红色摇篮”全剧如实反映了我们党一贯主张的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场景，所以我认为电视剧好就好在真实两个字。如果要讲点不足处，就是没有把有人临阵而跑的史实反映出来，反而感到有过意突出有的人，个别场景显得象有“夹三”似的味道。因为谈到那部电视剧，顺便讲了这几句。我们党正因有这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才显得很有朝气，也才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才能真理愈辩愈明，才能修正错误、坚持真理，从胜利走向胜利。解放后，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共同主持下的20多年，延续了这一优良传统。才使我们党不变修、不腐败，社会主义各项建设飞速发展。一定意义上讲，这一切成就，是我们党坚持斗争的哲学分不开的。人们凭常识都懂得，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内，都在矛盾斗争中发展，没有矛盾和斗争，这个世界也就不存在。同样，一个政党，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搞“和为贵，”就不会有朝气，也就会衰败下去。这30年很重要一条教训就是把党内不同政见，按刑事犯罪镇压下去，搞不争论，结果是万马齐暗，而一修独放。这些事例，大家都亲眼看到，就不费笔墨了。

从“红色摇篮”电视剧可以看到，毛主席是一再受打击的重点，在此仅讲一条：毛主席认识不了自己的意见有错，敢于坚持。在一系列激烈斗争中，周总理都不含糊地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斗争那么激烈，但王明、博古等并没有把毛主席杀了。毛主席、周总理主政后，王明在苏联骂了几十年娘，但还是中央委员，张国涛仍是红军重要领导人，但逃跑是他本人的事，等等。如果摆在这近30年，毛主席就是有10个脑袋，也保不住。其结果，则如有人所说：我们的党至今还可能在黑暗中摸索。可见，毛主席从反右起，坚持了一个不杀，搞错了可以平反，其深远历史意义。顺便讲一下文革中毛主席对“不翻案”的人处理，是值得后人效仿的，可以说是熟读《三国演义》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联合导演的一场现代“捉放曹”。所不同的是，某人只是集曹操缺点之大成，确不具曹操的优点。有文艺专长的同志，写个剧本，将来如有合适的时间，搬上舞台，很有意义。

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反孔孟之道而行之。孔孟主张的是和为贵、中庸之道。进化到现在就是不争论，驯服工具论，表扬和自我表扬，……。前两年，有的领导到上海、深圳视察，开口就是：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中央是肯定的，……。话音刚落，上海出了陈良宇、深圳出了个许宗衡，一个是上海市委书记，一个是深圳市长，真是拔出萝卜带岀泥，两个市的领导班子腐败透了顶，深圳更腐败到了不能向人民公开，否则将“影响国家安全”。我还仅讲了上海、深圳两个例子，他们到那里去视察，不就是背那几句套话，这些年有多少类似上海之类的例子发生？谁从根源上去总结教训吗？但复辟派，对人民却不和为贵……；大量上访人员遭残酷迫害、“严打运动”重判和屠杀500多万人民、冤假错案遍地、……。

共产党的党章，历来规定，党员有权对任一级组织和领导人，包括中央主席，提岀建议和批评的权利。毛主席更是号召：如果我毛泽东搞修正主义，大家就造我的反。但看看现状，腐败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公开官办报、刊见不到对中央有指名道姓的批评，甚至还厚着脸皮在唱赞歌。一些互联网，也不能对某些特殊党员、超级公民点名批评，而岀现了D某某这类洋中文。共产党，从“红色摇篮”如实反映的那么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优秀政党，恰让一些人奉行孔孟之道，蜕变为一修独放、万马齐暗，腐败到了可得国际冠军、可荣获腐败诺贝尔大奖。这更促使我们崇敬老一代革命家提倡而力行的斗争哲学的重要意义。毛、周、朱尤为值得崇敬！同时，我诚挚地表示，向所有敢于公开自己观点的老一辈学习。真理是在矛盾和斗争中产生的，没有矛盾和斗争，也就谈不上有真理，党的生命也就终止了。

我在“忆：1974年国庆招待会”一文中，是周总理最后一次主持的国庆招待会、也是文革中最隆重的一次国庆招待会，如实介绍了参加招待会的全体同志对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无比敬仰的热烈场面。尤其是更详细介绍了参加招待会的许多外宾，竟忘掉礼仪而站在椅子上看望和欢呼周总理的热烈场面。我们无不为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共和国总理受到各国贵宾如此热情爱戴而感到光荣而自豪。很自然在脑海回荡在那25年前，毛主席在tian an men城楼壮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啦！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啦！为此，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付岀了终身的辛劳，成千上万的先烈奉献了鲜血。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我要强调的是，那25年，正是近30年被某些人攻击的狠抓阶级斗争的25年。其中，任一次激烈斗争，就像“红色摇篮”中一样，周总理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人是抹煞不掉的，也是歪曲不了的。同时，也为不久前，现在的总理出访，遭受访国群众砸向他的鞋皮，而感到痛心。为什么，短短30年，共和国的国际形象会如此直线下滑？说明，搞“和为贵”，此路不通！

就在这次国庆招待会一年多后，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离我们而去，完成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为全国人民操劳一生的最后一次心跳。在那人民失去这位总理的追悼大会上，所有参加追悼会的同志都放声长时间泣不成声，一再打断了为总理宣读的悼词。更有十里长安街(注：从人大会堂到八宝山)，人们从全国各地汇聚来送人民的总理最后一程，几十万为总理送行的人们，比失去自己的亲爹、娘更为悲痛，悲痛的泪水，洒在了长安街上。劳动人民对周总理沉痛哀悼，再一次证明，世上无产阶级阶级的爱，最诚挚、宝贵。相比之下，有的人死了，从解放军总医院到八宝山，仅2、3百米路，从电视上看，仅两个十字路口人多一点，其余路段是稀稀拉拉，即便这样，有人说还是就近的一些单位，不少人是发了钱动员去的。

一些阴谋家，从只准喊“英明”而不淮说不以后，人民敬仰的周总理，让他们折腾得使他在马克思那里也深感不安。但阴谋就是阴谋，永远成不了真理，到头来只能更充分暴露阴谋家的丑恶嘴脸，无损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半根毫毛！

一、捍卫人民的好总理

我在这里，不想讲多少赞美话，而是介绍我遇到一些直接同周总理有关的问题，如实介绍一下。讲空话、喊口号好办，办实事就不那么简单。实践最易显人心。

1、关于资产阶级司令部自称“四条汉子”“四大金刚”的人，纠集本所刘毅民等人，疯狂搜集攻击、诽谤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发表的“从国防科委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文，作了详细介绍，并公布了有关物证。在此就不重复。对这个问题，我至今坚持了已二十多年，每年一份控告书寄给人大、或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中央主要领导人、…，要求追究法律责任，至于这些部门和有关人员，是官官相护地混下去，还是怎么处理，我管不了。但有权控告。以行动捍卫周总理。这是最能说明，那伙人高喊“拥护周总理”事实真相的一个典型案例。

2、关于悼念周总理。周总理去世，传达说：各单位不要戴黑纱；不要设灵堂；不要开追悼会。我听了感到不舒服，但没有吭声。结果各处、室许多同志要求戴黑纱、设灵堂、开追悼会。政治部把这些要求，去请示所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刘毅民，结果刘毅民不表态。就来找我，我问了一下具体情况后明确表态：戴不戴黑纱，由各人自己定；全所设一个灵堂，追悼会同人民大会堂同时举行。灵堂要壮重，搞好后告诉我去看一下再开放。结果政治部的同志又来找我说：外面商店已买不到黑色棉布，只有黑的确良(注：当时的确良比棉布贵好多)，怎么办？我随即批准买的确良，解决灵堂所需黑纱，但嘱他们用多少买多少，别浪费。刘毅民知道我批准后来找我，对我说：不请示一下上面行吗？我说：如果请示，上面的答复肯定是根据上面的精神你们考虑，这反倒更麻烦。反正我批准了群众的要求，党组也不讨论、也不好讨论，一切责任我个人承担(注：因本人当时分工负责政治运动和行政，没有赿权)。据我所知，别说驻京部队，即便地方，领导人批准如此隆重悼念周总理的单位不多。但我并不是说，戴黑纱、设灵堂、开追悼会，就能说捍卫了周总理，而是想说明，捍卫周总理，主要是学习、继承他的思想和优良工作作风。周总理十分尊重群众，他说：总理、总理，就是人民的总管理员。所以，悼念周总理，我只是学习周总理尊重群的意见，当好一个单位的人民服务员。

3、关于1976年清明节tian an men事件

这时我正好在京西宾馆参加科委常委扩大会。中央关于查参与tian an men事件的通知，一个接着一个。为此，一天晚上，我专门回到所里，找了政治部领导同志，我对他说：去tian an men悼念周总理这件事，弄不清楚内中是怎么回事，但绝大多数肯定是真心实意去悼念周总理，因此政治部只能凡上面下来的文件、讲话、指示，都照本传达，不得随便代表核心组讲什么。群众去不去tian an men？既不动员、也不阻拦。另外，他对我讲了：有人去抄回诗词等而来检讨等情。我说：对这些去了tian an men而主动来交代、检讨的，一概只听、记录，概不表态，包括交来的材料，收下而不表态。这就是我们所对当时tian an men事件的态度和处理原则。这样处理的结果，我们所既没有去了tian an men的人受到批评、更谈不上受压；也没有去了tian an men成了“英雄”的。

近10年来，读不少国家有批文的出版物，证明1976年清明节tian an men事件，确实有那2、3个人别有用心地策划的(注：本人把在出版物中见到的有关内容集中在一起，在互联网上发表了)，而且他们的矛头是点名道姓针对毛主席的。说明当时中央的结论正确。但广大群众确实是真心实意去悼念周总理，我们所的处理原则没有违背中央精神，也符合毛主席和我们党一贯提倡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这件事，揭示了同样是怀念周总理，但“怀念”的背后大有文章，有本质的差异。

在这30年开头，因为那几个背后策划tian an men事件的人，把它定为“反‘xxx’”的，同“五四运动”类似的“革命的四五运动”；因此，不少当初追查了tian an men事件的同志，在清查“三种人”时，就成了“追随‘四人帮’”而“镇压”“四五运动”的“罪行”，吃够了苦头。我想，周总理要是在天有灵，也会对某些人把他当“钟馗”去打“鬼”而感到愤恨的。

4、关于反总理案

因为“反周总理”遭迫害的，除上述tian an men“四五事件”，类似前面提到的刘毅民之流，想尽办法要挖岀“反总理”“罪行”的人，以示他们“拥护”周总理。

在此以本人为例，作个介绍。我上面讲的那几个搜集总理黑材料的刘毅民等，由于他们的罪证全被我掌握了。为了灭口，不仅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大罪状”，并硬要制造一件恽某“反总理”的罪行，真是机关算尽。由于上述围绕周总理有关的一些问题，本人的态度和处理原则，情报所广大干部、群众是清楚的。因此要给我恽某编造一条“反总理”的罪，尤其是刘毅民之流疯狂搜集了周总理黑材料的人，谈何容易。闹得他们不仅是技穷，而且在干部、群众中碰得狼狈不堪，这些在此不谈。介绍他们怎么编织罪状？

我在“悼念钱学森同志”一文中介绍说：我们所某处派人去外交部讲课，钱老知道后，找我查询这件事。钱老对出去讲，他不知道、本人也不知道，他很生气，批评某处领导无组织、无纪律，要我重视这件事，并明确要我今后，拿出所的东西，必须把关。在一次党组会上，我点名要某处领导讲一下这件事，为什么不经党组审查讲稿就随便代表科委和所出去讲课？某人答复：我们的“外交部组”是周总理批准的，没必要通过你们。我说：好大的口气，“外交部组”？“总理批准的”？你把总理的批文拿来，我就不相信总理批准你不受所党组的领导。他还想顶。我说：如果你不接受所党组领导，什么“外交部组”？口气不小，再这样下去，我都把你那个组撤销了，任务由有关处、室共同分担。他就记恨在心，后来就给我扣上“反总理”的帽子，去讨好常勇、刘毅民。其实批评他的时候，刘毅民在。搞了几个半天逼供信，要我承认“反总理”。理当他们达不到目的，但我也不交底，不说是钱学森同志批评的。因为我有个习惯，从不打着上级的旗号批评人。这样做比较主动，批评对了，是上面的精神，错了由我承担责任。这件事的事实是：为利于外交部进行工作，总理指示可以请科委派人给他们讲讲国防尖端技术方面的情况，科委按他们提出的要求，派人去讲。钱老批评的精神是要重视去讲的水平和质量，要把关，不能无组织的背了组织干。什么“反总理”，纯属胡言乱语。不过，这30年类似这种“反总理”的案子，绝不是我一个人碰到。我们应理直气壮地揭露这伙“拉大旗、作虎皮”去吓唬人的阴谋。

他们真的清查反周总理的人吗？根本不是。就如我上面介绍的，他们自己反周总理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在，不仅不清查，还保庇、重用，官升几级；而且谁知道他们的罪行，就迫害谁，以至李敏同志不知此事，也要捏造成知道，进行迫害，甚至企图灭口，可能就是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必欲除之而快。这伙反周总理的败类，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此例说明，毛主席去世后，旧社会是：“小小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现在是“豪华衙门朝钱开，有理无权莫进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猖獗盛行。

这伙败类，把周总理当作“钟馗” 打“鬼”的冤假错案，在全国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必须撕去他们“拥护”周总理的伪装，还他们反周总理的真面目，以教育人民。

二、关于批林批孔运动

维护周总理，不能不谈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因为有人说，批孔，是批周总理。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漫谈文化大革命”一文中，专门列了个标题进行了批驳，在此不重复。后又发表了一篇“从批林批孔看某些人的阴谋”一文。

关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在发表的上述两篇文章中，还谈了周总理指示xx同志给恽仁祥同志的信(在文中详细介绍了江青写的信的来陇去脉和组织结论)，印影件不要下发，铅印件可以下发。说明，周总理对批孔的关心和重视，小到xx同志关于批孔的信怎么传达下去；大到政府工作报告用较大篇幅号召大家批孔。

政府工作报告号召批孔。中华民族有过这样的政府工作报告吗？没有，以前没有，1976年10月6日以后更没有，至于将来何时有？不清楚。而且这个报告，是与会全体人大代表表决一致通过的，我没有看到谁站出来反对，大会主席团也没有报告有人以其他方式投反对票。说明，后来那个人说“批孔就是批周总理”的人，他也是投的赞成票。我倒要问，旁的代表不知道批孔就是批周总理，而投了赞成票是正常的；但像某人知道“批孔就是批周总理”也投了赞成票，这说明了什么？究竟是谁反周总理，答案也就明明白白。由此可见，任何阴谋家，用阴谋手段，捏造批孔就是批周总理之类蛊惑人心大谎言，企图达到扼杀批孔，陷害广大批孔的干部和群众，最终只能是落得扳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再联系到某自称是那个人的“四大金刚”、“四条汉子”疯狂搜集攻击、诽谤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料的问题，他们自伙内部向中央揭发了这件事，华国锋亲自批示查清楚、查清后报中央。而1976年10月6日后，不仅不让查了，反而对科委政治部两位受常委委托查这件事的同志，进行残酷迫害。这又说明什么？

更恶劣的是，我在本文开头讲到，一些文痞，把周总理丑化成集孔孟之道之大成的“大儒”形象。因此，批孔时谁要“批儒”，就成了“批周总理”。加上周总理姓周，而西周又有个维护奴隶制的宰相周公；谁批孔时涉及周朝的周(王)或西周的宰相周公。“精英”们就说“批孔批周公”，就是“批周总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总理，同奴隶制的周朝周王、宰相周公划了等号，手段之卑劣，触目惊心。

“精英”们就是用这类阴谋手段，反对、破坏、抵毁批孔运动，不仅严重损害了周总理，而且为他们尊孔造舆论。把一些尊孔专家扶出来，复辟资本主义。只能说实在无耻、卑鄙。

三、高举老一辈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深入批孔

最近“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发表了毛主席同毛远新谈批孔的文章，现摘录几段毛主席的淡话：“孔子当年，他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国家允许孔子的弟子（那时孔子已死）去讲学，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是不是这个道理！历代都行秦王政，从秦始皇死了以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把项羽打败了又统一了中国，这以后，汉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历代皇帝都是骂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这样？都骂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后来的皇帝不是照样骂！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利害！都学这个，所以历代都行秦王政，实际上孔学名高实枇糠。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屁话！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他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和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改造)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希望关心孔老二的朋友看看原文，很有益。

前天我在报纸上看了一篇文章，现摘录如下：

2010年3月2日(注：原报如此) “文化艺术报”(书刊参考) 第3版，发表了摘自《毛泽东品国学》上卢志丹的文章：“毛泽东对孔子从崇拜到打倒的评价之变”，在此，仅摘其末尾几句话：“‘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要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并没有错。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习惯势力还广泛存在着。但他没有具体地去研究究竟孔子的哪些影响阻碍现代中国的进步。他激烈批孔，可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就有孔子的某些消极影响，如欣赏个人崇拜、家长制、过分夸大道德精神的作用，等等。并且，他只看到孔子对现代的消极一面，没有注意到孔子对现代中国也存在积极的一面。这显然也是一种片面性。”

我不想对这一段话进行评论，在此，仅建议卢某不妨利用点空余时间看一下“毛主席同毛远新谈批孔”、“毛主席致xx同志的信”，也不妨在网上查查1974年关于批林批孔中央文件、领导讲话、报纸上的一些重要有关文章。可能对你写这类文章，会有点帮助。冒昧。

这倒引发我也谈点看法。

现在社会上一些赶那个“决议”时髦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出于反毛，而是人云也云，对毛主席对有关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处理、决策，知之甚少，但好赶时髦。毛主席古典文学知识之渊博，连号称泰斗的郭沫若也是心服口服，我这类古典文学的文盲，在这方面看看热闹都不够格，我有一点自知之名。

我们不能说毛主席、周总理这代人民敬仰的伟人，就没有一点孔老二的思想影响(指某些糟粕)？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包括他们自己也会是否定的。这正说明批孔的必要性。更说明，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一代伟人，无私地把全部精力服务于人类共产主义事业，是他们一切行为的出发奌。同某些一切从个人私利岀发、患得患失，对自己有利就干、不利不干的小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另外，我们不能说身上也有孔老二的某些消极因素，就不能批孔老二。要这样，我就没有资格批孔老二，因为他的东西，在我脑子里太多，比如父道尊之类。但我认为批孔实际是一次全民反复辟教育，参加批判的人，就包括通过批判，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毛主席是做了榜样的，老人家一再强调批判资产价级法权，但他采取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决不可能搞一步到位，这同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只能逐步来；毛主席自己减去100元的月薪，缩小分配问题上的等级差，并取消军衔制和停止评定技术职称等等。而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他赞同和支持大跃进(我在发表的“大跃进万岁”一文谈了自己的观点)，充分利用土改后的新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妨看看近30年，复辟派是如何对待这两事件的？前面讲了，他们造出“批孔就是‘批周总理’”，而大批毛主席“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竭力拉大差距，以至到了贫富差距为世界之冠；同时产生了军队将军泛滥，“博士”大跃进。另外，复辟派，一面鼓吹“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指大跃进期)的主要矛盾”，…。但同时攻击大跃进是毛主席“头脑发热”。可见这伙不读马列的不学无术之徒，搞得你怎么干都不行；只有孔孟之道才能“救中国”。

我在“学毛著‘解难题’”一文说，凡中国知识分子都能背颂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等等这类糟粕。我们这代人，从学洋学为启蒙的，没有专读过孔孟之道，然而孔孟那些糟粕也是记得很牢的。何况孤立地看，孔孟大量言论还是正确的，例如孔孟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但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些话好听，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有几个知识分子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仅是嘴巴讲讲，玩弄点文才，实际干的是不争论。共产党执政以来，唯积极批孔的毛主席说“如果发现我毛泽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造我的反”，公开“招标”，请帮他反修防修的老师。毛主席还说：什么万岁、万万岁！最唯心。他还对工作人员说：如果我死了，你们开个庆祝会，就说毛泽东死了。这些都是毛主席阐明唯物主义的生动事例。然而，有的人不仅自吹，还利用社会上凭空捏造的“周总理遗嘱”为自己造神，并搬进了自己的文选。这一对比，人们会看到了什么？共产党尊孔的30来年，不仅没有公开招标拜师的，而是前面讲的不争论；即便有人自愿出来帮帮他们，包括我前面讲的，根据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向任一级组织和领导、包括中央主席，提出批评和建议，而对他们进行帮帮，你们看到这些批评帮助能在报、刊公开点名发表吗？没有。不仅如此，在互联网上，对某些特殊党员、超等公民也不允许点名帮助，而出现了D某或DXP之类创新“中文”，百家姓查不到姓D或DXP之类的姓。最举个大家记得的例子，北京的同志，都会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西单“民主墙”上，一伙人贴某人乐意看到的人的大字报时，某人表态，这个办法好，要作为一种制度，保存下去(记得的大意)。这个“指示”是传达到基层的，无非号召人们去贴某人讨厌的一些人的大字报。但“民主墙”上逐渐出现贴某人自己的大字报，不仅抓了人，还把“民主墙”搬到了偏僻的北京西郊月渊潭公园，不久被取消，不久又用法律形式禁止贴大字报。

又如孔孟的“时而时习之”，官僚们也只是训教学子好好学习，要相信先富带后富，别管国家大事，不要上访，不要贴大字报，更不要上街“闹事”，要“和诣、稳定”、………。如此训示学子的“精英”们自己在干什么？“有46％一年里不读书”、即便那54％读书，只是读“《官经》、《厚黑学》、《中国历代君臣权谋大覌》、《曾国藩用人识人术》、《古代帝王驭人术》、《蒋介石的权术》、《孔子为官之道》、《官埸文化与潜规则》、《教你如何聪明工作往上爬》、《易经》、《阴阳风水学》、《八字与官运》、《办公室风水学》、《八卦透解财官运》、《官运桃花》、……”；那个自称懂得马列ABC的人，读的是“鬼书武侠爱好者，他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参见2009年2月24日和11月28日“文化艺术报”)。结果，“和谐、稳定”到了共和国六十周年大庆，北京市商店不准卖切莱刀、调动百多万武装到北京“保平安”。即便如此保“和谐”，国庆前夕，前门大栅栏还是发生了杀人案。普通百姓为享受一下共和国庆典，兴冲冲去tian an men广场，却被“安检”到了没有几个不骂街。

大家不会忘记，他们靠这类阴谋手段，曾蒙蔽多少善良人们，跟着他们高喊“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一直“挽救”到了成千上万工人、农民、大学生失业，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娶不起老婆，以至死都死不起、火葬一下一万几，实在唤不起人再喊了才罢休。接着就换汤不换药，什么“小康”之来，等等一波一波地喊下去。但什么两只猫三只猫、“先富带后富”，……，等等之类动听说教，成了统治阶级维持自己统治的工具，就正如毛主席所说：都是废话、屁话。

孔老二的那些糟粕，例如“克己复礼”、“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却理当成了复辟派得心应手的孔孟精华，所以才超高速复辟、腐败。“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冶于人”等等孔孟糟粕，不仅空前吃香，更是与时俱进地飞速发展。人们都知道孔老二本人没有多少东西，许多是弟子们帮他补出来的，加上一代代的弟子的补充，把他塑造成了“孔圣人”；再过几十或百年，这些年发明的，猫论、先富带后富，“三个代表，”……等等，也会添加进去，成为孔孟“创新理论”组成部分。

因此，我希望中央电视台把“红色摇篮”多复制些，发到县级电视台或闭路电视播放，搞到家喻户晓。这是一部端正党风的好教材，也是对那些搞流氓史学、阴谋史学的人很好的教育。

我没有读过孔孟的专著，可能出于好奇，前年在秋季书展，买了一套线装孔、孟书籍。走马看花似的拜读了一遍。许多语言看不懂，好在都有注解。可能看得太粗糙，好象其中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基本是空白。中华民族就靠孔孟那几本小册子为标准选拔了上千年多的人才，而造成中华民族在封建社会，靠之、吾、者、也八股文混了几千年；一直捧着四大发明自我欣赏。中华民族确实是个聪明的民族、勤劳的民族。我没有考查，用了不知多少朝代的算盘，可能是我们民族发明的，就那么百多粒子，能运算加、减、乘、除，浱了是否有千年的大用场？至今也还在一些场合用着。但不能运算三角函数、微积分等等。可是我们的老祖宗发明的“皇历”，能对月球、地球等天体运动推算得那么准，对指导农事等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直到上世纪60年代后，塑料膜暖房的逐步推广，才出现了目前被称为的“反季节农副产品”，即违背了“皇历”的规律。如果我们更早摆脱孔孟之道束缚，大兴自然科学，很可能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第一台电机、第一座核电站、……，是我们民族发明的。但我希望同志们千万别针对我这些历史不承认假设的事争论，恕不奉陪。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被孔孟之道束缚的时间愈短，我们中华民族必将更加伟大。从毛主席领导2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我这些推断，也并非全是空话。因此，我很敬仰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青少年时代受孔孟之道启蒙而成长出来的革命先辈，能举起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作为革命的起点，并取得成功，使中华民族又回到了世界先进行列，直到他们带了批孔孟之道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了马克思。不仅为中华民族、而且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兴盛作出了十分伟大的贡献。值得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自豪。

我在“读毛著‘解难题’”一文，十分粗糙的讲了几句为什么知识分子一统天下执政，反而高速复辟、腐败？而讲了知识分子，中孔孟之道的毒是原因之一。这个问题靠几句话是讲不清楚的，加上我的水平也不可能讲清楚。但我肯定知识分子受孔孟之道的影响是原因之一。我在文中讲了两句概括性的话：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行；革命由知识分子一统天下执政更不行。这是我对我们党九十来年的实践，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关于孔孟之道，对他的认识和批判，应历史辩证唯物的对待。不能说中国出了孔孟后，才出现复辟、倒退的历史悲剧。否则不仅解释不了孔孟之前发生的复辟倒退史例。即便之后，也不是100％的复辟派都信孔孟，但基本都信，这是史实、也是现实。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概都承认相对论是真理，绝对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比如我们说蒋介石反动，但蒋介石赞同一个中国。谁都承认他赞同一个中国是正确的，但又否定不了蒋介石反动这个客观事实。对孔老二也是如此。所以批孔，我们应当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基础上统一认识。在此，想讲一下孔孟之道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并不是他们有什么“天才”，大脑里长出来的。是他对奴隶社会的观察、认识而总结出来的。它的核心内容，用现在的话就是教会奴隶主，搞好“治安”以求奴隶社会“和谐、稳定”。孰不知，在阶级社会空谈“和谐”“稳定”，只能是自欺欺人而己！

四、学习发扬老一辈的革命斗争精神

上面讲了“红色摇篮”再现的斗争哲学，使我们党生龙活虎、朝气蓬勃，从胜利走向胜利。有不少同志可能同本人一样，会感到对毛主席太过火了。但如果我们联系毛主席的讲话：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自封的。再想想我们五十年代看过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能理解一句名言：百炼成钢。正是斗争的哲学，炼就了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这代伟人，建树了中华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近30年，在某些人带领下，形成了一股极不正常的风气。把党内的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了极度歪曲和丑化。似乎领导人间只能是天天“请客吃饭”，你好、我好、大家好。而且搞成作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不能批评人，一批评就是“迫害”、“打击”、…。扭曲并丑化我们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同电视剧“红色摇篮”的中央一比，使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也是看了“红色摇篮”电视剧、看书、看互联网的文章，算是解开了这个谜，这就是我在“漫谈文化大革命”一文最后一段讲的。毛、周、朱等等老一代之间的争论，那怕拍桌子、斗争，都是路线之争，而没有个人私利或得失之争。所以能看到会议上一斗完，会下仍是同志、战友，这些动人埸面。我表示对老一代领导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好作风，值得很好学习，而不在发表的意见正确与否。这正是共产党才具的好传统、好作风。其它任何朝代、政党、包括修字号共产党，都做不到。其它朝代、政党无一不是孔老二的君君臣臣，甚至大鱼吃小鱼，俗话说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更有对党和人民玩弄韬光养晦而耍面派的。

最近互联网公开的薄一波同志的话：“我总算看明白了，他所做的一切，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专门和毛主席对着干，凡是毛主席生前肯定的，他统统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生前否定的，他统统都要肯定。”算是揭开了谜底，就是说，这30年来，某些人以个人得失、名利、地位，判定是非。对自己有利的，不惜一切手段也干；对自己不利的，绝对不干，还不准许别人干。这些歪风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就是对待周总理，复辟派也是依个人得失，不惜随意把周总理的形象按他们的需要而捏来捏去。因此，不争论这类独裁理论，就成了为官之道的法宝。在党内随便把人拉下马、搞特务活动(参见万里同志讲话)、绑架等等就应运而生。由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替换了党内正常的生龙活虎的民主生活。复辟、变修、腐败就成必然。而求助孔孟之道，维持腐败不堪的统治。其实，赿依赖孔孟之道，腐败、垮得愈快。中国的共产党，不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信奉孔孟之道，是天大的怪事。

从这一历史教训，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破孔孟之道的同时，应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恢复我们党行之有效的积极的思想斗争。

敬仰、捍卫毛主席、周总理，决不是说不承认他们也有缺点和处理不妥的地方。其实，我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再谈文化大革命”和“学毛著‘解难题’”，是我探索文革中应吸取的教训，尽管把握得不一定准，但其中有些是讲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认为一些问题处理不当或欠当。而有的是我认为帯有全局性的问题。例如支左问题，我是否定的，没有可取之处，我作这个结论只能说我敢说、敢想。前天夜里，看毛主席的文章，看到毛主席说(大意)：支左，实际上把文革交给了部队，有的支的也不是左。说明“支左”值得很好总结。另一个问题是接班人问题，理论上不错，而实践是失败的。再就是终身制，我认为不值得提倡。这个问题我从四届人大会议发现问题，开始观察。会议老年人太多，大多已体力不支。因此会议每天只开两小时，其余自由安排，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的报告，都只宣读个头和尾，怕时间长了，老年人支撑不住。朱老总已是用轮椅送上主席台，再几个人把他几乎是抬到坐位上；而且当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抬髙嗓门讲时，朱老总认为已报告结束，勉强半站立时，宣布会议结…。吴德见状，匆忙去扶他坐下，最后那个结束的束字没有说岀来。历史的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转移的，到那年纪，力不从心，怎么工作？所以，终身制不可取。教训十分沉痛。我在“读毛著‘解难题’”一文，对此谈得很沉重。

关于周总理，也同样有处理不妥的地方，从我已看到的书本、资料中，某几个人一再去劝说周总理支持他们乘毛主席不在京时，在政治局抓人。总理不仅明确拒绝，而且严加批评，甚至近乎把他们轰岀门。这正证明周总理的原则立场。所以其中有人只得说，总理对主席是一片忠心啊！但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有材料表明，周总理把这些事报告毛主席。只是周总理不一定会想到他去世后，那几个人会干岀什么事来。我想，如果周总理在天有灵，看到共产党的现状，定会很伤感的。

最后，我要重复一下：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这些老前辈，都是一心为公、一心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们同任何人的争论、斗争，均是路线之争，无私利之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而有的人，为个人私利，干尽坏事，葬送了革命；应予彻底揭露。

在我们思考或总结任一段历史、事件时，应把握好这个分寸。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

恽仁祥

2010年2月末

从批林批孔运动看“精英”的表演

Mon, 01 Feb 2010 00:00:00 +0000

近30年，走资派、反动官僚资产阶级、文痞们，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已黔驴技穷，而不得不乞求于篡改历史，而蛊惑人心。我把它称为流氓史学、阴谋史学。中华民族的几千年史，许多史学家，宁愿被杀头，也不屈服权贵淫威，而篡改史实以奉迎权贵。才使我们的民族，在各类昏君、奸臣等的百般干扰破坏下，仍能清理出一部反映我们民族真实情况的史书。经过近30年，走资派、反动官僚资产阶级、文痞们推行的流氓史学、阴谋史学，使我们为那些敢于挑战昏君、奸臣的淫威，而坚持实事求是的史学界老祖宗而起敬。60年前，封建社会、解放前，出现篡改历史的败类，是一切反动阶级的本能。但绝没有想到我们共产党内，近30年能出现篡改历史“伟大人才”。何况我们的法律明文规定作伪证是犯罪行为，但事实上，走资派、反动官僚资产阶级、文痞们却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伪造历史，大搞阴谋史学，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本文仅就其篡改1974年中央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略谈一、二，揭露其阴谋史学的反动面目。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19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参见第三卷第1712页)。这件事，最早是出现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中央声讨王、张、江、姚“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罪行”，下发全党、全民的材料(参见“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七页)。从此，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起并领导的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就被走资派、文痞们篡改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十恶不煞”的“罪行”。更成了文痞们尊孔、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把柄”。

我在已发表的“漫谈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其中有一个问题，专门谈了军队的批林批孔运动，以足以说明问题的史实，说明1974年1月24日，叶剑英亲自召集并主持的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就没有参加这个会，以及随后驻京部队批林批孔运动，都是叶剑英亲自指导、督促进行的。揭露了上述“1月24日，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纯属无中生有、捏造、诬陷。同时揭露了文痞们捏造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而周公“即周总理”等等大谎言。但对1月25日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至今，我发表的所有文章，均未涉及，因为我既没有参加那个会、也未听传达。最近，我看了有的同志公布了这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全文，并公布了整个批林批林运动的大事纪，包括一些主要报、刊发表的文章，有兴趣的同志可在互联网查阅“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第九章批林批孔”一文。

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议由周总理召集并主持。

现从记录稿中摘录周总理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如下。

周恩来：“同志们，现在开会了，请王洪文同志领头唱一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体起立，唱歌）　　

总理接着讲：“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同志们，今天在这里开个动员会，进行批林批孔动员。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已经落后了。昨天在这里军队已经大动员了。我们晚了一天，但是现在我们赶上去。中央对批林批孔问题已经发了两个通知，第一号已经发到你们手里了，第三号还没有到大家手里。…………。《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说明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这个材料受到了主席的称赞”。……。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中发七四年一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一，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

接着，总理介绍了江青同志给一些单位写的信及内容，包括：“第四封信就是江青同志给军委几位负责同志的（洪文、剑英、小平）。信是这样写的：‘首先请代我向全军同志问好，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当前在全国范围内，批林、批孔深入不下去，对林彪的思想和孔老二的思想关系都搞不清楚。北大和清华搞的这个材料，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现请谢静宜同志和迟群同志来宣讲这个材料。另外，他们下去搞些调查研究，也可能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是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是国内外帝修反非常惊恐的事，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团结胜利，现送去《历代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的文章摘录》二十份，鲁迅的《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十份供参考。文件和材料分数不够，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可报告中央，我们共同努力学习，保持优良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破的堡垒，我相信在人民解放军的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晋书·刘元海载记（？）》里说，汉朝的文官随何、陆贾无武，武将绛侯、周勃·灌婴无文。我们应该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解放军报，七四年一月廿六日一版）。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文武全才。我们一定能胜利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江青七四年一月廿四日”。

周总理读完信接着讲：“军委收到此信后，昨天在这里已经召开了动员大会。我今天早晨得到了这个消息，向政治局几位同志建议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同志今天开这个会议。……。我们现在收到各地的简报，在批林批孔中，广大群众已经开始发动起来了，我们也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军报的记者，要把(这)方面先进的经验。好的典型，及时推广出去。刚才说了，我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是落后一步，今天补上这一课，请政治局在北京的同志也出席一下，开个动员会，我的介绍完了”。

随后江青讲了几句。而后，迟群、谢静宜详细介绍了林彪家中挂的孔老二一些言论的条幅、以及林彪、叶群在笔记本中记录的孔老二的言论，介绍了中共中央1974，1号文件的附件《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出处及编辑经过等情。

这就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叶剑英以及走资派、反动官僚资本家、文痞们所说：“(19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的历史真相。华、叶编造的这段“历史”不仅上了中央文件，同时也编入了上述被称为中央党校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以培养阴谋史学信徒和接班人，并广泛流传社会。

在此，再补充介绍一下周总理在1975年初，全国第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的部分有关内容。

周总理：“同志们，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而松懈。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推动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方问，……。”

从上述摘录的这些材料，谈几点个人意见，不妥处，欢迎批评。

1、事实证明，“(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不仅纯属捏造。而且证明，周总理积极领导、推动、宣传批林批孔运动。则文痞们尊孔、极力抵毁和镇压批林批孔运动，不正说明正是他们明目张胆反周总理吗！

2、周总理说：“军委收到信后，昨天在这里已经召开了动员大会。我今天早晨得到了这个消息，向政治局几位同志建议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同志今天开这个会议。……。刚才说了，我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是落后一步，今天补上这一课，……”。说明“ 江青等人…，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完全是捏造。事实恰恰说明：叶剑英为了抢功，身为国务院国防部长，背了国务院周总理，召开驻京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造成周总理被动局面，而导致周总理上述讲话中一再检讨说：“我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是落后一步，…”。

3、共产党人应该光明正大，实事求是，蓄意纂改历史、伪造史实，妄图达到整别人、树自己，以至复辟资本主义，决不是共产党人所为。历来是野心家、阴谋家的看家本领。

虽然，捏造事实，篡改史实，大搞流氓史学、阴谋史学，不是走资派的专利，历史上一些反动权贵、阴谋家、文痞，玩弄这一套把戏并不少见。大家熟悉的文痞编造的“孟姜女哭长城”，控诉秦始皇“暴政”，竟流传千年。在批林批孔期间，把文痞们编造的这一假案，揭露得清清楚楚；而且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在2007.12的节目，经过考察后，说孟姜女是齐国的一位将军的妻子，秦朝修建长城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几百年了。文痞们就能编造岀已在秦朝前几百年死了的孟姜女，来哭她死后几百年建成的秦长城，控诉秦始皇“暴政”。这个假案编造得十分离奇，许多离奇情节在此不费笔墨了。还有大家熟知的戏剧“陈世美不认前妻”，即唱了几百年的“包龙图铡美案”，也是为了报复实际上是清官的陈世美，因而陎世美的故乡长期禁止在当地演出这个戏。这类阴谋史学，发生在封建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伙权贵、文痞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但这类阴谋史学，竟遗传到了共产党内，传到了某些号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身上，并受赞扬和公开提倡的作风，岂非天大的笑话！然而，有人还高喊“‘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岂不是极大讽刺！

4、事实充分证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和发起的，是周总理、叶剑英分别组织、动员地方和军队开展的一次运动。这次运动得到了四届全国人大的一致赞同和表决通过。但是，全国不知多少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而投入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干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在1976年10月6日华、叶武装宫廷政变后，遭到尊孔派、走资派的残酷迫害。这些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而紧跟中央积极投入三大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却一再遭披着共产党外衣的走资派残酷迫害，这个“共产党”究竟代表谁？

最后，必须说明，我之所以给“精英”、文痞们下流氓史学、阴谋史学的结论，决非仅仅因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问题上篡改史实，捏造事实。而是他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均广泛有此劣迹。他们热衷搞流氓史学、阴谋史学，同历史上的反动权贵、文痞一样，是其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流氓史学，阴谋史学是其赖以生存的依托；他们离开这个法宝，就一天也混不下去。

恽仁祥

2010年2月

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战争

Thu, 01 Jan 2009 00:00:00 +0000

第一期《毛主义手册》（马列毛主义期刊）提出了帝国主义国家内人民战争的问题。文章由对巴黎公社的分析出发，续以法共历史的批判性分析和毛派在70年代的反法西斯的抵抗及斗争，从不同的因素得出结论，可以说人民战争的萌芽随着反法西斯斗争和70-80年代的运动，早已产生在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比如意大利。

1789年间，法国大革命曾被资产阶级一一一个兴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阶级所领导。除了资产阶级外，还包括人民其他部分（工匠、贫困农民、城市工人）的第三阶级聚集了起来。这场革命拥有双重性质，一个是反对君主制及教会的反封建斗争，一个是反对外部干涉者们及流亡贵族们（因革命流亡）的民族解放运动。巴黎公社由武装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所领导。公社实现了改革，颁布了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新法。马克思指出“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在极右派试图在1934年进行政变之后，1936年，人民阵线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反法西斯屏障。在左翼政府选举之后立即出现的持续数周的占领工厂之后，多个重要的社会福利政策（包括带薪休假）得以实现。但法共并非政府组成部分，她更倾向于与社会党结成上层同盟而非像第三国际所定义的一样形成一个在下层的联盟。这个上层同盟政策受到第三国际的批评，同时法共自己也做了自我批评。法共（在数量上）更像一个群众党而非先锋队。它的策略是通过议会路线，和平路线，通过与一个政党阵线结成同盟的路线，而非一个由它领导的群众阵线的路线来夺取政权。由于深陷自身的选举主义策略，法共没有一支武装组织来反对和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1938年，激进者推翻了拒绝大规模向人民阵线（西班牙）输送武器的布鲁姆政府。之后达拉第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条约。

在失去所有和英法达成共识的可能后，苏联为了争取时间和保全自身，不得不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法共立即遭到禁止，代表们被逮捕了。当希特勒入侵波兰并宣战时，法共遣责这是一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点是正确的，因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已经被极端分子扫除了，但法共并没有给出要在军队内部组织反法西斯及反希特勒委员会的指示。要在（法国）先被入侵，之后被占领并建立一个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通敌者政府的情况下，法共才组织抵抗运动来反对占领军和维希政府。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在领导反对纳粹占领军及维希的法西斯、通敌者国家的武装斗争的共产党指挥下重新团结起来。这支军队拥有双重性质，即反法西斯及民族解放性质。而这个双重性质包含人民战争的各种特征，即：一场人民参与的战争，由共产党领导，有一支针对敌人的游击军队，以及一个民族阵线（采取统一战线的意义，与勒庞的民族阵线无关）。但不幸的是，法共仅满足于全国抵抗委员会的计划，并在多列士的指示及戴高乐的压力下，解散了下辖的游击队武装（PTF）及法国国内武装部队（FFI），使得他们被资产阶级的国家军队所整编。法共解散了在戴高乐的行政长官面前构成双重政权的解放委员会，而非续以在整个国家内夺取权力。之后，法共进入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认为能够从内部夺取权力。但除了格里尔高原，法共在党派斗争中没有一个长期的支持地区。直到后来，在盟军支援或不支援情况下国内武装部队（FFI及PTF）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出来的地区单，很多地方才得以建立由解放委员会领导的人民政权。在60年代，法共沉迷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它跟随于赫鲁晓夫之后提出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并越来越陷入议会迷。

多项因素组成了掀起1968年运动的爆发性的意识形态“鸡尾酒”：性革命的开始（抗争开始于南特反对用两个分开的宿舍分离男生和女生），对消费主义社会的抗议（马尔库塞），情境主义（霍金斯的书《论大学生之贫乏》），越南战争（越南基层委员会一一译注，法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建立），伯克利反对运动，德国的鲁迪·杜奇克及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对现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义运动，三大陆（译注，源自三大陆会议，1966年1月3日至15日于古巴召开，又名亚非拉丁美洲人民团结会）等。在经济层次上，像卢迪西塔公司一样的大罢工勾勒出了1967年状况。南特封闭之后的拉丁区惨剧，引起了1968年5月10日的街垒之夜。5月13日，为响应工会号召反抗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一百万人在巴黎举行的游行集会。罢工者日复一日的占领工厂。十多天后，一千万人处于罢工中，农民也提供了他们的支持，商人们则收到了南特工会发行的代金券。

简而言之，局势几乎变成了起义，但是法共表现的仅仅是一个守法的、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政党，它发展所谓的左翼联盟理论，继续通过议会道路来和平地夺取政权。的确，资产阶级被迫做出了重大让步，其中包括移民加入工会以及选举的权利，工资的大幅上涨等。然而戴高乐获得了时间来重整旗鼓，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则又重振起来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阻止游行（一百万人）。之后，左翼在选举中被打败，产生了一个信奉戴高乐主义的议院。

然而运动仍然持续了数年。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提出了退潮的理论，但是，在8月份，由3月22日运动（从对大学的批判到对社会的批判）的一部分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UJCML）的一部分融合形成的无产阶级左派（gaucheproletarienne，GP）的毛派，拒绝了退潮理论并提出了持久人民战争的问题。毛派确立了工厂的工作计划：进行反对剥削、压迫和修正改良主义怀柔政策的斗争。在雷诺公司，是斗争委员会（comitéde1utte）和全国总工会（CGT）领导层之间的斗争。斗争委员会取得了不少胜利，也组织了对付告密者的行动（GOAF，反警察工人组织），流水线上的轮换也实行了（尤其是油漆部门）。虽然无产阶级左派组织被禁止了，《人民事业报》的负责人被逮捕，售卖《人民事业报》的人（毛派或声援其他组织的积极分子）被投入监狱。但恰恰相反，这些镇压行为无法阻止运动的发展。除全国车间斗争委员会（UNCLA）外，还有正义真相委员会及红色救援这些组织也建立起来。它们聚集了各不同组织的积极分子。同时无产阶级左派也依然十分活跃。

无产阶级左派转变为政党的消息被公布了，但是从未真正实现。它的路线借鉴了毛主义的各个方面：“造反有理”，对老板们绝不妥协的斗争，在修正主义及改良主义框架外的斗争，在新游击队（nouveauxpartisans）的思想指导下创立了一支半武装部门：新人民抵抗运动（NouvelleRésistancePopulaire，NRP）。但是党的建设理论坚持自下而上，但无产阶级左派却是自上而下建立的。而青共盟-马列则坚持一种经济主义的路线[为牛排辩护，拒绝政治一一译注，牛排多半出自一首歌《为一块牛排出卖巴黎》，此处代指资产阶级」。然而在接下来的斗争中，不自觉掀起革命的利普工人们（指LIP公司的工人自治委员会）却如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导人，皮埃尔-维克多(Béni-Lévi)所宣称的那样，使其领导人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并解散了无产阶级左派组织。

自治运动则走上了一条更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道路，试图运用房为人人（thesedesmaisons pourtous）的理论，这是无产阶级左派领导人提出的在群众中解体的论断。而人民自治武装核心（NAPAP）形成了一个武装的核心，该组织处决了特拉莫尼一一皮埃尔·奥维尼的暗杀者。接替他们的是“直接行动”小组（ActionDirecte），该组织使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目标的袭击和武装行动倍增。

无产阶级左派是唯一一个宣称毛主义并且在群众中有重大实践的运动党，这就与“直接行动”小组不同，后者在工人阶级中几乎完全没有政治性和组织性的影响。无产阶级左派象征性的实践了半武装斗争，并将武装斗争作为目标，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持久战争，但无产阶级左派却没能进一步迈出脚步。

虽然这两个组织（无产阶级左派与直接行动小组）存在缺点，但这不能使我们忘记它们的积极方面，它们并没有像法共一样有看60年以来一直使人难忘的公开的修正主义。法共正确地建立了第三国际在法国的支部，也进行了很多斗争，尤其是在抵抗运动时期。这些经验和斗争，就像我们的巴黎公社和国际上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现在在秘鲁、尼泊尔、印度、土耳其和菲律宾等国进行的人民战争一样，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财富的一部分。

1981年，左翼执掌政权，以社会民主党为首并联合了法共。而密特朗确定的目标则是：减少法共的影响力，使其失去那些将会不断减少的选民。那些“共产主义”大臣会来管理资本主义，接下来的结果我们就知道了，那些左翼党包括法“共”（P‘CF）将在2002年败选，这不是因为他们在第一轮选举就分裂了，而是因为他们之前的选举承诺没有兑现，失业大量增加等等原因。

面对国民阵线的崛起，尽管极右翼总票数不过6百万，对比右翼则有一千万，他们号召投票给希拉克，但后者最后却能以70%选民中的82%的选票当选。即使得益于左翼和极左翼的选票而当选（第二轮选举中总共有3200万人投票，除了中右翼外，左冀功劳很大，该处数据为第二轮选举数据），希拉克结果还是通过以下各项措施加速了资本主义的重建：抖击退休金，增加社会普摊税（CSG），在法国民主工联（CFDT）支持下减少医疗报销费用，采用新的法制（博卢法一一译注，城市方针规划及城市翻修法），建立他那些就业中心。

在2005年就是否支持欧盟宪法条约的全民公投上，即使有着大部分的社会民主党及法国民主工联党徒的同意票支持，即使CGT领导层想要传递他好心的“工会的”“中立”［该立场被投反对票的CCN（全国联盟委员会一一译注，CGT内部部门）所推翻」，工人人民运动还是压倒性的投了反对票。这是无产阶级和人民运动的第一次胜利。

但即使如此，正如我们早就预料和在我们媒体上写的一样，资产阶级和右翼政府还是继续了他们的攻势，萨科齐甚至还是让欧盟宪法得以通过了。据他们称为遏制失业的新措施已经被实施。新合同代替了之前的合同。首先新雇佣合同（CNE）被法国民主工联所支持。该合同涉及的是在雇员不超过20个的小公司里工作年龄在26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可能在没有被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被解雇。即使法国总工会和工人力量（FO）没有签署该合同，但也无力反抗它。不过其中也有一些重要的运动，比如国民教育运动，反对退休金运动等。但是他们没有号召封锁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号召所谓的“总罢工”，号召在合法框架内，预先通知行动日，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罢工），这样就阻止了一切全面运动。劳动者失去了几天的工资却没有或几乎没有获得任何东西。气铵和心酸遍布法国。左翼政党没有任何前景可言，除非到2007年，以左翼政府代替右翼政府来领导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交替执政，而其结果我们也早就见过了。

贫民区的贫困和大量的青年失业（40%），以及伴随看的越来越强的压迫。2005年11月，在克里希丛林，在警方毫无依据的追捕行动下，两个年轻人触电身亡，还有一个严重烧伤，这件事引起了各郊区的起义。而这次起义则使得沉重的一幕降临在无产阶级身上。

各党不得不在这次起义中站队。大部分政党基于其反对民众为反抗压迫，反对镇压而采用的暴力的立场，强调这次起义的“过激性”，要求人们保持冷静。在郊区起义中，资产阶级逮捕了3000名年轻人，其中600人被判处1个月缓刑到8个月的监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又一次得到证明。这次起义之后接看是2006年春大起来反对CPE（高级教育顾问）的青年大学生、高中生，他们对索邦的占领导致当局派出机动CRS（共和国保安部队）以赶走占领者。一个月后，街区仍然被封锁着。但这没有组止大学生们和高中生们的决心。运动从雷恩第二大学开始，扩散到了图卢兹和南特尔，后来扩散到的大学达到了70个；超过700个公立中学被封锁。全法国的年轻人们都上了街。70%人口宣布自己反对CPE，因为每个人不仅关心自己孩子的未来，也担心劳动法被有计划的破坏掉，担忧没有无产阶级的阻止，所有通过斗争而得到的社会福利遭到取消。游行示威一天天的扩大规模，到了3月28日，有300万人上街了。4月4日，希拉克在电视上的挑鲜也在大街上播出。

我们是否可以说，郊区起义，这个反对CPE的运动是人民战争的一部分，是导致人民战争的过程的一部分？当然是的，这是人民战争的前提！郊区青年敢于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起义反抗，因为这些组织在他们的街区放弃了进行真正的革命政治工作，仅仅因为他们反对把愤怒变成暴力。他们要求加强警察和司法，要求采用更多的手段来中和这种愤怒，这种激怒，来安抚绝望的年轻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安抚者、调解者们被郊区青年所拒绝。因为他们强调的是“暴行”，而不是反抗，因为反抗在他们眼里还不够政治化，而实际上，反抗是被领导来对付所有资产阶级的真正的暴行的。运动中的暴力实际上还处于低级阶段：除了警察方面外，另一方并没有武器。这次运动中的暴力也具有一种象征性，在（反抗）CPE期间也被越来越多的群众重新使用起来。一部分“打砸者”意识到了和大学生及高中生运动中的激进分子联系起来，并更具有针对性地运用暴力。

运动本身仅使用有限的暴力。这是一种针对国家机器的防御性暴力，反对CPE的运动领导部分地从组织起来的部队手中逃离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通过中间的工会发挥了影响。这些工会出于他们的利益不得不被迫跟随（运动领导）。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CFDT（法国民主工联），它通过牵头支持运动来恢复自己的形象。这样就使人忘记他为了CNE（译注，可能指全国企业委员会）所采取的立场。而CPE则在CGT（全国总工会）第49届大会的筹备中帮助了CGT的领导层，这是因为CPE强烈反对自己在CGT重组过程中充当和事佬和伴唱者的定位。如今CGT的领导层参加了一个“新的”国际工会，其计划是通过与国际上的ONU（联合国）、FM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MC（世界经济贸易组织）等组织的恳切合作来管理世界。这次运动本身，在暴力的问题上，在对系统本身而非仅仅对现任政府的进攻问题上，贯穿看意识形态斗争。

政府在CPE上退了半步，放弃了这个计划，作为代替，提出了一些看起来是鼓励老板们雇佣的，针对老板们的额外礼物。在左翼或右翼（政府）下，我们早就听过这种老调了，不过支持他们的青年和劳动者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年轻人们动摇了那些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老机关，迫使他们质疑CNE，当然这些机构的其中一些曾像CFDT（民主工联会）一样支持CPE。其他机构则拒绝将掀起对经济系统的阻塞作为斗争手段，阻塞不应当与起义性的总罢工，持久人民战争结果所混淆。

自CPE以来，一段时间内再没有这样一个整体的同时又广泛而大规模的运动了。然而在此期间，严峻的斗争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形式，这标志着一定的转变。因此，应当注意在学院中反对LRU（大学相关法律）的斗争和接下来的反对LRU（大学相关法律）实施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教授们与学生们团结在了一起）。这两场斗争具有数月封锁大学以及试图实行“免费大学”、“平民大学”的特征，总之是试图推翻讲座这种文化模式，推翻教授不受质疑的文化模式，试图把事务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向外界升放大学。同时，在一些城市，还建立了外部委员会，用于与社会上其他部分，尤其是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

同样，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生产过剩的危机，带来了资本的重组和再布置，来保障资本帝国主义阶级更高的剩余价值。这点表现为大量的裁员，工厂及企业的关闭。就是因为这样，这些工厂和企业的劳动者们将形式激进的斗争付诸实践（扣押高管，占领工作区一级政府机构，威胁摧毁生产工具，等等）。这些斗争背景下，劳动者们起来反对通敌的工会领导一一资本（政府）代表名副其实的温顺社会合作伙伴，并且，劳动者们还实现了在聚集了工会和非工会成员的斗争委员会下基层的团结。其中的一些斗争有自己的局限性并且没有普遍化，但是这是面对改良主义组织（工会和政治组织）下工人阶级自治的第一步。

持久人民战争始于郊区暴动，她通过年轻人反对CPE的斗争继续推进着一一这个斗争不过是这场战争的又一步。战争在工厂和企业中的斗争继续。最为先进的斗争尝试采用斗争或者行动委员会的形式来自我组织。这些斗争（郊区暴动，大学生中学生反对CPE运动，反对LRU斗争，工人反对解雇和企业关闭的斗争）累计起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情及支持。这次对资产阶级的反攻表明了人民战中的发动阶段已经开始。不过这也仅仅是战略防御的前提，一些组成部分。他还缺少很多东西。尤其是主观上，第一是，一个此时能够为斗争照亮道路的更有力量的毛主义共产党。其次缺少一个可靠的革命的，由党领导，并且与工人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的组织。郊区青年们将知道，在这种政党，在真正的青年革命运动领导下，才能走上人民战争的道路。

尽管实际上几乎没有党，也没有革命青年组织，更谈不上战斗部队，郊区青年们仍然表明了无产阶级的孩子们在无组织情况下仍然有能力，把针对国家的镇压机器，针对剥削系统的反抗运动给扩散开来。此后，在大规模镇压后，年轻人们看起来从他们自己的实践中学习起来了。他们从止面对抗更强的敌人转变成会使用“集中优势力量突破”的虽然仍是防御性的方法。即使他们没有读过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年轻革命者们，年轻毛主义者们应当到群众去，在实践中向群众学习。但同时也应当带来自己的见解，因为共产主义者并非从零开始的，“老的必须为新的服务”，而非相反，这是因为“新的不能回到‘旧的’”，不过还要“仅使用对新的有用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这场斗争将会继续，因为无论负责管理资本主义系统的政府的政治态度如何，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都无法通过改革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摧毁整个资本主义系统并建立社会主义系统来解决。而只有一个考虑国家发展的具体情况的同时，在我们国家引导通往人民战争的进程，才能在整个国家内掌握政权然后着手建设社会主义。

应当由各国所有共产主义者加入组成的政党，吸取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和在秘鲁、尼泊尔（尽管鉴于最新发展应当保持警戒）、印度、土耳其、孟加拉、菲律宾的人民战争的伟大进步的经验教训，以及关于我们自己和就我们自己的特殊情况而言的，近来的郊区暴动，大学生及高中生的经验教训，劳动者及各种形式的反抗和暴动斗争的教训，以及对左翼、合法路线的极左翼、右翼、极右翼都无法引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道路这一事实的经验教训。

他们有他们的计划，让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让我们在所有地方组织起反抗！

让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工人、人民组织，来反对调和的、改良的和/或通敌的政治领导。让我们揭露那些无产阶级和人民事业的叛徒。

让我们在工厂和企业里组织起委员会，团结工会或非工会成员来重建阶级斗争的工会。组织起平民街区的街道委员会（新政权的萌芽组织）来满足最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群众的要求。

让我们把共产党人和所有那些想要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的人团结到毛主义共产党中。

反对现代法西斯的兴起，让我们支援所有的反抗行动或组织，帮助他们建设，以克服各种程度的阻力，和敌对势力达到充分的平衡来使斗争席卷全国。这就是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直到无产阶级取得在每个国家的胜利，在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反动派及其帮凶走狗。

从国防科委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Mon, 01 Sep 2008 00:00:00 +0000

一、文革初期的情况

二、林彪、聂荣臻砸烂政治机关

三、打倒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四、插手国防工办等单位的运动

五、大树聂荣臻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六、“聂核心”大抓“反林、反聂5.16”

七、1974年批林批孔

八、张爱萍“整顿机关和七机部”

九、揭批张爱萍

十、张爱萍制造“天大的冤案”迫害知其严重问题的同志

国防科委(注：以下称科委)，后改为国防科工委、现改为总装备部，其间沿革情况就不介绍了，本文主要介绍科委文革情况。文革前和文革初，科委除管辖几个试验基地，还管辖十几个研究院、八所高等院校、第二炮兵、以及从科学院调入科委的一些研究所，是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直接领导、指挥重大科技事项的规划、方针、政策、研制、试验等，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科委对国家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化国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重要，因此，也是一些野心家、阴谋家、走资派等的必争之地。林彪把科委作为他搞武装政变(五七一工程)的“借用力量” ；张爱萍把科委当作私人“资本”，同王洪文勾结，企图私造核武器，图谋不轨，并利用情报所刘毅民等人，非法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诽谤和攻击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从文革一开始，两个司令部的矛盾和斗争，在科委就突显出来，并贯穿文革始终。因此，揭开科委文革期间，走资派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间的矛盾和斗争，对研究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文革初期的情况

1966年，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中央制定的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定(即5.16通知)发表前后，聂荣臻领导的科委党委常委(注：以下称“聂常委”)，积极推行彭真等五人小组搞的“二月提纲” ，在科委机关内部布置大抓“右派”；对所属在京院校(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派驻工作组，也是抓“右派”；这同众所周知的当时刘少奇、邓某某在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大抓“右派”是一个模式。中央的“5.16通知”，明确指岀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月提纲”主要是镇压群众。所谓右派就是出身成份或社会关系不好、并对本单位领导有意见，但重点是整拥护党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和开展文革反修、防修的群众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这在中共党史上，刘、邓开创了把斗争矛头对准了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反修、防修的同志的先例，揭开了两个司令部矛盾和斗争的实质。

当时科委机关有司、政、后，下属九个局，例如第八局(李敏同志在该局)为院校局，管辖八所院校；第九局为情报局，另有情报研究所(注：全称“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情报资料研究所”)，局、所合一，即两块牌子、一套领导班子(以下称：情报所)，兼管全军科技情报工作的协调。其中，情报所的人数比司、政、后以及八个局的人还多，当时司、政、后和八个局约200人不到，情报所共380多人，如包括直属厂，则有500人左右。其中，科委后勤部和情报所都不在国防部大院，均在北京近郊，独立的院子。

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5.16通知”，“聂常委”竭力封锁不予传达，继续大抓“右派”，进行内查、外调，搜集整理黑材料。“5.16通知”由小道传进了科委机关和在京院校。当时，情报所就有大字报，揭发刘毅民(所党委书记)的问题；尤其北京航空学院一部分师生贴出针对科委派驻的工作组的大字报。抓“右派”和派工作组均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背着毛主席镇压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干的，造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严重后果。邓某在检讨书中说：“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尽管耍尽两面派的邓某，在他篡权后翻案了，但他的这一检讨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现以北航为例，北航一些师生把工作组镇压师、生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明确表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大鼓励了革命师、生投入文革的热情。聂荣臻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不是认真总结教训、检查错误，而是把长期住院的与派工作组不相干的钟赤兵(科委副主任)从301医院逼出来，带了氧气瓶，交北航师、生批斗。聂荣臻坐在批斗会主席台上，对钟赤兵说：“你身体不好，战争中受过伤，我也保不了你”。在背后，“聂常委”把工作组整的师、生的黑材料转移到总政治部隐藏起来。李敏同志把批斗钟赤兵同志的情况，回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他在娄山关战斗中负的伤(锯掉一条腿)”。北航师、生知道这情况后，转问追究向北航派工作组的后台。1967年4月，北航韩爱晶带领一、二百人到国防部南门(即科委大门)外，要求科委领导出来澄清问题，科委领导拒不接见，师、生们就在大门外静坐。科委领导几昼夜不接见，影响愈来愈大，直到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此事，毛主席指示：“搭个棚子，席地而坐，给水喝”。北航师、生一直静坐了二十八昼夜，聂荣臻舍车保帅，把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推了出去，交北航师、生批判，并承认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了群众的黑材料，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北航师、生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动路线斗争，在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下，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对贯彻“5.16通知”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聂荣臻问题在北航的暴露，这位在科委机关一向奉为“神”一般的元帅的“尊严”随之一落千丈，被迫承认在科委机关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刘毅民吓得惊惶失措，找到本人，要我出来组织文化革命小组领导运动。我对他说：“我只主张批你的错误，没有别的想法，希望你认真检查错误，并更好搞好工作，千万不能躺倒不干”。遗憾得很，他很快召开党委会议，作出了改组党委决定。“聂常委”批准了改组的报告，选举中刘毅民落选。他在办公室台历上写道：“睡在我身边的是什么人？”企图把矛头引向所长江涛同志(这之后不久病故)，本人动员大家别上当。从此，刘毅民依仗上司支持步入篡权、反党的道路，这在下面逐步介绍。

二、林彪、聂荣臻砸烂政治机关

1967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各总部、科委、国防工办(以下称工办)，以四大形式(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展文化大革命。从上可知，运动一开始，“聂常委”就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流合污，竭尽全力把运动压下去，结果以失败告终。聂荣臻并不甘心失败，很快以体制调整为名，大树山头(当时被称为“聂氏山头”)，以中央军委名义，召开了1000多人参加的干部大会(本人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在主席台就坐的有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叶剑英说(大意)：“今天由聂老总作体制调整的报告(注：设十八个研究院)，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报告，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他话风一转说：“聂老总是林(彪)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他党性很强，罗(瑞卿)长子一直想夺他的权，他一直放在肚里不吭声，……”。从此，科委就打出了“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的旗号(注：以下称“聂核心”)。

1967年5月13日，林彪集团策划了北京展览馆一场文艺演出，结果是一部分人支持，一部分人去冲。支持和去看了演出的被封为“拥护林副统帅的‘大三军’”，去冲了的被定为“反林副统帅的‘小三军’”；这就成了军队“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从此，由林彪死党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等组成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央军委。下属各总部、科委、军兵种等成立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大三军’)总勤务站”，领导运动。在这同时，林彪指挥砸烂了“总政阎王殿”，并打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科委由“聂核心”指使“总勤务站”经林彪批准，砸烂了“总政阎王殿的黑分店—科委政治部”。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中央军委到科委、到情报所没有政治工作机关，由什么“总勤务站”群众组织取而代之，向下属单位发号使令。聂荣臻一度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通过“总勤务站”控制的《红旗漫卷西风》(注：当时很多人称它为“西风杂志”)，大树特树“聂核心”，不仅刊登了聂大谈“科研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文章，还于1967年第六期，以专刊发表“国防科研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问题”，宣扬“聂荣臻红线论”，为其大树山头造舆论。

聂荣臻砸烂政治部，搞“勤务站”专政，目的同林彪一样，为了搞乱军队，排斥异己，企图搞成帮天下，为林彪之类上台铺平道路。

三、打倒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聂核心”为砸烂政治部，把刘毅民调任科委“审干组组长”，另有“总勤务站”对科委机关发号使令，凌驾于司、政、后和情报所党委之上，即群众组织领导党委；并把许多人叫到“总勤务站”去“谈话”，策动“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阴谋篡党夺权活动。从而打击一大片，对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把科委搞得乌烟瘴气，一些部门和单位被搞瘫痪。

1、砸烂科委政治部

他们借林彪砸烂总政治部的妖风，由聂荣臻并经林彪批准，指使“总勤务站”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黑分店科委政治部” 。当时科委政治部主任由“聂核心”一位常委兼，日常工作由副主任徐平同志担任，他们无任何理由而打倒徐平同志，同样无任何理由打倒组织部长吴凤翔同志、副部长毕庶模同志、宣传部长宋力生同志、副部长刘景路同志、保卫部副部长杨萃民同志等。其口号是：打倒“徐、吴、杨、宋、毕、刘”。政治部基本瘫痪，由“总勤务站”、刘毅民夺了权。

2、打倒一大片中、高级干部

砸烂科委政治部后，继而打倒一大批中、高级干部，并都关押起来迫害。其中有唐延杰、张震环两位科委副主任，一局局长刘某某、四局局长李某、五局局长李某某、孙某某、八局局长庞某、科委副秘书长范某某。“聂核心”在科委一天揪斗九名中、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唐延杰、张震环、徐平三位同志，并搞喷气式等体罚。会后，本人在科委办公楼贴了署名大字报，责问一天打倒九个，科委的干部还够打几天？

3、打击一大批群众和知识分子

上述北京展览馆的文艺演出，情报所大部分同志不赞同把它作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但有少数赞同，也有少数同情去冲的。情报所既没有去看演出的，也没有去冲的，因为都是在事后知道的事。在这同时，刘毅民利用“审干”之便，经聂荣臻送给康生一封匿名诬告信，诬告彭德怀元帅和陪同他去苏联访问当翻译的张某某(情报所副所长)，为“苏修特务”。康生作了批示，支持了聂、刘。“聂核心”和刘毅民扣压了诬告信和康生的批示以及聂给康生的信，说是要让情报所大部分人“跳一跳”(意思是暴露暴露)。无任何合法手续，非法把张某某和新党委书记鞠某关押了起来。给鞠某捏造的“罪状”是支持“小三军”，后来又捏造他是“假党员”。那个“总勤务站”公开策动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并把占全所90％以上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打成“小三军”。仅这90％就占科委机关总人数50％以上，占了绝大多数。

以上这些，就足见科委审干组组长刘毅民的一份“贡献”。更严重的是刘毅民背了党组，私立专案，审查彭老总、张某某和党委书记鞠某，构成严重违纪、犯法。并挑起了武斗，把情报所彻底搞瘫痪长达三年左右。

刘毅民甚至依仗“聂核心”支持，企图在情报所召开“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即‘大三军’)誓师大会”，想当场逮捕“小三军头头”和“后台”。由于遭到广大干部、群众强硬抵制而未开成；并使“聂核心”不得不坐下来听取群众代表意见，承认非法关押党委书记是错误的，但仍坚持关押张某某没有错。情报所群众严正声明：情报所只接受上级党委领导，拒绝“总勤务站领导”，如“总勤务站”仍到情报所指手划脚，一切后果由科委常委负责；并提出让刘毅民回所参加运动，接受批判。“聂核心”同意让刘毅民回所参加运动，情报所的运动由科委常委领导下进行；作了表面的让步。

四、插手国防工办等单位的运动

“聂核心”依仗同林彪的特殊关系，搞乱了本单位还嫌不够，还积极插手兄弟单位的运动。积极参与策划“大三军”的乱军活动。例如参与策划和揪斗彭德怀、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等老同志的批斗大会，会上都搞了武斗。并一晚上贴出矛头指向朱老总、贺(龙)老总等等老同志的大标语；并贴出了打倒彭德怀、贺龙、薄一波、罗瑞卿等等大字报。尤其是批斗罗瑞卿同志，充分暴露了“聂核心”反总理、吞并工办的野心，现集中把这个问题介绍一下。1967年8月11日，“聂核心”以“国防科委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科委的‘大三军’)的名义，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斗罗瑞卿同志 (先后兼工办副主任、主任) 大会，用箩筐把罗瑞卿同志抬到台上批斗，批判罗瑞卿同志在部院合并问题上的“大阴谋”。李敏同志等当场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为说明问题，先介绍一段历史。1964年，中央决定把研究院合并到国务院有关部；例如搞电器电子设备的第十研究院和搞电子元器件的第十四研究院，同第四机械工业部合并等等，这项工作是周总理亲自抓的。在考虑部院合并之初，聂荣臻就同中央顶了牛，而布置情报所搜集国外以科研带动生产的情报，目的性很强。其实国外较多是大公司(生产单位)设有科研机构。可见，批罗的目的是对着总理来的。这同他们后来批江青的目的是对着毛主席是一脉相承。直到后来他们政变成功后，因贺龙(原工办主任)、罗瑞卿两位同志去世，张爱萍终于吞并了工办，成立了国防科工委，主要人马都是科委的，以至搞成了聂荣臻的后代的“夫妻店”，这充分证明聂荣臻搞山头的目的，同邓某一样，都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结果使科学技术遭到严重破坏。后来中央只得把国防科工委划归国务院，张爱萍还顶了一阵。甚至当时被工办借用的情报所的科技人员，在那发表了不利吞并工办的材料，张爱萍大动肝火，立即把这位同志调了回来，……。至今还有传说：聂荣臻临死还对部院合并“想不通”。

基于以上事实，聂荣臻批罗，不仅有违兄弟单位关系，不惜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人身污辱，更主要是怀有野心，把矛头对着周总理。工办和科委同在一个办公楼，文革中工办从不插手科委的运动。何况文革前，中央书记处领导说：“为什么大将不能领导元帅！”

罗瑞卿同志的“权”比聂荣臻大，要夺聂荣臻的权吗？事实说明，聂荣臻确实念念不忘并吞工办。

关于前述聂荣臻的大体制报告(设十八个研究院)，周总理代表中央批评了聂荣臻，说聂“背了个大包袱”，成了聂荣臻拉山头的历史记录。

至于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同志突然去世在办公楼(科委二楼)办公室，引起周总理的高度重视，要科委查一下，后不知下文。

上面已介绍的诬告彭德怀和张某某等人问题，情节就更严重了。刘毅民不仅私立专案，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却仍背了党组，也没有给分工主管政治运动的本人看，私下把“调查报告”送至张春桥。张春桥批示(大意)：按特嫌立的案，不回答这个问题，怎么结案？张春桥的批示是对还是错，不讨论。但关于此案，康生批示支持了聂荣臻、刘毅民，成了康生一大罪状(参见中央关于康生问题的材料)，而聂反成了维护彭德怀的“卫士”，说得通吗？按理，康生的批示是错的，但可以说是没有调查，受了聂荣臻、刘毅民的欺骗；但聂、刘能说受了谁的骗吗？匿名诬告、私立专案，不仅违纪，而且违法，理应追究责任！

五、大树聂荣臻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聂核心”经过积极策划，认为大树“聂核心”已具备条件，于1968年1月，召开了科委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企图借此打压持不同意见者，代表资格一条核心内容：“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的正确领导”。“代表大会”事实上是对拥护“聂核心”的大动员、大演练，也是聂荣臻公开树旗拉山头。

当时的背景是，七机部相当一部分工人、干部、知识分子“打倒王秉璋、解放七机部”的大标语随处可见，王是聂荣臻的得力助手，后成了林彪死党；同时还“炮轰聂荣臻”，这部分同志显然被剥夺了代表资格。由此，聂荣臻的“学代会”，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拉山头搞宗派的山大王会；本人在大会上发表了反对声明。由于聂荣臻的错误行为，七机部一些同志的强烈不满，那个会议无法开下去。

问题反映到了毛主席、党中央，4月20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来处理“学代会”的问题。总理发表了有名的4.20长篇讲话，现仅摘几段如下：“同志们，我好久没有同科技界的同志们见面了。我首先声明，不是我好管闲事，是形势逼着我要同你们讲几句，听听你们的意见。国防科委召集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生了一些问题，你们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反映到林副主席那里去了，在中央开会时，要我帮助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决这个问题”。总理问：“(七机部军管会主任)阎奎耀同志来了没有？”阎答：来了。总理：“选积极分子代表时有一条标准提到‘要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阎答：有。总理：“同意这个就选，不同意就不选”？阎答：对。总理：“按这一条来选就必然出问题，…。聂荣臻同志我也熟悉，我们是老战友，我知道他不是一贯正确的，是有错误的嘛！当然啰，今天没必要在这里讲。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想跟他提几点意见，帮助他。在三月底，杨、余、傅问题出来后，他给毛主席、林副主席有一封信，也抄了一封给我，毛主席加了批语，然后准备继续写一份检讨。他自己感到不安，他写了一份检讨在我这里，我打算给他提几点意见。他是四月十六日写的，我还没有提意见，毛主席要我帮助他，我就帮嘛！”中间有人揭发“科委机关压制群众，我们要到科委机关点火”。总理：“你们不要管科委机关的事，要相信机关的群众自己会起来，你们怎么起来的”。

这之后不久，李敏和八局的一些同志贴了“炮轰聂荣臻”的大字报；随后成立了“卫东”群众组织；周总理表示支持，并赞扬。

以上，总理一开头就讲“我不是好管闲事”，文革中，总理处理那么多单位的问题，从未这样讲过，可见他们一再声称“拥护总理”，“拥护”到了什么地步！这以后，又传达了毛主席对“聂核心”的批评：“核心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 。从此，科委系统开展批判聂荣臻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直至1968年1月，中央为解决科委的问题，而举办了中央国防科研系统学习班(称中央学习班)，期间，中央把上述聂荣臻的检讨书发给中央学习班人手一份，掀起了批“聂氏山头”的高潮。并出现了原来护拥“聂核心”的部分同志贴了“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李敏同志组织人员四处做工作，动员把“打倒聂荣臻”的大标语撕下来，坚持只“炮轰”不打倒。聂荣臻大树山头，结果是抓鸡不着，反倒贴一把米。但他不思悔改，反埋下了秋后算帐的大阴谋。

六、“聂核心”大抓“反林、反聂5.16”

聂荣臻自周总理四.二0讲话和毛主席的批评传达以后，为摆脱困境，从此转入幕后，由其得力助手王秉璋、张爱萍先后登台为其效忠，成了没有聂荣臻的聂荣臻核心。首先出台的是王秉璋，任科委代主任，并调梁军任科委参谋长；撤销了中央派驻的工宣队，回归了聂氏一统天下。调整后，“聂核心”干了两件事：一件是1969年9月，把科委机关“一锅端”离北京，一部分(包括李敏同志)端到河南驻马店“遂平干校”，一部分(情报所)端到辽宁锦县渤海湾海边四周芦苇塘称“大有干校”，“一锅端”的目的是搞分而治之和大换班(注：后周总理知道后，大换班计划破产)，隔断了两地间，以及两地与北京的联系，关起门来抓“反林副统帅、反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的‘国防口5.16’”；第二件事是为林彪搞武装政变提供大量国防科技绝密文件和材料。至于敞开大门为林立果选美，在此略。可以说“聂核心”从此丑事干尽、坏事干绝！再无回头可言。

1、大抓“反林、反聂5.16”

1970年初开始，“聂核心”在国防科研系统大抓“反林副统帅、反林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聂副主席的‘国防口5.16’”，重点在科委机关，企图最终把李敏同志打成“6.16”，把“炮轰聂荣臻”派打下去。为此，他们煞费心机、精心策划。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健在，聂荣臻虽声称毛主席的女儿是反革命，照样抓。问题是毛主席的女儿不是反革命，而要把她打成“反革命”，“聂核心”就费尽了心机。众所周知，毛主席健在时，不管你功劳多大、取位多高，如果利用职权故意陷害，把一个普通公民打成“反革命”是没有好下场的。只是邓某篡权以后，权势人物随意捏造“罪名”，致普通公民于死地才成了家常便饭。他们首先把机关一分为二，化整为零，便于各个击破。一部分搞到河南，一部分(情报所)搞到锦县渤海湾芦苇塘，隔断两地间、两地与北京的联系，让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这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手段。情报所被搞到芦苇塘，“聂核心”还派来“聂核心”成员罗舜初曾任过司令的某军来军管，军队管军队，并给“军管组”头头许愿：搞好了可调来北京科委机关升为某官衔。

在策略上，他们选择院校和科研院、所为突破口，又以曾参加上述中央学习班“炮轰聂荣臻”的同志为突破的重点人选，因为李敏同志平时与外界联系极少，但她参加了中央学习班。他们首先在某研究所，利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迫使某某承认是“国防口5.16‘联络部长’”，并仿照京剧《智取威虎山》智审阮平他招认有十几个联络点，让某某承认“国防口5.16”在“全国各地有十几个联络点”的假口供，并制成约两小时的录音带；另外在某单位，利用中央学习班期间，一部分同志批判聂荣臻站在蒋介石像前作报告(注：罗舜初亲自旁听了那次批聂的会，后来他不澄清事实，被中央调离科委的处分)，把它改编为一部分人站在蒋介石像前“集体宣誓参加‘国防口5.16’”，同样制成录音带；另外不知从那里搞来了“5.16后台杨、余、傅”“迫害江青同志”的宣讲材料。他们在北航炮轰聂荣臻的人那里发现我所有的同志的电话号码和亲友关系，而作为突破情报所的“证据”。

“聂核心” 取得上述“丰硕成果”后，选择情报所为突破科委机关的突破口，达到最终把李敏同志打成“5.16”(注：后来查获了“轰核心”编制的“5.16”名册有李敏等科委机关人员的姓名)。重点选在我头上，但由于本人未参加中央学习班，上述那些假口供涉及的事无法同我连上；因此，他们开始想把我先拘留后审查，打成“国防口5.16‘组织部长’”，但某军领导不同意，认为没有任何材料和证据就抓人，不合适。“军管组”就费尽心机制造“材料”；也费了约半年多时间，折磨了好几位参加中央学习班的同志，和选择同北航“炮轰聂荣臻”的、而又参加中央学习班的人有亲友关系的同志。终于仿制“聂核心”下发的那些录音带，而编导出“控诉恽某发展他们参加了5.16的口供” ；为培养全所人员对恽某的“无比仇恨的感情”，“军管组”精心策划了“控诉恽某罪行”的漫画展览会，组织全体人员参覌，漫画对本人进行了十分恶劣的人身攻击。后来本人要求看一下那个展览，欣赏一下“聂核心”的艺术创作水平，但他们把它销毁了，本人感到遗憾！

一切就序以后，“军管组”召集全体人员大会，又放录音、又宣讲材料。那个“军管组”头头宣讲“5.16迫害江青同志的罪行” 材料，真是声情并茂，又掉眼泪、又淌鼻涕，把一些同志感动得也掉下“愤恨”的眼泪。但至此，本人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揪出本人的前奏。“军管”突然宣布让本所某某同志上台“控诉”，由于某某语言和情绪十分低沉，本人还没能听清他讲了些什么，就有人点名要我上台交代怎样“发展某某参加5.16”的？本人只得昂首、挺胸走上台去愤怒宣布：“如果我是‘5.16’就立即枪毙，别的没有什么要说的”。接着是呼口号，要我低头向毛主席认罪。我说：“本人无罪，也就谈不上要低头”。结果把我按倒在地，本人也不低头、弯腰。“控诉大会”进入僵局，无法再开下去。会后，大小批斗会不计其数，也有人动武的等，把我非法关了三个月，每天深夜十二点前不准休息，这类摧残人肉体的卑劣行为就不细介绍了。问题是，聂荣臻这类在文革中拿了高薪，没有在群众中检讨过一句，甚至个别人还干着说不上嘴的禽兽不如的勾当，然而还瞥着一肚子对毛主席、对文革、对共产党的怨气。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吃不完的老本可以说三道四？

“聂核心”的残酷迫害(包括后面介绍的聂荣臻的得力助手张爱萍对我的迫害)，从反面教育了我，更加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更激起我对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走资派的仇恨！

借此，介绍一点如何面对反动势力迫害的问题。因为革命还在继续，说不定还会有坚信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坚持防修反修的同志遭到迫害。谈点体会供参考：第一、首先自己要相信自己，俗话说心中没有鬼，就不怕鬼敲门，文革前脑袋比较天真，从来不相信共产党内会出鬼(走资派)，碰着了鬼，一定要吃好、睡好，千万别自己整自己，鬼在整你，你再自己整自己，很可能垮台；第二、坚持原则，不怕牺牲，走资派这类鬼整你，都是往死里整的，比国民党反动派还黑，如果你一怕死，不仅害己，还必害人；第三、要有一套同反动势力斗争的策略和勇气，要以正气压倒邪气；为说明问题，举一点实例。一天晚上，一名“军管组”人员到我囚室，他手里拿着一卷纸，说要开个会。我当即站了起来。他说“你坐下”。我说：“我不站着，显示不出你们开斗争会的气氛”。他还要我坐下，我就坐下了。他说：“我们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他接着把握在手里的一卷纸举了举说：“你发展‘5.16’的表格在这里，证据确凿，就看你的态度，……”。我站了起来口气和缓地说：“既然有那么多证据，还来找我干什么？但我不知道你手里拿的是马粪纸(一种很粗糙而厚的纸)、还是字典纸？如果是马粪纸，那还没有一张，还不够一个人填写的；如果是字典纸，那全所每人都填一份还有多；可是我倒担心你今天一张也拿不出来，担心你不仅今天的批斗会不好收场，甚至不知你是脸蛋先出这个门、还是屁股先出这个门？他拉大嗓门说：“恽某某你想干什么？”我说：“不是我想干什么，而是你今天来想干什么？”他哑口无言，而灰溜溜离了我的囚室，在场的搞我专案的同志没有一人帮腔，因为他们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以至后来当他们知道是假案后，其中有一位同志认为上当、受骗，气得神经失常。以及后来“军管组”一位持不同政见的非找我聊天，他说：“从揪斗你那次大会上，一听你表态，我就认定某某(‘军管组’组长)碰在钉子上搞不下去了”，接着他介绍了一些“军管组”组长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内容略)。敢于做到这些的前提是：本人在文革中不赞同军队搞群众组织和同地方搞串联，给中央反映情况的信函，均敞开信封交党组织逐级转，包括前些年给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控告张爱萍、常勇等人的控告书，都是这样处理的；近两年因内容不变，而改从邮局发走。在党组工作，决不同任何无关人员会外讨论党组的事，决不搞小动作。坚持了这些原则，反动势力来整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空诬陷。上面介绍的那次批斗会，也是“聂核心”抓“5.16”最后的一次批斗会，不久林彪摔死在温多尔汗，“聂核心”就又失败了。

讲上述那个批斗会，还有更重要的意义：把我放出来后，知道有一位同志被整得夜里拿了绳子到厕所准备上吊自杀，就那最后一瞬间，他想到每看到批斗恽某时，恽某总是态度怂恿，精神振作，因此他想看个结果而没有上吊。可见我的态度关系到旁人的安危，如果我也顺杆爬糊说八道，死了人你能不内疚吗！

“聂核心”抓“5.16”涉及到科委好几个研究院、几十个研究所，虽未见统计数据，但起码是迫害数千人之多。情报所卡了壳，在科委“遂平干校”就没有敢动手。没有一点影子的事，“聂核心”能编导出那么多惊心动魄的“大罪状”，其手段的残忍就可想而知，并不亚于国民党在渣滓洞的残忍，仅刑具不全而已。他们还有何脸面对文革说三道四。我自豪地讲，本人并没有因受了迫害，而对本所干部、群众，利用手中之权，别说进行打击报复，就连批评也没有为此而批评的；因为我相信绝大多数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有的同志曾对我动了点手的，在入党时，有人提出非议；我说林彪集团搞那么多假材料，如果不是整在我头上，我也会信以为真，积极参加的，因此决不能因为对我干了些不合适的事，而影响他们入党和正常使用；包括那时搞我“专案”的同志，概不受影响。这些都事实摆在那，经得检验。正因为这些，张爱萍最后要处分我，支部广大党员拒绝到会，支部会没开成，科委常委张爱萍一个人说了算，所有常委委员不表态。我讲这些，并不是我个人有多高明，而是说明造反派严格按毛主席、党中央文革期间一系列政策办事，把斗争矛头对着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这同刘、邓的“二月提纲”形成显明对照，“二月提纲”保护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打击的是广大群众、干部。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温多尔汗。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处理科委的问题，查清了“国防口5.16”是林彪集团制造的假案，并对此案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党；我们这些差点去见马克思的路上又跑了回来。林彪武装起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把科委列为其“借用力量”。并粉碎了“聂核心”大换班的阴谋，把我们又分别全部从河南、渤海湾“一锅”端回了北京。周总理代表中央逮捕了王秉璋、粱军这两个林彪集团的死党，“聂核心”损失了两员忠实干将。

2、为林彪武装政变提供国家绝密文件和科技资料

“聂核心”为林彪搞武装政变效了犬马之劳，背了中央举办了一个供林彪“参覌”的“展览会”，为了搞这个“展览会”和配合“大有干校”抓“5.16”，科委把刘毅民从渤海湾“大有干校”调回北京。“展览会”基本上是刘毅民领导负责策划、组织的，并同时为林立果选美开绿灯。“展览会”展出了国家最新科研成果和绝密文件和资料。于1970年7月23日，“聂核心”组织上万人夹道欢迎林彪一伙“参覌展览会”，盛况空前。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随后林彪死党驾直升机外道被迫降，在直升机上查抄到林彪从“展览会”窃取的大量国家绝密文件和资料。

以上阴谋活动，均被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而告终。但聂荣臻变法有术，很快打扮成“林彪的受害者”而遮人耳目。至后来张爱萍上台，七机部批林、批王秉璋，他竟公开压制说：林彪死了几年了，还他妈什么林彪、王秉璋？以至有人公开为王秉璋翻案就不足为怪了。“聂核心”支持谁、迫害谁？阶级阵线清楚，毫不含糊。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复辟派同林彪是一丘之貉，什所受“林彪迫害”，只是披了一块遮丑布而已！

七、1974年批林批孔

1、关于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严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参见第三卷第1712页)。他们不失时机把自己打扮成“拥护总理”。

本人能查到的这一段内容的证据是王洪文交代材料(参见“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七页)。再没找到旁证。

凭记忆，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召集并主持召开的，所谓江青等人不经中央同意……。不符事实，江青就没有到会，但有一段插曲：会议迟迟不开，后来听说是叶剑英一直等江青给他写的信，信一到，会议开始，江青给叶剑英的信，成了叶剑英动员军队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向下传达也是这样，还包括江青给其它单位的信，都是部队动员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叶剑英把江青的信作为动员在京部队批林批孔的重要内容，就不知“精英”该作何评论。本人的看法是，叶剑英在军内搞揭批“四人帮”，指导思想形而上学猖獗，“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但唯独江青给他本人的信，他可一言不吭，如果说江青插手军队批林批孔，则事实是叶剑英请进来的。

2、关于科委处理二十基地的问题

这个问题起因于1974年3月8日，中央军委听取科委、七机部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参加会议的军委领导人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科委、七机部领导人：陶鲁笳、汪洋；还有一些代表，共计二十多人。地址：三座门。

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是上、下都批评陶鲁笳同志，以及一部分代表揭发科委二十基地司令员李某某的问题。可以说后来被打成七机部“四人帮党羽”的和科委被打成“李敏为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的在会上没有发言。仅本人讲了两句话：“科委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批林批孔是有成绩的”，缓和一点会议紧张气氛。会上，批陶、揭李某某是另一些同志的发言。会议时间较长(约6小时)，发言激烈(内容略)，气氛紧张。

会议最后由叶剑英代表军委总结性讲话(大意)：会议温度不低啊！陶鲁笳同志接受得了吧！……，关于二十基地的问题，你们回去研究一下，派个工作组，去“放火烧荒”，…(他讲话不多)。邓小平在这前讲了一句话：听了不少新闻哦！

回科委后连夜开常委会传达叶剑英的讲话，本人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向二十基地派工作组，由吴凤翔同志任组长、杨萃民同志任副组长。会后，本人受常委委托，和另几位同志一道把汇报会的记录整理出来，争取第二天一上班传达到全体同志。我们加了一通宵班，说心里话，我们把叶剑英的讲话当圣旨一样，逐字逐句反复核对，力争无误。

但当叶剑英政变以后，张爱萍把叶剑英的“派工作组，去‘放火烧荒’”转嫁给了江青：“…，江青给酒泉发射基地(注：二十基地)的两个参谋写信，支持赞扬他们‘放火烧荒’的可贵的革命积极性”(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56页)。这一转嫁，不仅两个参谋、工作组正副组长，而且积极贯彻叶剑英指示的许多干部、群众，都被戴上“跟了江青‘四人帮’‘放火烧荒’”的大“罪名”，遭残酷迫害。江青给那两个参谋的信，科委传达到全体人员，科委系统是人人皆知的事。江青的信没有几句话，主要讲送去批林批孔的材料，没有“放火烧荒”这句话的影子。张爱萍倒是活学活用了：“把一切坏事给‘四人帮’加上，一切好事给邓、叶加上，写的书就好出版，否则就有‘麻烦’”这一当今最时行的信条。张爱萍如此信口雌黄，不仅栽赃了江青，而且以此迫害那么多干部、群众。如果“放火烧荒”真如张爱萍在书中所说造成那么严重后果，那为什么不批指使去“放火烧荒”的叶剑英？难道书中描写得气壮山河的张爱萍还怕什么吗？还其实是个让人牵着的哈巴…而已！《张爱萍在1975》一书对他的化妆太白费了，其真实面目倒像满清皇朝的李莲英，在主子面前一付奴才相，在老百姓面前横行霸道，一付霸道相。在此，送张爱萍一付挽联：

横眉冷对弱势人

俯首甘为主子犬

横幅：专横跋扈

这类事例，揭示了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一帮、一派的私利，什么恶劣的事都干得岀来。正是这些人物在政治上方方面面腐败，导致全面腐败，已是成了我们党的肌体上的恶性肿瘤，回天少术了！

4、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

当时本人分工负责政治运动，我在发表过的文章中介绍了一些，在此仅概略介绍一下。我们坚持了党组领导下业余闹革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持集中批林批孔，不打横炮；没有批或斗其他任何干部和群众，对犯有错误的强调自我教育，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瘫痪了三年之久的全部遗留问题，许多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总结出一些办法，科委在在京各单位推广，本人在三百多厂、所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介绍，其中一定比例的内容是本人自我检讨。科委摘要上报了中央，1974年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一位中央领导在宴会厅见了我对我说：“上报的材料看到了，搞得很好”。四届人大期间，江青在赛福鼎、苏振华陪同下，来到我们代表组(由海军、科委、工程兵、装甲兵的代表组成)会场，钱学森(大组召集人)向江青介绍了我。江青问我：“批林批孔搞得怎么样？”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她说：“是嘛，看来就是要批林批孔。我父亲是个木匠，目不识丁，可孔老二的思想脱口而出，…。可见影响之深”。后来，科委派我到第十、第十四研究院任工作组副组长、组长，方法基本上是搞本所的办法，没批、斗一个人，问题基本很快解决。可见毛主席、党中央重在教育的方针十分正确，斗争的矛头只能对走资派，对群众要既爱护、又教育，决不能压制。同时，本人也在这期间，研究出了全新概念的大型相控程雷达方案，全所出现了一些受中央重视的论文。坦率讲，我认识不了批林批孔有什么坏处；也没看到后来他们保林、尊孔有什么好处。

八、张爱萍“整顿机关和七机部”

1、张爱萍整顿科委机关

林彪问题岀来以后，回顾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晚年，从林彪问题以后直到去世，一再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要造反，岀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参见姚文元《回顾与反思》)。为此，众所周知毛主席对军队采取“掺砂子”的办法，提倡地方干部学军事，并把王洪文、张春桥、纪登奎、陶鲁笳等在部队兼职或调入部队工作。陶鲁笳同志调任科委主任、党委书记。科委这块“宝地”，资产阶级司令部能甘心吗？肯定要排挤岀去。陶鲁笳同志调科委以后，给我的印象是讲民主，不摆架子，能敞开思想研究和讨论问题；勤奋看书学习，也一再要求我抓紧学习；他作风正派，不搞派性等歪门邪道，并一再提醒并教育我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并能正确对待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同志间的关系，……。如果说有不足处，可能因为文革挨过整，处理问题显得果断不够，而民主有余。

旁覌者看得很清楚，不是“聂氏山头”的人，来科委站住脚是难之又难.，甚至难有好下场。不岀所料，1975年，叶剑英“三顾茅庐”把聂荣臻的爱将张爱萍请岀山(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62至64页)，任科委主任、党委书记，陶改为政治委员、第二书记。张爱萍岀山的目的是什么？张爱萍还未到科委上班，而给陈彬同志(科委副主任)打电话有一段露骨的描绘：“……，科委那个负责人一次次上门来，再三动员他尽早上班(注：陈请病假，肝病较重)，……，又以为来催他上班。…来电话的竟是他一向敬重的老上级张爱萍”(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56页)。这段话里“科委那个负责人”，显然指陶鲁笳同志，这句话的含义三岁的孩子也看懂其奥妙，陶还有好结局吗？因为这里涉及陈彬，有责任把真相公诸于众。张爱萍在书里，通过陈彬把他塑造为尊重人才、宽宏大度等等，是这样吗？陈彬在文革期间，在总参参与了张爱萍的专案工作，他亲自向我介绍说：“张爱萍很霸道、打击报复心狠手毒、他怕他”。以至张爱萍住院时，陶鲁笳约陈彬去医院探望张，陈彬拒绝去。事实证明陈彬介绍张爱萍其人是负责任的，看得很透。陈彬去中央开会，要看了张爱萍的脸色讲话，中央领导犮现后批评了张爱萍。张爱萍前仇不忘(参见《张爱萍在1975》一书咒骂总参审查他的那些话)，并派人去总参调查陈彬的“问题”，陈彬被逼得请长假直至去世。

这里仅说明张爱萍“整顿科委机关”目的是迫害陶鲁笳同志、以及“聂核心”“关心”的一些同志。为使问题集中，摆在后面介绍。另外，当时毛主席还在世，“聂核心”有了前面的失败，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张爱萍到七机部去显威风，他在书里也主要吹嘘“整顿七机部的伟大功勋”。

2、张爱萍“整顿七机部”

张爱萍去“整顿七机部”，一进七机部就传达他登门拜望王洪文副主席的情况，说王副主席要他好好干，…；以及他熟练的吹捧上司的话。这一套同他到科委升为主任在干部会上讲的是一个版本。借用王洪文副主席压阵脚，这也是当惯奴才的拿手戏。他从王洪文那里拿到了“整顿七机部”的“圣旨”，同时靠这类敲门砖同王洪文勾搭上，以至不久两人私下勾结密谋私造核武器，图谋不轨。可是张爱萍在他的书里却大力鼓吹他早就看透王洪文是个不值一议的小人。“整顿七机部”同资产阶级司令部完全一致，联系李敏向邓某揭犮张爱萍同王洪文私造核武器一事，他表示要查，实际上没有查；审查王洪文，王很快交了械，并对江青作了如前所述伪证，但隐瞒了他同张爱萍的秘密，取得了“手下留情”的判决。这一串问题值得研究！

关于张爱萍“整顿七机部”具体情况，本人恪守不介入兄弟单位运动，仅就《张爱萍在1975》一书中大肆宣扬的“成绩”，任选几点谈点看法，如有不妥处，望七机部的同志批评指正。

1)、文革十年的七机部是不是像张爱萍说的漆黑一团“今不如昔”

这不仅仅是七机部的问题(仅指科研方面)，也与科委有关。我在已犮表的“评‘犮展光是硬道理’”一文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在此不重复。国防尖端和高新技术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大部分在文革期间，坚信没有人能驳倒这个结论。其中七机部的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包括他们的家属，功不可没，贡献是巨大的。从现状看，要突破那时的水平，并非易事。我讲的突破是指理论上、原理上的突破，而非打远一点、精度高一点、尺寸变一点、……。决不是几个“专家”跟了张爱萍骂骂文革能骂岀来的。

邓某的改革对科研的破坏，不少同志用事实作了揭露。我只想补充一点，邓和张爱萍之类，不是以国家安危为重，而热衷于摘毛泽东时代的“桃子”，以犮射多少卫星之类，树自己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反正一犮射，所有宣传工具不计时日连轴吹。有如有些卫星的遥感分辨率，提高了多少，同国际水平的差距是缩短了还是拉大了？美国吹嘘能看清地面人民日报(注：吹牛的可能性大)，我们怎样？再就月球探测，美、苏都化巨资搞过好多年，结果月球不是仙宫，就停了。现在看到我们搞，美国又检起来，目的很淸楚，为了显示他的军事实力。我们国家原来也打算搞，后来停了，中央决定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这个决策是正确的。现在有人宣传开发月球的价值怎么怎么，糊弄老百姓，本人讲句绝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说是开犮月球，只能是神话或童话，除非地球与月球间的“载重车”能像北京与天津间来回那么简单，何况月球有否开犮价值至今无定论；对我们国家来说，当今连领土、领海权都不维护，还去争什么开犮月球，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讲不客气一点，那套方案还不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爬，人家爬到金星的什么了，你还跟着爬上去吗？当然，我不是说登月等不能搞，而是有个轻重缓急。放心好了，月球美国人抢不走，有探测的机会，当务之急是保安危、保领土主权。

2)、张爱萍“整顿七机部”的制胜犮宝

《张爱萍在1975》一书塑造了他“整顿七机部”的“伟大魄力和辉煌成果”。为此，细致描绘他抓住的问题：“某某奸污幼女证据确凿，…。案子之所以久拖不决，…之所以抓抓放放，完全是派性作祟，……”、“提交公安局法办”(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160页)；另关于抓偷鱼人的描述(参见第163页)；类似例子就不举了。张爱萍抓住了这些“要害问题”，一举扭转了七机部的局面，而一反以往“今不如昔”，岀现了“三星高照”辉煌成就。所谓三星高照，即一年打三颗卫星(注：这个问题下面评述)。

参加过四淸的同志都清楚，工作队一进驻，搬用“桃园经验”，扎根串联，摸出类似张爱萍抓的问题，找出与领导干部的关系，把人一抓，干部虽本身没有这类问题，但吓得“老实了”，就打开了“缺口”，让人见了工作队就怕，工作队的“威信”也就大大提高了，工作也就打开了“局面”。这种经验就是把共产党干部队伍看得一团漆黑，85％以上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整的是群众，保护的是走资派。后来中央的二十三条扭转了这个局面，重点整走资浱，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比较好的。

但我认为，张爱萍能认识到强奸幼女是犯罪，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本人为他高兴。感到不足的是，张爱萍没有抓这样的案例：有的走资派利用职务之便，霸占有夫之妇；或把情妇强行安插到下属单位，有抗命拒不接受者，就残酷打击迫害，以置于死地；或者荒淫无度、十分腐败；…。张爱萍要是处理这样的典型，何况他清楚有这类典型，那就更好了。对他没抓走资派这类典型，表示遗憾！

3、关于长征运载火箭

张爱萍在书中以及他任顾问拍摄的有关电视剧，都一再诬蔑长征运载火箭“生在乱世，先天不足”。不仅有“专家”为此帮腔，还有发表长篇文章进行论述。是的1974年的试验是失败的，失败在陀螺仪一根连接导线开路，并决于次年(即1975年)再发射。能由此证明文革中研制的长征运载火箭“生在乱世，先天不足”吗？我想那些为张爱萍捧场的“专家”，一定会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射东风二号导弹失败的事，那次失败，在今天看来是“很闹笑话”的，但那时是包括张爱萍在内的“聂常委”鼎盛期，可称他们的“黄金时段”，我们能说它“生在‘黄金期’，先天不足”吗？再如到了九十年代，用张爱萍的话1975年就“三星高照”表明长征火箭成熟了，然而九十年代替美国打卫星，却发生了我国航天史上空前(但希望绝后)大失败，能说“生在改‘革开放’，先天不足”吗？我认为在科研道路上没有常胜将军，失败中包含着成功，成功中包含失败；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研制周期和走的弯路比美、苏研制同类火箭短而少，这是历史事实，张爱萍们是骂不倒的。而长征火箭至今仍是我国主要运载工具，因此，可以无愧地讲，长征火箭的研制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我们党、我们民族的骄傲！张爱萍对长征火箭的污蔑，只能说明他技术上的无知，政治上的别有用心！

在此还想补充一点，张爱萍在书中说；“1975年这一年，却‘三星高照’。……，我国在一年之内成功发射三颗卫星！这是中国航天发展史上空前壮举！它成了我国空间技术史上光辉的新起点”、“这一切，便是给张爱萍近一年来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狠抓整顿的最好报偿”(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229页)。作为一名科技战士，我对任何一次发射，都表示高兴和祝贺！

但我在这里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因为三颗卫星都是长征火箭发射的，上述张爱萍所言，说明没有他，就是“生在乱世，先天不足”，有了他才有“我国空间技术史上光辉的新起点”。事实果真如此吗？张爱萍去“整顿七机部”，约是1975年4月前后，1975年11月初，中央把他召回接受批判。则在七机部约七个月时间，如果张爱萍真能在七个月内研制出三颗卫星(在此不包括运载火箭)，那中央只要发掘出十个像张爱萍的，那至今航天部就星满为患了。航天部像张爱萍那点技术水平的人，北京火车站的全部车辆都用上，也够拉上几趟的，如果都去搞卫星，都能7个月搞出三颗卫星，可能北京市也堆不下了。事实是张爱萍吹的牛皮，同邓某说小岗村分田到户单干一年，粮食亩产就增加3.6倍，同样是牛皮吹炸了的浮夸风。张爱萍把七机部描绘得“乱到了不能再乱”，就算他有“整顿天才”，花三个月“整好了”，余下四个月搞卫星，别说研制出三颗卫星，就研制一颗卫星的设计方案也拿不下来，就别说运载火箭了，他把研制卫星看作是正月十五为孩子扎花灯似的那么简单。事实只能是他把已研制好的库存卫星和运载火箭拉出来一连打三颗，为自己歌功颂德、竖碑立传，摘了文革的“桃子”，还把文革骂得“狗血淋头”；这同邓某，分田单干不久，粮食减产，吃掉了毛主席时代积存的够全国人民三年以上吃的战备粮，还进口大量粮食，甚至乞求联合国粮食暑救助大量粮食，而宣布废除粮票，不仅掩盖了这些真相，还制造了分田单就灵的假象，欺骗人民，这是一路货色。但伪装终将剥去！

第二个问题，再次呼吁少搞“政绩”、“形象”工程！

九、揭批张爱萍

由于张爱萍问题多多，毛主席指示批判张爱萍。1975年10月前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以后，毛主席把李先念留下对他说：“张爱萍这个人问题不少，你们要好好组织批”。李先念把毛主席的指示向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作了传达，陈锡联又向科委政委兼第二书记陶鲁笳作了传达。

后来，由李先念挂帅：由纪登奎、陎锡联、华国锋和陶鲁笳组成五人小组，帮助张爱萍(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258页)。由于张爱萍不认错，又扩大到科委、七机部联合召开常委会帮，仍无效，最后中中决定开科委、七机部常委扩大会，由100百多人，后来到200人左右，批张爱萍。在准备召开两委扩大会期间，七机部舒某某给毛主席写信，揭发张爱萍，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扩大召开后，科委康某某给毛主席写信，揭犮了聂荣臻、张爱萍，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叶剑英政变以后，舒某被判了16年徒刑；康某被开除党藉。另外，邓某南巡时突然问叶正先(叶挺同志的儿子)哪里去了？叶正光被叶剑英等无理定为“‘四人帮’党羽”而处理出七机部并流放到天津，邓能不知道？其实以上明显是他们都炮轰了聂荣臻，而被打击报复。而且炮轰聂荣臻总理是支持的。迫害炮轰的同志，矛头对的是周总理。上述过程，批张爱萍同江青毫不相干，而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但张爱萍要捏造说：江青“四人帮”整了他，为自己升官捞光荣资本。四位副总理亲临会场或每天向他们一汇报，领导揭批张爱萍，在党内是少有的，足见张爱萍的问题严重。

关于张爱萍的严重问题，合并在下一个问题介绍。

十、张爱萍制造“天大的冤案”迫害知其严重问题的同志

1976年10月6日，右派政变夺取政权以后，张爱萍进行了残酷的打击报复，迫害知其严重问题的同志。

本人已犮表的“重温‘炮打司令部’” 一文，对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李敏同志揭露了张爱萍与王洪文勾结私造核武器问题，他制造了“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这一“天大的冤案”，迫害知情的二十六位同志，和李敏的爱人孔令华同志等，在此不重复了。但文章发表后，好几位同志希望公布证据，为对读者、网站负责，也对张爱萍们负责；同时证明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造反派，是认真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文革的决定和有关政策的，同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们随意捏造罪状整群众、迫害知识分子的“二月提纲”格格不入；因此，公布有关证据、证明材料很有必要。说明一点，原来发表的文章中，把涉及张爱萍迫害陶鲁笳同志等内容删了，本文均按原证据、材料抄录，不再删减。

1、张爱萍凭空捏造假案迫害同志

张爱萍凭空捏造了“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这一假案，用高压、升官等迫使一些处、团以上干部编织“罪状”，迫害知道张爱萍的严重问题的二十六位同志；从而达到他掩盖同王洪文勾勾搭搭，密谋私造核武器，图谋不轨，以及他非法搜集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等严重问题。

张爱萍私造监狱，非法关押八位同志，均被无辜打成“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骨干分子’”。被非法关押的八位同志是：司令部的叶某某(司令部领导小组副组长)、魏某(一局局长)、张某某(陶鲁笳的秘书，已含冤去世)；政治部的刘某某(干部部调配科长)、尹某某(干部部干事)；后勤部的常某某(后勤部领导小组副组长，已含冤去世)、尹某某(后勤部政治部宣传干事)；情报所的恽某某。被迫害含冤去世的还有后勤部副部长王某某、司令部领导小组副组长薛某某、政治部组织部长吴某某、保卫部副部长杨某某等。

本人很尊重李敏同志，因为她是毛主席的亲骨肉；但我们间无何私人交往，更谈不上搞“阴谋活动”。然而张爱萍指使其心腹常勇(在后面介绍)、刘毅民等人，凭空捏造了一大堆“滔天大罪”：1)、“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及其‘小帮派’，整死了肖向荣同志”(注：原科委副政委，因病长期住院治疗无效病故)；2)、“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注：均指张爱萍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下面介绍真相)；3)、“恽仁祥同李敏合谋指使鞠某(所政治部负责人)写大字报批张爱萍”(注：李敏至今未到过情报所)；4)、“(恽仁祥)态度恶劣，负隅顽抗，恽仁祥同李敏订立‘攻守同盟’”。(注：以上材料选自“1977年国防科委政治部编《内部文件》第14页”)。他们把这份《内部文件》上报中央、下发各下属单位，制造混乱，蛊惑人心，并流传到社会，助长一股反毛、非毛妖风，本人发表的“重温‘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所涉反毛、非毛妖风，不少内容就选材于此，造成的社会后果十分恶劣。因此，张爱萍、常勇、刘毅民等人，捏造的这些“罪状”，已远超出了对陶、李、恽三位同志迫害的范围，其用心十分险恶，非控告他们不可，不能坐视听任他们掀起的反毛主席恶浪！

编造这些“罪状”目的之一，明显是杀人灭口。在科委召开的一千多人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这些“罪状”后，并宣布撤职、仃止党的生活，当埸把我押赴张爱萍专门私造的监狱，配一个排的武装看押，搞白色恐怖，企图把我作为他迫害陶鲁笳、李敏的突破口。张爱萍无合法手续，随意关押在任的全国人大代表，无视人大代表人身自由受宪法保护的权利。

上述“罪状，”后经组织核实，除张爱萍搜集黑材料问题，属于张爱萍对我们栽赃、诬陷外，其余三条“罪状”均属子虚乌有，是恶意凭空捏造的；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律。

关于他们捏造“整死了肖向荣同志”的问题，很抱歉，本人就不认识肖向荣同志，他调来科委时，本人由科委派驻三线某单位任工作组组长，加上他长期住院，我们间从未见过面。一次我们在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突然来了一位老年军人，有的同志看出我不认识他，马上向我介绍肖副政委来了，我马上让座，并倒了杯开水端了给他。他坐下后，有的同志提议让肖副政委讲讲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体会，给大家启发启发。他一直讲到下班，约讲了40来分钟，我扶着他把他送上电梯。会上，本人没有讲一句话，更没有陶鲁笳、李敏在。这都是有记录可查的事。这以后十多天，通和说肖向荣同志去世了，让大家去向遗体告别。这就是我一辈子唯一见到他一次、唯一听了他一次发言。编造出我们“整死了肖向荣”，我只能说张爱萍们太卑鄙无耻！

2、张爱萍为掩盖自己罪行而栽赃陷害他人

张爱萍们捏造的上述第二条“罪行”： “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

这个案子的真相是：张爱萍背了科委常委，滥用职权，电话指使刘毅民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报纸上没有公开发表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注：军委成立情报所，明文禁止搜集政治方面的情报) ；刘毅民背了党组，私自组织十几名、四种语种的翻译，加班加点突击搜集了内容十分反动、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并加班译成中文，而后电话向张爱萍作了汇报；张爱萍的秘书接的电话，张爱萍看了电话记录，亲笔在电话记录稿上作了批示；刘毅民接到电话记录，按张的批示，批给某某某(所核心组成员，组织搜集材料的重要成员，下面的某某某均指他)；于一次党组会议上，刘毅民、某某某突然在会上揭发张爱萍这件事，本人劝阻了他们，某某某离开会场回办公窒打电话给科委政治部揭发张爱萍，刘毅民加班写揭发张爱萍的材料，于第二天，背了党组，由某某某直接报送科委(包括那份有张亲笔批示的电话记录)；科委报中央后，陈锡联、华国锋作了查清后报中央的批示；科委根据批示，清查了这件事，并给中央写了调查报告。事情的本来面目就这样清清楚楚。

中央政变后，就不知刘毅民、某某某是为了什么？开始把他们揭发张爱萍(内容下面介绍)嫁接到本人头上，后来张爱萍派来常勇为组长的“工作组”，而同刘毅民等人一道策划捏造为上述涉及陶鲁笳、李敏和本人三人的“罪状”： “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

刘毅民在江青等被捕后，篡夺了所政治运动的领导权，目的很清楚，其一是要掩盖他涉及前面介绍的诬告彭德怀等的问题；其二是要把他们揭发张爱萍的问题，要做手脚。但是，在1976年上半年，某某某贴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揭发张爱萍这事，基本上如实向全所公开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因此要180度大转换，栽赃给我，难度很大。所以某某某主笔的：“恽仁祥同志是如何制造一桩耸人听闻的政治迫害案的！–关于张爱萍同志布置刘毅民同志找所谓中央领导同志材料问题”长篇文章，在刘毅民控制的“揭批‘四人帮’‘情况反快’第十三期”，成了发表某某某这篇文章的专刊，其内容就无法避开先前那张批张爱萍的大字报的一些事实。正是刘毅民篡夺政治运动领导权后，亲自把持的所“揭批‘四人帮’‘情况反映’第十三期”，已足以澄清张爱萍搜集黑材料的事实真相。其可信度无疑比我抄其它材料的高。我们所的“情况反映”，每期都上报科委，科委认为内容好，还摘报中央。以下内容全部选自“情况反映”第十三期，就不注释了。其中表有“注：”字样的，为本人解释，另外，标题为本人加的。

1)、张爱萍电话布置刘毅民搜集中央领导的材料

刘毅民：1975年9月18日下午三时前后，张爱萍在电话中对我说：“你们那里不是订有香港和国外报刊？据说你们那里的资料中，有我党中央领导人对外国记者谈话的报道和评论，你查一下，送到我这里来。我问属于哪方面的？他又说：就是我党中央领导同志与外国记者谈话的报导、评论，我们报纸上没有发表的，已发表过的不要，属这方面的材料都给我送来。最后还说：注意不要扩散”。

某某某：“刘毅民对我说：张主任要我们查一下国外报纸中有关我中央领导同志与外宾的谈话的报导。不是公开报导的内容，查了后送给他”、“ 并要我找几个文种的翻译来，他亲自布置。根据刘的指示，我先后通知了三处领导和办公窒教研组。到会的包括刘同我共八个人。刘毅民同志亲自给大家布置任务，讲的内容同跟我讲的差不多。由于讲的很简单，当时就有人提出任务不明确，有的提，象邓小平在宴会上的讲话要不要？刘说，公开宴会上讲话就不要了”、“关于这件事，张爱萍先有一个电话指示，后有一个书面批示。两次都没有讲明查什么人的材料”。

2)、他们搜集了黑材料的物证

“情况反映”第八页整页为电话记录全文，其中张爱萍亲笔批示用手写摸拟张的笔迹可乱真，这里只能改为打字，特此说明。现全文抄录如下：

刘毅民同志电话报告：

遵首长指示，找了纽约时报的几篇文章(目录附后)。这些文章内容是对我政策、领导人和领导人的变动。主席、总理对外宾谈话的评论、分析。以及访问中国随笔。其中有许多对我歪曲、污蔑的话。现只有七月卄日以前的报纸。七月卄日以后的未到。且星期日报纸我们没有订购。故现找到的不一定是所要查的内容，如以后查到再报。

1、《北京的哲学》五月卄日

2、《中国领导人逐渐采取向外看的政策》五日

3、《新中国》访问中国七月三日

4、《老兵在北京掌舵的不多了》四月九日

(张爱萍秘书)XXX 签字

21/9。

张爱萍亲笔批示：

刘并资料所诸同志：据说你们那里的资料中有我党中央某领导同志对外国记者个人谈话摘报。如无就算了。以后如有请(送)我，切勿他传。

这几篇(注：他用箭头括了目录中四篇文章)如已译岀请(送)我，未译出就算了。(注：他在纽约时报下面画了一杠，批道：是否还有其它报)。

张爱萍(签字)22/9

以下是“情况反映”对搜集到的材料及译成中文等情况：

刘毅民：1975年9月21日下午，向张爱萍的秘书汇报了四篇文章的来源和题目，及“主要内容是对我政策、领导人和领导人的变动。主席、总理对外宾谈话的评论、分析。以及访问中国随笔。其中有许多对我歪曲、污蔑的话。”对此张爱萍作了批示。

某某某：“有评论我四届人大的内容”、“有没有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谈话”、“有江青的一张像”、“一条矛头指向毛主席的反(动)标(语)……”、“一共查到了六篇文章”、“都摘译成了中文”(注：所谓摘译，就是反标没有直译，而是加了说明)、“对六篇文章的处理是有缺点的，…，不应该接收，不应该摘译，不应该向张爱萍报告”。

3)、刘毅民、某某某揭发张爱萍

某某某：“(1975年)12月17日，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听取了23、24、26号文件传达，……。我当时感到张爱萍调查的这件事也有问题，于是我当天下午核心小组会上，我准备揭发此事。然而当我刚要说这件事时，恽仁祥同志打断我(发言)，不让我继续说下去(注：他当即离开会场，回办公窒打电话给科委政治部揭发张爱萍)。第二天下午，我将刘毅同志(写)的揭发材料(包括电话记录)送给了科委领导”。

注：不久周总理逝世，好多工作停了一段时间。

4)、中央领导批示

注：可能由于周总理去世，科委过了一些时间把刘毅民、某某某揭发张爱萍的材料上报中央，中央领导作了批示：

建议：国防科委追查清楚

陈锡联(签字) 1966.3.8.

查清后报中央

华国锋(签字)

陶鲁笳同志：请按国锋同志批示办。组织清查核实清楚并向中央写一报告。

陈锡联(签字) 3.24.

注：以上均选自情报所“揭批‘四人帮’‘情况反快’第十三期”，

5)、科委给中央的调查报告

注：科委按上述中央领导批示，组织了调查组，进行了调查，并给中央写了调查报告。现将调查报告摘抄如下：

党中央：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们组织专人对张爱萍从外国报刊上搜集党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根据刘毅民(科委情报所政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某某某(注：原材料为真实姓名，参谋、核心组成员)等同志证明：1975年9月18日15时左右，张爱萍亲自打电话给刘毅民同志讲：“你们那里不是订有香港和国外报刊？据说你们那里的资料中，有我党中央领导人对外国记者谈话的报道和评论，你查一下，送到我这里来”。刘当时对其意图没有领会，反问张“属于哪方面的？”张又讲：“就是我党中央领导同志与外国记者谈话的报导、评论，我们报纸上没有发表的，已发表过的不要，属这方面的材料都给我送来”。最后还嘱咐刘说：“注意不要扩散”。刘毅民同志接电话后，背了该所党的核心小组，向有关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和日、英、德、法四种文种的15名翻译人员作了布置，其中六人进行了抵制，有九人按照张爱萍的要求进行了搜集。先后从1975年日文《外交时报》上搜集了一篇，从1975年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上搜集了七篇，江青同志照片一张。七篇英文材料中有两篇翻译人员当时未交出来。搜集提供出来的共六篇日、英文字材料的内容十分反动，对我党的方针、政策，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领导人的变动，有许多歪曲、诬蔑的报导，还有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极其恶毒的语言。9月21日下午，刘毅民同志将搜集的情况和从《纽约时报》上搜集到的四篇材料的题目、主要内容，打电话报告了张爱萍的秘书，请他转告张爱萍。张看了刘毅民同志报告的电话记录后，于9月22日批示：“刘并资料所诸同志：据说你们那里的资料中有我党中央某领导同志对外国记者个人谈话摘报。如无就算了。以后如有请送我，切勿他传“、“这几篇，如已译岀请(送)我，未译出，就算了。”刘毅民同志接此批示后，于9月23日又批给所有关同志阅，并要求“今后发现这类资料及时报来，以报张主任”。此后至10月24日张爱萍离京去二十一基地前这段时间，张爱萍对刘毅民同志还有什么布置？刘是否把搜集到的材料送给张看过？尚未完全弄清。

二、4月14日下午，常委派人将此问题和张见了面，……。

三、根据调查情况，经我们常委研究，一致认为，有充分人证、物证，张爱萍确实亲自布置从外刊上搜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此事己在情报所造成恶劣影响，……。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党委章)

1976年4月19日

附：1、张爱萍在刘毅民同志电话报告记录上的批示复印忡

2、刘毅民等六位同志的证明材料(摘要)

3、张爱萍交代材料

注：以上材料摘抄自科委调查组手抄件。

懂点常识的人都清楚，科委的调查报告，是针对揭发的人揭发的问题和线索进行调查而证明揭发人揭发的是或否，因此报告必须表明揭发人及其揭发的问题。所以调查报告证明了揭发人是刘毅民和某某某。何况，电话是打给刘毅民的，张爱萍的批示也是批给刘毅民的，也是刘毅民给张爱萍电话汇报的，这些内容谁能知道？而调查报告全内容，与本人和李敏同志不相干；更荒唐的是李敏同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张爱萍不仅栽赃、诬陷了陶鲁筋、李敏和本人，还迫害了科委受命于科委常委而进行调查的杨某某、髙某某两位同志。更卑鄙的是，刘毅民揭发了张爱萍，中央领导批示查清楚后；刘毅民几次到我家里，要求我召集党组会议，把他参与搜集中央领导黑材料问题解决一下。本人都以我无权召开这个会，你是组长又有解决问题的要求，应由你(刘毅民)自己召集，而于拒绝。如果我真召集了会议，后来他可能什么大帽子都可给我加，我只能说，这伙人太卑鄙了！那还有点做人的味道、就更不说是共产党员了！这伙人窃取了领导权，能不腐败吗！

以上证据，足以说明：“恽仁祥同李敏合谋，向毛主席写诬告信”、“恽仁祥与陶鲁笳、李敏合谋，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政治诬陷案”，纯属是张爱萍指使常勇、刘毅民等人蓄意制造的栽赃、诬陷、政治迫害案，确实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常勇、刘毅民等人都靠这种恶劣行为官升几级，常勇还升为科委政治部主任。

为进一步说明张爱萍们政治上的腐败，在此补充一案例：

就在刘毅民揭发张爱萍后，刘毅民发现了本所日文翻译XXX，工作中从日文刊物上看到一条对毛主席的不实报导(大意)：“说毛主席已去世了，现在中南海的不是…”。这位日文翻译下班回家后对家人讲了这一不实报导；其亲戚向刘毅民揭发了此事。刘毅民当即把XXX隔离审查，很快就查清了，刘毅民立即作出决定：“逮捕XXX法办的决定”；但不久毛主席去世，未逮捕他，不久XXX病故。(注：当时本人出差不在所里)。

这同刘毅民本人等搜集那么反动的材料，不仅无事、官升几级，还栽赃陷害了他人，这同他处理日文翻译XXX的问题一比较：所谓的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些什么货色？他们干的，同封建王朝、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区别吗？可笑的是，他们竟还有脸面攻击“毛主席独裁”、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造反派。在毛泽东时代、文革期间、造反派中，能找到如此荒唐无比的案例吗？

张爱萍们尽管使尽全力，遗憾的是，从被迫害的二十六人中，没有查出一个人给“四人帮”写了诬告信、“劝进信”、“效忠信”的；没有查出一个人同“四人帮”在组织上有联系的；更没有查出有一个人跟了“四人帮”干了坏事的；也没有查出一个人受贿或贪污一分钱的。自豪地讲，二十多位同志都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老中青中级以上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事实无情地证明，除张爱萍本人同王洪勾搭搞阴谋外，另外，鉄的罪证证明：真正参与给康生送了诬告信，诬告彭德怀等老干部是“苏修特务”，并私立专案迫害彭德怀等的是张爱萍的心腹刘毅民等人干的，国防科委迫害那么多老同志、把科委政治部打成“总政阎王殿黑分店”、踢开党委闹革命、搞喷气式或用箩筐把罗瑞卿抬出来批斗，都是被称为“林彪的亲密战友聂荣臻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某几个常委们领导了一些人干的，而都让张爱萍包庇了。

常勇到我所任工作组组长，一再在本人不在埸时非法抄家，而抄家不开收据；抄走了他能抄到的所有有关材料和私人财物，怀疑他是销毁罪证、私人财物窃为己有。坦言讲，他一进我们所，七机部领导同志就对我讲：“常勇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你要防着点”；还有同志对我讲：“文革初期，常勇在二十一基地任政委，想夺司令员的权，挑起了动用武器的武斗，科委处理不公，一人“五十大板”，司令员调沈阳军区当参谋长，常勇调七机部五院任政委”；还有一个同志找到我对我说：“我是七机部五院政治部的，你是恽仁祥吧？(我答是)。知道常勇到了你们所，你千万多加提防，夜间千万别出门，常勇什么卑鄙事都干得出来”，他一讲完转身就走。常勇在情报所，为运动事，拍了桌子同他干的决非个别；甚至他在科委某单位吹嘘在情报所的“战功”时，当场就有同志站出来指责他：“常勇，你把情报所搞成什么样啦？”搞得他下不了台。我衷心感谢那些不留姓名而冒险对我的忠告的同志。因此，常勇靠抄家那点“小手艺”，可能“收获不会理想”。但是，张爱萍、常勇、刘毅民等人对情报所的破坏，十分严重，损失巨大，而且无法挽回(内容略)，决非耸人听闻，而是有据可查！！！

1977年，在张爱萍们迫害我之初，中央军委办公厅主要领导同志告诫他们：“恽仁祥的问题中央知道，(毛)主席还有指示。这个人不能搞他，谁搞了要倒霉的”。

1980年万里同志这样说：“没有想到国防科委(注：原内容是国防科委张爱萍)把李敏搞成这个样子，把李敏同江青四人帮连到一起，根本不合逻辑，这是个天大的冤案。问题一定要解决。我的这些话是我们集体的意见(指中央领导集体意见)”；罗瑞卿同志出任军委秘书长后，得知我的情况，他非常气愤，并表示：‘“等我从国外治病回来，我亲自处理”(注：遗憾的是，他不幸在德国离开了人世)；黄克诚同志任军委纪委书记时，也非常关心我的事，并委托军委纪委副主任甘维汉同志和总政副主任朱云谦同志找我们的单位领导谈话，要求他们解决我的问题。黄克诚同志明确指示：“李敏没有什么问题，告诉单位领导，要让李敏上班工作(注：张爱萍收掉了李敏的出入证，不仅不让进办公室，连每月的粮票都不让去领)。恢复组织生活。如有什么问题，党委可同李敏当面谈嘛！”余秋里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也非常关心我，并指出：“看来一下子做不通单位的工作，是不是先调到总政来”(注：调总政后保护了起来才免遭张爱萍迫害)”。 (以上参见李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我的父亲毛泽东》第377至379页)。另外孔淑静著、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题写的书名《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一书中有同样的文字披露了这些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和指示。

但自称是“邓某的‘四条汉子’、‘四大金刚’”的张爱萍(参见《张爱萍在1975》第190、 269页)，无视中央的决定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再指示，专横跋扈，充当了名符其实的党霸、党阀。以至对本人的处理，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一人专政，本人所在党支部广大党员拒不参加讨论关于对本人处分的支部会议，支部大会没有开；用强权迫使所新的党委在常勇等人编造的处分材料上盖章，结果所党委把上述那份张爱萍的罪证(电话记录)主要内容，加进了常勇们编造对我的处分材料，就成了张爱萍的犯罪记录；科委常委讨论时，其他常委无一人发言，张爱萍一人说了算；甚至最后还指名要所党委书记去汇报“为什么对恽某某处理不下去？”这些可能是中共史上从未听说过的奇闻。请问这些人高喊“实事求是”、“拨乱返正”、“要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又是些什么？这就不得不提出质疑：究竟是党领导、还是“邓某的‘四条汉子’、‘四大金刚’”领导？让这伙人闹到了党无党纪、国无国法，还能不腐败嘛？！

仅就以上事实，以及本人已发表的“重温‘炮打司令部’” 一文，基本上说清了科委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激烈交锋的重要战场之一，斗争的交点是重点整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走资派、还是刘、邓按“二月提纲”迫害广大群众？其实质是坚持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刘、邓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场惊心动魄、长达十年之久的战斗，周总理站在毛主席一边，在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支持群众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予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派有力的回击。

再回顾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晚年，从林彪问题以后直到去世，一再忧虑：在他死后老帅们要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参见姚文元《回顾与反思》)。

毛主席病重时说：“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认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参见师东兵访华国锋谈话记录)。

重读毛主席这些讲话，他老家多么敏锐、高瞻远瞩！看得多么准确、深刻！

毛主席、周总理去世以后，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科研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遭到了暂时的挫折，成千上万的工人、知识分子、老中青干部、解放军指战员遭残酷迫害，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正是付出了如此沉重的贷价，必将推动后来人更加成熟、更加坚定而迎来无产阶级革命新高潮！

恽仁祥 2008年9月